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又是一年高考時。
臨考前，63歲的王洪波呆在老家北京，掛念著千裏之外青海。
電話響起，又是那群孩子。
電話那頭的聲音依舊嘰嘰喳喳，訴說的內容反復、瑣碎。
王洪波照舊啰嗦著那幾句：“復習得怎麼樣？基本功還練著沒？”
答案是肯定的。這一點，那群孩子從沒讓王洪波失望過。
臨了，孩子們還不忘追問：“你什麼時候回來？”
雖說每次去，王洪波都說這是最後一次。但這次，他恐怕又要食言了。
在青海，那個叫做科巴的小山村，讓支教老師王洪波難以割舍。他陪伴著山裏這些放羊娃一起度過了9年，用鏡頭記錄彼此成長。
翻看一張張影像，9年間，支教老師帶領著這些孩子找到了一條出山路，在他們眼中，那段熱夢追尋，至今仍在發光放熱。
在青海科巴，孩子們用學習和藝術逐漸走出大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我要去科巴
第一次聽說科巴，是2012年。那年，王洪波54歲。
在西安廣仁寺，一名僧人告訴王洪波，他的故鄉在青海一個叫科巴的小山村，那裏很美，是攝影師的天堂，是電影人取景的理想地。可那裏缺小學支教老師，如果有人能將知識帶去，哪怕是一點點，也能讓那裏慢慢好起來。
那半年，王洪波有些時間。聽了僧人的話，他決定去科巴。
他說，按計劃，他只在科巴待半年。
科巴在哪裏？翻看地理坐標，科巴位於青海東部化隆縣金源鄉科巴村，那裏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
2005年，青海省委黨校一名教授發表過一篇題為《青海省化隆縣貧困現狀及其原因分析》的論文，曾用數據以及實地調研分析過2005年以前，化隆全縣的貧困原因以及教育問題。
文章說，這裏的村民靠天吃飯，一年當中，有數月處於缺糧的狀態。這裏交通閉塞，夏天，山裏常伴有泥石流，通往縣城的路也往往被衝斷。化隆縣人口的文化素質比較低，尤其是農牧民。
作者在對21戶農戶調查中發現，有13戶家長不識字，5戶家長上過小學，學歷最高的3戶家長僅上過初中。農牧區孩子的教育問題更為堪憂，往往未上完小學五年級便因貧或返貧開始輟學。
作者在分析化隆縣發展滯後的原因時曾指出，落後首先是文化教育的落後。全縣的中小學普遍存在缺少課桌凳、教學儀器、辦公設施等情況，學校危房面積大，師資嚴重不足。調研當地一所村小學發現一年級到五年級共40多人，教室僅有兩間，老師只有兩人。往往一間教室同時供三個年級學生上課，一名教師一次承擔這三個年級的所有課程。老師上完一個年級的課之後，會讓這個年級的學生到教室外，用木棍在地上練習，再轉頭給另一個年級繼續上課。
關於貧窮，王洪波心裏早有準備。年輕時，他曾在江西、河北等地下鄉種過地，最近幾年的田野調查，出入貧困地區，讓他對此有著更深的認識。
自詡“什麼學生沒見過”的王洪波，曾在部隊當過火炮射擊理論教官，還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十余年，只有給不同大學的EMBA上過課。對於即將前去支教，王洪波頗有信心。
接受上遊新聞采訪時，王洪波說，初到科巴的半年，自己的認知底線不斷被打破。
在青海科巴，孩子們用學習和藝術逐漸走出大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教不動的學生和家長
前往科巴的路很漫長。
王洪波提著近百斤的書和行李，從北京出發，搭乘火車、兩次長途車，輾轉3天，終於抵達了化隆縣。
從縣城到科巴，汽車行駛在破碎的泥沙公路上，一路顛簸，路旁的陡峭山崖，讓王洪波感到，車隨時可能滑進深深溝壑裏。
天氣淬煉著這裏的道路，也磨煉著來往行人的心性。
