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最有才華的幾個女作家，沒有一個不是衝天的才氣伴隨著滿天的緋聞。
“文學洛神”蕭紅，以文學的抽象踐行著感情的浪漫，拋夫棄子，與蕭軍私奔，與蕭軍結婚後又與端木蕻良三人合住，再嫁端木，後因病且遭誤診，留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的遺憾，飄然而逝，堪稱驚天動地。
蕭紅與蕭軍
“民國世界裏的臨水照花人”張愛玲，在日本即將投降之際，桃李年華的她與年近不惑的汪偽高官胡蘭成“低到了塵埃裏”，演繹了一段傳奇之戀，但最終還是讓張愛玲氣不忿，半個世紀之後，張愛玲在《小團圓》裏還是將胡惡心了一番，不過值得玩味的是，直到死，張愛玲也沒將它出版。
與蕭紅、張愛玲相比，丁玲年輕時的才華絲毫也不會遜色，而感情上更是後來居上，足以堪稱驚濤駭浪。
有些人因為丁玲與沈從文過從甚密，常常誤以為她也是鳳凰人，其實不是，他們不過是湖南老鄉而已，沈從文是湘西鳳凰縣人，而丁玲是常德臨澧縣（原稱安福縣）人，後來搬到了常德縣城，在地理上來說，中間隔了個張家界，距離近400公裏路程。不過，丁玲在文學的道路上受到過沈從文很大的影響和幫助，這倒不假。
丁玲
其實二人開始並不熟，也無交集。大約是1924年，20歲的丁玲從上海來到北京求學，當時沈從文也在北漂，同時還有那個沈從文稱為“海軍學生”21歲的胡也頻，胡也頻當時在《京報》副刊做兼職編輯，與沈從文有些熟識，當他認識了丁玲後，因為沈從文同丁玲都是湖南人的緣故，再加上胡也頻在追求丁玲，想拉個近乎，便在剛剛認識丁玲不到一周的時候，就邀請丁玲雲看望沈從文。沈從文在《記丁玲》中說：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胡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青女人。”
她，就是丁玲。
三個人都熱愛文學，都在北漂，且都還沒有成名，故相見隨便，又因為是老鄉，沈從文對丁玲印象好上而加了幾分親切，用沈從文的話說是：
“兩個年輕人皆因過於年青，為同一的‘懷鄉病’原因，把我們友誼弄密切了。”
從此，不單沈從文和丁玲，還加上胡也頻，三人幾乎成了誌同道合的朋友。
在北京，丁玲雖然有同學，有胡也頻的追求和老鄉沈從文的友誼，但家庭的一些變故，尤其是弟弟的夭折，讓她痛苦不堪。有一次，胡也頻送了她一大把黃色玫瑰花，並在花上留下一張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但沒想到這次送花讓丁玲不知所措，局促不安中，她不辭而別，逃回了常德老家。鐵了心的胡也頻得知後，拋下工作追到了常德，丁玲十分感動，遂毫不猶豫的隨胡也頻回到了北京。
沈從文
沈從文在分析這段感情波折時，曾經說了一段丁玲後來耿耿於懷以至怒斥的話語：
“她離開北京城時，同那位海軍學生（胡也頻）有了些什麼理解，我可不大明白……那時節的女孩子感傷氣氛極重，大約因為幾年來在外邊飄飄蕩蕩，人事經驗多了一些，少年銳氣受了些折磨，加之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無希望可言，便想起母親，想起死亡的弟弟，想起不可再得的朋友，一切回憶圍困了她，使她性格也受了影響，並且實際上，則另外一件事必更有關系，便是她的年歲已經需要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了。”
幾乎是沈從文分析的這個一語中的的“原因”，1925年，丁玲與胡也頻結成了夫妻。二人搬到了北京香山碧雲寺下，過上了牛郎織女一樣自己滿足得不行又讓人羨慕的生活，沈從文說：
“丁玲女士第一次離開北京時當在春天，第二次再來北京為我所見到時，卻是那一年的秋天了。中秋那天我在他們香山小屋裏看到她時，臉上還有新婦靦腆的光輝。”
丁玲和胡也頻帶了很多書到山上的小屋，如《鄭扳橋集》《倪雲林詩》《玉臺新詠》《花間集》等，還有“半書架翻譯小說”，以及英文原版小說小仲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胡也頻當時只夢想著做中國的雪萊，而丁玲則開始寫小說和翻譯英文小說。
胡也頻
從三人相識到結婚的那段時光裏，不僅丁玲與胡也頻夫妻幸福得湖上的鴛鴦一樣，就是沈從文，也為這個老鄉的得到了自己的幸福而開心著，三人中，沈從文似兄長，如媒人，沈從文曾同胡也頻、丁玲一起租住沙灘附近的漢園公寓，是他們從戀人到夫妻過程中信賴如家人一樣的可靠者、親近者，可靠親近到什麼程度？李輝英在《記沈從文》中記載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的關系時說：
“他們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別。他們可以共飲一碗豆汁，嚼上幾套燒餅、果子，而打發了一頓餐食。有了錢，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沒有錢，躲在屋中聊閑天，擺布了歲月；興致來時，逛北海，遊遊中山公園。又三個人同趨同步，形影不離。”
而就在兩個人幸福得鴛鴦胡蝶一樣、三個人快樂得蜜蜂一般的時候，另一個人卻悄然闖進了丁玲的心裏，這個人就是“湖畔”詩人馮雪峰。馮雪峰遠沒有胡也頻帥氣，但馮雪峰的氣質與學識，深深地吸引著丁玲，如果說胡也頻讓丁玲嘗到了被愛的幸福，而馮雪峰則讓丁玲感到了愛人的痛苦。但矛盾卻十分交織，一方面丁玲放不下丈夫胡也頻，另一方面又希望親近馮雪峰。
當已經深陷感情漩渦的馮雪峰想逃離，並離京赴滬後，丁玲隨即追到了上海，胡也頻也跟著到了上海，左右為難之際，丁玲提出三人一起生活，胡也頻和馮雪峰竟然答應了，三人一起趕到杭州，過上了一段“浪漫”的愛情婚姻生活，最後，胡也頻到底受不了，起先掙脫，跑到已經到上海工作的沈從文處哭訴，在沈從文的勸說下，胡也頻再到杭州，終於挽回了丁玲的愛情和婚姻。
