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編輯部
2020年的最後一天，當回眸這一年來的重要藝術事件與藝術人物時，拂開那些虛浮的一切，仍可以看得到一種清晰的文脈，真趣，視野，一種寬闊的格局，以及擔當與責任，一種對人性的真正思考。
這一年，雖然疫情的影響一直持續，但就藝術界與文物界而言，卻一直看得到那些展覽與活動裏傳達的感動與溫度，而這些感動，是因為背後的那些人。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在“難忘2020"裏選擇的只是中國藝術界群體裏的部分代表，更多的感動當然仍在文字之外。
讓人難忘的在於——當武漢因為疫情而封城時，當疫情一直在延續時，我們清晰看到的那些責任與擔當，還有，真正的反思。
韓羽九十：愈見真趣，讀了白石讀紅樓
韓羽先生九十歲了，卻活得愈見真趣。人有趣，畫有趣，文亦趣味十足。
韓羽先生曾以擔任人物造型的動畫片《三個和尚》與一系列戲曲人物畫蜚聲藝壇，可算得是一位“國寶”級藝術大家。
有人說韓羽先生是畫家裏寫文章最好的，這句話雖非定論，但可以證明的是，這幾年隱居於石家莊的韓羽先生年齡越大，寫作就愈勤快，愈想打撈發現一種人生的真趣與童心。繼去年底出版六卷本《韓羽集》（包括《陳茶新酒》《信馬由韁》《東拉西扯》《畫裏乾坤》《讀信劄記》《塗塗抹抹》等），2020年疫情宅家期間，作畫之余，讀他從兒時就喜歡的齊白石，“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橫看豎看，邊想邊寫，遂成《我讀齊白石》一書，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一文一畫，道出韓羽獨特的解讀方式，被他戲稱為“一個九零後老頭對另一個九零後老頭的吹捧。”
韓羽
韓羽說，齊白石的畫筆，無論點向什麼，那個“什麼”立即妙趣橫生，可親可愛起來，比如雞雛、青蛙、魚鷹、小老鼠以及草間偷活的昆蟲……“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不一定是齊白石最早說的，不過要表達的意思類似，不必深究。就字面上看，似乎說的只是繪畫技巧，事實上，早已擴充到作者與讀者互動的層面。“任何一個作品，繪畫也好，書法也罷，抑或是詩歌、小說等藝術創作，什麼叫做完整？畫出來，寫出來，印出來擺在那裏，沒經過讀者鑒定以前，只能算是半成品，只有讀者欣賞過並且和作者互動後的結果，才能算是成品。也就是說任何一部作品它都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努力，共同創造的。比如文學創作，你寫的書，必須留有空間，不能大白話說透，否則就成了讓人猜謎，謎面一出，謎底也掉出來，誰還會有猜的興趣。但是，又不能全無提示，讓人胡猜亂猜，要有線索劃範圍。”
韓羽 《我讀齊白石》
韓羽 《我讀紅樓夢》
讀完齊白石不久，韓羽鉚足了勁，又趕在2020年底新出版了《我讀紅樓夢》一書，共收錄了韓羽先生幾十年讀《紅樓夢》的散文隨筆48篇，每一篇都能讀到韓羽先生對《紅樓夢》的熱愛、博學、智慧、童趣與一直以來的好奇心：為什麼寶玉笑嘻嘻一句“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的玩笑話，黛玉聽了會大怒，連眼圈兒都紅了？比如，都說晴雯是黛玉的影子，但在書裏她們很少打過照面，幾乎視同陌路，曹雪芹為什麼這麼寫？比如，嬌憨的史湘雲一向被讀者喜歡，大家都知道她有個小毛病，說話咬舌頭，總是把“二哥哥”叫成“愛哥哥”，但又不見她的咬舌頭用在別處，莫非作者在給人暗示，相知相識，比之林、薛更近一層，更兩小無猜？又比如，為什麼薛蟠怕人瞧他妹妹（薛寶釵），在二十五回中找來尋去，尋了半天，廢然而嘆：薛大爺和我“藏貓兒”……
如今的韓羽先生，被他夫人寵著慣著，大多的時間仍躲在書房讀書寫字，偶或作畫。有時想起先生，總感覺一種溫暖與睿智，或者說，是可以讓人會心一笑的。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疫情下提速數字敦煌，紀念藏經洞120周年
疫情之下，作為重要文化地標，敦煌研究院自2020年1月24日起果斷暫停開放，歷經三個多月，於5月10日起恢復開放。敦煌研究院趙聲良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疫情防控期間，莫高窟暫不執行正常門票政策，發售B類“疫控”票，采取只參觀八大洞窟的方法，而且限定人數入窟，每組每次不超過十人。
也正是在暫停開放的“雲遊”期間，敦煌莫高窟與華為、騰訊等打造了“雲遊敦煌”及相關敦煌數字化探索。