車窗外，周圍都是山，層巒疊嶂，一眼望不到頭。這裏的天氣猶如孩子的脾氣，說變就變。
三四個小時車程，科巴終於到了。下了車，初春的寒風開始往衣服裏鉆。
不遠處，一個個長相黑黝黝的孩子站在土坡上，用發亮的眼睛註視著王洪波這個外鄉人。
初見孩子們的印象，王洪波腦海中不自覺蹦出這些詞：“黑不溜秋”、“臟”、“破破爛爛”。當他們簇擁著你時會有一股味道，飯湯裏都不知道會有啥……王洪波說，當時他暗自感慨，“我只要能活下來就行！”
科巴完小是這一帶唯一的小學，校舍建在五個村子中央，是一圈平房，其中一半是北京一家機構捐贈建設的。
在王洪波來之前，小學已經有了幾名支教老師，包括來自深圳的小徐老師和小苗老師。
學校有將近200名學齡兒童。這裏缺老師、無教具、教室漆黑，整個學校沒有一本課外書……
很快，王洪波便領教到這裏的學生的“野”。
這裏的孩子性子野，課堂上很難讓他們保持安靜，往往按下葫蘆又起瓢。由於長期缺乏穩定的老師，孩子的學習基礎很差。以五年級的學生為例，一個簡單的“分子、分母”數學題，王洪波講了7遍，沒一個孩子能聽懂。一問才知，孩子們普遍沒有養成寫作業的習慣，可有些課程不寫作業是真不行。
既然回家不寫作業，王洪波幹脆將作業搬到課堂上。
一道18減12的數學題，在這裏有著千奇百怪的答案。有人說50，有人說42，有人幹脆低頭哼唧，一句話不說。氣得王洪波直嚷嚷。
書，在這裏是種紙。課程臨近結束時，王洪波準備給學生們復習，發現有的學生前面的書已經被撕得只剩幾頁。
在這些孩子的邏輯裏，課既然已經上完，書還有用嗎？紙是可以用來撕的。
時間久了，王洪波認識到，問題的本質在於家長。
很多家長祖祖輩輩就在這片農牧交雜地區勞作，從沒出過大山，學生們更不知山外有何物。即使頭頂有飛機劃過，對這裏的學生來講，也不過是天空的一條白線。他們普遍不信課本上的內容，因為這些在他們的生活中從沒出現過。
現實教會了孩子的父母，也影響著孩子。
放羊、農活、去工地當小工、到無人區挖蟲草……哪一樣都比讀書看起來更實在、有用。王洪波註意到，有很多學生每天起得很早，但他們需要幹完家裏的活兒、放完羊，才能來學校。
放學後，王洪波看著學生跟著羊群屁股後面奔跑，他有些恍惚，不知是學生在驅趕命運，還是被這些羊牽著鼻子走。
遇到有些孩子不聽話，加上這裏海拔高氧氣稀薄，王洪波常氣得喘不過氣。
一切的方法並沒有看到效果。半年過去，王洪波和多名支教教師陷入了更深的焦慮：守著一幫黑黢黢的放羊娃，一年年帶著他們學著根本學不進去的知識，苦心準備的百科全書式教學方法全都試過了，但因沒有最起碼的基礎知識打底，學生們覺得在聽“天書”，未來該咋辦？
王洪波有個念頭不斷冒出來：想帶著孩子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在青海科巴，孩子們用學習和藝術逐漸走出大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我們要出山
一個學期結束，因為工作原因，王洪波便離開了。
因為看到王老師每天發的微博文字，在幾個熱心人努力下，一家合肥單位願意接孩子們“出山”。
接到電話，王洪波又回到了科巴。他說，這對孩子們來說，或許是一次機會。
要出山的消息在科巴傳開，一時間引發不小爭議。
“山外面是什麼樣的？”一輩子沒出過山的父母和長輩們告訴孩子，外面就是草地的邊緣。
支教老師們說，外面是科技，到處充滿了知識。
所有的答案，孩子們並非都能聽懂。
“火車怎麼開的？”“高樓有多高？”……無數的追問又很難用語言去描繪。
與孩子們的興奮相比，王洪波發現，家長們的興致並不高。
不同渠道的聲音傳向王洪波，對於山外，一輩子沒出過山的家長們有著各自的擔憂：帶孩子們出去丟了怎麼辦？出事了怎麼辦？被賣了怎麼辦？
