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樂泮水》，王鍔主編
鳳凰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王鍔先生所贈，乃是他所做“學禮堂訪談錄”系列叢編之一種，該書系已經列入“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本書共收四篇采訪文章，分別是對呂友仁、葉國良、賈海生和楊華四位先生的訪談錄，王鍔先生的撰寫方式依然保持對談格局，從每人的求學經歷講起，而後談到治學方向及研究成果。通過閱讀這本書，讓我了解到這四位先生的治學思路，比如呂友仁先生整理過錢大昕的《潛研堂集》，他在整理這部名著之前給自己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查找該書中征引的全部著作，哪怕是只言片語也要找到原書：“換言之，凡是錢大昕讀過的書，我也要找來讀一讀，看一看。”
但是錢大昕讀書十分廣博，更何況他當年讀的書於今找到原書殊為不易，於是呂先生就到多個圖書館去查看，經過三年的翻閱，他感到收獲很大，“通過這樣逐字逐句地細讀《潛研堂集》，我對錢大昕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自己仿佛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當他點校完畢《潛研堂集》時，已經是錢大昕的忠實粉絲，於是他再接再勵，又把《廿二史考異》和《十駕齋養新錄》細讀一遍，由是他覺得等於到錢大昕帳下讀了個博士。
王鍔先生是禮學專家，所以他的采訪會以禮學研究作為切入點，他在采訪呂先生時，提到了《禮記全譯》和《周禮譯註》。呂先生說這是出版社約稿，為此他把《周禮註疏》和《儀禮註疏》通讀了一遍，同時也通讀了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之後他又出版了一部《〈禮記〉講讀》。他在這部書的導讀中專有一文談古代“死”的別名，他說這篇文章是與學生馮好傑一道作的，而後提到清人梁章鉅首先註意到這個問題，梁在《浪跡叢談》中有《人死別稱》一節，該節列出了19個別名，近人龔延明在《古代“死”的別名》一文中列出了67個，而呂先生與他的弟子在梁、龔文章之外，又補充了182個。僅從這些數字就可看出呂先生在研究一個問題時，會有多麼專深。
本書所采訪的第二位是葉國良先生。葉先生原任臺大文學院院長，現為臺大講座教授，主要研究經學、金石學。葉先生談到他當年上小學時就喜歡讀古典詩詞，念高中的時候往返乘火車需要兩個多小時，他用這個時間讀了不少歷史書。有意思的是，他談到了當時臺灣商務印書館所出的《人人文庫》和《國學基本叢書》，這些書印制不精，但很便宜，故被人戲稱為“麻沙本”，老板王雲五也被人稱為“王麻沙”，這種稱呼不無戲謔之意，可是宋代時候建陽麻沙本遍天下，從這個角度來說，麻沙本對文化普及厥功甚偉，王雲五得此戲稱亦不失為一種褒獎。
葉國良是跟隨屈萬裏先生讀碩士，當時屈先生給他的題目是《宋人疑經改經考》，葉先生覺得這個題目範圍太大了，但既然老師讓他做，他也只好硬著頭皮做下去，為此他讀了《四庫全書》裏所收400多種宋代專門經學著作，另外還有文集400種，未列入四庫的他也進行了翻閱，比如很多宋代學術筆記會談到相關問題，為此他又翻了100多種，經過5年的工夫終於寫出論文，並以高分通過，經過他的考證，宋代疑經、改經的學者多達130人。
碩士學位讀完後，葉先生本想跟著屈先生繼續研究經學，但此時的屈先生生病了，他命葉國良轉而研究宋代金石學，以便讓他熟悉出土文獻。在此前他跟著孔德成先生學習金文和《三禮》，在孔先生的指導下，葉國良的博士論文就寫了《宋代金石學研究》，對於石刻研究成果，葉先生寫出了《石學蠡探》和《石學續探》，前者從東漢寫到隋，後者從隋寫到清，為此他系統地疏理了《寰宇訪碑錄》和《金石萃編》，對這些書的優劣進行了評價。葉先生說《金石萃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是清代石刻學最重要的書，雖然兩書談的都是金石 ，但是金很少，石很多，《補正》一書把磚瓦納入了金石範疇，可以說發展了金石學的內涵。這兩書的共同點就是在每篇末會有編者的研究意見，但是在葉先生看來，從乾嘉之後，金石學研究沒有真正的大發展，其原因是在方法論上沒有突破。