到11月，“2020敦煌論壇：紀念藏經洞發現12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代表大會”的舉辦尤其不易。論壇上，來自國內150多位資深敦煌學專家學者，通過聚焦敦煌藏經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海外敦煌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回歸模式研究、絲綢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與文化互鑒研究、絲綢之路藝術與考古研究等議題，展開了專題發言和研討。而這次大會的籌備離不開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的策劃與主持。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 敦煌研究院 圖
趙聲良1984年從北京師範大學一畢業就直接從北京來到敦煌，在《敦煌研究》編輯部從事編輯工作數十年。趙聲良認為，經過幾代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敦煌學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通過運用科學技術與數字化真實、完整、可持續地保護敦煌石窟，創立了我國石窟科學保護方法體系，實現敦煌石窟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
2020年尤其值得關註的是敦煌文物數字化的提速，莫高窟在上世紀末已經開始，敦煌研究院管轄的其他五處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慶陽北石窟寺，現在也在開始有步驟地推廣數字化。“要把這幾個石窟全部都做完數字化工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趙聲良說，“經過20多年的奮鬥，莫高窟現在也才做完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采集，我們總共有492個洞窟。”
“雲遊敦煌”數字化探索
一百多年來，敦煌散海外文物一直是國人之痛，它們的命運也持續受到公眾的關註。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世界各收藏藏經洞文物的機構相繼開展藏經洞文物數字化工作。趙聲良介紹，“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文物正在通過數字化方式回歸，首個由中方主導的數字化回歸項目正在籌備之中。莫高窟的容量是有限的，每天的遊客承載量是6000人，一旦超過了這個數字，洞窟就有毀壞的風險。目前除了對敦煌所管轄的石窟進行數字化采集外，敦煌莫高窟正在籌備莫高窟遊客服務中心的二期工程——數字化的博物館，建成之後將通過數字化來展示敦煌石窟的藝術，把更美、更豐富的敦煌藝術內容呈現給觀眾。”
敦煌莫高窟九層樓
學者葛承雍：用考古文物新發現解讀胡漢相融的大藝術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裏，胡漢融合鼎盛時期不過幾百年，但是留下的藝術反思值得後代人不斷體察省悟。2020年，由知名文物學者葛承雍所著的《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集中探討漢唐時期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尤其是外來文明如何伴隨胡人進入中原逐漸影響漢地的思想、文化、藝術、風俗。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名譽院長孫機先生稱其中一些論文是具有開創性的，揭示出一系列隱秘不彰的中外文明交匯的史實。
葛承雍
從古代胡漢族群角度看，中國歷史上不同族群融入華夏的過程，就是形成共同文化接受中華文明的過程。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0世紀就是漢唐時期各民族衝突、碰撞和融合最顯著的時期，經過千年的多元文化匯聚，終於奠定了中華文明共同認可的民族心理。葛承雍認為，胡漢現象是多種文明匯聚後的結果，有助於理解中華文明的本質就是吸收了各種文化後的升華結晶，漢唐時期既善於繼承前代遺產，又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因素，因而文化藝術具有典範意義。然而胡漢研究卻是具有挑戰性的探索，涉及到多學科解說和跨學科釋讀。二十多年來，葛承雍始終以考古文物新發現為先導，觀察研究了大量的藝術作品，走訪了海內外許多收藏有中國古代“胡”“蕃”等外來文物的考古機構和博物館，記述拍攝數以千計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畫，通過考古藝術印證了史書記錄的胡人活動，呼應了文獻詩賦中對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舊史逸聞細節疑團，生動地折射出胡漢相雜的“大氣象”“大格局”和“大藝術”。