與此同時，接待方要求家長們簽署一份《免責協議》，其中“發生意外，與接待方無關”的條款，被“翻譯”成“孩子出事了，死了、殘了，跟他們一點關系都沒有”，因此嚇退不少家長。
“話這麼說，真能把人嚇死。我們出去不是賣人。”王洪波和其他支教老師努力解釋，並沒有換來改變。
第一次出山，王洪波從科巴完小的200名孩子中帶了10人去合肥。
王洪波說，去的人少，還有一個原因——缺錢。
同時王洪波思量著，總不能白去，要不給人家演個節目，算是對愛心企業與人士的一種答謝。
關於表演，王洪波說，這是他初到科巴，看到為數不多的光亮。
他記得，課程和新知識死活無法塞進這些孩子的腦袋。他焦慮、抑郁，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備課和“鬥智鬥勇”之中。
可放學後，這些孩子們總是拉著他去河邊玩。直到有一天，他拗不過，跟著去了。
在河邊，這些孩子一舞一唱，歌聲和舞蹈帶著科巴和大山的味道，姿勢在不斷變化且不重復，這些從沒有人教過。王洪波感到了不一樣的靈動。
聽，那個嗓音，夾雜著金屬味，又很純凈，沒有節拍，也沒有斷續，只是在唱。他們的歌聲，帶著一絲憂郁，又包含了自在的安詳，如田野上的灰塵，散散地飄動，不由得就會進到你的心間。
王洪波聽得有些入神。毫無預兆間，幾個女孩你推我搡，列成一排，消瘦的身體站得筆直。那一刻，她們擡頭仰望，稚氣全無，模仿著書裏，國旗升起的模樣。即使，她們從沒見過真正的升旗儀式。
站在他們身後，王洪波看到一雙雙眼睛散發出敬畏、凝聚、認同的氣息，似乎沒有一點大山隔絕的樣子。
王洪波說，這一切如果不是發生在他眼前，他根本不會想到，這些就是平時在教室裏吵鬧、在山間趕牛放羊、在地裏幹活的孩子。
王洪波說，從那一刻起，他誓言，將來一定要帶這些孩子，去一次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儀式。因為只有在天安門廣場，才能配得上孩子們的那種精神和熱切。
自詡“什麼沒見過的”的王洪波也開始有些興奮，他打電話給媒體工作的朋友說，“如果能調來一部轉播車，將這裏的人和聲音傳播出去，一定會震驚世界。”
朋友說，“你先用手機錄一些片段，有機會再說。”
於是，王洪波操起手機，開始記錄下這裏的日常。這一記錄持續了9年。
科巴藝術團多年來曾前往各地表演。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充滿好奇的山外世界
按照王洪波入山的路，小徐老師帶著10名孩子出了山，汽車加火車，輾轉前往合肥。
沒走多久，孩子們的興奮讓小徐老師打來電話“求救”。
車廂內，一切的變化都吸引著孩子們的好奇：屏幕上的顏色有變化，要看半天；任何突起部位，都要用手去使勁掰一下；腳踏板能翻過來，要摸半天……為什麼這裏會有棱？為什麼這個能翻過去？在研究半天後，問題如潮水向小徐老師湧來。
“我都想撞墻了。”電話裏聽到小徐老師的哀嘆聲，背後還是一堆嘰嘰喳喳，聽得王洪波直笑。
笑歸笑，王洪波也有他的顧慮。
為了打消孩子們的心理問題，每晚，孩子們必須和帶隊老師復盤一天的所見所聞，帶隊老師再逐一解答。給孩子們講解這是什麼，讓他們學會認知新的世界，再把新的內容帶回到大山去。
為什麼有高樓？為什麼有火車？這個吃的為什麼好吃，好吃在哪兒？一切的答案都會引向知識，引向讀書，因為知識改變認知，認知改變命運。
孩子們聽得懵懵懂懂，老師竭盡所能解答，只為告訴孩子們：這個世界並不可怕，並不陌生，只是太好了。只有努力，才能改變生活。
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孩子們唱歌，只有歌聲，能喚回孩子們放飛的註意力。在歌唱中，孩子們會成為周圍的焦點。在歌聲中，他們陶醉，在歌聲中，他們與外界的周遭融為了一體。
