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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

(蹀躞七事)

“蹀躞”(dié xiè)的意思是小步快走,這個詞語至今還在使用。但是“蹀躞七事”卻是歷史詞匯,它是古代的一種特制腰帶的簡稱。

根據唐代官制,五品以上的武官佩戴朝廷專門制作的皮革腰帶,腰帶上有金飾,還掛著七個用金屬或皮革制作的掛鉤、帶子、袋子,分別掛、系或盛裝佩刀、刀子、礪石、契苾(bì)真、噦厥(yuě jué)、針筒和火石。佩刀是長刀,或稱腰刀,是武官防身或格鬥時的武器;刀子是短的直切刀,可以在野外作戰期間切割荊棘、繩索,必要時可以用來與敵人肉搏,也能在平時宰動物、切肉食、削瓜果等;礪石是磨刀工具,是專為佩刀和刀子準備的;契苾真是一種鑿子,在野外行軍時可以用來在山石上鑿孔以設置攀爬繩索;噦厥是解繩結用的專門錐子,跟契苾真是配套工具;針筒裏裝著針,縫補戰袍及其他衣服用得著;火石用來打火做飯,行軍或作戰時埋鍋做飯是不可或缺的,火石也可以點燃火箭向敵人發射。這就是蹀躞七事所囊括的裝備。

雖然唐制所規定的蹀躞七事是五品以上武官的“標配”,但是其變通型樣式也為文官們采用,甚至在社會上廣為流行,連女子也多有佩戴者。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俑就佩帶著蹀躞七事;據《新唐書》記載,唐高宗嘗舉行宴會,太平公主佩戴標準型的蹀躞七事獻舞,高宗和武後連誇時尚。

蹀躞七事在隋唐時期特別在唐代成為制度性武官裝束,後來遼代也這麼做了,但是以唐朝的合法繼承者自居的宋代卻取消了蹀躞七事,此後歷代武官遂不再佩戴這種腰帶了。那麼,為什麼蹀躞七事主要在唐代興盛呢?這與中國傳統的荷包文化有關,也與中亞地區騎士的單兵武器配置通過突厥人的傳入有關,蹀躞七事還是隋唐時期結束數百年分裂局面之後對武官個人行為的有意規範。

(荷包)

傳統荷包文化是蹀躞七事的風俗基礎。

在近現代文化中,“荷包”是女子贈給男子的定情物,男子往往用荷包盛裝旱煙葉,或手絹之類的東西。其實荷包在歷史上具有多方面功能和多種意義。

“荷包”作為一個名詞到宋代才出現,之前它叫荷囊,佩戴荷囊的現象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由於古人的衣服上沒有口袋,因此無論官民,無論男女,無論是穿長袍還是短襖,人們常常紮一根皮革制作的腰帶,簡易的也可以是一根布條,腰帶上會垂下來三四個用皮革或布做成的荷囊,荷囊裏分類盛裝著腰帶主人常用的一些小物件,荷包主人的性別、身份、年齡、職業不同,荷囊裏裝載的東西也就不一樣。新疆鄯善一座春秋古墓出土過一件羊皮制作的腰帶及其垂掛的幾個荷囊,每只荷囊如兒童巴掌般大小。

漢魏六朝時期,人們佩戴的腰帶在制作上逐漸考究起來,荷囊上也裝飾有獸頭紋樣,因而被稱為“獸頭囊”。山東沂南一座漢墓畫像石上就有兩個束著腰帶的男子,他們的腰帶上分別垂下兩個繡有虎頭紋的荷囊,而且荷囊還繡著花邊兒,做工非常精良。《北唐書抄》中在描寫曹操的裝束時,也提到他所佩戴的荷囊,並且指出其用途是“盛毛巾、細物”。

民間佩戴腰帶和荷囊的習俗逐漸受到朝廷的重視。將軍和士兵行軍或打仗,難免要帶著必備的刀子、鑿子等小件物品,文官也應有履行職責時所必須隨身攜帶的印章等小件物品。隋朝立國後,遂為文武官員制定了固定樣式的腰帶和荷囊。根據《隋書》相關記載,官員的腰帶一律用皮革制成,荷囊上繡有獸爪,根據官員的品級不同,獸爪的顏色也不同,一品、二品為金紋,三品為金銀相間紋,四品為銀紋,五品以下為雜彩紋。

