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主流科學界並不把所謂的“瀕死體驗”當回事，而是認為這些“體驗”不過是麻醉、低氧或信仰等因素造成的幻覺。但一直也有一些科學家不這麼看，因為他們的研究發現實際情況也許並非如此。一項為期4年半、涉及2060名患者的新研究（由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支持）——《藍色大腦計劃》的結果於2014年10月7日發布並指出，在心搏停止後的一段時間內，當“大腦和身體都死亡”後，“意識”可能依然存在。這項研究的領頭人、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重癥監護醫學助理教授兼復蘇研究部主任山姆·帕尼亞指出，盡管現在不可能絕對地證明“瀕死體驗”或“死後意識”之類說法是真實的（原因是這類現象的發生率太低），卻也不可能斷然否定這些說法，而是有必要在這個領域開展更多研究。
一例個案“靈魂出竅”竟是真的？
《藍色大腦計劃》致力於在一部超級電腦內部構建一個人類大腦。這項研究中包括一項名為《復蘇意識》的研究。這裏的復蘇是指，在患者的心臟停止跳動後，醫生采取措施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帕尼亞一直從事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在《復蘇意識》研究中科學家采訪的140名患者裏，9%的人報告了符合美國心理學家布魯斯·葛瑞森所提出之標準的“瀕死體驗”。但帕尼亞相信，有“瀕死體驗”患者的實際比例可能會高於這個百分比，這是因為有些體驗沒有被立即回憶起來。帕尼亞說，在挺過了心搏停止的患者中，有39%的人能夠接受采訪，並且描述自己在心跳停止期間的意識，但有趣的是，他們都對當時的事件缺乏任何清晰的記憶。這暗示更多從死亡線上復蘇回來的人可能在起初經歷過意識活動，但在復蘇後失去了這些記憶。這要麼是由於大腦損傷，要麼是因為麻醉劑對記憶的影響。
臨床死亡者“復活”（情景圖）
運用與早期研究類似但規模更大的方法，帕尼亞團隊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15家醫院的共數百間病房裏安裝了特制的架子。這些病房都可能安置心搏停止的患者。特制的架子都安裝在病房墻壁上較高的位置，架子上都放置了一幅圖像，並且都只能在架子上方才能看到圖像。此外，每個架子上的圖像各不相同，它們的主題包括國家、宗教、人物、動物和報紙頭條等。之所以如此設置架子，是因為很多“瀕死體驗者”的講述都包括“在上方利於觀察的位置觀察到了自己（指心搏停止者）復蘇的過程”。
帕尼亞團隊還訓練護士及醫生訪問同意受訪的患者。在140名受訪患者中，有兩人描述的“瀕死體驗”內容（包括聽到的和看見的）與醫療報告匹配，盡管這兩人並未被安置到安裝了特制架子的病房。其中一人因病情嚴重而無法繼續受訪，但另一人（57歲男性）則詳細描述了如下的“瀕死體驗”：
“我清楚記得有一個機器聲音說：‘電擊患者，電擊患者。’接著，在病房的一個角落，一名女性向我點頭……下一秒，我飄到了自己上方，觀察病床上的自己、護士和另一名禿頂的男子……我看不見他的臉，但能看見他的背部。他真是個強壯的家夥……他用藍色液體洗手臂，而且他戴著藍色帽子。但我從他戴的帽子邊，能看出他沒有頭發。”