臨走前，隊裏四名膽大的男生說：“老師我不想回科巴了。”
“你必須要回去，因為那裏是你的家。讀書讀好了，可以再出來。”帶隊老師說。
王洪波說，他沒想到，合肥之行，正在這群孩子內心產生變化，說不想回山裏的男孩們，現在都在全國不同城市的大學裏讀書了。
王洪波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在合肥那場蹩腳的演出，但沒想到，在當地得到很大反響。
學生們也收到了來自各方的不少禮物，都是些書、文具和小物件，學生們視如珍寶。哪怕是一個帶顏色的塑料片、幾毛錢的小頭花，學生們都小心珍藏。
準備離開那天，小徐老師也驚奇地發現，“一向邋遢”的學生們將行李收拾得異常整齊，嚷著問她“何時回家”。
王洪波笑著寬慰小徐老師說：“他們現在人不會丟、東西也不會丟，因為他們現在恨不得馬上回去給家裏人顯擺，給家裏人‘獻寶’。”
安全回到科巴，除了帶回禮品，孩子們也帶回了外面的見聞。
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女生們都在小聲嘰嘰喳喳。“見過世面”的男生開始四處炫耀。可男生們的說辭引發了不小非議。
“吹牛”、“假的”、“說謊”……非議逐漸演化成了爭執，眾口難辨的男生只能用拳頭來“捍衛”。只是一場場打鬥過後，相信的與不信的，誰都無法說服誰。而這也僅僅是科巴的一段插曲，生活依舊繼續。
科巴藝術團多年來曾前往各地表演。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第一次看升旗
此時，“又待半年”的王洪波再將辭行。他沒忘“帶孩子們去天安門看升旗”的承諾。
回到北京，王洪波將見聞告訴給了周圍朋友。
2013年夏天，北京師範大學向科巴發出了邀請。王洪波激動不已。
王洪波記得，火車駛入北京西客站站臺，他拉著12名孩子們踩上站臺的地板，看著孩子們穿的定制T恤背後大字：“科巴孩子，北京夢想成真”，他說自己有些恍惚。
對於王洪波來說，演出是次要的，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才是此行的目的。
那天按照計劃，他們淩晨1時許起床，2時許出發趕往天安門廣場。可沒有想到，那天迎來2013年北京入夏後的第一場大雨。
那是一場傾盆大雨，從淩晨1時開始，直到清晨6時許才逐漸轉小。
當天，北京師範大學14名學生陪著他們，出發前買了簡易的雨披，一人抱著一個。進入廣場後，大雨還在下，非常寒冷，大家又站了很久，但依舊在等待，等待升旗儀式。
王洪波在記錄那一夜時寫道，“在那個夜，好多幼小心靈得到洗刷、歷練，這是科巴山裏孩子的夢想之路所必需承受的。”
雨後，12名來自科巴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升旗儀式，而且是在天安門。
王洪波感動得稀裏嘩啦。他寫道：“那天之後，無論是青海科巴的孩子，還是北師大的學生，一下都覺得自己長大了，懂得了好多好多：責任、神聖、摯愛。”
2013年7月，在北京師範大學禮堂內，科巴12名孩子的一場綜合演出，再一次引起轟動。
演出歸來，生活依舊。
但王洪波發現，這些孩子在慢慢長大，在舞蹈、唱歌方面越來越有形態，伸胳膊出腿腳時，也有了模樣。
2013年，來自青海科巴的孩子們第一次到北京看升旗儀式。攝影/王洪波
《熱夢科巴》裏的追夢故事
王洪波一直想把兩年的支教經歷告訴給外界，“為何不寫個劇本，讓孩子們‘本色’出演？”
這個念頭產生，劇本也開始創作。
創作需要故事，這對王洪波來說，太過簡單，因為在科巴到處都是鮮活的故事，而自從到了科巴以後，這些鮮活生命始終在眼前晃動，縈回於夢中。