唐代只要求文官束朝廷發給的皮革腰帶和兩只分別用來盛裝印綬和文書的荷囊,荷囊的飾紋樣式及顏色制度如同隋制,其他荷囊則任由文官需要自行配備。但是,唐代對武官的腰帶和荷囊采取了非常規範化的措施,就是五品以上武官一律佩戴蹀躞七事,其具體形式如前文所述,當然,荷囊的獸紋也是依據隋制的。盛唐詩人張說的詩句“連騫勢出魚龍變,蹀躞驕生鳥獸行”中就提到了蹀躞七事;同是盛唐時期的武平一也有“驂驔回上苑,蹀躞繞通溝”的詩句描繪了當時武官的宮廷活動。

(突厥騎兵)

突厥騎兵裝備是蹀躞七事的直接效仿。

薩滿教是人類歷史上流傳至今的最早的宗教之一,是原始社會末期從中國東北,到蒙古高原,到中國西北各部落,乃至到中亞地區的一種宗教,分布範圍非常廣闊。這種宗教通過巫術活動據測天氣、吉兇、解夢,甚至詛咒野獸、敵人等。這種宗教到先秦時期已經成熟並時代化,此後,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都廣泛信仰這種宗教,薩滿教至今還被我國的鄂倫春、赫哲、鄂溫克、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信仰著。薩滿教徒都束著獸皮腰帶,腰帶上垂著七根短帶子,用來懸掛腰鈴鐺、小銅鏡、兩個“護身符”,以及其他隨身用品。這就是薩滿教的蹀躞七事。

信仰薩滿教的粟特人是中亞地區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這裏距離我國新疆地區不遠,其最東邊的居住區甚至到達新疆喀什境內。春秋時期,粟特人逐漸向東和東北方入侵,他們經常跟青藏高原北部的羌人、蒙古高原南部及東南部的胡人因爭奪牧場和獵物而發生武裝衝突。粟特騎兵都是薩滿教徒,他們根據戰爭的需要調整了蹀躞七事中荷囊裏裝載的物品,他們的腰帶下掛著彎刀、尖刀、弓、箭等五種武器和兩個薩滿教徒必備的“護身符”。由於粟特騎兵的蹀躞七事非常方便於作戰,胡人騎兵便給借鑒下來了。

戰國時期,胡人陸續南侵,並加入到諸侯國的混戰之中,部分胡人甚至還在燕趙地區邊緣建立起城邦制國家。驍勇善戰的胡人騎兵的蹀躞七事遂逐漸為中原諸侯國所熟悉,各國特別是黃河流域各國均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限的在軍隊的裝備中借鑒了蹀躞七事。

胡人的主體後來成為匈奴,匈奴衰落後,蒙古高原上遂活動著鮮卑、柔然、突厥等少數民族。胡人雖然不見了,但是胡人的蹀躞七事卻被這些後起的少數民族騎兵給繼承下來了。特別是在南北朝後期,隨著突厥汗國統一了蒙古高原和西域,大量粟特人進入突厥軍隊,突厥騎兵的蹀躞七事得到進一步規範化。

但是蹀躞七事真正開始被中原地區騎兵完整“借來”還是在隋唐之際。隋時,李淵鎮守河東(今山西),隋軍與蒙古高原北部的回鶻聯合打敗突厥,突厥被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河東北部跟東突厥汗國接壤。在長期的軍事摩擦和經濟活動的磨合中,大批東突厥武裝加入李淵的部隊,隨李淵南下進行滅隋興唐的戰爭。為了提高騎兵的戰鬥力,李淵在軍隊中廣泛配發蹀躞七事。

(唐軍軍容)

規範帝國軍制使蹀躞七事成為唐制。

隋唐之前的歷史時期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在這四百多年中,除了西晉短期統一了天下之外,天下基本上是接近四百年的分裂和亂世時期。同時,這期間,東北方、北方和西北方遊牧民族紛紛進入中原,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大融合越來越深入。分裂、亂世、少數民族習俗等因素使得九州之內的軍隊裝束各種各樣,軍制以及軍人的紀律要求也等等不一。來自不同割據勢力的軍人常常懷念已經滅亡了的母國,一些少數民族的流民武裝甚至還有根深蒂固的土匪思想。因此,統一軍制,統一軍人思想,成為隋朝、唐朝立國後的迫切需要,而統一軍人思想首先要從規範軍人日常行為入手。

