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財經（ID:rancaijing）原創
作者 | 李秋涵
編輯 | 趙磊
碰到陳翔的時候他正在群裏賣床。從中國傳媒大學影視專業畢業後，他和同學兩人開了一個拍廣告和短劇的工作室，4月剛搬來高碑店文化園，租下兩層樓，一層拍攝，一層住宿。影視寒冬加上疫情影響，他們手裏的項目黃了一半，去年項目的十幾萬尾款遲遲沒有到賬，今年到現在還沒有收入一分錢。
賣床的原因是實在有些睡不習慣。雖然剛來3個月，他已經計劃把僅有的3個員工全辭退，也考慮著要不要從高碑店搬走，“到八月底再看看吧”，他說，那是下一次交房租的日子。
他們選擇高碑店本來是因為房租出了名的便宜。這曾是中小微影視公司的天堂，四層樓總面積400平米，一年租金在20萬到50萬，可以辦公、拍攝、生活，比北京其他地方的寫字樓便宜近一半。
網絡電影野蠻生長那兩年，這裏一房難求，街上隨便一個戴著大金鏈子小手表的人，口裏都勾兌著幾千萬的項目。也因為魚龍混雜，匯集了不少吹牛皮的人，高碑店一度“盛名”在外。
但現在，這裏也不是天堂了，他們急切需要房租更便宜的地方。
攝 / 燃財經
高碑店東區社區一名員工告訴燃財經，東區共有958棟房屋（此前未租滿），2月至4月疫情期間人員出入管控，她做了審查與登記，那時就有100多家公司搬走，在5月至6月疫情好轉時又搬走了一批。
她粗略估算，今年以來，至少有200多家公司搬走。這意味著每天都有一兩家公司逃離高碑店。
“誰都不希望搬出去，都是支撐不下去的。”在項目接連黃了之後，高碑店某影視器材租賃公司老板李剛，也在猶豫著要不要搬，去房租更便宜的燕郊、密雲，或者公司弄個虛擬地址，在家辦公算了。這當然不是他想做出的選擇，他告訴燃財經，“在這兒感覺自己才是幹這行的，從選擇離開那天開始，就證明退縮了”。
可是，不論他們搬不搬，高碑店已經相當蕭條了。
高碑店靜悄悄高碑店本是北京影視行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方。
2009年，當地政府陸續將村民房屋統一改造為四層徽派建築，面積大租金便宜，2015年開始，吸引了大量中小微影視公司入駐，做內容的，吹牛皮的，相映成趣。它像是新人步入影視行業的一個中轉站，公司幹大了，就搬了，幹黃了，也就空了。
寒冬來襲，中小微公司最先受衝擊，久而久之，這兒也成為了影視行業的晴雨表。
2020年一場疫情讓影視寒冬愈加嚴酷。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7月14日，我國今年共有12421家企業名稱或經營範圍含“影視”的企業註銷或吊銷。具體到高碑店，北京市影視相關企業中，2019年有1723家註冊地址含“高碑店”的企業註銷或吊銷，這裏公司本就所剩無幾，今年到現在又少了285家。
數據來源 / 天眼查 制圖 / 燃財經
數據說明：1、僅統計企業名稱或經營範圍包含“影視”的企業（全部企業狀態）；2、統計時間截至2020年7月14日。
多位在這裏工作的影視人說，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影視公司倒閉了。燃財經近期前往實地探訪時，的確每走幾步就能看到一棟空房以及幾張出租信息。
攝 / 燃財經
高碑店站位於八通線，出了地鐵站不遠就能看見一排排徽派建築臨河而立。沿著河邊向前，路過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超市，老板娘告訴燃財經，2017年、2018年一天流水還能有四五千元，差不多2019年開始，流水就只剩兩三千了，下降了近一半。
這與2018年範冰冰事件後稅改風暴席卷影視行業有關，那時高碑店就有一大批公司倒閉，如今已經是寒冬席卷的第二輪了。