故事的主人公，王洪波想到了那個“高個子”女孩。
初見“高個子”女孩，她總纏在王洪波身邊嘰嘰喳喳，講她身上的“小事”，催問王洪波山外面的事情。
這樣的孩子太多，王洪波很難有時間靜下心來聆聽、講述。
王洪波給自己定了幾個原則，其中之一是不要對某一個孩子太過熱情。不是不喜歡，而是不想讓他們依賴：“因為我隨時可能離開。”
之後，王洪波得知，女孩從小沒有父親，媽媽一個人養育她。小時候，女孩媽媽要去山上放羊，經常把她丟在羊圈，和那些沒出圈的羊擠在一起。正常天氣時，女孩過得還好，趕上下大雪，女孩只能睡在雪中，抱著羊羔取暖。
到了可以上小學的年齡，女孩接替了母親，開始每天上山趕羊放牛。
王洪波知道，如果不出意外，這個女孩的人生軌跡會延續她的母親：到了年齡，嫁人、生娃、繼續放羊。
後來，“高個子”女孩跟著大家去了北京。回鄉後，女孩開始癡迷於學習，她說，她要出山，要考大學，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時她也知道，只有考上大學，才能真的離老師近一些。
王洪波開始創作《熱夢科巴》時，女孩已經在高中，學習也越發優秀。
王洪波去了“高個子”女孩的家，看了她曾經睡過的羊圈，走過她曾放羊的地方。
此時，王洪波知道了“熱夢”。何為“熱夢”“熱夢”是理想、追求的意思。
按照女孩的故事，一部名為《熱夢科巴》的劇本逐漸完成。
這是一個關於科巴孩子追夢的故事。關於《熱夢科巴》，無數次演出的故事梗概都曾這樣介紹。
科巴在哪裏，大山就在哪裏；孩子在哪裏，雲霞就在哪裏。
桑煙在哪裏，神明就在哪裏；心靈在哪裏，夢想就在哪裏。
在青海高原，黃河北岸赤裸的群山中，有這麼一群孩子，他們家裏祖祖輩輩就在農牧交雜地區勞作，很多人從來沒有走出過大山。孩子只能在閉塞的大山內用自己的夢想來描述外面世界，五顏六色，遠不可及。
終於有一天，大山裏孩子們的夢想插上翅膀，在支教老師的努力下，在愛心人士的幫助下，這些小精靈背負著寄托，衝破羈絆，走出大山，走出閉塞，走到祖國的首都北京，走到夢想裏最美麗的世界。
在青海科巴，孩子們用學習和藝術逐漸走出大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臉皮厚一點的地攤演出
2014年初，歌舞劇《熱夢科巴》寫成，緊接著排練。
包括王洪波在內，很多支教老師都不是藝術專業出身，山外的專業老師又請不來。
小苗老師把自己在深圳少年宮那套基本訓練方法搬出來，做了簡版的《熱夢科巴》教給孩子們。
沒有排練場，孩子們就在村裏找地方練習。
隔壁村那座冰冷、堅硬的水泥橋橋欄是孩子們每日晨練壓腿的地方；趕上冬季，天冷風大，孩子們鉆到放羊的土溝裏照舊練習，河邊橋頭下腰、土崖房邊上倒立。
每日早上7點半，山裏的天還黑著，王洪波帶著孩子們跑操。他穿著兩件毛衣和兩件羽絨服，還是感到冷，“冷到骨髓裏。”
沒有音響，全靠老師用口令喊著練習，老師不在的時候，孩子們就自己喊口令。
每天，孩子們一遍遍壓腿彎腰，他們不知道幹這些是為了什麼，但似乎又能明白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排演是否有未來？王洪波說，連他自己也不清楚。所有的堅持都是一種苦熬，可能會熬過這個月，但還能熬過下個月嗎？沒人說得清。
孩子們在露天場地下不斷堅持，有時老師在場，有時不在場，孩子們都在自己組織訓練。
於是，一個一個動作完成，一天一天重復排演，《熱夢科巴》有了成果。此時，深圳一家公司向科巴發出了邀請。
因為臨時有事，王洪波不能跟著去深圳。
送到西寧，王洪波仍有擔心。大山的操場不比深圳的現代舞臺，這些山裏孩子從沒見過正規舞臺，也不知道燈光、音響效果。平時用的配樂還是支教老師自己用手機錄制合成的，聽起來有些刺耳混雜。
