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釋之
香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11月1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hotline方式不經投票一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眾議院無需花時間協調整合，隨即迅速通過參議院版本，直接送總統特朗普簽署。如果特朗普“口袋擱置”，十天後法案自動生效；而如果特朗普否決法案，則國會再以三分之二多數否決總統的否決，基本沒什麼難度。
11月23日，麥凱恩公共服務領袖獎頒給“香港人”，表揚港人“捍衛權利及爭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和香港“民陣”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領，後者發言稱“香港現時面對黑社會、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國際社會能夠繼續關註及支持香港”。
盧比奧（右）接受CNBC采訪時竟稱，“中國需要停止幹涉美國內政，因為我們對待香港的方式是一種內政”。
目前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橫行困擾，大肆縱火破壞後困守香港理工大學內的暴力分子仍有幾十人不肯自動出來投案，地鐵站等公共設施還在不時遭受破壞，道路交通隨時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舊不時遍地磚頭等障礙物。幾成煉獄的香港中文大學還只是剛剛得以基本清理環境，理工大學則仍然被暴力分子盤踞中，遍地狼藉，發出惡臭，重建不知何時，耗資更無法估算。美國在這樣的當口，又是通過香港問題法案，又是給“香港人”頒獎，說美方不是幕後黑手，或說美方不是火上澆油，簡直是對不起美國的“努力”。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警方最初包圍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內的理工大學時，被包圍者中有人在網上平臺“連登”向英國駐港總領事館亮出自己的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身份並求救，收到的回應是讓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關法律辦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國呼救，在網上呼籲美國派遣特種部隊前來營救。因身體不適而終於從理工大學撤離的一名“廚師”，走出校門時身體虛弱需人攙扶，卻還手持一面美國國旗。美國會通過法案後，香港“網民”發起活動，一些父母帶同孩子，由西區中山紀念公園徒步跑往灣仔金紫荊廣場，參加者排列成SOS形狀，聲稱向國際求援。
回歸22年後，在中國的國土上，這些香港人如此公然認美國為父，動輒祈求國際幹預，絲毫無中國人的民族自尊，關鍵時候就連香港近年興起，並不斷被加強的所謂“本土意識”、“身份認同”也都棄之不顧了，洋奴嘴臉和行徑暴露無遺。世界上不管幸災樂禍的，還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問為什麼：為什麼是這樣？對中國而言，這樣的香港還有救嗎？香港的出路在哪裏？
暴徒打砸香港美心集團旗下商店 圖片來自港媒
作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已暴露的問題非常嚴重，目前為止，基本上看不到有效的解決辦法。香港的伍淑清女士說，只能放棄香港這一、兩代人，她的表態招來黑衣暴徒對其父所創美心集團旗下所有店鋪的瘋狂打砸，但其實她說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認識和感受。當然，不管問題有多復雜、多艱難，完全放棄是不可能的。而要著手解決，首先必須拋棄過去一些思維套路和官樣文章，實事求是分析香港問題。其次，設想繼續沿用回歸以來所奉行的所有對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變，是行不通的，不管中央政府還是香港政府，都必須在直面問題的基礎上，以堅定的意誌和巨大的改革勇氣，遇水搭橋，逢山開路，否則，香港只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障礙和包袱。
對香港現狀的分析判斷，已經不容再用以往常見的肯定大局、指出微觀不足的套路了。
在如何落實一國兩制中“一國”這個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層問題。這些深層問題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變”的承諾和願望，與香港不斷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政治現實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過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整套香港管治經驗的總結，鑒於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在英國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稱最為成功的管治範例，因此中方自然願意吸納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經驗。加上為了收回這顆“東方之珠”時仍能保持其繁榮穩定，所以對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維持不變的原則。一部《基本法》，客觀地說，制定的基本目的就是將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國最高立法機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以此確保“不變”。