由於疫情管控，高碑店文化園社區只有西門還能通行。進門第一棟樓是一家商鋪招商中心，二十出頭的保安正坐在沙發上打遊戲，看到有人進來他還有些詫異。他告訴燃財經，自己剛來上班幾天，除了第一天看到三四個人來看房外，後面幾天一個人影也見不著。
和其他產業聚集地不同，由村落改造而來的高碑店居民和商戶混居。馬路寬闊，走在大街上，有不少孩子在嬉戲打鬧，騎自行車、打羽毛球，到了傍晚，還能聽見樓上“滋啦”炒菜的聲音，但就是難看到從事影視行業的年輕人。
攝 / 燃財經
李剛開的影視器材租賃公司，是少數大門還在敞開的。100平米的辦公室裏，器材散落，就只有他和員工小武兩人。2016年這裏一房難求，房東剛裝修好他們就搬了進來，由於公司還有其他業務，也會有顧客在網上租賃設備，之前受寒冬衝擊較小。
不過因為北京疫情，6月的項目團隊本來都已經坐火車到目的地了，最終還是黃了。就連網上的訂單也被大量退訂，“認為病毒會從北京郵過去”，他無奈地笑了笑。再持續下去，他們明年就考慮離開高碑店了。
攝 / 燃財經
更多的店門緊閉，有的空置，有的還堆著雜物。燃財經還註意到有扇門上貼著一則來自冬天的提醒，寫著“快遞小哥哥，一層冬天風大會反鎖門，不是沒有人，請撥打收件人電話……”，屋內漆黑一片，東西打包完畢，A4紙已經泛黃。
迫於生計的自救當下的高碑店正上演著三種劇情：艱難營生，裁員倒閉，轉做短視頻。
“昨天跟一個編劇在聊，他轉去金融圈做不良資產了”，劉強開的影視公司就靠近河邊，他向燃財經介紹，朋友圈很多人都已經轉行，演員做直播，有制片人朋友在賣呼吸機和口罩。
他們入場早，情況好些，但現在做項目也是抱團取暖，比如租器材設備、找演員、搭團隊，多是以入股的方式，等項目賺錢了再分成。
現在高碑店的蕭條倒不只因為疫情。2019年，劉強就看到很多房子裝修好還沒有投入使用，就已經開始變賣家具了，“知道介入的時機不太對，肯定就是沒法幹嘛”，他表示。
在公司負責電影宣發的張三，離開了待了四年的高碑店，直到現在，公司還欠著他半年工資和報銷。當時公司有電影和VR兩大業務，用前者掙來的錢供給後者。2019年，公司融不來錢做電影項目，也接不到電影宣發項目，虧損窟窿越來越大，他天天被一堆供應商追債。
湊一筆款幾個銀行賬戶來回倒，實在拿不出錢來了他能拖就拖，拖不住了就付一部分。有一次他沒在公司，有討債人來公司工位上坐著打王者榮耀，聲音開很大，也沒鬧。這都讓他很難受，公司已經沒路可走了。
2019年影視行業就已經在走下坡路，現如今影院開門無望，院線電影生產線也幾近停滯，在高碑店的影視行業中下遊公司也遭受重創，後期公司、電影宣發等都不好過。
攝 / 燃財經
並且和其他行業及體量的公司不同，這些集中在高碑店的中小微影視公司更脆弱，一部片子回款不好、沒有上映，就可能倒閉。導演胡源的朋友，公司通過做網絡電影順利融資，也開始在高碑店小有名氣，但在2019年底嘗試院線，一部電影就把他1000多萬積蓄全部虧空，公司直接倒閉，現在已經消沈在家大半年。
但這也不意味著大公司的日子就好過。
5月份被裁後，馮娟一直在家待業。她是華誼兄弟子公司員工，公司還沒搬回總部前，一直駐紮在高碑店。年初她手裏差不多有10個項目，因為疫情延後，要麼直接黃了，要麼刻意壓慢節奏，跟黃了差不多。直到她離開，她所在的業務線已經全部被砍。
華誼兄弟的裁員不是一次性大規模進行的。從2018年範冰冰事件開始，風暴漩渦裏的華誼兄弟就已經陸陸續續因為業務線的調整辭退部分員工。目前，就只剩下電影、劇集、實景娛樂三個主要業務板塊。為了補血，繼通過實控人賣畫、賣房、質押股票之後，近期又開啟了定向募資計劃進行自救。
大公司還能輾轉騰挪，小公司自救的方式並不多。
公司雖然還堅持開在高碑店，李超已經開始轉做信息流廣告短視頻。這是當下影視從業者們普遍選擇的一種自救方式。不過他對燃財經表示，那沒有利潤，能持平就不錯了，“成本高，轉化不明確，都是為了流水，很多人轉到短視頻是迫於生計，但是這種生計，就和乞丐似的。”他自嘲道。
