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紅衛 插圖 / 文嘉
節選，全文刊登於《新知》2017年第1期（總第19期）《我們為什麼好鬥》
在高蹈雲端的古典理想與凡俗庸碌的現實世界之間，橫亙著巨大的斷裂，堂·吉訶德便是不幸跌落在這個斷裂之中的人。他的際遇反映了那個新舊交替時期的劇烈變化和個體命運的起伏跌宕，現代世界在他那揮舞的長矛之中誕生了。正因為此，米蘭·昆德拉才會聲稱：“塞萬提斯是現代時期的奠基人”。
與其說堂·吉訶德是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不如說他是一個因為時空錯位而流落現代世界的古代人。當然， 我們都知道堂·吉訶德大俠的結局。臨終之時，他終於從自己的夢中醒來，但未能意識到自己是在別人的夢裏。他發現自己閱讀的都是故事，但未能意識到自己還生活在別人的故事裏。塞萬提斯掌控著他的命運，將他寫進了書裏。《項狄傳》裏的人物常常會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別人小說中虛構的存在，但堂·吉訶德並沒有這樣的自知自覺，他的一生都在懵懵懂懂之中度過。
300 多年以後，卡夫卡在《有關桑丘·潘薩的真相》中對這個故事進行了改寫，桑丘而不是塞萬提斯成了堂·吉訶德的主人。他如《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魯佐德，傾其一生用一個又一個故事哄騙著堂·吉訶德這個魔鬼，把所有的讓人瘋狂的幻想灌輸入他的腦袋裏，從而轉移了這個魔鬼原本對自己的註意力。於是他成了堂·吉訶德的觀眾， 一生無憂無慮，得以善終。不過，我們自然明白，桑丘最終的締造者是塞萬提斯。但經卡夫卡之筆，堂·吉訶德便成了塞萬提斯的夢中之夢，與他中間又隔了一個世界。他為之癡迷的遊俠世界，若套用柏拉圖的話說，則與塞萬提斯之間隔了三層的距離（thrice removed），成了理念與表象之間的對望。
然而故事並未在這裏結束。博爾赫斯在《< 堂·吉訶德> 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中杜撰了一個叫做梅納爾的作家，他為自己想象了一個偉大而荒謬的夢想——要寫一本與《堂·吉訶德》一模一樣的書。完成這個理想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這本書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寫一遍。然而，梅納爾如赫爾曼·梅爾維爾筆下那位著名的抄寫員巴特比，直接拒絕這種簡單粗暴的謄寫方式：“我寧可不”。他要全憑一己之力，如造空中樓閣，從一紙空白寫起，寫一本與《堂·吉訶德》一樣的書！這麼浩大繁重、荒唐透頂的工程自然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個只有博爾赫斯才能想到的創意。不過，既然在《無限圖書館》中，猴子都可以敲打出莎士比亞所有的劇作，那麼也不難想象一個作家可以以一生的精力創作一部與《堂·吉訶德》只字不差的小說。由此一來，那位歷史中真實存在的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被替換成了一個虛構的作家——博爾赫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這個叫做梅納爾的人物創作了一本同樣的《堂·吉訶德》。
把真實的人想象成虛幻的人的作家還有克爾凱郭爾和葡萄牙的費爾南多·佩索阿。後者為自己的筆名所代表的人物編造身世，仿佛他們確有其人，而真實的佩索阿卻銷聲匿跡了。這樣的想象力也並非西方獨有，比塞萬提斯早500 年，在遙遠的東方就有這麼一位名叫蘇東坡的“老藝術家”。那年他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失意，被貶至惠州， 只說：“譬如我原是惠州秀才，赴京趕考，不第回來了， 有何不可？”於是，他將自己替換成了一個落地歸鄉的惠州秀才，得以坦蕩面對人生。那個後來在惠州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書生，原來不是大名鼎鼎的蘇東坡，而是一個他要成為的那位無名的惠州秀才。這個發生在蘇東坡身上的真事或許有些像是博爾赫斯小說裏的故事。
只不過，不同於蘇軾、克爾凱郭爾和佩索阿皆是拿自己開刀，博爾赫斯則轉向了塞萬提斯，他給塞萬提斯加了個括弧，將他和他的歐洲懸置起來，從而把歷史的真實填塞進了小說的虛構之中。又一個世界從此誕生了——這個想象中的作家與他的世界代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當然，每一個作家至少都要有一個批評家。博爾赫斯還為這個作家配備了一個煞有介事的評論者，評述他一生的文學事業，而這個一本正經的評論者自然是以“我”第一人稱的形式出現。如果繼續這個遊戲，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大膽地推想，那個要寫作一本與《堂·吉訶德》一樣的書的作家就是“我”這個批評家自己的造物呢？既然虛構一個批評家本身就是作家們常用的伎倆（據說惠特曼、梅爾維爾為了自家作品的銷路，都曾制造過一兩個盡是溢美之詞的批評家），那麼被虛構的批評家本人為什麼就不能再虛構一個作家呢？
從騎士小說，到堂·吉訶德，到桑丘，到塞萬提斯、梅納爾，到批評家“我”，再到博爾赫斯，實際上構成了一個俄羅斯套娃式的結構。每一層都是一個世界，每一層都是一個夢境——除了博爾赫斯在最後一層所存在的那個真實世界。如此，博爾赫斯把之前發生的一切都囊括進自己的寫作之中。然而，博爾赫斯的世界不一定是最終的世界，他也不一定就如諸神一般在奧林匹斯山的高度，抽身於虛幻之外，觀察著一切虛妄。博爾赫斯也可以把自己寫作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一個分裂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