帕尼亞團隊說，上述描述與這名患者在大約3分鐘心搏停止時間內的實際情況完全吻合。但這個3分鐘聽起來很矛盾，因為大腦通常在心跳停止20～30秒後就會停止工作，除非心臟復蘇，否則大腦不可能恢復運作。實際上，在這名患者心跳停止期間，研究人員對他進行了一些刻意的聽覺刺激，並且對時間過程進行了記錄，而這些刺激都被他聽到並回憶起來，並且時間順序也吻合。看來，這不能完全由幻覺來解釋。更重要的是，該患者對死亡的記憶應該也發生在了大腦死亡（這被認為是判定死亡的合理標準）後，如果真的這樣，那是否就表明了意識在人死亡後很短的時間內依然存在？或者說，腦死亡等同於真正死亡這個標準並不合理？
致力於研究瀕死體驗、並且出版了《重癥監護患者瀕死體驗：五年臨床研究》一書的一名美國重癥監護室護士說，上述有關瀕死體驗的描述一點也不讓她驚訝。在她研究的39名心跳停止後復蘇的患者中，有7人報告了心電圖呈現平線（即臨床死亡）後的記憶。她還說，這真的相當重要，因為它的確向我們顯示了這一點：隨著我們對意識的了解越來越多，我們的這方面認識就越來越被改變。她也表示：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識到，意識也許並非局限於大腦中，對意識現象的傳統認識是有缺陷的;科學界此前一直相信，意識是大腦的副產品，但一種新猜測是，大腦可能發揮著過濾器的作用，有時候它會篩選意識，也有時候這個過濾器會失效，人就會經歷一種亢奮的意識狀態。
不過，這類新猜測實際上並不被主流科學界接受。帕尼亞說，上述新研究或許會激起對意識現象的新研究和新爭議，但有一點毫無疑問，科學界對意識與大腦之間的關系並非已徹底了解，這仍然是最大的科學奧秘之一，所以對此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帕尼亞團隊撰寫的新研究報告指出：
有關“瀕死體驗”的內容，看來要比迄今了解到的“瀕死體驗”內容寬泛得多;
在一些心跳停止案例中，對視覺意識的記憶與所謂“靈魂出竅”的體驗匹配，這也許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否能稱作“靈魂出竅”則有待商榷;
被廣泛使用、但在科學上並不精確的術語（例如“瀕死體驗”和“靈魂出竅”），或許不足以描述真正的死亡經歷。未來研究應該著重於心跳停止（即臨床死亡）。雖然這個詞組在生物學上與死亡是同義詞，但它與死亡其實並非一回事，因為心跳停止的患者有可能復蘇，而科學家應該探索讓他們復蘇的更好途徑;
患者對死亡線上情況的回憶，值得科學界進行不帶偏見的認真調查。
帕尼亞說，與一般認識相反，死亡並不是發生在一個特定時刻，而是在任何疾病或事故造成心臟、肺和大腦停止工作後，發生的一種潛在的可逆轉過程。如果采取措施逆轉了這個過程，就叫作“心搏（心跳）停止”，但如果這些措施不成功，那就叫作“死亡”。在新研究中，他們沒有停留於在科學上並非具有確定性的術語——“瀕死體驗”，而是註重更客觀地探索人在死亡時會發生什麼。
實際上，有關“死後意識”或“靈魂出竅”的研究遠不止這一次。那麼，這些研究能證明所謂的“死後意識”嗎？
頭被砍下短時間內仍有意識？
美國分子生物學家弗朗西斯·克裏克是DNA（脫氧核糖核酸）結構的兩名發現人之一。在他的科學生涯後期，他提出了被他稱為“驚人假說”的一個著名假說。這個假說用通俗語言來總結，就是說人類意識的每個方面——從對家庭的親情到宗教信仰，再到對色彩的體驗——都只是大腦神經網絡中電活動的結果。正如他在1994年寫的那樣：“人不過就是一堆神經元而已。”
人類意識經驗的根本，是被稱作神經傳導因子的多種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產生的電信號，構成了神經元彼此聯絡所憑借的手段，並最終構成了神經網絡。當我們刺激這些網絡時，我們就體驗到參與構成生命的生理感覺和情感。當儲存它們的神經網絡被再度激活時，我們就把它們作為記憶來回憶。