葉國良還撰有《禮制與風俗》，這是他的禮學研究成果，他在采訪中談到很多人們熟視無睹的現象，比如中國並不是自古就端著碗吃飯，這是逐漸中發展出來的，在韓國，如果一個人端著碗吃飯會被人看不起，因為韓國人認為這樣像乞丐。他還講到了人們靠右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這是交通法的規定，但葉先生說，中國自古就是靠右邊走，這是我們的文化，因為右行是尊重對方的表現。他講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手有攻擊力，右行不容易抽刀刺向對方，所以右行是善意的。而後他講到了為什麼日本人要左行，這是因為日本武士所用之劍很長，右行的話不方便抽劍，所以日本武士一定要靠左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護自己。葉先生以此說明，英國文化和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發展方向相反，因為他們有自我防衛的權力，所以要靠左行。
賈海生先生是浙江大學教授，他整理了《儀禮註疏》，賈先生談到此前已有兩個整理本，一是彭林先生點校的，二是王輝先生整理的，前者以阮元刻本為底本，後者以張敦仁刻本為底本，賈先生在做整理時，是以阮刻為底本，這是考慮到阮刻本流傳最廣，並且有阮元的校勘記可以采用。賈先生在整理時吸收前人成果，除了阮元之外，還有四庫館臣的校記，以及曹元弼《禮經校釋》的校勘成果，另外還有倉石武四郎、沈文悼的《漢簡異文釋》和清人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賈先生說，他重新整理的原因是前幾年浙大古籍所啟動了編纂《中華禮藏》的項目。
對於《中華禮藏》收錄的內容，賈先生談到，不僅僅是傳統禮學文獻的整理匯編，還包括佛教、道教涉及禮儀方面的文獻，另外還要收錄其他民族的禮學文獻，只有這樣才稱得起《中華禮藏》這個名稱。
楊華先生現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主要從事先秦秦漢史、中華文化史，尤其是中國古代禮制方面的研究。王鍔先生首先問楊華先生，他所撰《先秦禮樂文化》一書的特點，楊華說，主要是把禮和樂結合，並且把考古材料引入禮樂研究中，因此這部書在音樂史和文學史的領域，比在歷史領域反響大。
楊先生另外著有《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和《古禮新研》，所謂新研，就是對一些問題有了新見解，比如他舉到“五祀”的例子，後世在研究《儀禮》和《禮記》時，都會講到人死之前要“禱五祀”，“五祀”就是五個家居小神，即門神、中霤、竈神、戶神和行神。但楊先生經過統計，發現“五祀”有不同說法，《禮記》的《祭法》篇說，不同等級所祭家居小神有數量之差，王祭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但是《曲禮》篇中，卻說從天子到大夫都是祭五祀，並無等級差別，鄭玄為此作註時也沒有解釋清楚，他只是認為這是商周之別，後代禮學家也對此爭論不休。
楊先生對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信息進行疏理，發現當時並沒有等級差別，無論什麼規格的墓葬，出土的簡文都是五祀，由此否定了七祀、五祀、三祀等級差異說。同時他註意到五個小神的排列順序從戰國到漢代有變化，比如漢簡中出現的五祀系統中，有個小神叫井神，但在戰國時，就不祭這個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呢？楊先生認為，“秦朝人重水德，秦朝以後水神就更加受到重視。”可見楊華先生是用五德始終說來予以解釋。
通過讀四位先生的訪談，使我了解到他們看問題的思路，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研究傳統文獻下死工夫是必經之路。
《大英博物館中國簡史》，（英）霍吉淑
著 顧雯、謝燕譯
讀者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2019年10月第2次印刷