隋朝、唐朝的興起都是北方對南方的兼並和統一,其軍隊中普遍具有北方傳統的尚武精神。唐朝取代短命的隋朝立國之後,尚武精神遂為天下所接受。帝國對外戰爭當然需要尚武精神,但是隨著大規模戰爭的結束,帝國的日常統治卻不可過於推崇尚武精神,因為那會破壞民風,不利於帝國的穩定。因此,規範軍事制度,約束軍人行為成為新興的唐代政權的必然選項。

從漢末到隋代的四百多年中,根深蒂固的門閥制度被砸碎。東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門閥制度的鼎盛時期,隨著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割據的豪強地主階級迫切需要人才以發展自己,打敗其他割據政權。在三國時代到來之前,曹操三次發布“唯才是舉”的命令,相比較於孫權、劉備集團,曹操擁有謀士數十,戰將千員,這些謀士和將軍大多出身於貧寒家庭。雖然兩晉時期門閥之風再度成為潮流,但是接下來的南北朝時期,庶族地主階級再一次拆散了門閥制度的社會基礎,隋文帝實行科舉取士制度,則直接宣布門閥制度的徹底終結。隋唐統一天下之後,沒落貴族子弟唉聲嘆氣,他們不滿於現實世界的安排,這些人成為社會動蕩的因素;而新興的貴族特別是在漫長的戰爭中起家的中上層武官卻飛揚跋扈,成為社會的又一動蕩之源。這也是唐代軍事管理統一化、模式化,軍人行為規範化的迫切需要。

唐代軍事規範化的措施很多,大到在中央機關設置太尉(虛銜)、兵部和實行“府兵制”,小到軍紀的制定和軍人的裝束。而要求五品以上武官佩戴由朝廷按照新的軍制統一制作的蹀躞七事是軍事規範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也就在這一年,遼朝建立。遼(契丹)起源於東胡鮮卑,蹀躞七事一直就是他們騎兵從胡人那裏繼承下來的標準裝備。

但是五十余年後,北宋建立了。北宋雖然以唐代的後繼者自居,但是其國策是抑制尚武風氣,推崇所謂禮儀。懷疑並畏懼武將的北宋皇帝自然不允許武官佩帶含有武器的蹀躞七事上朝。同時,北宋失去了長城以北盛產良馬的廣闊的前朝國土,宋軍只能以步兵為主,作為騎兵標準裝備的蹀躞七事自然也就失去了用場。蒙古人興起後,蒙古騎兵部隊以機動性強而著稱,長柄騎兵部隊的士兵使用長柄彎刀,他們出去拼殺之前,弓箭部隊會使用射石機械和強弩對敵人進行第一輪打擊,騎兵拼殺時敵人也近不得身,因此蹀躞七事不適應蒙古騎兵的作戰需要。而從元代開始,火藥開始大量用於軍事,即便騎兵依然重要,但是騎兵往往只是突襲敵人,速戰速決,騎兵自然無需裝備影響突襲機動性的蹀躞七事了。蹀躞七事就這樣從中國古代軍隊的裝備和武官的裝束中消失了。

不過,雖然蹀躞七事消失了,但是男女束腰帶和佩戴荷包的風習卻並未消失,蹀躞七事只是束腰帶和佩戴荷包這種傳統文化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董元奔2019年8月初在書齋)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江蘇宿遷人,傳統文化學者,今日頭條專欄作家。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在鄉村初中做合同制教師,不久應聘到海軍機關所辦秦皇島某高中任教。後回江蘇讀書數年,世紀初到教育主管機關做文字工作,期間參與過《江蘇教育年鑒》部分文稿撰寫。2004年辭去工作,創辦省內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機構,又在某高校創辦特色系部,十余年中一直兼教學骨幹。兩機構培養了數千名專、本科畢業生,作者因而兩度被省教育廳作為機關雜誌封面人物進行報道,《中國教育報》、《新華日報》、《中國考試》等作了跟蹤報道,其編寫的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二十多門課程的總復習講義至今還在省內外流傳。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人。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文史哲諸領域,主要創作文學論文、文化隨筆、詩詞楹聯等。2003年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主題征文一等獎;系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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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董堯、霜嬋、豐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