但經驗老到的英國人，一邊向中方推薦各種應維持不變的管治經驗，一方面在港開啟了政治和社會的各種變革，這一導致矛盾產生的做法，在英國政客彭定康來港充當末代港督時更加大力度，因而導致後過渡期中英之間不斷出現矛盾和衝突。
《基本法》頒布後至回歸前，正是香港社會政治發生巨變的時期。也就是說，《基本法》的立意是讓香港繼續維持一個在世人眼中、當然也是在中國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會，而現實卻從《基本法》誕生之時起，就註定了一切都將改變。這個理想與現實脫節的現象，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已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難以擺脫，而且還在繼續擴大。
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導”原則。該原則是港英當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條重要管治經驗。港英時期，行政、立法局成員都由港督委任，港督不僅能控制行政、立法機關，就連司法也可說是在港督掌控下，因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倫敦來的首席大法官與港督在思維、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導也確實是港英政府長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則。這一原則給中方官員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僅是《基本法》起草時，直到今天，涉港事務官員仍然時常宣之於口。
但口頭宣示不等於現實。行政主導原則因港英在回歸前引入選舉，實際上已變得不可能。這是中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意識不足、也難以防範的。加之，《基本法》全文並無“行政主導”四字，一位當時參與回歸事務的中方主要官員曾解釋說，《基本法》雖沒有明確寫下行政主導，但該原則是通過諸如《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等條文具體體現的。
第七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在當年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和中方官員的眼中，如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會議員可提議案的範圍，就體現了行政主導。然而，回歸後的實踐證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既形成了三權分立的現實，具體行使權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難以確立行政的主導地位。相反，隨著立法機關挾選舉獲得的民意而變得強勢，《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會議員提案權的有關規定，逐漸成了被詬病的對象。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舉行會議 圖片來自中國人大網
“三權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眾所周知，鄧小平是“一國兩制”的創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時期中國中央政府的實際決策拍板者。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
鄧小平的這個意見，可以說為《基本法》起草設立了一個指導原則。香港不搞三權分立，《基本法》確立的體制並非三權分立，這樣的說法，在起草委員會會議紀要，以及內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蕭蔚雲教授有關《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權分立的原則並沒有白紙黑字確認下來，《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等分節的具體內容，使任何強調香港三權分立的人理直氣壯，時至今日，似乎連中央官員都不再提香港並非實行三權分立了。
另一導致深層問題的矛盾源自不變的承諾與管治力量的不濟之間的分裂。
特區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統治時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體系，而這一套體系和運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統治者為主體，在既適應其統治，又能維護其利益的原則下建立的。管治隊伍雖在回歸前匆忙實行了本地化，但回歸後接過整套體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卻並不是原殖民者本身。這些所謂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認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港英時期卻畢竟從來不是“操盤手”，心態上也以對殖民統治者仰慕為主，鮮有具大膽決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經驗和成效與港英統治時比有明顯落差，加上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願望維持的不變，最終形成了一個典型的錯配。越維持不變，錯誤和荒謬越多。
在各種導致深層問題的矛盾中，許多人諱疾忌醫，或不便明言，但實際上卻是非常根本的一點是，要實現真正的回歸，落實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則，需要有一支從民族感情、國族認同上傾向於國家的管治隊伍，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
