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作家，絕大多數讀者首先想到的會是V.S.奈保爾，其紀實作品“印度三部曲”膾炙人口。格裏高利·大衛·羅伯茲的自傳式小說《項塔蘭》同樣為一時之選，而同為紀實遊記，來自國人鄭宸的《羅摩橋》亦從冷淡疏離的旁觀者角度，勾勒出印度那種奇異、疏離、自成一體的觀感。
有關這個恒河流域神奇國度的佳作疊出，書中印度的共性大抵為自由而狂野，溽熱而擁擠。網絡時代下，我們獲得有關這個國家或新或舊的信息的能力更強了，所以我們會看到骯臟的恒河水和用它洗衣、沐浴、遊泳乃至飲用的印度人；看到各種擁擠的交通工具，擁擠到如千手觀音可以做成趣圖的火車、汽車、摩托車；看到滿街驕傲行走的牛和一地牛糞，渾身臟兮兮在人縫裏穿行的孩子們；看到咖喱薄餅、藏紅花汁、被切碎的蔬菜與香料以及直接用手抓著吃的食客；最觸目驚心的是，在疫情肆虐的當下，看到了印度的痛苦。
這些訊息加在一起，具有強大的現實震撼力，但完整記敘這樣環境中底層貧民生活的重量級歷史文學作品，仍是稀少。出生於印度的加拿大籍作家羅欣頓·米斯特裏的作品《大地之上》，使這種缺失得以部分彌補。
書中故事的背景離現在僅僅四十余年，當時在印度教約定的種姓制度中，社會分為四個瓦爾那（可理解為階級），即婆羅門、剎帝利、吠舍與首陀羅，四個瓦爾那之外則是被視為“穢不可觸”的賤民階級。各階級被嚴密的行為約束體系所限制，稍有觸犯，高種姓者可對賤民施以極為殘酷的刑罰，恰庫爾（印度歷史貴族頭銜，本意為“神”、“主人”）和班智達（梵文“博學智慧的”，指婆羅門僧侶）們用鞭子和其他刑具維持著“秩序”。
高種姓者與賤民間自然沒有什麼人情世故的往來，故事中，裁縫納拉揚靠著自己的手藝掙得了一份相對不錯的家業，蓋了房子娶妻生子，小孩出生時（本書四主角之一翁普拉卡什），興奮的祖父給村裏每家人都送去了糖果，而高種姓者把糖都扔進了垃圾堆。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印度政府也宣布了廢除種姓制度的法令，只是禁而不止，種姓對立依然嚴重。春風吹下必有春草萌生，逐漸有了覺醒意識的裁縫納拉揚就是這樣的人，他回到家鄉操持生計時，一視同仁地為賤民縫衣，在遭到滿腦子傳統思想的母親反對時，他平靜地說：“高種姓作踐我們，但是你現在的做法和他們沒區別”。這是本書中反抗意識最強的一句話，納拉揚也是本書中唯一的戰士，只不過戰士大多數是要流血犧牲的。
一直不滿於“一切都還是老樣子”的納拉揚，希望有一天“可以從村裏的水井打水，到寺廟裏祈禱，想在哪裏走路就在哪裏走路”。他並不想局限於自身對人一視同仁，也想從高種姓者手中拿回法律賦予賤民的權利，於是，投票日到了。
他們家鄉的投票在地主控制下，有一套運轉多年的模式，賤民們魚貫而入，在登記簿上按手印，證明自己投過票了，而空白選票地主的手下自然會填寫。納拉揚按捺住心中恐懼，告訴自己“沒有尊嚴的生命根本毫無價值”，張口索要自己的選票。
打破規矩的納拉揚被地主的手下抓走處死了。人死事未休，地主決心要給“狂妄自大，推翻我們視為神聖規則”的這家人好看。於是，打手們衝進了納拉揚的家，將他的父母，妻子和兩個女兒捆起來，然後好整以暇地擡進屍體擺在他們面前，十分體貼地取來燈，好讓他們看清。
當納拉揚的家人發出悲痛的哀號時，地主和他的打手們滿意地離開屋子，點燃了裁縫納拉揚辛辛苦苦蓋起的這間房，大火吞沒了這一家庭。
這是一個掙紮、頑強、堅韌、逆來順受的悲劇，全書除了納拉揚表現出少許反抗意識外，所有人都順從地在既定社會規則下最大限度地試圖過好這一生，卻全部失敗。而作者刻意選擇，突出了輪回感的巧妙結構設計，讓這一無望的悲劇更加令人窒息。
本書的敘事基調是冷靜乃至漠然的，行文凝練簡約，並沒有過度地渲染與描摹，正因如此，才有了巨大、令人渾身發冷的恐怖感。所有惡事與死亡都來自於日常，之前毫無端倪，之後毫無後果，行惡者若無其事而危險無處不在，那種強烈的朝不保夕的不安感令人戰栗。
歷史上的中國封建乃至民國時期，法理正義缺失，鄉紳政治與封建宗法思想曾占據統治地位。感念今日，這些私刑泛濫的情形在我國已不見蹤影，人民終不再被那叵測的無常、無處不在的危險所威脅困擾。
（原標題：印度大地之上的悲歌）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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