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明帝繼位後，有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有個高大的金人，繞著宮殿飛行，然後忽然升上天空，向西飛走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明帝召集大臣解夢，有個叫做傅毅的大臣告訴他：天竺有神叫做佛，金人就是天竺的佛祖。明帝被佛的說法吸引，派出蔡愔和秦景兩位大臣去西天求取真經，兩人走到阿富汗，遇到了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高僧，一番交談後，邀請他們到東土傳播佛法，公元67年，兩位高僧帶著一尊佛像和一部四十二章經，騎著白馬來到洛陽城，漢明帝熱情歡迎了他們，並於第二年在洛陽郊外興建寺院供僧人修行和翻譯佛經，這便是後來的白馬寺。
日慕鄉關曾於幾年前到白馬寺參觀，拜祭了兩位高僧大德的墓地，對這段歷史感慨不已，影響中國兩千年的宗教竟然是以這樣一種神奇的方式出現，可謂奇跡。
佛家講究是非因果，勸人向善，隱忍，修來世，對戰亂頻繁、苦難疊出的中國百姓來說，具有天然的親和力，所以一經進入，馬上飛速傳播，成為中原地區影響最大的宗教之一，但自佛教進入中土，所經歷的劫難也不在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三武一宗之厄”。
三武，即北魏太武皇帝，北周武宗皇帝，唐朝武宗皇帝，一宗即後周世宗皇帝，這四位皇帝在位期間，大力打擊佛教，險些將其連根拔起，對佛教在中國尤其是北方地區的傳播造成了極大影響，為什麼要如此激進的鏟除佛教？其背後是否有更加復雜的目的？日慕鄉關來給各位說說。
東漢明帝時期，佛教進入中土，剛開始佛教被看做是一種方術，與中國境內原有的陰陽、讖緯之術類似，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影響範圍有限。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國內戰亂頻繁，百姓流離失所，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生死輪回，因為可以有效麻醉受苦受難的百姓，穩固上層統治，開始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對統治者自身而言，長期的戰亂、權鬥消耗了太多精力，他們也需要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在本土宗教無力勝任的情況下，佛教開始受到推崇。
可以說，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傳播既是自身教義的使然，也是中國國情的需要。
但佛教的急速發展，也引來了劫難，這第一劫，便是北魏太武帝滅佛。
“三武一宗之厄”中，太武帝滅佛最早，也最嚴酷，說是血光之災並不為過，關於這次滅佛說法很多，有認為是本土道教和外來佛教的爭鬥，也有認為是儒佛之爭，佛教影響太大，影響了儒家正統地位，招來禍端。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就被認為是官家的唯一指導思想，其地位意義不言而喻，而道家作為本土最有影響力的宗教，無論其主體地位，還是倡導的無為治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況且儒道兩家，份屬同源，誰也離不開誰。而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思想，不為本土文化人士喜愛，招致非議排斥再正常不過。
但如果說僅僅因為是宗教爭鬥，就能觸發一而再的滅佛鬥爭，卻有些高估了儒道學說對統治者的影響。
我們一談及中國的儒家學說，往往附上一句：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這話不假，但這麼一說，卻有意無意的拉高了評價標準，讓人無所適從，不敢下口。其實以日慕鄉關淺見，儒家學說並沒有那麼高深，薄薄一本論語，內容就那麼多，有一說一即可，況且歷朝歷代皇帝所尊的“儒”，名義上是儒，實際用的卻是“術”，漢宣帝就把話說的很直白：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無論誰做皇帝，統禦萬方才是第一要務，至於用的是儒術還是道術，只是工具的選擇，並無定數。如果佛教利於治世，一樣可以拿來主義，要的是手段，統治才是目的，這便是術的含義。以漢武帝為例，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卻並未重用董仲舒，反倒是主父偃一類的術道大家，的吃的喝，搞的老師汲黯看不下去，擠兌他：陛下用人，譬如堆薪，後來居上！