而如今各方面香港事務的管理者，愛香港的人固然多，但愛祖國，甚至更低標準一點，認中國為祖國的人太少。這裏所指的香港事務管理者，應該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體制中所有成員，即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及地區組織中成員和所有公務員。回歸22年，這方面的情況比回歸前並沒有多少實質的改變，如果拿港英時期所有同類成員對英國的感情和忠誠相比，就更是讓人嘆息。其他的問題，如青少年教育問題，社會上“反中抗中”之風長盛不衰的問題，經濟發展缺乏新方向等等深刻影響香港社會的現實問題，雖各有具個性的原因，但具共性的是，都與特區政府的作為（包含不作為）和管治有關。
至於香港社會，由於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如反對派從不停息的反中央政府、反特區政府的各種操作，意識形態分歧對社會、政治、文化的輻射，特區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勢力對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幹預和滲透，香港經濟缺乏新動力和新起點，傳媒的偏頗輿論引導，教育政策的失敗，社會成員的貧富兩極分化，土地和房屋的嚴重短缺等等，都是影響香港社會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內部因素導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個難解的現象是，中國內地對香港社會困境的分析，大多從務實甚至同情的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狹小、居住環境差，貧富極端懸殊，社會資源過於壟斷，年輕人向上流動的階梯和機會少等等，往往比較客觀，但香港本地的不滿與訴求，卻基本上是政治的，爭普選成了港人最大的訴求，為民生問題上街示威遊行的，相對而言，規模和次數小和少得不成比例。
舉著美國國旗的香港示威者 圖片來自大公網
港人一個重要社會心理原因，或許可以歸結為難以言說的“戀殖”（即留戀港英殖民時期）情結。香港現在的本土意識，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戀殖”情結的產物。
不少關於港英統治時期香港的論述，都會套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之說。這是一個對港英治下的香港很簡煉的描述，不僅對遠涉重洋而來的英國殖民統治者如此，對大多數因戰亂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原因移居此地的人來說，同樣如此。
借來的時空的不確定性，使得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沒有過多的要求，也沒有終極使命感，二者之間的關系因始終並不緊密，而與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層克制與客氣。這種基本的人性反應，給港英政府的統治帶來不小的便利，也讓社會傾向於表面的祥和安穩。當時的港人也因此而不可能有什麼“本土意識”，更沒有現在高揚的所謂“身份認同”。
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期，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後的歲月，港人不僅沒有了被外族統治的屈辱感，反而因香港的繁榮富庶（這原本與內地因素密不可分，但卻是另外一個本文難以裝下的大題目）以及與國際的聯系，而為所具有的國際身份倍感自豪。“國際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驕傲的自詡特征，另一特征是內地民眾感受較深的崇洋，港英時期則表現為港人對港英統治者的尊崇。到回歸時刻來臨，對部分港人而言，從前原本與殖民統治者並不太緊密的關系，卻因英國人即將離香港而去，變得讓他們無比懷念。
在上述基本社會心理下，港人對要接受在他們心目中與“國際化相反”的內地的一切，是不情願的，但因為至少輿論上和觀念上有民族大義的約束，這種不情願，要麼不便公開表露，要麼就是以與內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訴求變相表達。
不甘心回歸“一國”的部分港人，對“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產生的特首，也是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對董建華、梁振英自然是必欲辱之而後快，對曾蔭權、林鄭月娥這樣身上仍披有一定港英“余暉”的公務員精英，只要其管治的路徑是朝“一國”回歸，遭遇就不會有什麼分別。
香港要求雙普選，而且試圖衝破西方選舉中也不可能沒有的提名機制，並非他們相信普選就能選出最有利香港發展的人，而是他們希望選出最能抗拒內地，以至能帶領香港投入英美國家懷抱的人。“港人治港”並不能真正讓他們滿意，而“高度自治”卻是他們達成目標的最佳借口。
始於今年6月、持續近半年的這次修例風波，舉世矚目，所暴露的問題之深、之嚴重，尤其是社會大多數成員對中國內地和中央政府的離心力之大而強，讓內地十四億同胞中的絕大多數人震驚和氣憤。這次修例風波持續發酵的過程中，原本還有幾分難以言說，或者說過去難以啟齒的“戀殖”情結，終於堂而皇之宣泄出來了。打英國旗、港英旗和龍獅旗（張揚香港獨立的旗幟）者有之，打美國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歐盟旗，總之，這幫人只要不是五星紅旗就行。“去中國化”的表現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再檢視香港近年日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看似是文化現象，其實是政治化的。意識不到這一點，對香港社會情況的嚴峻性就難以有足夠的認識。