王洪波怕學校練得再好，萬一因為空間反差，造成孩子們緊張，將劇情和動作遺漏。
於是，王洪波找到了西寧王府井百貨。商場老總很支持這些孩子，在商場街邊給孩子們支了一個大棚，孩子們準備開始他們的“地攤演出”首演。
為了讓這些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圍觀，王洪波讓孩子們在街邊練起了早功，一時間，路人圍了上來。
“臉皮可以厚一點，用不著害怕。”支教老師在一旁鼓勵。
“地攤演出”時間到了，支教老師當起了主持人。
2個小時的街邊演出，什麼人都有，路人、保安、顧客，甚至還來了媒體記者。
演出很流暢，第一次演出就在青海省會，王洪波還不忘對觀眾進行“采訪”。
當地人說，這戲有味兒。
演出結束，孩子們非常興奮，吃完晚飯，在街邊扯著嗓子唱歌、跳舞，儼然一個個山裏娃都成了“大明星”。
王洪波問孩子們：演出得好不好，漂亮不？
孩子高聲尖叫回答：太漂亮了。
王洪波心裏算是有了底，“地攤都能演出，深圳還怕什麼”。
深圳的演出很成功，孩子們帶著許多燈光、掌聲和歡呼又回到科巴。
一切又立刻恢復到原來樣子：女孩還是家中勞動的骨幹，各種收麥子、挖土、砌墻、開手扶拖拉機，都在忙著幹活。
但王洪波開始堅信，或許，藝術能給這些孩子開辟出一條走出大山的小路。
科巴藝術團曾前往各地表演。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山村裏走出來的藝術團
2015年，國家發布了脫貧攻堅政策。西寧藝術劇院聯系上了王洪波，按計劃打算招6名孩子先去上藝校，等畢業後，便能進劇團，這可是西寧市的歌舞劇團。
“這是天大的好事。”王洪波說，但現實卻給他澆了一盆冷水。
村子裏的大人普遍認為，劇院是不好的地方，特別是看到這家劇團落款有“公司”的字樣。
支教老師努力去解釋，劇團是“國家的”，可等來的卻是千奇百怪的拒絕。
有人說，兒子去了藝校，家裏活兒沒人幹，地荒了咋辦？
有人說，學藝太費錢，不現實，不如去打工；
有人說，孩子太小，舍不得到外面去吃苦；
有人看到大家都不去，也不讓孩子去了。
最為無力反駁的理由是：“我孩子要去考大學”。王洪波說，這個理由最冠冕堂皇，盡管這家人的女兒當時才五年級。之後王洪波才得知內情：這家沒兒子，父親想著女兒大了，用她給家裏招婿。
之後，王洪波再見這個女孩，她一直在河灘放羊。
一天，王洪波回村，女孩跟著他。王洪波走，女孩也走，王洪波停，女孩也停，二人保持著20米左右的距離。
王洪波：“還想訓練不？”
女孩點點頭。“我們每天都要訓練，你要願意來，就來，別跟著我了。”說完，王洪波轉頭離開。
此後，每天清早，這個女孩都抱著演出服出門，將演出服藏在村外一塊石頭下面，再去放羊。羊到了地方散開吃草，她再轉頭取衣服來訓練。
女孩父親還會責罵，但拗不過女孩的性子。
直到有天，女孩出了成績，這位父親托人來感謝。
最終，那次前往藝校學習的6個名額，因種種幹擾只去了3人。
將3名孩子送到西寧時，王洪波還是有些擔心：畢竟孩子們都大了，外面的世界又充滿了誘惑，他怕這些孩子染上一些不好的習慣。
臨走前，王洪波告訴孩子們：你們是科巴的希望、是科巴的英雄，要相互監督，你們有集體榮譽，可以餓肚子，但不能丟了你們的榮譽。
事實證明，這些孩子從沒讓王洪波失望過，在藝校，他們從剛進藝校時的墊底走向了優秀。
經過深圳的演出，《熱夢科巴》有了名氣，精準扶貧政策也開始讓科巴有了改變。
2015年，藝術團在青海正式註冊成立。從前只能在露天空地進行訓練的孩子們，也有了相對規範的室內訓練場所。
之後，西安、北京等地陸續發出邀請，孩子們演出也越發有了模樣。支教老師開始籌備新的劇目。
2016年，小小藝術團終於引起文化部的註意，提出要派遣這個民間團隊去港澳做藝術交流。