這個理念或許有點索然無味，但它構成了另一個理念的基礎。這後一個理念就是：大腦中的電活動是意識體驗的可探查到的跡象;因此，通過腦電圖（它測量腦電波）之類的技術，只要能探查到這種電活動，就能假定一個人有意識。
活著的人當然是有意識的，但人死後是否也存在意識，哪怕在很短的時間內存在？對動物做這方面實驗是可行的，例如斬首動物後再測量其腦電波，但對人顯然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實驗。有趣的是，斷頭臺發明後的醫學歷史記錄中，還真有一些對於砍頭情況的記載，它們似乎暗示“被砍掉的人頭有可能保持一段時間的意識”。換句話說，“人死了依然存在意識”（註：在此引用這類說法，並非表示認同，所以對引用的說法加了引號），哪怕只有短暫時間。
斬首一直被用作處決手段。例如，古羅馬人認為斬首是一種更榮譽、也更少痛苦的死刑執行方式。在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和農民都可能因為死罪被斬首。如今，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不再采用斬首來執行死刑，因為這種方式早已被認為是非常野蠻和極為反人類的。不過，仍有一些國家今天仍在實施斬首。
使得斬首如此殘忍的因素，包括用於斬首的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人。斧頭和劍一直是最受青睞的斬首工具，但刀刃可能不太鋒利，並且受到劊子手施加的力量大小影響。歷史上，一些國家允許技法不熟練的劊子手斬首死刑犯，其結果是通常要斬首幾次才能實現身首分離，這意味著被斬首者會極度痛苦。
18世紀晚期，斷頭臺被作為一種人道的處死手段取代了斬首。實際上，斷頭臺的法文和英文名稱——“吉約坦”不是得名於其發明者（因為斷頭臺的發明者是法國外科醫生安托萬·路易斯），而是得名於主張人道處死罪犯、並且大力提倡斷頭臺的法國內科醫生約瑟夫·愛格納舍·吉約坦。隨著斷頭臺的發明，執行死刑的效率提高，大革命後的法國官方在1792年采納了它。在法國歷史上的“恐怖統治”時期，一年之內就有超過3萬人被斷頭。直到1977年，法國才取消了斷頭刑罰。
斷頭臺給法國“贏”得了一個可怕名聲。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寫道：“只要沒有親眼見到斷頭處死場面，一個人當然就可以蔑視死刑。”而自從斷頭臺投入使用以來，沒有人不驚嘆、驚愕它的使用是多麼到位，多麼精準。
人體循環系統把氧和其他必要的養分通過血液輸送到大腦，從而讓大腦得以執行必要的功能。失去了氧或血液，大腦功能會迅速減退。基於一個有壓力的環境，人體循環發生於一個閉合系統內。血液被壓進、壓出心臟，經過肺，在肺部重新變得新鮮。斬首或斷頭會不可修復地打開這個閉合系統，導致血壓全面暴降，造成大腦缺血缺氧。
根據斷頭或斬首情況，這種失血並最終喪失意識所經歷的時間有時候稍長，有時候稍短。使用斧頭或利劍多次猛擊後頸部，可能會導致身首尚未分離大腦就失血了。但斷頭臺的設計目的正是要使得斷頭過程利落、迅速。斷頭臺的刀刃和重物重量超過80千克，刀刃從離地4.3米高度墜下，直接墜落到被處死者的後頸部。
被斬首處死的英王後安妮·博林（1501～1536）
不僅如此，斷頭臺的刀刃被安裝在一個軌道內，這個軌道沿直線下降，一直到達被處死者的頸子後面，從而提高了被斬下的頭顱直接下落、而不是飛向圍觀人群的概率。一張木頭擋板進一步阻斷了頭顱飛起來後的所有潛在路徑。這樣一來，被斬下的頭顱一般都會掉進放在死者頭顱下方的籃子裏。