葛承雍著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五卷）書影
葛承雍此前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藝術史本身就是一門以歷史的斷裂和片段特性為基礎的碎片學問，因為史學不能無中生有、憑空推測，要收拾一地離散的碎片，立枝串葉，以碎串通，絕不輕易簡單。對有些人來說闡發各種宏大論述很容易，但通過考古文物研究古代藝術是“發現”不是“發明”，任何短平快項目都與精神生產無關，不要為了與國際“接軌”而與傳統“脫軌”，為了“胡化”而忘了“華化”。葛承雍曾長期在高校文博學院、中國文物研究所（現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文物出版社工作過，他反思道：“全國每年出版幾十萬種圖書，有多少能作為學術遺產進入後人參考的書，學問是千秋事，出書也是百年事。”
而對於胡漢歷史研究的坐標體系與心得體會，葛承雍說：“歷史是每一個人都會遭遇的問題。每個人都會通過回憶歷史反思時代與命運，盡管以藝術史為突破的歷史研究是向後看的學問，但是，歷史研究者是站在當下回望過去的藝術創作，因此，我們的研究從來都不缺少‘當代性’的意義。”
學者杭侃：“源流運動”之外的本色與理想
提起杭侃，在很多的職務之外（比如北京大學教授、山西大學副校長），可能更要加一個身份——“源流運動”的創始人。
杭侃新出版的文物隨筆集《參差集》對“源流運動”進行了解析：“源流運動”的發起源於一場“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識體驗帶入日常生活、把古典美好與現代社會有機結合”的討論。“源”即面向古代，追本溯源;“流”即關註當今，面向未來。“源流運動”的定位是“考古·藝術·設計”，“考古”科學地提取原始信息，“藝術”加深我們的人文修養，“設計”影響今人的生活。“源流運動”希望通過這一跨領域平臺的建設，搭建一個連接古典美好與現代生活的橋梁。如何“透物見人”是考古學中討論多年的一個老話題，如何穿越時空，通過這些文物看到它們的使用者，感受到歷史的溫度，讓文物“活起來”，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領域。
這麼年，從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院長，再到山西大學副校長，再到2020年新兼的山西大學雲岡學研究院院長，其實杭侃一直是本色，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博人與讀書人，一種人文本色始終相伴。
在他看來，文史哲是通的。他在北京文博考古學院致辭時曾說，“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在有限的生命中，我們都需要通過一個窗口去看待世界，這個窗口可以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也可以是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其實，這些學問都在研究人，只是看大家自己更喜歡通過哪個窗口研究。我的意思是說什麼呢？就是人文學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我們要從自己喜歡的角度去觀察世界，不管是從考古的、歷史的還是哲學的角度。你選擇哪一個角度，可能就對應到具體的學科分類，但是選擇哪個角度依據的是你自己的喜好。我們整個人文學科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一個社會關懷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是培養出來一批知道怎麼處理史料的人。”
在年末北京的“中國美·育新生”中華世紀壇美育大會人文美育論壇上，杭侃說，“難得的是，一個是有趣，第二個就是常識。那麼我們有趣和常識都是為了什麼呢？我覺得都是為了成人，就是讓我們的孩子能夠養成更堅強、更好的人， 然後有一個定力，現在社會上不少人都好像沒有一個定力，所以我很希望我們在大的方面，能有一個系統重建我們社會的價值體系。”
“中國美·育新生”論壇人文藝術組專家評點現場，杭侃（左三）在發言
