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7日，湖北監利，孫海洋帶失散14年兒子回湖北老家與親人團聚。(紅星新聞 繆睿哲/攝）
2021年12月7日下午，湖北監利家鄉的村口，孫海洋護著孫卓從車上下來，人群和鏡頭蜂擁而至，久候多時的舞龍隊歡騰起來，慶祝的鞭炮和煙花響了近半個鐘頭。
孫海洋是尋子界最有名的父親之一，他的故事曾被導演陳可辛改編為2014年的電影《親愛的》，因而廣為大眾所知。孫卓是他丟失了14年的孩子。14年前，孫海洋剛把孫卓從監利的這個村子接到深圳白石洲，一個星期多後，孫卓就被人販拐走。
12月6日，孫卓在深圳與父母相認。次日，三人便乘高鐵返回監利老家，看望孫卓的爺爺奶奶——孫卓被拐後，奶奶在深圳住了10年，希望能等到孫子的下落。
這場會面來得並不容易，孫卓在認親前受訪時就表示：“應該不會留在（深圳）”，並擔心親生父母失望。
孫海洋夫婦在認親現場提出了一起回監利的請求，“奶奶在家裏準備了好多面包等你”，孫卓同意了。
7日早上8時許，他們踏上回鄉的高鐵。從深圳到監利老家，需要從湖南嶽陽轉車，路上得花大半天時間。
四面攏來的親友一早就在村口守候，孫家門口擺了20桌流水席，客人們一直等到午飯後才等來闊別14年的孫卓，獻給他的花束上寫著：“監利人民歡迎孫卓同學回家”。
“從來沒見過這麼隆重的場面。”久居山東的孫卓不太能聽懂監利方言，談及日後打算時，他的回答較認親時有些許變化：“是回去還是留在這裏，一時半會兒讓我做出決定，對於我來說其實是有點困難的，我還需要再考慮一下。”
2021年12月6日，深圳，尋子14年的孫海洋夫婦與兒子孫卓相認。 （公安部刑偵局/圖）
三天前，媽媽叮囑“千萬不能走丟”吳某龍習慣在幼兒園附近下手。
2007年10月1日，湖北來的孫海洋看上了深圳白石洲的一處門面，打算租下來開包子鋪。在那個年代，白石洲號稱深圳最大城中村，高峰時期，0.6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居住著15萬人，多為剛到埠不久的深漂。
孫海洋相中的鋪面，隔壁是沙河幼兒園——他想把三歲半的兒子接到身邊上幼兒園。
包子鋪兩天後開張，國慶假期一過，孫海洋如願把孫卓送入沙河幼兒園。
10月9日，孫卓上幼兒園的第二天，孫海洋淩晨兩點起床做包子，他一直記得，這天一共賣出了兩千多個。
傍晚時分，孫海洋在屋內打起了盹，妻子彭四英則在後廚切蔥蒜，孫卓跑到門前一處花壇玩耍。
吳某龍看準了時機，掏出一輛玩具車放在花壇邊沿，將孫卓吸引過來。這個山東聊城人在家排行老三，當時在附近一家超市當保安。
央視新聞援引警方表述稱：吳某龍發現，孫海洋的兒子孫卓經常獨自一人在路邊玩耍，於是就產生了拐賣孫卓的念頭。
吳某龍的二哥一直沒有兒子，沒有兒子的家庭在聊城當地被稱為“絕戶”，諸多跡象顯示，吳某龍當時很可能是在為二哥物色男童。
孫卓失蹤後的第六天，孫海洋發現街角的便利店有個對準路口的攝像頭。調出的畫面顯示：當晚八點零九分，一個身穿白色襯衣和黑西褲的男子，手提公文包走過附近的街道，孫卓跟在他後面一蹦一跳從路口左拐。
在擁有2500棟出租屋的白石洲，一條不到一公裏長的街巷就有十多個路口，沒人知道左拐之後的吳某龍下一個路口轉向哪裏。
孫海洋把尋子啟事貼在走過的每個街巷，孫卓被拐的消息由此成了新聞。
兩個多月後，2007年12月25日傍晚，同住深圳南山區的彭冬英在家中看電視。深圳衛視第一現場欄目播出了孫卓被拐的新聞，她連忙把兩個兒子叫到電視機前，教育他們“千萬不能丟了”。
