文/王雙興
來源/《讀者》雜誌2021年18期
三姐妹和母親的合影
雙重喪失
為父親辦理後事時，亦鄰發現，母親的情緒像鐘擺一樣，變來變去。
那是2018年春天，父親走了，母親病了，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勻速行駛了幾十年的列車，突然脫軌、失控。
處理完父親的後事不久，3個女兒帶母親去了醫院，醫生遞過來的診斷書上寫著“中重度老年認知癥”，屬於阿爾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癡呆的混合型。
父親從這個世界消失，母親的記憶被一點一點抹除，兩個旋渦遇到一起，變成更大的旋渦，整個家被裹挾其中，亂了陣腳。
20世紀60年代，父母在部隊相愛、結婚、生子。
兩個人感情好得出名，一起看電影，一起做家務，一起跑步，一起騎自行車，直到頭發白了，還保留著甜蜜的情趣。
有段時間，父親看起了言情劇，遇上接吻的鏡頭，還去逗母親：“他們又抱到一起啃蘿蔔了，來，我們也啃一下。”母親就笑，翻一個嗔怪的白眼。
父親得了冠心病後，兩個人開始手握著手睡覺，這樣，如果父親不舒服，母親就能立刻察覺。
亦鄰回憶，舅舅去世時，父母還抱在一起哭，“約定以後兩個人一起走”。
沒人料到他們會突然被拽進疾病的深淵。
父親患上心衰，臥床直到離世；
而母親的情緒，在激動和漠然之間來回切換，有時候踉踉蹌蹌跑過去關心父親，但多數時候，是麻木的、不耐煩的。
2018年5月，在病床上處於昏睡狀態的父親突然清楚地喊出4個字：“準備出發！”過了一會兒，又喊了一句：“出發！”然後離開了人世，終年84歲。
母親的病情繼續不可逆地惡化，很多記憶被抹除，越來越像一個孩子。
“撿來”的小孩
父親下葬前一晚，三姐妹分別和他告別。
到亦鄰了，她發現自己很難和父親對話，腦袋一片空白，最後決定用自己擅長的方式，畫畫。
一家五口（亦 鄰繪）
亦鄰做了20多年插畫師，但畫自己的父母，此前從未被列上日程。
父親去世後，悲痛之外，亦鄰總覺得有些含混不清的情緒堆積在那兒，埋怨、自責，或者遺憾？
童年時代系在心裏的一個又一個疙瘩似乎沒有機會解開了，宣泄似的，她拿起了筆。
亦鄰的童年記憶大部分與鄉村有關。
當時，因為保姆離開，父母決定把一個孩子送到外婆家。
姐姐清雅不願意，還沒與家人分別就大哭，於是亦鄰成了被送走的那個。
月亮、蜻蜓、獨輪車，還有一眼看不到頭的田間小路。鄉村生活的快樂是真實的，但情感缺失也是真實的。
父母變得越來越陌生，有時候，亦鄰在外面玩，看到爸爸媽媽來了，撒腿就往回跑，鉆到牛棚裏躲起來。
那些舉動裏藏著小女孩的巨大心事：亦鄰想跟父母走，又怕他們不是來接自己的，更怕被接走幾天又要被送回來。
為了不被拒絕，幹脆裝作不期待。
五六歲時，亦鄰被接回父母身邊。
在外婆家時，她還是那個開心就笑、生氣就鬧、脾氣上來就滿地打滾的小獸，但回家後，因為擔心再被送走，她突然變得小心翼翼，不笑不鬧更不打滾，每天豎著耳朵聽爸媽聊天。
妹妹小菀出生後，亦鄰的失落感變得更強。
妹妹足夠可愛，會撒嬌，贏得了爸爸的偏愛。
妹妹學跳舞是被支持的，但亦鄰學畫畫卻被反對；
妹妹出門回來父親翹班也要去接，亦鄰曾淩晨三點一個人拖著行李回家。
很多年之後姐妹倆聊起父親，同時驚嘆道：“我們說的爸爸是同一個人嗎？”
那時候，亦鄰總聽周圍人說：“你是撿來的，爸爸媽媽都不喜歡你。”
叔叔們抱著胳膊，蹺著二郎腿，把調侃和挑釁一個女孩作為茶余飯後的消遣。
亦鄰氣不過，歪著腦袋懟回去：“爸爸媽媽不喜歡我，我還有外公外婆。”
看熱鬧的人不盡興，繼續說：“你外公外婆也不喜歡你，不然怎麼會把你送回來。”