這使得劊子手能迅速、方便地取走被斬下的頭顱。為此，在頭顱被斬下後，劊子手只需拉一下杠桿，拾起頭顱向觀眾展示。這是當時的慣例，劊子手經常還要侮辱被斬下的頭顱。1793年，法國婦女夏綠蒂·科黛因為暗殺罪名被斬首時，就得到了這樣的“禮遇”。當她的頭顱被斬下後，劊子手高舉著她的頭顱扇耳光。讓現場人群訝異的是，科黛頭顱的面頰發紅，面部表情轉變成“毫不含糊的憤慨”。這次事件後，被斷頭臺處死者的腦袋被要求在身首分離後眨眼睛。目擊者稱，這種眨眼過程持續最長達30秒。科黛是第一個、卻不是最後一個被報告說頭顱被斬下後顯示出意識跡象的人。
長久以來，主流論點反對人在被斬首後還可能有意識的說法。許多科學家相信，科黛等人被斬首後出現的面部活動是控制嘴唇和眼睛的橫紋肌（隨意肌）運動的結果，是在某種短路後或由於剩余電活動而出現的肌肉痙攣，而不是有意識的刻意動作或活動，因為當大腦與心臟隔絕，不再有氧的供應後，大腦很快就進入昏迷，開始死亡。由於顱內血壓迅速下降，大腦在2～3秒內就會失去意識。為數不多的反對者說，這對身體其他部位來說可能是對的，但頭顱卻因為裝著大腦而與眾不同——大腦是意識的基座。在幹凈利落的斬首中，大腦不會受傷，因而或許會繼續發揮功能，直到失血導致失去意識和死亡，但失血過程不會只有兩三秒這麼短。
人在被斷頭後究竟“還能保持意識”多長時間，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如果這個時間不算短，那麼“在被斬首後人還會有意識”這個說法就非常令人不安：在死亡之前的最後時刻，死者可能會感受痛苦或恐懼。而這樣的情況被報道過多次，其中最近一個案例發生在1989年，當時一名美軍老兵報告說，一次車禍過後，與他同車的一個朋友身首分離，後者的面部表情先是震驚或困惑，然後是恐懼和悲傷。而不管是英王查爾斯一世還是王後安妮·博林，都被報告說在被劊子手的利劍斬首後顯示出試圖說話的跡象。1795年，德國一名研究者在談話反對使用斷頭臺時引用了諸如此類的報告：被斬下的頭顱咬牙切齒;當一名醫生用手指戳被斬下的頭顱的椎管時，頭顱出現可怕的苦相。
這方面最有名的研究，或許是由法國醫生博裏約在1905年對死刑犯亨利·朗吉勒被斷頭後的頭顱進行的觀察。在持續25～30秒的觀察過程中，博裏約試圖讓朗吉勒睜眼。他事後寫道，“（朗吉勒的）眼皮和嘴唇不規則地節律性收縮了五六秒。”博裏約當時呼喊朗吉勒的名字，結果朗吉勒的眼皮“緩慢睜開，不再有痙攣”，並且“他的瞳孔自行聚焦”。這種情況出現了兩次。當博裏約第三次呼喊朗吉勒時，他不再有反應。
在一些人看來，這些恐怖說法或者說報告為“死後存在意識”（哪怕只存在短時間）提供了證據，前提是認定人在身首分離後肯定就死了（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不這麼認為）。不過，現在沒有辦法確認這些說法的真偽，也不可能拿人進行這方面的實驗。那麼，動物實驗能給我們某種啟發嗎？
老鼠實驗大腦瀕死 意識更強
一般人常常把死亡看成是一個時間點，或者一個時刻的事。一個人在一個時刻還活著，而到了下一個時刻，當他的心搏停止，肺的呼吸也沒了，他就被稱作臨床死亡。這種定義容易讓人把死亡看作是一個界限清晰的事件，就像開關的開閉。但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吉莫·波季金卻不認同這個定義。她說，醫生通常假定：臨床死亡後，大腦也死了。“意識消失”是醫生們一再使用的詞語，但波季金等人認為死亡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根黑白分明的線條。
實驗鼠斷頭實驗，讓少數學者推測動物斷頭後依然有意識存在。不過，大多數學者對此不予采信。