2017年1月，藝術團在港澳的演出大獲成功。7月，音樂劇首演成功。
2018年，《熱夢科巴》在國家兒童戲劇節上演出，並獲得優秀劇目獎，還進行16場不同的文化交流演出，參加了北京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周，舞蹈又獲金獎，同時，還在全國青少年語言類大賽獲得金獎，一切成就猶如“破天荒”。
王洪波說，雖然藝術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對無數大山的隔絕，要想真的走出來到外面世界，困難永遠都會存在，面對挑戰而不膽怯，才能跨越一道道絕境。
在青海科巴，孩子們用學習和藝術逐漸走出大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挑戰總在每一天
2018年9月2日，王洪波帶著孩子們歷經生死，穿越了一條非常危險的地質災害帶。
當天，已過了藝校開學的日子。可那幾天突如其來的大雨，每天要下五六個小時，科巴兩個方向的公路全部被衝毀，出村已沒了路。
藝術中心門前，科沿河河水在咆哮，猶如王洪波的內心。
要帶的行李和物品過重，本想著，天氣好轉再送到西寧也不遲。但這次去西寧，王洪波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談，談成了，孩子們可能會得到一次重要機會。同時，孩子們又急著去學校報到。
泥石流、垮塌、斷橋、泥漿路，車根本走不動。
臨近中午，王洪波開始和當地老師想對策。當地老師說，按照過去傳統，從科巴出發，徒步翻越三座大山，出山後找公路，再沿途找車去西寧。
山路有40多裏，隨時有可能出現山體滑坡，還有泥石流、垮塌的風險。
王洪波說，沒辦法，只有豁出去了，走！
清晨6時許，天還未亮，孩子們跟著王洪波和其他老師準備徒步穿越。
王洪波翻出了身上僅有的一點存貨，每人兩個巧克力棒、少量水果、一些方便面，還有十天前深圳來人留下的飲料。
孩子們盯著想吃，可王洪波說，等上山時再吃。
出村不久，發現一座過河的橋已被衝塌，而這是必經之路。現在要過河，必須從一根粗水管上踩著過去。
所有人像表演平衡木一樣渡河，包括上了年紀的王洪波。
過河後，上了大路，也是一片泥濘，踩下去鞋裏就灌滿了泥漿。有孩子舍不得把新鞋弄臟，耍起了小聰明，鞋子外綁上塑料袋，以為鞋子不會遭殃。可一腳下去，鞋子就被泥漿“沒收”了。
一行人在這種泥沙混雜的公路上，走了30多裏，過了金源鄉，在公路邊的一個轉彎處，眼前的景象再一次給眾人出了難題：所有的路面都被衝毀了。
為了避開這段路，孩子們背著物品開始爬山。坡很陡，直接往上爬，王洪波的心臟和肺無法支撐他完成這種高海拔垂直攀登的事情。
幸好有兩個孩子在身邊，拉著他，一層一層泥土坎拽著他。向上爬了大約100米，王洪波已經不行了，他記得，眼睛開始發脹。第二個100米，他眼前只剩一圈圈閃閃亮，什麼都看不見。王洪波跟孩子們說，絕對不能再這樣直線往上爬了。
於是，大家想到的對策是，沿著破爛的公路轉圈，沿著緩坡往前走。
在斷裂的公路上，所有人像在跳格子一樣，一跳一跳地前進。
走在前面的人說，公路上裂縫越來越多，最深處超過兩米，人要是掉下去，誰都救不了。
更要命的是，前面的路，有些部分翹起一兩米，人需要連爬帶跳地過去。
在這段公路上，大家走累了，只能躺在地上休息一下。一路上，王洪波邊走邊喘，不時用手機拍下眼前的景象。他說，這就是科巴孩子的開學第一課，但人生的道路就是這麼艱難，我們這些年不都是這樣義無反顧地面對一次又一次艱難。
最終，所有人都成功走出了這段公路，找到了班車。
王洪波說，我們一直在上演的《熱夢科巴》為什麼好看，能戳中人心？就是因為孩子們的努力、孩子們在面對艱難時不肯放棄的精神。《聽見·科巴》的歌聲為什麼這麼美妙動聽？就是在於這種歌聲需要穿過多少艱難和險惡，才能走到人們的面前。