對於今年新擔任的山西大學雲岡學研究院院長，杭侃在一次講座中說，應考慮從新角度來研究雲岡石窟，“雲岡石窟開鑿在砂巖上，保存下來的題記很少。但雲岡石窟的三期洞窟中均存在著大量的補鑿龕像、打破關系和未完成的窟龕，這些遺跡現象對於深入研究題記留存很少的雲岡石窟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因此，他希望學界對雲岡石窟的打破與補鑿遺跡、未完成的龕像進行調查和記錄（包括文字描述、攝影、部分實測等），並整理、編輯調查報告。他嘗試對雲岡石窟各洞窟的年代、洞窟原來的布局設計，和洞窟中後期的開鑿工程進行考察，從而從一個以前沒有加以系統註意的角度，推動雲岡石窟的進一步研究。”
北京畫院院長吳洪亮：2020再定位齊白石
七零後的吳洪亮頭發有不少是灰白的，總是微笑著，睿智而誠懇。
2020年起，他接任了北京畫院院長一職。
這一年，雖然疫情的影響一直在，但就藝術界而言，今年的齊白石似乎特別忙碌，從浙江美術館的展覽“秋蕊香——齊白石黃賓虹花鳥畫展”，與八大山人紀念館攜手舉辦的“渾無斧鑿痕·對話齊白石——北京畫院典藏作品展”，再到徐州的齊白石展覽以及年底在北京畫院美術館舉辦的“知己有恩——齊白石的師友情緣”展，這背後都有著吳洪亮率領的團隊對齊白石研究的規劃。
北京畫院院長吳洪亮
北京畫院的展覽以其獨到的匠心、人文性以及細節等一直有著口碑，然而，在吳洪亮看來，展覽的背後更有思考的路徑，比如，對於八大山人與齊白石在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的跨時空的對話展覽，吳洪亮說：“我們不希望展覽只是簡單的作品參照對比，而是期望通過這線索，挖掘出多維度甚至逆向的思考。譬如兩者身份與歷史背景的差異、畫法的偏鋒之好、隱喻的反復運用等等。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認為齊白石對雪個清冷寫意精神的繼承與創格，可以納入到變革中國畫的積極力量，那麼白石老人的這些臨鉤作品對於研究八大的藝術又有什麼積極意義呢？以及這樣的研究對今天全球化邏輯下的中國繪畫發展的瓶頸問題有何啟迪？這諸多問題，我覺得大可以從此次展覽中尋找些許思考的路徑。”
在吳洪亮看來，今年起，雖有疫情的羈絆，但北京畫院仍然舉辦了眾多有質量的特展，尤其是一直在謀劃如何鏈接齊白石的“上下左右”，因為齊白石一直是北京畫院的研究對象，如何更準確地認清齊白石、定位齊白石呢? 15年來，北京畫院通過數十個齊白石展覽，從不同側面挖掘、推動了齊白石的整體研究，“在研究達到現有規模和水平之際，如何開拓新的方向是近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而‘定位’的理念，給了我們啟發。”
齊白石像
事實上，北京畫院的不少展覽，既可見出宏闊的視野與學術功力，又有著清晰的文脈整理。這從北京畫院“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暨“中國傳統繪畫研究中心”2020工作年會雖受疫情影響仍然堅持舉行可見一斑。2020年齊白石中心的研究重點是齊白石的交遊，通過組織開展研究、出版和研討會的工作，參與主題展覽的策劃推動齊白石研究，出版了《齊白石研究》(第八輯)和《齊白石師友六記》。
吳洪亮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曾說：“在很多人向未來看的時候，我們在往回看。比如，十年前北京畫院美術館的第一條就是決定基本不做當代藝術方面的展覽。未來60年，北京畫院重要的是要在傳統中尋找未來，如何把中國文化的根系續上，也一定要有傳承。”
上海中國畫院院長陳翔：“擦亮”海派繪畫這一名片
相比以往，上海中國畫院在2020年有了不少新的氣象，以及不一樣的新的學術追求，這從6月的“海上風標——謝之光、林風眠、關良誕辰120周年作品展”、“星光璀璨·不同而和——上海中國畫院藏合作畫展”“丹青相照·真摯友情——紀念賴少其誕辰105周年、唐雲誕辰110周年文獻作品展”以及包括陸小曼、陳小翠、周鍊霞等畫師作品的“畫院掇英——院藏女畫師作品展”以及前不久開幕的2020上海中國畫院年展都可見出。
尤為難得的是，針對一些展覽，上海中國畫院專門從學術角度舉辦了一些研討會，對前輩畫師的藝術成就與影響進行深度梳理與研究。而針對2021年，上海中國畫院已明確了對成立之初的上海中國畫院畫師藝術脈絡進行整理、展覽、研討與出版的大思路。
這一切的背後，則是上海中國畫院院長陳翔的決策與思路。
上海中國畫院院長陳翔
在“院藏女畫師作品展”研討會上，陳翔坦言，“其實從前些年開始，畫院就從重點抓創作，到慢慢創作和研究兩手都要抓。創作與理論就逐步成為畫院主業的兩個翅膀。隨著程十發美術館的建成、開館，創作、研究和展覽三個方面都在逐步加強。借助程十發美術館的開館，我們通過展覽帶動相關的研究，並且進一步致力於文化傳播、公共教育。”
“畫師是畫院的根本，研究前輩畫師的藝術道路，學習他們的藝術思想，緬懷他們為民族藝術發展而奮鬥的崇高精神，不忘初心，啟發和激勵我們更好地為人民而創作，是我們舉辦這些畫展的初衷。”