此書為新經典文化公司出品，某次我跟新經典的林妮娜老師聊到有出版社約我寫簡史之事，林老師告訴我，她們公司出品的這本書很有參考價值，隨後寄給我一本。本書小16開精裝，全彩印刷，用紙上乘，圖片精良，全書沒有引文，不出腳註，但每幀圖片註明出處以及寓意。
從本書前勒口了解到，作者霍吉淑乃是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館長，是有名的漢學家，她在《引言》中講到了撰寫本書的主體構思，談到中華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最重要的是這個文明體系延綿不斷，始終如一，“幾乎所有的中國通史都是以石器時代為開端”。本書絕大部分也是按照傳統順序縱覽整個中國歷史，但是在陳述方法上，與其他書有區別，因為本書主要是通過物品加以呈現，並且將中國近七千年的歷史分為六個時段：早期中國，帝國時代，帝王、文人、商賈，元明之際，清，現代中國。
本書選取每個時代的陶器、青銅器、繪畫等物品，來講述中國的過往，作者同時說：“中國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但並非以往認為的那樣全部依賴自給自足，與世隔離。從文獻記載和物質文化遺存中可以看到，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和域外之間在每個歷史階段都有著廣泛的交流。”
霍吉淑在《引言》中講到了漢語的特性，中國皇帝的概念，中央集權制下的官僚體制，以及對外交流與文化融合，經過一番論述後，她給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特殊地位讓她在人類的歷史上扮演著格外重要的角色：中國有著延續至今的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同時也將是21世紀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從整體看，這本書就是按照出土文物來講述中國歷史，上世紀20年代在周口店發現北京人頭蓋骨講起，稱直立人生活在此已經有50萬年。我在上初中時，歷史課本中都會重點講到這個頭蓋骨，後來讀到資料稱，頭蓋骨不知所終，於是出來種種猜測，其中猜測之一乃是藏在日本某個重要的地庫裏。這塊頭蓋骨對人類文明史極其重要，而今卻深鎖嫏嬛，怎麼想都是件遺憾事。作者又講到了紅山文化、仰韶文化，有一張半頁圖配的是拋光綠色石斧，文稱此石斧制作在7000年前，並且刃部很鋒利，“1959年，這件石斧和其他一些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贈於大英博物館。”原來還有這樣的文化交流，這是我以往不知道的信息。
作者接著講到了馬家窯文化，同時展現了幾幅馬家窯陶器圖片。這同樣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早期陶器在市場上流傳最多者，就是馬家窯陶罐，這些陶罐體量碩大，紋飾有精有粗，20年前北京潘家園市場大量出售此物，每個價格在500元到2000元之間。當時我買了不少陶罐用來送朋友，記得有人質疑陶罐的真偽，我跟朋友說，這麼便宜的價格，作偽還不夠做舊錢。曾經多次有人問到我，為什麼清末官窯的價格是馬家窯陶罐價格的幾十倍，有些事情並不會因為時代久遠就變得有價值，當然，市場價值跟文物價值並不是一回事。
本書中展現的早期文物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銅器，而帶有銘文的青銅器，最受市場追捧。按照國家規定，除了傳世品之外，青銅器不能上拍，所以這類物品的買賣市場主要在歐美，價格之昂超乎想像，本書中收錄的青銅器大多是帶有銘文者，可見這種理念中外一致。談到中外交流問題，書中重點談到了泉州，此處在南宋和元代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國外的商賈來此做貿易，於是帶來了新的思想和習俗，穆斯林在泉州建造了清真寺，南印度商人在此建造寺廟供奉濕婆神，天主教和景教信徒也在這裏留有遺跡，在泉州東部的晉江還發現了摩尼教神龕遺跡。作者解釋說：“摩尼教起源於伊朗（波斯），先知摩尼（216-276）的教誨融合了瑣羅亞斯德教（即祅教）的思想。”