亦鄰站在人群中間，用力想辦法抵擋這些中傷，最後裝出惡狠狠的樣子，說：“都不喜歡我算了，我自己喜歡自己！”
沒想到，爸爸在一旁聽到這句話很高興，說亦鄰“有誌氣”——這是她在成長中得到的為數不多的認可。
裝出來的盔甲被當成真的堅強，亦鄰只能把眼淚憋回去。以至在後來的歲月裏，亦鄰花了很長時間、很大精力，想要確認和證明自己是被愛著的。
後來，三姐妹陸續長大、離家，童年的傷沒機會治愈，被擱置在那裏。
姐姐清雅在外工作幾年後回了故鄉，亦鄰去了廣東，妹妹小菀去了北京，天各一方。
幾十年裏，亦鄰和父母相處的最長時間是一個多月——她把父母接到廣東的家裏住過一次，其他時間，她只在春節回家。
再後來，一家人重新聚到一起，是在父親的靈堂。
和解
在和母親一起畫畫的過程中，亦鄰聊起了小時候的自己，那個在長輩眼裏淘氣、像男孩子，但又藏起敏感和脆弱的女孩。
母親說，懷亦鄰的時候，人們根據母親的肚子大小、形狀，走路姿勢等跡象，推測會是男孩。
聽到這些，亦鄰幾十年的困惑才有了解答——當一個女孩呱呱墜地，父母心中的期待多少有些落空，於是有意無意在她身上強化對男孩的想象。
他們希望她堅強、堅硬，能扛事，也覺得她足夠強大，不需要給予太多關註。
童年的境遇，讓亦鄰和妹妹有了完全不同的性格。
小菀是現代舞者，她教舞蹈的機構裏，有一部分學生是特殊兒童。
排練舞蹈時，她能敏銳地發現某個小朋友情緒的異常，她提起最多的兩個詞是“尊重”和“接納”。大概，因為被愛，所以愛別人顯得容易。
2021年4月，三姐妹回故鄉給父親掃墓。
當姐姐清雅和妹妹小菀分別和父親述說完想念以及近況，亦鄰仍遲遲說不出話，後來直接跪在那裏，大哭——從小到大，亦鄰都是家人眼中最堅硬的那個，看電視劇時，小菀已經“天崩地裂”了，亦鄰也“絕對不會落淚”；
但在父親去世後，兩代人之間的縫隙，慢慢被眼淚灌滿了。
被困住的父母
在亦鄰的漫畫裏，父親永遠高大魁梧、腰桿筆直。
他是抗美援朝老兵，一輩子堅強、剛硬，很少生病，走起路來也風風火火，他最討厭一個人“黴起黴起（沒精打采）”的樣子。
但到暮年，他的腰再也沒直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身體疼痛、睡臥不安，父親只得整宿坐在輪椅上，不停看時間。
回到病床，因為腰痛，總想不停地躺下、坐起，調整姿勢。
最後一段時間，他連“坐”這項最基本的技能都無法獨立完成，需要女兒把他推起，並在背後用肩膀抵著，才能勉強坐一會兒。
生病住院時，父親抵觸一切象征身體機能喪失的事物，拒絕請護工，拒絕用輪椅，拒絕女兒幫他擦洗身體，更拒絕她們幫他接尿。
在亦鄰的印象裏，父親講起自己在部隊的事情，女兒們問，如果上戰場你怕嗎？他挺著腰板說，不怕。當時，他做好了為國犧牲的準備；
但幾十年後，面對正常的衰老和死亡時，他是無助的。
衝擊之下，關於“意義”的命題第一次出現在亦鄰近50年的生命體驗中：如果生命衰弱到無法控制，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同一時間，父親被心衰損害了軀殼，被困在空間裏；母親被阿爾茨海默病損害了記憶，被困在時間裏。但不管意識是否清醒，尊嚴都被疾病消耗殆盡。
有一次，亦鄰和一個年輕朋友聊起阿爾茨海默病，聊到動情處，朋友突然感慨道：
“一個人真的就像一棵樹一樣，我們在年輕時會有很多的妄想、妄念，覺得我努力增加很多的樹葉，做到了這個，做到了那個。但實際上，‘你是誰’這件事情不過是一大堆的記憶，時間長了，樹葉會不斷地掉落，會留下一些，扔掉一些，美化一些，隱藏一些……感覺挺虛無、挺脆弱的。”