在2013年8月發布的一項研究中，波季金發現實驗鼠在心搏剛停止後出現了一個出乎預料的大腦活動模式。沒有了心跳和呼吸，這些實驗鼠臨床死亡了，但在此後至少30秒內，它們的大腦顯示出意識性思考的多個跡象，此外還有一些更強的信號。雖然這些實驗的對象是老鼠，但波季金認為它們對人類的“瀕死體驗”來說也有含義。
心搏停止後經過心臟復蘇活過來的平均每5人中，有1人報告有“瀕死體驗”。盡管臨床死亡期間他們沒有意識，不回應刺激，復蘇後他們卻講述了當時看見亮光、“比真實情況還真實”的記憶、與親朋會面和自己“靈魂出竅”等體驗（統稱“瀕死體驗”）。主流科學家認為這些說法純屬一派胡言。另一些人則把“瀕死體驗”作為“靈魂獨立於身體而存在”或“來世”的證據。但波季金的研究暗示，“瀕死體驗”依然可能只是瀕死的大腦的自然產物。這種看法並不否認“瀕死體驗”的真實存在，卻把它們歸因於自然世界，而不是迷信說法。
波季金等人的這項研究始於2007年。當時，他們正在研究實驗鼠中風後的腦活動。在實驗中，3只實驗鼠一夜間意外死亡。當研究人員次日發現它們已經死了時，他們註意到老鼠死亡（指心搏停止，即臨床死亡）後大腦出現的多個強烈信號尖峰。波季金相信，如果心搏停止後老鼠大腦仍在活動，那麼這種活動是可以被測量的。
1947年，美國媒體盛傳一只雞被斬首後活了18個月。現在，這被認為是一場騙局。
隨後，她率領的團隊把多個電極植入9只實驗鼠的大腦中，測量它們的腦波（神經活動的節律性脈衝，根據頻率用希臘字母來表示）。他們首先對老鼠進行麻醉，然後通過註射藥物讓老鼠的心搏停止，或者通過致命劑量的二氧化碳致死老鼠。當老鼠心搏停止後，大部分腦波也隨著時間減弱。但有一種腦波——當神經元每秒激發22～25次時產生的低伽馬波——在一個短期內變得更強，而且9只老鼠的情況都如此。他們對老鼠臨床死亡後依然出現了腦波這一點並不奇怪，但對這種腦波的高強度感到詫異。另外，老鼠大腦不同部位的活動也變得更同步。尤其是它們的低伽馬波，在瀕死狀態下的同步程度竟然是在麻醉或蘇醒狀態下的兩倍。
在早期研究中，這些特征一直被與有意識的認知聯系起來。例如，人們在一些隨意性圖案中認出一張臉時，低伽馬波會突然變得與遙遠的大腦部位也同步。這似乎不難理解，因為辨認行為要利用大腦的視覺中心和負責面部識別與記憶的大腦區域。整個大腦中的神經元都需要發起整體反應，並且一起激發。
有意識的思維也被與大腦最前面多個部位（它們與許多復雜的心理能力有關）和後面多個部位（它們處理感覺信息）之間的連接強度聯系起來。而波季金團隊註意到：這些區域的連接強度在老鼠心搏停止期間是它們在被麻醉期間或蘇醒期間的6～9倍。他們對此感到很吃驚，並且認為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有“瀕死體驗”的人在自己臨床死亡期間能“看”和“聽”。
比利時列日大學“昏迷科學小組”領頭人斯蒂芬·洛瑞斯指出，“瀕死體驗”應該是一種生理上的真實現象，但科學和醫學長久以來一直不把它們當回事。他指出，科學家不能只是聽患者講述的有關“瀕死體驗”的驚人故事，而是需要測量患者在瀕死期間的大腦活動，對瀕死狀態的研究理應加強。洛瑞斯還把對“瀕死體驗”的研究與對夢境的日益增加的了解相對比。在很長時間裏，科學家只是從人們蘇醒後所講的五花八門的夢境故事來探索解夢，但電極測量卻揭示了夢的神經學基礎，包括快速眼動睡眠的存在，而大多數的夢都發生在這個睡眠階段。洛瑞斯認為，這啟發我們對“瀕死體驗”也該進行這樣的研究。