近幾個月來針對內地人的暴力行為和黑色恐怖，顯示香港社會所謂本土意識和身份認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產生了質的變化。香港一些仍在聲稱“違法達義”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踐踏他人的民主權、財產權以至生命權，反證把民主、自由和建設公民社會掛在嘴邊的人，最大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會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與中國內地區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認同”，近年實際上已形成了一種“身份認同政治”，“我地（即我們）香港人”成為一種看似文化的、實則政治的表達。正如一些論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極端是不包容，甚至可到種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會部分人目前就是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在一國之內，一個哪怕是實行高度自治的地區，形成這樣的社會土壤，出現如此近乎極端的社會氛圍，實現“雙普選”的要求，註定了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和衝突：部分港人就是為了要“去中國化”，或脫離中央政府控制，力圖通過實現普選選出敢於與中央政府對抗的行政長官和反對派占主導的立法會，與中國內地相區隔；中央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全和發展利益，至少在現階段，很難開放將很有可能導致危害國家統一、安全和發展整體利益的雙普選；部分港人越達不到目的，就越將“雙普選”置於其他一切訴求之上。
近月來以步步升級的暴力為害香港的人，提出“攬炒”的口號，普通話的意思可以說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內部很多人都難以當真，因為香港一向是一個經濟城市，港人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是“唔好阻人發達（即不要妨礙人賺錢發財）”，認為高叫“攬炒”，不過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暴力示威者意氣用事罷了。內地不少民眾更是對“攬炒”豪言嗤之以鼻：如今香港經濟面本來就已窄小，把香港經濟搞死了喝西北風嗎？到暴力橫行曠日持久，沒有因對經濟和生活造成的影響有所收斂，且各種數據實證了香港經濟已整體下行，旅遊、零售、酒店、餐飲等服務行業已嚴重衰退，不僅暴力破壞者本身沒有收手的意思，連那些支持他們的“高端人士”也堅持不與他們割席，完全無視經濟嚴重受損的後果。如此違背常理的現象，看來必須打破以往的思維和認識，來思考和面對再一次巨變的香港。
這次風波中，反政府人士將國際因素放在了高於一切的位置，結合幾個月來歷次遊行隊伍中打各種西方國家國旗的現象，可以說，香港的經濟發展，確實已不是這些人所關心的事。有人說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識形態戰線的前鋒”，也有香港學者和所謂“青年導師”不斷論述香港這場運動的“國際意義”，甚至從不同角度將香港與歷史上在血與火中尋求獨立的北愛爾蘭的情況相比，並親身為香港的示威網絡爭取國際聯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則分赴美國、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更有黃之鋒這樣的“藝高膽大”之徒，向美國國會和政客遞交香港選舉主任名單、要求美國國會和政府制裁中國和香港政府。
西方國家自然也給足了這些人心理與實際支持，受寵者們曬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與他們合影時都笑得燦爛。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經真的不在乎香港經濟了，他們已誌在把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而至少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勢力給予他們的物質和經濟支撐，讓他們有不在乎香港經濟的足夠本錢，他們因此也不虞未來。
鄧小平早就預言，香港回歸後，可能會有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這句話正在被應驗。香港抗拒內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當他們自詡的全球先鋒，能否真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對內地的堅實基地，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但其誌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視或認識不到這點，就難以對癥下藥。
當香港反對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變成對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們又擁有對抗中國的國際力量的實際支持時，中央政府已不宜仍舊只以經濟上對港的各種支持和惠港政策來化解矛盾了。
香港的亂局目前已成內地民眾的反面教材，這個有積極的一面。但也不能假設香港的動亂對內地毫無負面影響，或是沒什麼大不了。一條河流旁邊存在那麼一泓井水，長期滲透的作用不能無視。何況香港過去作為中西橋梁，這個作用如果轉化為國際勢力以此為基地，專事針對和幹預內地，就不得不防。以目前美國愈益明顯把香港當成為中國制造麻煩的基地，而如果中央的對港政策還是一仍其舊的話，這個“基地”有進一步的可塑性，對中國的影響是大是小難以預測。要重建各項秩序，讓香港重新上路，只對原有管治體系和運作小修小補，恐怕無濟於事。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