影視行業裏存在鄙視鏈，短視頻是最底層。當從業者們被燃財經問起關於短視頻的話題時，大都避諱談及，說其實也在看機會，明確表示會繼續做劇集或電影，讓本來被鄙視的短視頻更有了曲線救國的意味。
深陷困境的普通人雖然這裏入行門檻低，“吹牛皮”的人多，從業人員參差不齊，但確實也給了向往影視圈的人們觸摸行業的機會。現在，高碑店就像是一張大網，串聯起了還在行業邊緣掙紮的影視人。
攝像師阿東常去高碑店租設備、搬設備。7月份他才迎來了今年第一個項目，早上6點半開工，晚上9點收工，酬勞被縮減到平時的一半。沒項目的這半年，為了生計，他還賣過口罩。
“那會KN95口罩被炒到20多塊，普通醫用口罩都漲到2塊，我們自己托關系買的口罩一個1.3塊，賣1.5塊，都沒啥人買”，因為不懂行業，找不著銷路，最後他沒掙著錢，還虧了兩千。
14歲輟學，做群演時對影視行業“來了勁頭”，阿東有個導演夢。一路摸爬滾打，做過場務、燈光助理、攝影助理、道具助理，5年前才有了掌鏡的機會。如果沒有疫情，他計劃開個工作室，把全國各地的文化做成一部紀錄片，沒想到盼來的卻是更加嚴酷的疫情。
今年影視行業的冬天格外漫長。以高碑店為中心，通州北苑、雙橋等地還駐紮著大量影視行業的邊緣人，和阿東一樣，也正經歷著他們的困境。
住在通州，武打替身出身的文軍在籌劃著自己的項目。那是影視行業裏更苦的行業，辛苦錢常被層層克扣，如果動作導演給團隊談的酬勞是一人一月6000，經過副手，就變成了5000，副手再找人，到武打替身手上也就變成了4000。臨時請來的外圍武行，被克扣得更多，2000塊也有人願意幹。
這麼苦大家都還要做？“那不然做什麼？這個還有點榮耀感，感覺好像是拍戲的，滿足自尊心吧。”他解釋道。
長年的武行經歷，文軍膝蓋、腰椎、肘關節、腳踝都留下傷，以前走著走著突然就會摔倒，膝蓋就像脫臼一樣不能動。後來他有機會幹了幾年執行導演，今年接不到活兒，他就打算自己籌錢拍一部片子。
“成敗就在此一舉了，就像爬山，才剛到半山腰。別的行業同齡人快退休了，我還在起跑。”他說。
來源 / 視覺中國
已經33歲，導演杜宏還沒有一部自己的長片作品。2019年年底，有個項目被資方看中，年後回來就沒再提了。不過他倒並不因此著急，在行業裏這樣的人和事他見得多了，有的劇組把人踢來踢去，有的拍完就回去打牌賭博，他就想跟著厲害的人充電學習。
現在，他還在一個大電影項目裏當螺絲釘。“努力唄，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怎樣的路，努力就好了，總要把一件事往好處想。”他給自己打氣道。
從華誼兄弟離職後，馮娟一直翻看著招聘信息，影視崗位少，工資不高，目前就線上教育看起來還比較火熱，她正迷茫著要不要轉行。“這個行業真挺烏煙瘴氣的。”從業兩年後，她實在是有些不喜歡這個行業的生存之道。
之前操盤的項目，談得好好的合作公司，暗地裏想把她踢出局；有關系不錯的朋友，拿著別人的項目資料來她這裏空手套白狼，平時應酬裏吹牛皮的人，更是數不清。某次飯局上有人向她搭訕，說自己是某著名導演徒弟，與華誼集團高層關系匪淺，聊到最後她發現這人沒什麼目的，就單純為了吹個牛皮。
這些都讓她感到厭倦。
巧合的是，談及自己過往的影視行業從業經歷，他們不約而同都用了“被騙”、“被忽悠”、“你懂得”之類的詞來概括。在影視寒冬一度堅持到現在的理由也很相似，為掙錢，為熱愛，為留在北京。只不過到了現在，有的人仍在熬著，有的人已經猶豫離開。
和高碑店一起浮沈蕭條的當然不止是高碑店。
在今年註銷或吊銷的12421家影視相關企業裏，有很多是成立一兩年的新公司，有些公司甚至於2019年底成立，2020年初註銷，也有不少成立十多年的老牌公司在這場疫情中倒下，如1995年成立，打造過《我愛我家》《閑人馬大姐》《炊事班的故事》的英氏影視等。