文中談到：“12世紀以降，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已世界領先。”於是有了鄭和七次下西洋。書中談到每次遠航的隨船人員達2.7萬之多，艦隊有五、六十艘大型寶船，以及數百只小型船，這麼龐大的艦隊可謂浩浩蕩蕩，而他們每次航行時間大約兩年之久，船上裝運著瓷器和絲綢，換回來的是印度寶石和非洲的黃金，甚至動物，另外也有一些香料和木材。“中國史書中對歷朝歷史的不斷重釋，讓人不由得產生了中華歷史自成一體的連續感 ，而對物質文化的研究，則反映了明朝與異國相互交流的情況。”
更有意思的是，鄭和在西洋航行期間，他帶去了明代紙鈔——大明寶鈔，他將此分發到沿途各國，看來在那個時代，中國的貨幣已經出現於他國，只可惜這些紙鈔只能在中國去消費，或購買中國物品。不知道這種作法是否促進了中外貿易流通，但這種作法的確影響深遠。
國際交流也會帶來一些副產品，比如居住在京城的傳教士帶來了吸食鼻煙的習俗：“中國工匠陶醉於袖珍藝術，而袖珍鼻煙壺恰恰給他們提供了完美展現技藝的機會。”自從中國有了藝術品拍賣，鼻煙壺就不斷出現在各個拍場中，培養出不少的專門藏家。後來卷煙又流行於中國，我記得小時候人們喜歡的遊戲之一就是拍煙盒，當時人們收入有限，故市面上見到的煙盒都是低檔品，而一張高檔煙盒能夠換數張甚至數十張普通煙盒，為此小夥伴們想盡辦法到那個時代的特殊場所去搞高檔煙盒，而我也樂此不疲，這也是誘使我患上收藏癖的原因之一吧。可惜這部書內沒有收錄煙盒圖案，也沒有古籍善本，但卻有幾張年畫和版畫。如果讓我來寫這樣一部書，肯定會摻進不少自己喜歡的私貨，讀者會不會反感呢？編輯會不會力勸我去掉呢，這的確是個問題。
《梧山集》，（明）王縝著，歐明熾整理，張笑艷編務
廣陵書社202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該書為線裝本，一函四冊，乃是張笑顏所贈。2019年5月，南京藝術學院院長孔慶茂先生組織舉辦了“名人手稿修復人才培訓班”，孔院長命我給該班舉辦了一場講座，張笑顏為學員之一，中午集體就餐時，她特意過來與我商討一些有關手稿的問題，由此讓我了解到，她對紙質修復有不少獨特見解。此後她幫助東莞中學整理書庫，因為需要鈐蓋藏書印的問題，與我也有過交流。前一段她告訴我說，去年幫助厚街鰲臺書院出版了王縝的詩文集《梧山集》，她料定我喜好此書，故特意寄來一部。
關於此書的印量，她告訴我說，此次總計出版了500套，均為編號發行，果然我看到此書的扉頁上印有一個大大的朱記：“影印民國版線裝本《梧山集》，第四五八號，庚子東莞市厚街鎮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廣陵書社在制作線裝本方面最為擅長，該書裝幀一如原本，書前附有清彩繪王縝像及光緒四年版線描像，另從《鰲臺王氏族譜》中輯出鰲臺書院圖一幅，余外還有一幅王縝題字。
關於王縝的情況，書前印有東莞市厚街鎮人民政府落款的《寫在〈梧山集〉出版前的話》，該文首先介紹厚街鎮建造於北宋宣和年間，乃是一座千年古鎮，該鎮一向崇文重教，明清時期出過兩名進士和二十多名舉人，而這些皆是鰲臺書院之功，因此該書院一向是厚街的重要文脈。由於時代更疊，厚街先賢留下來的文獻甚少，以往東莞文史專家楊寶霖先生用十余年時間整理出了厚街橋頭人陳璉的著作《琴軒集》，而今厚街政府重視厚街文化的歷史與保護，經過多年努力，終於整理出了王縝遺著《梧山集》，而王縝就是東莞厚街人，他於明弘治六年考取進士，官至戶部尚書，59歲時去世於任上，得到皇帝賜以祭葬。
《梧山集》初刻於明嘉靖初年，卷首有王陽明撰序，曾於乾隆二十九年和光緒四年兩次重刊，民國十六年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本次出版《梧山集》乃是以民國版為底本，參照其他版本整理而成。
王陽明在序言中談到他總制兩廣時的府署距離東莞僅是一葦杭之，在朝中時還見過過王縝，再加上他們同屬王姓，故王縝後人請其撰寫該序。陽明先生在序中重點論述了王縝的工作業績，而後提及“間有閑吟別撰，非公經意為之”，即使如此，王陽明還是覺得這些詩文頗有價值，更何況“古人後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但王縝政功顯赫，“立言其奚以為?”