“意義”兩個字又一次出現在亦鄰腦袋裏：如果有一天，生命變得無知、無覺、無痛、無懼，活著的意義又是什麼？
出口
父親去世後，三姐妹共同在家生活了一段時間。
妹妹在北京有自己的舞蹈教學機構，需要回去上課；姐姐長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照顧起來順理成章。
最焦慮的是亦鄰。
她做插畫師，時間相對自由，但和上一代人不同，“盡孝”“養老送終”“天經地義”這些傳統理念被更獨立的自我意識取代，“責任”不再能將她和父母捆綁在一起。
心理學者陸曉婭的母親也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陸曉婭說起過同樣的困擾：“我不是聖人，我受不了這種沒事找事、假裝耐心、雞同鴨講、沒完沒了的陪伴。我想閱讀，我想寫作，我想備課，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為什麼我要為一個精神上已經荒蕪的人犧牲我的創造力？”
但在“個人”和“責任”之間，還橫亙著“情感”兩個字，讓亦鄰不可避免地搖擺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亦鄰做旅行繪畫，但母親生病後，因為心理負擔，她再也沒有出去旅行過，只能讓自己尷尬地夾在急躁和愧疚之中。
原本以為，離家幾十年，已經割斷了自己和父母的聯結，但在陪伴父母的這段時間裏，亦鄰又重新把親情置於生活的重要位置。
有段時間，母親變得非常沈默，女兒們絞盡腦汁和她聊天，也只能換來點頭和搖頭，但唯有一個問題，任何時候問起，都能換來母親認真的回答。
“你這輩子最自豪的事情是什麼？”“就是生噠（了）你們3個女兒！”
有些時刻，亦鄰會突然覺得，自己就像現在的母親，穿著紅舞鞋一直走一直走，停不下來。
但疾病作為生命的一部分，更像一道縫隙，讓人停下來，透過它，看到衰老與死亡，進而看到生命本身。
亦鄰想起，小時候，一家人有晚飯後散步的習慣，等天幕一點點變黑，他們就停下，轉身，順著原路回家。
那些不斷跳出來的“意義”命題，也漸漸在“原路返回”的過程中有了答案。
小菀說：“對意義和價值的思考是沒有結果的，它在不斷地升華，會滲透在你怎麼對待家人、怎麼對待生命的態度之中，要不斷去探索，走到這一步才知道會遇到什麼，還有什麼東西在前面等著你。也因為沒有標準答案，所以過程是美妙的。”
亦鄰有同樣的感慨：“思考意義的過程，就是意義本身。”
亦鄰在日記裏寫道：“所有的美好都退到記憶的背後，迎面而來的是責任帶來的沈重，看來中年確實是接受歲月摔打的階段，而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和大家一起將過去的一切都推到臺前來，這樣至少可以讓我們多一點抗摔打能力。”
看月亮（亦 鄰繪）
風雨還在繼續。亦鄰把那些脫落的樹葉撿起來，做成標本。
其中一片，被夾在她為父母畫的書的第313頁：那天，亦鄰和姐姐、母親站在陽臺上看月亮，母親突然指著夜空，一個字一個字地蹦出些瑣碎的句子，連綴在一起，像一首詩：
看，月亮出來大半個了。那邊天上還有星星在閃。如果到外面去看，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你看對面的房子，一層一層。每一層都有光。
作者：王雙興，來源：《讀者》雜誌2021年第18期，原標題《當父母的“樹葉”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