中小微企業變化最快，也最缺乏抗風險能力，它們紮堆的高碑店，就像一面鏡子，映照著2015年以來影視行業的發展變遷。
2016年、2017年，網絡電影打擦邊球最野蠻生長的那兩年，熱錢湧入，高碑店迎來巔峰。那時李磊入職了高碑店一家號稱以IP孵化為主的電影公司。他對燃財經回憶，當時他對接的項目，號稱投資幾千萬，實際上直到現在也沒見在院線或網絡上線過。
公司簽約的女演員是鄉土劇的女群演，簽約的網絡作家一來就要求招生活助理，對招來的女大學生動手動腳，小姑娘氣得在公司破口大罵。3個月後，他裸辭離開了那家公司。
2017年的 《電影促進法》《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出臺，遊離在監管之外的網絡電影終於結束了政策紅利期，位於高碑店的公司也迎來一次大洗牌，洗錢、圈錢的皮包公司被淘汰出局。
2018年範冰冰事件後行業迎來稅改風暴，霍爾果斯從避稅天堂變成重點核查區域，影視公司從此開始有節衣縮食的跡象。據天眼查數據顯示，2018年影視融資從1015起驟降到2019年的449起，具體到高碑店，這裏“吹牛皮”的人少了，公司也更少了。
張可所在的某傳媒公司，還是在高碑店發展不錯的國內知名營銷公司，當時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裁員，公司從300人縮減到200人以內。
也是那一年，攝像師阿東的項目款片方一直欠著不給，十多人被欠了20多萬的酬勞。直到現在，錢都還沒有結清。為了找老板要錢，他請吃飯、打電話、去公司圍堵，有一次去催賬，老板壓根當他是空氣，他就在那裏整整坐了一天。
劇組開工難，項目推進難，籌集資金難，裁員降薪轉行，今年影視行業再次降到冰點。
李磊有經紀人朋友從去年到現在一直在找工作，他身邊的副導演幹起了外賣，策劃做起了微商，前幾天某著名導演公司的員工告訴他，他們全部停薪留職。“你覺得驚訝，其實並沒啥。我們又不比微商風光多少，現在的影視工作者又不見得比工廠裏的好多少。”他感嘆。
2015、2016年資本狂熱入場、2017年天價片酬攪局、2018年監管趨嚴熱錢退散，再接連受疫情重創，2020年高碑店留下的是鳥獸四散後的蕭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凈。
影視行業從業者佟軍最近有次路過高碑店，看見有個人坐在門口，看天。“應該不到40歲，穿著一件白色T恤，手裏拿著一顆點燃的煙，沒抽。煙一直往上飄，燒了估計有一半了。坐了多久我不知道，但至少一看，很明顯這是做內容的，不是吹牛皮的。”高碑店在沈澱，行業也在沈澱，在佟軍看來，這也不全是壞事。
還堅守在這個行業裏的人，都是真正熱愛影視的，不止一個業內人士對燃財經這樣表示。這是洗牌、重塑的階段，也總有人這樣自我安慰。
來源 / 受訪者提供
杜宏給燃財經發來一段前輩告誡他的話，最近接觸的大項目，大導演會對他和同事鄭重其事地說“感謝你們”，讓他感慨到現在。那是他想成為的人，雖然只是一起共事，但他覺得自己好像離他們更近了；武行出身的文軍期待著自己籌劃的那部片子，身處影視行業的榮耀感，讓他沒有想過離開；初中文化的攝像師阿東，仍舊夢想著有一天拍一部《致青春》那樣的電影，把沒有經歷過的大學生活都記錄一遍。
“胖子沒有停止他的飛行，因為落下的時候會發出巨大的聲音。”即便一切如此蕭條，他們也停不下來了。
*題圖來源於視覺中國。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翔、李剛、小武、劉強、張三、馮娟、李超、杜宏、李磊、張可、文軍、阿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