但洛瑞斯也提醒說，科學界依然在爭論哪些神經信號才是意識的標記，所以只是解碼波季金團隊所見的實驗鼠大腦模式並不能說明什麼。這些模式是否能說明老鼠在臨床死亡期間實際上在想什麼？或者，當時老鼠是否真有意識體驗？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很難回答。洛瑞斯也指出，波季金團隊的這項研究確定無疑地表明，臨床死亡期間的腦電活動比科學界之前預計的要多得多，也有趣得多。盡管老鼠研究容易被與人類的“瀕死體驗”聯系起來，但在要這樣做的時候卻必須非常謹慎。
一些科學家指出，對波季金團隊的實驗結果也可作其他解釋。當血液不再流往大腦後，腦細胞內會湧入鈣，這最終導致細胞損害和死亡。這一過程會造成可測量的腦電圖活動，這或許就是波季金團隊測量到的結果。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波季金團隊在每只瀕死實驗鼠身上都看到了同樣的腦電模式，卻只有20%的臨床死亡復蘇者有瀕死體驗。
這些科學家還指出，其他對患者臨床死亡期間腦電圖的研究沒有發現類似模式，這暗示波季金團隊的實驗方法或許有問題。但波季金反駁說，其他團隊大多把電極放在患者頭皮上，而她的團隊則把電極直接植入了老鼠的大腦中，從而讓測量結果對微弱信號更敏感。在波季金看來，這些信號就是強化的意識征兆。她推測，這類大腦活動尖峰或許是某種天生的防禦：當大腦處於危急狀態時，它需要高度警惕，這樣才能讓人處理危機。這引出了與“瀕死體驗”無關的其他有趣問題。波季金沒有意識到，當氧和葡萄糖的供應都停止後，大腦竟然會出現更強烈的意識。那麼，這是否在蘇醒狀態下或者我們生病、祈禱或冥思時也會發生？如果會，是否能激發幻覺或藝術靈感？這些問題目前尚無答案。
同樣，波季金團隊的實驗結果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死後意識”或“靈魂”存在的證據。他們實際上是故意忽視這項實驗的結論——“瀕死體驗”是瀕死大腦的自然產物。換句話說，大腦要是真的死了，也就不存在意識了;而如果大腦（當然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還沒死，它的意識活動又怎麼能算作是“死後意識”？所以，哪來的“死後意識”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1年，荷蘭奈梅亨大學的一項類似研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當時，為確定一種讓實驗鼠安樂死的常用方法——斬首是否人道，研究人員把腦電圖儀與老鼠大腦連接，然後斬首老鼠，並且記錄被斬首後老鼠大腦中的電活動。結果發現，老鼠身首分離後，大腦繼續產生頻率在13～100赫茲之間的電活動，而這一波段與意識和認知有關。這一發現暗示，在被斬首後，老鼠大腦能繼續產生思維和體驗感覺至少幾秒鐘。盡管在老鼠身上的發現經常都能推廣至人，科學家卻可能永遠無法知道人在掉腦袋後是否也會保持類似“意識”，理由很簡單——不可能進行這種實驗。
在被斬首後，一個人可能保持多長時間的意識？這個問題仍舊充滿爭議。雞被砍頭後，身體通常還能走動好幾秒鐘。早期研究發現，老鼠在被斬首後能保持意識大約4秒鐘。另一些對小型哺乳類的研究表明，這個時間最長可達29秒。要是人被斬首後也這樣，那不引起極大的不安才怪。
斷頭蟑螂為何能活幾個星期？
蟑螂的命硬可謂臭名昭著，它們常被說成是最可能在核戰中存活下來的動物。一些人甚至說，蟑螂就算沒了腦袋也能活下去。這種說法竟然是正確的——掉了腦袋的蟑螂，居然真的能活幾星期！
要想懂得蟑螂（以及其他許多種昆蟲）在斷頭後為什麼能存活，就得先了解人為什麼不能。首先，人被砍頭會造成失血和血壓下降，從而妨礙把氧和養分輸送到重要組織，於是人就流血致死。此外，人通過嘴巴或鼻子呼吸，大腦則控制著這個重要功能，因此人被斬首後呼吸也停止了。不僅這樣，人體沒腦袋就不能進食，這就使得被斬首者會很快餓死——就算他能挺過與失去腦袋有關的其他惡劣影響。