“湖畔”詩人馮雪峰
丁玲後來在談到這段奇怪的關系時曾說：
“這在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局面，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外那個人，但我和也頻也同居了許多時候，我們彼此有一種堅固的感情聯系。如果我離開他，他會自殺的。”
又說：
“所以我決定使他（馮雪峰）非常悲哀，所以我終於不得不拒絕和他見面，把關系完全切斷。我仍然和以前一樣愛他，但把這個對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
多年以後，丁玲仍堅定地說：
“我最紀念的是也頻，最懷念的是雪峰。”
1928年，丁玲因發表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而一炮走紅，從此她成為了新文學隊伍中的一位健將。
1929年，復合的丁玲、胡也頻在上海同沈從文合辦了《紅黑》和《人間》雜誌。
1931年，胡也頻被捕。在這關鍵時刻，沈從文責無旁貸，以一介書生之身聯系當時在社會上頗有聲望的胡適和蔡元培，請求他們幫忙營救胡也頻，還到南京想方設法請有關政要幫忙，沈從文甚至為了營救胡也頻，還因錯過了武漢大學報到的時間而失去了到武大任教的機會。雖然蔡元培在沈從文的請求下，確實寫了一封信讓沈從文帶給當時的上海市長，但沒有效果，胡也頻最終與殷夫、柔石、馮鏗、李偉森等四人一起被殺害於上海龍華，是為“左聯五烈士”。
戀愛中的人
胡也頻去世之後，沈從文成了丁玲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丁玲沒錢租房子，沈從文便讓丁玲搬來同自己的妹妹住一起。丁玲因為孩子的拖累，不能寫作，打算將孩子送到母親那，又是沈從文送她回常德老家。
1933年，丁玲被捕。時在青島且與張兆和且已經定下了婚期的沈從文得知消息後，焦急地寫下文章聲援丁玲，沈從文一直做一個純作家，輕易不介入文壇是非，更遑論政治，但在丁玲的事上，他卻一改常態，他在《丁玲女士被捕》中針對丁玲被捕一事強忍憤怒仍忍不住說：
“上海地方綁票案件極多，想不到還有政治綁票！”
沈從文又與蔡元培、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聯名致電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後來還從青島親赴丁玲在南京的拘禁地，看望丁玲。
丁玲被秘密拘禁了3年，後來沈從文誤聽到丁玲遇害的消息，悲憤的他寫下了十多萬字的長篇散文《記丁玲》《記丁玲續集》，發表於報端刊物，對當局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可以說，對丁玲一家，沈從文傾註了一個比親人更親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記丁玲》中用大量樸素細膩的文字，寫下了與丁玲、胡也頻之間的真摯友誼，表達了對丁玲深厚的感情。然而，讓人意外的是，沈從文的滿腔熱情，在丁玲那邊得到的卻是非常冷淡的表示，甚至到後來有過對沈從文激烈的斥責。
晚年丁玲
丁玲沈從文相識於1924年，56年後的1980年，丁玲在《詩刊》上發表紀念胡也頻的《也頻與革命》文章中，怒斥沈從文40多年前創作的《記丁玲》，稱此書：
“原來這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
又說：
“類似這樣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而且顯示了作者十分自得於自己對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甚至還說：
“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是無法理解他的。這種人的面孔，內心，我們在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中見過不少，是不足為奇的。”
對此，剛剛從噩夢中蘇醒過來的沈從文並未作正面回應，不過，沈從文卻在給好朋友徐遲的信中談到此事說：
“《詩刊》三月份上中國‘最偉大女作家’罵我的文章，不僅出人意外，也為我料想不到。真像過去魯迅所說：‘冷不防從背後殺來一刀’，狠得可怕！”
“意外”自然是他感到與自己對她曾經的付出太不對待，而“狠得可怕”則是對於剛剛蘇醒過來的噩夢的再次驚悸，驚濤駭浪中裹挾和扭曲的人心，常常深不見底，讓人不敢直視。
晚年沈從文
現在要分析當年丁玲和沈從文之間的恩怨情仇的原因，似乎有些多余，也很難找到真相，有人說沈從文和丁玲之間有過情愫，也有人說是因為一些歷史問題讓丁玲自覺與沈從文劃清界線，但這樣說難免太武斷草率，從烽火歲月走過來的他們，其內心的厚度，和深藏的思緒，絕不是我們能夠洞悉通透的。在很多時候，他們都曾經將自己的青春和奮鬥，與中國夢、民族夢捆綁在一起，特殊時期又都是受到過打擊和折磨的，至少是曾經邊緣化過的。
1986年，丁玲去世。1988年，沈從文去世。這兩個曾經同蓋過一床被子的好朋友，在噩夢結束後本來可以“夕陽無限好，都付笑談中”的，卻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卻老死不相往來，讓人嘆息。誰是誰非，無人可知，我們知道的是，丁玲並非“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而沈從文幾十年前寫的那些小說散文，差點讓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倘若不涉臧否的話，這倒是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