科巴藝術團曾前往各地表演。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因為改變看到了希望
王洪波常常翻出多年前的照片讓孩子們看。
這些年來，孩子們變化太快，他們已經怕看到過去的照片。現在孩子們更願意用“美顏”拍照，拍出的照片裏，他們美若天仙。
當王洪波再次舉起手機，他們總是說，老師你拍風景那麼美，為什麼拍我們都那麼可怕呢。
王洪波只是笑。他說，只有對比，才能看到改變，只有對比，才能見到變自信後的美。
然而，無論孩子們去過多少地方，受到多少禮贊，在一些家長看來，孩子們都沒在“幹正事”。
2018年，孩子們在北京參加表演時，看見中央民族大學在藝考招生。
王洪波鼓勵孩子們去藝考現場看看。在考場，孩子們才知道，通過藝考和文化課考試，竟然可以上大學。
於是，王洪波開始有了另一個念頭：讓孩子們考大學。
2020年，當20名孩子通過藝考取得成績後，家長們還是認為是在浪費時間。
可孩子們和支教老師已經不再理會周圍的聲音，他們繼續努力復習、考試，他們知道，只有結果才能改變一切。
直到錄取通知書發到20名學生家裏時，王洪波成了家長們的中心。天天有家長來藝術中心找他說話，想請他吃飯。
王洪波說，考上大學，只是所有努力後的衍生品。
“我不是神仙，不會掐指一算，根本沒想過有今天。”王洪波說，其實，過去9年經歷，支教老師們和孩子們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
2012年，有機會去合肥，“出去，長長見識吧。”
2013年，有機會去北京，“能去天安門看升旗。”
2014年，總結兩年經歷，寫了《熱夢科巴》的劇本，“有地方讓演，挺好。”演完，該散夥了，可孩子們又不願意。
2015年，有了點名氣，好多地方讓去演出，扶貧政策也來了，還送了3名孩子去藝校學習，挺好。
2016年，北京又邀請演出，再咬咬牙努力一下，又排了新劇。
2017年，受指派去港澳演出，效果不錯。到夏天連出兩部新劇。
2018年，獲獎不斷，一切成就猶如“破天荒”。
2019年，參加國際民間藝術節，創作了真正意義上的舞劇、話劇，變得更加成熟。
2020年，有20名孩子考入了大學。
王洪波回頭看這一切經歷，猶如夢境，每一步都是獨立的個體，但匯到一起，就是人們常說的希望。
科巴孩子也將希望帶到外界。在北京，他們給絕癥病人做心理治愈系演唱、給那些靠人工耳蝸恢復聽力的孩子演示什麼是聲音；在深圳，給高墻內的犯人帶去自由小鳥在藍天裏飛翔、呼喚內心善良的歌舞。
王洪波說，這些山裏孩子曾經被貧困逼仄著，蜷縮在大山中無助地看著四周，而今逐漸變得也能向陷入困頓的人伸出援手了，這讓他們感到特別充實與自在。
《熱夢科巴》故事裏那個“高個子”女孩，後來參加高考，被西安一所大學錄取，今年在重慶一家公司找到了實習工作。王洪波看到她所投的個人簡歷，已經看不到山裏孩子的模樣。
2021年，科巴的孩子又取得了不錯的藝考和高考成績，又有人將被大學錄取。王洪波還在為孩子以後的上學費用發愁，畢竟學藝術是很花錢的事情。而現在的藝術團，前前後後已出現30多個大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要給這些孩子補習文化課與英語，還要兼顧藝術團的演出，這讓王洪波焦慮萬分。
王洪波說，看到山裏在改變，孩子們在改變，家長們在改變，當地人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持之以恒，看到了希望。
上遊新聞記者 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