但蟑螂沒有像人那樣的血壓，沒有像人那樣的巨大血管網絡，也沒有需要大量壓力才能讓血液通過的細小的毛細血管。蟑螂的循環系統是開放式的，其中需要的壓力低得多。如果切掉蟑螂腦袋，很常見的情況是它們的頸部會通過凝血閉合，而不會出現失控性出血。
堅韌的蟑螂通過位於每個體節上的小洞——呼吸孔來呼吸。此外，蟑螂大腦並不控制這種呼吸，血液也不輸送氧到全身。通過一套管道——呼吸管，蟑螂的呼吸孔把空氣直接送到全身組織。蟑螂也是冷血昆蟲，這意味著它們每克體重所需的養分比人類少得多。昆蟲只需進食一天，就足以生存好幾個星期而無需進食。只要沒有掠食者吃掉它們，它們就不容易死，除非被黴菌、細菌或病毒感染。
昆蟲學家曾經在顯微鏡下很仔細地斬首過美洲蜚癆（一種蟑螂），然後用牙蠟密封傷口，以避免蟑螂脫水而死。結果，有兩只蟑螂被斬首後在罐子裏活了好幾個星期。昆蟲的每個體節上都有成堆的神經節，它們為生理反射執行基本的神經功能。因此，就算失去了大腦，昆蟲的身體照樣能做出簡單的反應，比如站起來、回應觸摸和移動。
斷頭蟑螂還能活一段時間，這並不奇怪。
不僅蟑螂被斬首後的身體能存活，掉下的腦袋也一樣能前後揮動觸角達好幾小時，直到腦袋脫水。如果被給予養分和被冷凍，被斬首後的蟑螂身體和腦袋都能存活更長時間。然而，對蟑螂來說，身體依然提供了大量感覺信息給頭部，當這些輸入被剝奪後，大腦就不再能正常發揮功能。例如，盡管蟑螂的記憶力很好，但在它們失去腦袋後，不管科學家教它們什麼，它們都不再能記住。
斬首蟑螂聽起來可能挺恐怖，但科學家對無頭蟑螂和無身子的蟑螂腦袋進行過許多次實驗。斬首蟑螂會讓蟑螂的身體得不到來自於頭部腺體的激素，而這些激素控制生長，由此有助於研究人員調查昆蟲形變和繁殖。對失去身體的蟑螂頭部進行研究，有助於揭示它們的神經元運作機制。此外，當然還能為蟑螂令人妒忌的堅韌提供又一個確鑿證據。
瀕死體驗”神經學上並無“靈異”
有神經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初指出，“瀕死體驗”有典型的邊緣葉（指大腦的一個部位）綜合征特點，因而可以通過大腦中腦內啡和腦啡肽的釋放來解釋。有神經學家1983年提出，腦內啡的釋放可造成充滿喜悅或情感的“瀕死體驗”，而烯丙羥嗎啡酮會產生“地獄一般的‘瀕死體驗’”。第一個正式的“瀕死體驗”神經學模型於1987年提出，它包括腦內啡、大腦邊緣系統的神經傳導因子和其他大腦部分。
麻醉劑氯胺酮能誘發“瀕死體驗”的所有內容 1989年，神經學家提出了“瀕死體驗”的神經生理模型，認為血清素在產生“瀕死體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研究發現，一種麻醉劑——氯胺酮能誘導“瀕死體驗”。通過靜脈註射一定劑量的氯胺酮，能產生“瀕死體驗”的一切常見內容。20世紀90年代，神經學家對致幻劑二甲基色胺進行了研究，並且提出一種假設：人死前或瀕死狀態下的大腦松果體大量釋放二甲基色胺，是“瀕死體驗”現象的成因。
2006年，有科學家通過心血管幹預，致使42名健康誌願者出現昏厥。事後，這些誌願者報告了看見光、隧道、遇見故去親人和造訪其他世界等“瀕死體驗”內容。2008年，有神經學家提出，臨床死亡者的“瀕死體驗”是由大腦嚴重失靈（由大腦血液循環停止引起）造成的精神機能障礙綜合征。還有研究顯示，血液中碳酸過多（高碳酸血癥）能誘導諸如光線、視覺和神秘體驗之類的“瀕死體驗”癥狀。也有神經學家提出，“瀕死體驗”是由腦缺氧、藥物或腦損傷引起的幻覺。