陳翔從小喜歡繪畫，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從事多年書畫編輯出版後，到畫院從事行政管理，業余則一直從事中國畫尤其是青綠山水畫的創作，筆下也一直保持著一種從容、淡靜與隨性，書畫評論家江宏說陳翔的畫是“青綠其外，水墨其裏，是青綠外殼包裹下的水墨精神體。”而他自己則說：“畫畫對我來說就是一件我從小就喜歡的事情，是一件我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事情，是一件讓我不會有無聊時光的事情，是一件讓我在身心疲憊的時候可以讓靈魂得到安撫的事情。畫畫對我來說就是一件自然地表達自己的事情，我的性格、閱歷、情感、素養、觀念、理想，都在我力所能及的繪畫表達當中得到或多或少的體現。
上海中國畫院關良、林風眠、謝之光特展現場
陳翔 山水
對於文人畫，陳翔有著清晰地認識，而對於海派繪畫的文脈與梳理呈現，他同樣有著清醒地認識。新的一年，他所率領的上海中國畫院團隊將著手整理院藏文獻與作品，集合社會學術力量籌備沈尹默、錢瘦鐵以及吳湖帆、謝稚柳、唐雲、張大壯等上海中國畫院第一批畫師的系列展覽，這無疑是讓人期待的，更關鍵的是，這些展覽背後都是以學術作為支撐，通過這一系列展覽、學術研究以及系列圖書的出版，重新回看上海中國畫院成立時的第一批畫師，既見出上海這座城市“海納百川”巨大胸襟，無疑也正是真正溯源並“擦亮”海派繪畫這一上海的文化名片。
陳翔認為，對於海派繪畫創作、研究、展覽和傳播，上海中國畫院除了自己努力外，還需要聯合兄弟單位共同推動，比如明年紀念程十發誕辰一百周年活動，畫院和程十發美術館就將攜手上海書畫出版社、朵雲軒、松江程十發藝術館一起合作，相互謀劃呼應，共襄此舉。
藝術家蔡國強：以煙花振奮心緒，38年後歸來故宮
2020年，蔡國強除了從一場全球直播的白天煙花項目進入觀眾視線，用煙花來振奮疫情下大眾的心緒，而在年末，蔡國強回歸故宮，帶來了展覽“遠行與歸來”。這一展覽也呼應奧運會的理念，和“共享開放”“讓世界更加相知相融”的奧運宗旨，以對話東西方文明的創作形式，呈現藝術家近年“一個人的西方藝術史之旅”項目的精選作品，及以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主題和以紫禁城為靈感創作的新作《銀河嬉冰》等。
蔡國強
蔡國強，出生於中國泉州，現生活工作於紐約，1999年被授予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是當下知名的藝術家，曾擔任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閉幕式的視覺藝術和特效總設計。
故宮博物院 攝影 嚴天妤
蔡國強，《為“夢遊紫禁城”所作火藥草圖》，火藥、墨、紙，2020
在故宮的展廳中，亦有不少疫情期間的作品。這期間的作品不如此前的那樣唯美，而是比較晦澀、黑暗，留下了這一特殊時期的印記。
此外，在9月，蔡國強和其團隊在法國幹邑的夏朗德河，通過直播，為世界帶來白天煙花爆破項目《悲劇的誕生》。這也是蔡國強首次在實施白天煙花項目時進行直播。蔡國強說，“希望觀眾通過這場特殊的煙花與自然和解，獲得些許治愈。”
學者汪暉說，對於蔡國強而言，馬克西莫夫、蘇聯以及中俄之間的碰撞是新中國的“西方藝術之旅”的開端，也是他的世界藝術史之旅的第一個環節。考慮到蔡國強本人在當代藝術界的位置，相比於他在各大美術館、藝術節、慶典儀式上的炫目表演，紅場爆炸雖然是一個未實現的計劃，追尋幽靈的行動也只能以潛流的形態而存在，卻提供了一種不同於當代藝術主脈的意蘊，一種持續敲打藝術史敘述的音符，一種以追憶的形式流淌的激情。
蔡國強表示，今年原計劃進行中世紀大旅行，去埃塞俄比亞，塞浦路斯這些還保留中世紀修行傳統的地方，但疫情的到來，使得他只能待在了美國鄉村，並開始重溫了成長過程。他表示，中世紀的靈性旅行未能按計劃進行，卻以另一種旅行閱讀自己早年的“靈修心語”，又好像回應好多世紀前瘟疫席卷歐洲時的古人心境。
藝術家徐冰：“天書號”與疫期思考
相比蔡國強的到處點燃，另一位以新英文書法、天書與地書等當代藝術作品知名的藝術家徐冰似乎要內斂一些。
2020年，徐冰參加了一些群展，如“智識城市”2020深圳灣公共藝術季等，不過，在9月，徐冰宣布攜手民營商業航天公司星際榮耀，共同參與星際榮耀雙曲線一號遙二運載火箭發射任務，基於航天技術進行藝術創作，雙曲線一號遙二運載火箭發射任務將被命名為雙曲線一號遙二“徐冰天書號”。
徐冰是