北魏太武帝乃一代聖君，不會不懂得其中的道理，況且北魏乃鮮卑人建立的王朝，不存在所謂夷夏之辨，拋開這個思想包袱，剩下的就完全是“術”了。
那麼太武帝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其實他的想法和後世的北周武宗皇帝、唐朝武宗皇帝、後周世宗皇帝是一樣的，那就是佛教勢力太大，影響了世俗的統治基礎。
還以太武帝為例，早期的他對佛教是十分推崇的，在統一北方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佛教定為國教加以推廣，佛教徒對他感恩戴德，稱其：明睿好德, 乃當今如來。
太武帝的做法給了佛教大發展的機會，據統計，僅僅東西兩魏民間就修築了13700所寺廟，但佛教的擴張對本土宗教產生了極大擠壓，引起了道教儒教的不滿，不僅如此，宗教的發展還引來了更多社會問題
（1）占用田地寺院的田地來源有三種，一是皇帝賞賜，統治者為了顯示自己對佛教信仰的虔誠，往往選擇向寺院劃撥財產，其中土地是最大的一部分，北魏文帝在長安建大中寺，一次就賞賜土地一萬畝，其規模之大，占地之廣，令人咋舌。寺廟土地來源之二是信徒的施舍，這些信徒以豪門大族為主，他們本就擁有大宗田產，為了彰顯佛性，往往將住房與土地一並施舍給寺廟。當然也有一部分來自中下層，他們生活破產後投入沙門，其田產一並移交。除此以外，還有部分田產來自寺廟的巧取豪奪，北朝僧眾兼並土地，比之豪門大族毫不遜色，長此以往，大量耕地集中到了寺僧手裏，其富庶程度遠超普通平民百姓。
（2）占據人口農業社會生產發展，一靠土地，二靠人口，土地無論在誰手裏，不多不少，但人手就不一樣了。北魏時期寺院占據了大量田產，其自身耕作能力有限，不得不雇傭大量百姓協助耕種，這種幫助寺院種地的叫做“寺戶”，身份地位較寺廟裏的沙彌尚且不如，但至少他們能混口飯吃，加上寺廟不服役，不收稅，所謂“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大量生計破產無所依靠的百姓投入寺廟，寺廟儼然成了法外之地。而缺少了勞動力，朝廷徭役無人服領，衙門征兵無人應答，田地荒蕪無人耕種，長期以往，國將不國。北朝曾多次頒布法令，禁止寺廟無節制的招納百姓，但效果了了，矛盾越積越重。
（3）引發社會矛盾寺廟占據大量田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僧侶地主階層，他們住的雕梁畫棟，吃的山珍海味，甚至有些寺廟，還販賣奴婢，外放高利貸，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成為恐怖的社會毒瘤。以放高利貸為例，北朝時期的寺院：廣引財事乞貸，貪極無壓。不僅放貸，而且金額極大，例如長安僧人竺法護，一次就放貸20萬錢，比之當世大財主不逞多讓。不僅如此，寺廟放貸的利率還很高，一旦借貸人還不起，這些僧侶便利用身份，勾結官府，強力追債，給借貸人帶來雙重傷害。
除此以外，不少寺廟還利用宗教手段詐騙錢財，例如北朝時期一些寺廟經常蠱惑人出家，其家屬想要尋回，必須出巨資打點，說好聽是還俗，說不好聽就是綁票。而那些入了寺廟的百姓也並非就此過上好日子，寺廟早已淪為名利場、黑社會，處於金字塔上層的僧侶，對初入門的沙彌動輒刑罰，哪有半點慈悲心腸。
各種因素的疊加，造成了嚴重社會問題，滅佛，就成了統治者維護自身統治、解決社會問題的雷霆手段。
太武帝滅佛，表面上看，是沙門藏有武器，與謀反者有牽連，其實這些都是托詞，拓跋燾一代聖主，為這點小事根本用不到興師動眾，其真實目的就是借機打擊佛教，以擴大稅源、囤積人口、緩解社會矛盾。
北周武帝滅佛就更不用說了，北周當時統治區人口不足一千萬，僧尼就過百萬，如此下去，北周將成為佛國，無可耕地之農，無可征戰之兵，面對強敵環伺，何以為之？
唐武宗時期，天下尚算安定，但藩鎮割據，百姓困苦，寺廟占據了大量的財富，據考證，唐武宗時期，全國大型寺廟超過5000，小型寺廟超過40000，僧尼近30萬。此外還有佃農15萬，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寺廟經濟圈。以至時人諷刺：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
後周世宗皇帝是滅佛最為溫柔的一位，他用新政指令設置門檻，采用了考試的形式來限制佛教徒的發展，比較而言，他的做法負面作用小，效果也還不錯。說他滅佛，多少有湊數嫌疑！
至於該不該用這種激進的手段來對付佛教，見仁見智！
各位看官說說：換做你，咋整？當然，幾位皇帝滅佛，其主要目的還是遏制，並非要徹底鏟除佛教，一旦佛教發展受控，對統治階級的威脅消除，他們又會重新擡出佛教，也就是說，當佛教發展對自身不利的時候，就打壓、削弱甚至消滅，對自身有利的時候，就支持、扶植，總之：教權必須服從皇權，宗教必須為朝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