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麻醉學家卓拉及其團隊認為，“瀕死體驗”是由於死前大腦氧耗盡而造成的電活動猛增引起的。猛增程度與意識完全的人相似，但前者的血壓低得無法探測，卻照樣能產生生動的圖像和感覺。大腦活動的逐漸喪失出現在死前大約1小時內，並且被持續時間為30秒到3分鐘的大腦活動迸發所中斷。卓拉團隊對7名瀕死患者進行的研究發現，患者大腦電活動的增加發生在血壓已經探測不到之時，他們的“瀕死體驗”可能是對突觸記憶總內存的回憶，與臨終卻潛在可逆的血氧不足有關。2010年發布的一項研究說，“瀕死體驗”的根源是，血液中的高濃度二氧化碳改變了大腦的化學平衡，從而讓大腦“看見”事物。
“瀕死體驗”患者的大腦左顳葉活動會增加。刺激顳葉已知能誘導幻覺、“靈魂出竅”和記憶閃回。在對一名患者的實驗中，電刺激左顳葉頂交界區，導致患者出現另一個人靠近她的幻覺。2011年，著名雜誌《科學美國人》刊登的一篇文章下結論說，“科學證據表明，‘瀕死體驗’的所有特征都有著正常大腦功能出錯的根基。”
一些學者聲稱，一部分“瀕死體驗”案例是在腦電圖儀呈現平線（即大腦不再發揮功能的情況下）發生的。但也有學者註意到，腦電圖並不是大腦死亡的一個可靠指針，因為它只能探查大腦皮層的一半的活動，而對更深的大腦皮層結構是觀測不到的。
不少經歷過“瀕死體驗”的人，把它看作是“死後生命”（“來世”）或“死後意識”存在的證據。唯心論者聲稱，“瀕死體驗”是“非物質化的意識”或“靈魂”與肉體分開而獨立存在的證據。但唯物論學者指出，盡管大腦損傷、顱內缺氧或高碳酸血癥等生理因素不足以解釋“瀕死體驗”的全部本質，但這卻並不能推翻只有活的人體才能產生意識的科學結論，唯心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對唯心論持否定態度的科學家指出，迄今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死亡後存在生命的說法。但有研究發現，即便在人事不省期間，大腦也依然能記錄感覺印象。例如，在1983年進行的一項實驗中，科學家用一份詞匯表的錄音帶測試一組被麻醉患者的記憶力。在身體康復後，這些患者能以明顯高出偶發比例的占比，識別哪些單詞在當時播放給他們的詞匯表中出現過。科學家對此的解釋是，就算是在全麻醉狀態下，大腦也仍然保留一部分儲存新信息的能力，“瀕死體驗”中伴隨“視覺”的“聽覺”內容，很可能與此有關。
不相信“死後意識”和“來世”的科學家還指出，對臨床死亡患者的大腦完全停止活動的推斷，以及對瀕死體驗形成於大腦死亡後的推斷，都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在患者接受心臟復蘇嘗試期間，大多數腦部活動是不會進行的，因為這要花去太多的搶救生命所需時間。所以有一種可能性是，即便腦電圖顯示平線（即患者已經腦死亡），患者卻依然有大腦活動，而這些活動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正電子發射X射線層析照相術或電腦輔助斷層掃描儀，是可以探查到的，這是因為——除非通過外科手術直接接入大腦，否則腦電圖儀主要測量的是大腦皮層表面活動。也就是說，本文第一部分那名57歲男子所講述的令人十分困惑的“靈魂出竅”瀕死體驗，恐怕就屬於這種情況。
總之，主流科學界至今尚不支持所謂“死後意識”，更不認同“靈魂”的存在。實際上，雖然科學界對意識指針、死亡標準和“瀕死體驗”等概念仍有爭議，但主流觀點依然是物質決定意識，沒有生命就沒有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