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維強
中國美術史學者傅申先生說過，董其昌的很多畫是在船上作成的，這條船便是“書畫船”。江南交通“靠天然河道和密如蛛網的運河”。古代的繪畫中心南移之後，書畫家出遊每以水路為主，船的容積可以比較大，能夠放置書桌；船行河上也比較平穩，適宜寫字繪畫。所以“書畫船”也就慢慢地成了古代中國書畫家特有的一個傳統。宋代米芾就有“書畫船”，明人董其昌尤其成了這一個傳統裏的代表。
船行平平靜靜的河上，固然是可以作畫的一個外部條件。畫家恬適的心境，更加是形塑“書畫船”傳統的精神因素。陳繼儒《巖棲幽事》裏說：“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欞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彜……”這是一種對應於這樣的精神氣質的文化趣味。
20世紀中國的文藝家裏，能夠遺傳中國古代書畫家的這份精神氣質，得著這份坐船的趣味的，豐子愷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大運河流經浙江桐鄉石門，由南朝東拐了個灣——石門灣。清光緒二十四年，農歷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898年11月9日，豐子愷就出生在這個江南水鄉的石門灣。
子愷先生後來離開故鄉外出工作，常常會回想起運河畔的生活。
“運河大轉彎的地方，分出一條支流來。距運河二三百步，支流的岸旁，有一所染坊店，名曰豐同裕。店裏面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這是子愷先生1939年9月6日寫成於廣西思恩的隨筆《辭緣緣堂——避難五記之一》裏的文字。豐同裕是豐家的產業，惇德堂是豐家的住所。子愷先生說他抗戰流亡中，每逢在報紙上看到了關於石門灣的消息，晚上就會夢見故國平居時的舊事。子愷先生三十歲時，靠了自己的一支筆，在惇德堂裏面蓋起了緣緣堂。堂名“緣緣”，也屬無意。豐子愷在小方紙上寫了許多自己所喜歡且可以互相搭配的漢字，團成小紙球，兩次抓鬮，拿起來的都是“緣”字，於是就有了這個堂號。雖說是無意，但也未嘗不含著“天意”，“緣”是子愷先生所喜歡的，“緣”又是佛教的觀念，子愷先生又是信佛的，莫非這也是“緣”麼？
這座閑閑地立在運河旁的緣緣堂，如豐先生本人，儒雅、素樸、明爽、軒敞，本色的大運河畔江南水鄉民居。房內家具也是他親繪圖案，請木工特制的“最合理的中國式家具”。他在這裏畫出了《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瞻瞻底車》等上百幅情趣盎然的漫畫，寫出了《楊柳》《山中避雨》等二十余篇膾炙人口的散文隨筆，後分別收入開明版的《緣緣堂再筆》和天馬版的《隨筆二十篇》。直到抗戰軍興，子愷先生一家辭別故鄉開始逃難……
子愷先生說他走過五省，經過大小百數十個碼頭，才知道故鄉石門灣真是一個好地方。這個在嘉興和杭州中間的地方，離開滬杭鐵路三十裏，這三十裏有小輪船可以通航。每天早晨從石門灣搭輪船溯運河便到了滬杭鐵路上的長安車站，由此搭車，南行一小時可到杭州，北行一小時可到嘉興、三小時可到上海。子愷先生說他自己還是更喜歡坐了船走運河到杭州或者嘉興。這些客船，朱漆欄桿玻璃窗，開船時間由客人自定；行李也不必用力捆紮，用心檢點。客人但把被、褥、枕頭、書冊、煙袋、茶壺、熱水瓶，甚至酒壺、菜榼……往船艙裏送，船家自會給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客人“下船時仿佛走進自己的房間一樣”。
子愷先生回憶說他最喜歡的是坐著這樣的船去杭州，中間可以在塘棲住上一宿，上岸買些塘棲本地名產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邊的小酒店裏去找一個幽靜的座位，點幾個小盆：冬筍、茭白、薺菜、毛豆、鮮菱、良鄉栗子、熟荸薺……燙兩碗花雕。“你盡管淺斟細酌，遲遲回船歇息。”假如下起了雨呢？那也可不管，“因為塘棲街上全是涼棚，下雨不相幹的。”“這樣，半路上多遊了一個碼頭，而且非常從容自由。這種富有詩趣的旅行，靠近火車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們石門灣的人可以自由享受。”
這樣閑逸和藝術的乘船慢慢旅行的體驗，子愷先生終生念茲在茲。1972年，子愷先生七十五歲了，還回味著，寫下了隨筆《塘棲》：“吃過早飯，把被褥用品送進船內，從容開船。憑窗閑眺兩岸景色，自得其樂。”傍晚船抵塘棲，上岸去吃酒了，不求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筍，其味無窮”。若是枇杷上市的季節，塘棲的枇杷是有名的，雨天坐了船，在船上吃著枇杷，看雨中風景，有著一種詩趣，“使人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古人贊美江南，不是信口亂道，卻是親身體會才說出來的”。
子愷先生七十五歲時寫的這篇隨筆，開頭就引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說《旅宿》，說火車把幾百個人裝在同樣的箱子裏驀然地拉走，毫不留情，幾百個人在這個箱子裏又以同樣的速度奔向同一車站，火車代表了二十世紀的文明，又是那樣地“蔑視個性”。文章結尾，子愷先生說：“我謝絕了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物的火車，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實在並非頑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子愷先生當年在這樣藝術的船行裏，焉知沒有構思了無數的漫畫、散文的腹稿呢？這或者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子愷先生的“書畫船”麼？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6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