然而，吳某龍已然盯上她的孩子，作案時，還把白襯衣和黑西褲換成了保安服。
彭冬英家住的小區位於白石洲西南5.5公裏的蛇口，緊鄰深圳市第四幼兒園，她的小兒子符建濤就讀於此。那段時間，吳某龍每天都會牽著一只小狗在幼兒園門口，等候放學的孩子。
符建濤在認親現場的視頻采訪中回憶，他當時喜歡摸小動物，逐漸與身著保安服的吳某龍熟悉起來。
2007年12月28日8時許，符建濤在朋友家樓下再次遇到了吳某龍。當年只有4歲的符建濤，時隔14年仍清晰記得當時的場景——吳某龍提出帶他去外面看更多小黃狗，他同意後，吳某龍便將其背在肩上，從小區的鐵柵欄翻了出去。距離彭冬英告誡兒子“千萬不能走丟”，只過了三天。
符建濤一直牢記著被拐的過程——他如今的“養父”，也就是吳某龍的二哥，把他從深圳接回山東聊城。
四歲孩子的驚人記憶符建濤驚人的記憶令吳某龍難以遁形。
2021年9月18日，警方通過人像對比發現山東一男孩與符建濤高度相似，而後專案組民警通過DNA比對確認，該男孩確系2007年在深圳被拐的符建濤。
符建濤向警方完整講述了被拐經過，明確指出當年拐賣他的就是如今的“三叔”吳某龍，他還在查看孫卓被拐視頻時一眼認出了白襯衣男子，也是“三叔”。
孫卓和符建濤被拐案的嫌疑人吳某龍。 （視覺中國/圖）
事實上，早在孫卓和符建濤被拐之初，孫海洋就聯系上彭冬英，兩個孩子被拐的時間和地區都十分相近。
2021年11月11日，得知符建濤被找回的孫海洋發布微博，表示兩起被拐案“當年就被認定是同一夥人作案”，並懷疑孫卓也被拐往聊城。
近年來，跨年齡人臉比對技術在尋回被拐兒童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即使如符建濤這樣明確記得被拐經歷並試圖尋找親生父母的孩子，也沒有主動前往驗血點錄入DNA數據，而是靠人臉比對發現線索。
一位參與公安部團圓行動比對會戰的專家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人臉比對技術處理的數據量遠高於DNA比對，同一張兒童圖片可能會比對出成百上千個結果，因此需要其他線索來框定比對範圍。
負責偵查此案的深圳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級警長盧保磊受訪時表示，14年來，孫卓和符建濤被拐案共計比對出幾百個疑似孩子，警方為核查確認的行程達幾十萬公裏。
符建濤的出現為尋找孫卓劃定了範圍，2021年10月，公安部打拐辦在符建濤所在縣城比對出一名與孫卓高度相似的男孩。
10月9日，孫海洋曾一如往年，再次來到孫卓被拐的包子鋪一帶故地重遊——昔日最大的城中村，如今已待拆遷，面目全非。
同期被拐的符建濤主動聯系上母親彭冬英，並在國慶節期間到深圳相見，符案的告破似乎為孫海洋帶來了一絲曙光，他在微博中寫道：“我有預感，自己或許馬上就能見到兒子。”
專案組倒查後確證，孫卓與符建濤確遭同一人拐走，由此認為吳某龍有拐賣孫卓的重大犯罪嫌疑。
據深圳市公安局刑事偵查局一大隊副大隊長朱江介紹，經過DNA比對後確認，聊城陽谷縣這名疑似男孩確系孫海洋一家苦尋多年的小兒子孫卓。
親養之間的抉擇面對突如其來的命運轉折，孫卓顯得不知所措，而年長他半歲的符建濤更為從容。
警方在核查疑似對象時通常會使用一些借口。
據紅星新聞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當警方找到符建濤時，以流感防疫為借口想采集其唾液，不料符建濤表示知道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猜到了警察是為自己身世而來。