王陽明果然是大家，其發如此之問，既可表明王縝重點在事功，於事文並不措意，同時又表明了立言的重要性，即便對方並不在這方面下多大工夫，其作品依然有立言之作用，因為“四海之廣且疏，及遙遙幾百載後，未識公之面貌，又不獲俎豆之書，而竹帛有湮，史策無據，其何以美而傳？”以此說明立言之重要作用。
翻閱本書，計二十卷，排在前面的是奏書，這部分占了一半的體量，而後是王縝為他人所寫序言，他本人的詩作僅為第四冊，五、七絕在前面，之後是五律、七律，再後是五古、七古，其所作之詩既有紀時，也有述古，比如《宋太祖未遇時與陳希夷對奕圖》，想來這是一首題畫詩，由該詩可窺得王縝的詩風：“蓬蓬萬物等毫毛，枉費縱橫百戰勞。看透人間無敵手，陶唐一著總輸高。”
《聚紅廳譚紅》，趙建忠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書乃是紅學家趙建忠先生所寫跟《紅樓夢》有關文章的結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收錄的是作者所撰《紅著序跋與書評》，以及對紅學前輩的采訪和愐懷師友之文，還有趙先生對《紅樓夢印譜》及《金陵十二釵》繪畫的評語；下編則是有關紅學史及流派的研究文章，以及紅學熱點和話題爭鳴。
我從該書中讀到了《紅學索隱派平議》，趙先生在文中提及，劉夢溪先生在其專著《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宣告“索隱派紅學的終結”，趙先生認為這個結論下得過於客觀，因為在新世紀以來，劉心武的“秦學”愈出愈奇，為此趙先生對索隱派的發展進行了分析考證，認為疏理之後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乃是口耳流傳時期，此時期停留在猜測層面，缺乏具體論證。有人說《紅樓夢》寫的是明珠家事，也有說寫的是和珅家事或傅恒家事，雖然這些說法產生過不小反響，但趙先生認為，細究起來都經不住推敲。第二階段則是清末民初時期形成的舊索隱，而索隱派正是以“反滿”時代大潮來支撐這種思路。第一部自成體系的索隱派專著是王夢阮、沈瓶庵合著的《紅樓夢索隱》，“索隱派”之名即由此得來。兩位作者索隱出來的《紅樓夢》本事，就是人們艷稱的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之後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提出“康熙朝政治狀態”說，兩者加上早有傳聞的“明珠家事”說，並稱為“清末民初三大索隱”。
趙先生在敘述流派的同時，也會談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明珠家世說”缺乏具體論證，在三大支脈中勢力最弱，更何況清代獲抄家治罪者不少，未必一定指的就是明珠家，更何況賈寶玉經歷了家族由盛而衰的歷史，而納蘭性德早在其父革職抄家前便已去世，所以他的生平與賈寶玉殊不相類。
有人指出納蘭性德《飲水集》與《紅樓夢》某些文字有關聯現象，但趙先生稱，古典詩詞中早就存在相類似現象，他舉出了白居易詩句中的“何處紅樓睡失明”及“洛陽無限紅樓女”等，都有“紅樓”字樣。關於葬花，更不是林黛玉的發明，趙先生點出這是唐伯虎的首創，他引用了唐伯虎一首詩中的描繪，此段描繪中提到了唐伯虎邀請文征明、祝允明到桃花庵去痛哭牡丹花的花落，同時命手下收拾這些花瓣“盛以錦囊，葬於藥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
趙先生分別引用了唐伯虎和林黛玉的《葬花詩》：
唐伯虎《花下酌酒歌》
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
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
林黛玉《葬花詩》
桃花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樓空巢亦傾！
另外趙先生還引用了唐伯虎的《一年歌》，起首兩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林黛玉的《葬花詩》前兩句則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唐伯虎是明代人，曹雪芹是清代人，誰抄誰的，一目了然。但是趙先生很含蓄地用了“異曲同工之妙”，可見他對曹雪芹是何等之愛。但有人也會說，《一年歌》的前一句雷同，說明不了問題，因為誰都可以這樣說，而林黛玉後一句與之不同。趙先生在文中引用了這兩首詩的全詩，對比著看更為明顯，我是擔心引文太多，讀者不耽煩，故僅摘引兩句。其實林黛玉《葬花詩》的第二句，應當是化用了《一年歌》的三四兩句，“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炙”。
從索隱派扯到了《紅樓夢》中詩句的本源問題，似乎有些離題，然卻說明了索隱派所本持的“明珠家事”沒什麼道理。而後趙先生又講到了索隱派的第三階段民族救亡時期出現的新索隱，第四階段則為海外復活期的《紅樓夢》索隱。建國後，《紅樓夢》索隱基本銷聲匿跡，然在新加坡以及中國 臺灣、香港等地，卻出現了幾部重要的索隱派著作，趙先生講到了1959年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的潘重規《紅樓夢新解》，潘先生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漢族誌士用隱語寫隱痛隱事的隱書”，他的這個觀點與蔡元培所提觀點基本一致。對於潘重規這部專著的亮點，趙先生認為：“超越前人有所發揮的地方，是對賈寶玉帝王身份的論證。”
此後，到1972年，臺灣杜世傑出版了《紅樓夢原理》一書，趙先生認為這是索隱派問世以來，篇幅最大且最具系統的一部：“此書最大膽的提法，是認為曹雪芹系諧音‘抄寫勤’之化名，並詳細推論《紅樓夢》真正的作者為前明遺民吳梅村。”趙先生總結說，這些索隱著作大多彌漫著濃厚的遺民情結，“反清復明”的這面索隱旗幟，“客觀上也迎合了一些臺灣人的所謂‘光復’隱衷”。
第五個階段則是改革開放以來索隱派在大陸出現了復活趨勢，為了區別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索隱”派，趙先生將這個階段命名為“當代《紅樓夢》索隱”，文中談到了霍國玲姐弟的《紅樓解夢》，該書的核心論點是“曹雪芹、竺香玉毒殺雍正帝”。1994年，劉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由華藝出版社推出，隨著百家講壇的熱播，“秦學”觀點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反響。
對於索隱派研究方法的本源，趙先生認為這與源遠流長的“漢儒解經”治學路數有關聯，西漢出現的今文學派就是從原作品中尋求微言大義。趙先生說，這樣的解經結果難免牽強附會，但他同時說，索隱方法在史學研究領域運用較為普遍，也有成功案例，他舉出了《史記索隱》一書，同時說：“但當這種治學路數套用到文學領域後，就有以意逆誌、牽強附會之嫌。”
趙建忠認為：“索隱派著作中想挖掘作品的微言大義，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中國文學自身的特點，就是講究意在言外的含蓄美，“從古至今，越是偉大的作品，越不可能一覽無余”，所以他認為，“只要漢語、漢字存在，《紅樓夢》索隱派就不會消亡。”
趙建忠的這部專著中也談到了考證派，他同樣是用這種辦法，將該派的歷史作了相應疏理，書中還涉及到《紅樓夢》其他方面的話題，趙先生對這些話題均作了客觀分析，通過相應的敘述，來闡述他的主張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