在DNA比對成功後，警方告知其原本姓名為符建濤，由於被拐時年齡較小，符建濤將自己姓名記為“胡建濤”。
14年來，母親彭冬英一直使用“尋子符建濤”的網名發布尋親消息，得知自己姓名的符建濤輕易在微博上找到彭冬英的電話號碼，並主動打給她。
在彭冬英展示的微博私信中，9月26日，剛得到確切信息的符建濤便發來自己如今的照片，表示一直很想念母親。
彭冬英在接受封面新聞采訪時回憶，當天，符建濤在電話中說對她說：“國慶節就要放假了，你可以過來看我嘛。”由於彭冬英的工作不能離開深圳，便給符建濤訂了回深圳的機票。
與此同時，被警方找到的孫卓則陷入了兩難境地。
“說不上該高興還是傷心。”12月初，孫卓啟程前往深圳前受訪時表示，他目前與“養父母”一起住，還有兩個已出嫁的姐姐。
“我姐和我媽（養母）長得很像，我和我媽（養母）長得不像。”孫卓說，小時候大姐對他說他是撿來的，當時他還很生氣，“後來才知道這是真的”。
而在12月6日的認親現場，孫海洋抱著兒子痛哭不止，並企圖把已比自己還高的兒子抱起來，就像兒子小時候一樣。他不斷重復的一句話是：“我們真的找到孩子了，再不用到外面去找孩子了……”
12月8日，結束匆忙的返鄉行程後，孫海洋夫婦護送孫卓返回山東聊城，孫卓在當地念高一——被拐後，原本出生於2003年的孫卓的出生日期被改為2005年。孫海洋表示將尊重孩子的選擇。
前一天，符建濤也從深圳返回聊城，再過半年他就將高考，他打算考一所廣東省的大學，多陪親生父母。
孫卓還在猶豫將來“去哪裏”，符建濤則提出，希望親生父母能對“養父母”出具諒解書。
據認親現場直播中透露，此案兩個買方家庭與拐騙兒童者均系親戚關系，兩對“養父母”中，符建濤“養父母”、孫卓“養母”均被取保候審，只有孫卓“養父”因重病未被采取措施。
在以往的判例當中，進行兒童盜拐的人販子在落網後多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買孩子家庭則少見刑罰。
2021年7月，電影《失孤》中父親的原型郭剛堂在尋子成功後，選擇諒解“養父母”，尊重孩子在買方家庭所在地生活的願望，把買方家庭當作親戚來走動。
但這一次，彭冬英表示不會出具諒解書，她在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表示：“一定要讓養家知道買賣孩子的後果”，“不是我請你幫著養，或者孩子走丟了你幫著養的，而是偷走了我的孩子”。
警方通報顯示，犯罪嫌疑人吳某龍在拐走孫卓後，短暫將孫卓藏匿在吳某龍一侄子在東莞的家中。吳某龍已被法院批捕，其侄子則仍在抓捕中。
曾與孫海洋一同尋子的江西上饒人杜小華也趕到監利祝賀，並希望得到更多關註。當年，《親愛的》劇組接觸了四個被拐兒童家庭，杜小華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兒子杜後琪2011年在內蒙古丟失，如今他是四家中唯一還沒有找到孩子的人。
曾對接孫海洋一案的民間誌願者尋子公益網站的燕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不了解全國總體的數據，但光是在我們網站上面，仍登記了共計十萬多個家庭和被拐孩子，他們還在堅持尋找他們的至親。”
南方周末記者 馮皓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