事實上，在中國當代藝術家中，徐冰一直是一個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忽視的存在。這不僅僅是因為他被看作是國際藝術品市場上的成功者和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言人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這位藝術家始終對社會敏感而有話要說。對於2020的疫情，他說：“在疫情期間，我對藝術有一種過去沒有過的信賴。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裏，有太多的不真實，比如信息就非常不真實。而我發現，藝術的特殊性就在於它的真實，這種真實性源於藝術能徹頭徹尾地反映創作它的藝術家的裏裏外外的所有一切。可以這樣說，即使創作它的人特假、不誠實，但這種不誠實也會被他/她的藝術真實地反映出來。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要給予藝術信賴的最核心的依據。特別是在今天，當一切都變得不真實的時候，藝術反倒有了它的可信賴性。另一點是，疫情讓我反省我過去做的藝術是什麼。
說到疫情之下的變與不變，他認為，對於“自然人”來說，不變的是人性，“我們作為動物的一員，人有人性，豬有豬性，狗有狗性，本性難移。疫情期間我重新翻看了一些19世紀的法國、英國、俄國的文學著作。看了以後我發現，這些作家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們揭示了人性最本質的部分，這部分其實是不變的。人類越是處在特別時刻，本性就會越深刻地被暴露出來。另外就是，我們和世界、自然的關系，其實是不變的。”
知名學者巫鴻：哈佛、芝大中國美術史講稿的首次結集出版
2020年被新冠疫情困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藝術史學者巫鴻，盡管處於一種漂浮狀態，仍筆耕不輟。
1987年，巫鴻開始在哈佛大學美術史系任教，1994年獲終身教授職位。同年，巫鴻受聘於芝加哥大學藝術史學系，並於2002年創建芝加哥大學東亞藝術研究中心，兼任該校斯馬特美術館顧問策展人。他在2008年被遴選為美國國家文理學院終身院士，並獲美國大學藝術學會美術史教學特殊貢獻獎，2016年獲選為英國牛津大學斯雷特講座教授，2018年獲選為美國大學藝術學會傑出學者，2019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美術館梅隆講座學者和哈佛大學榮譽博士，成為大陸赴美學者獲得這些榮譽的第一人。
巫鴻
作為享譽國際的美術史學者，巫鴻著作頗豐，涵蓋對中國古代、現代藝術以及美術史理論和方法的多項研究。古代美術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空間”的美術史》《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等。2020年，《第一堂課：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國美術史》在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該書是巫鴻在哈佛、芝大中國美術史講稿的首次結集出版，也是本融合作者寫作、教學與思考的著作。不同於以往的藝術史著作，作者用一種專題性的講述方式，來代替以往以時間為線索的藝術發展史寫作，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凝結了他在語境中對中國藝術與文明的發掘和闡釋。同樣在今年出版，由巫鴻主編的《世界3：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為OCAT研究中心（OCAT Institute）的核心出版物。該書收錄藝術史理論及相關領域的前沿性研究課題和譯文，剖析20世紀後期以來，中國藝術史研究狀況發生的顯著變化。
巫鴻 《第一堂課：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國美術史》書影
巫鴻 主編 《世界3：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書影
巫鴻對中國當代藝術抱有強烈的興趣，曾為包括徐冰、劉小東、宋冬、繆曉春、曾梵誌、楊福東等在內的一系列中國著名當代藝術家策劃過個展，及撰寫了多本有關當代藝術著作。亦古亦今、亦中亦西，同時從事美術史研究教學和當代藝術策展的巫鴻，因此被譽為“兩條腿”走路的學者和策展人。
談及什麼是好的現當代藝術，巫鴻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原創性——不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概念上的原創性。還有一個我比較在意的，就是藝術家的思考和創作過程是否具有持續的邏輯，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發展線路。如果他的發展具有持續性而又和別人不太一樣，甚至和前人也不太一樣，那就值得重視。
武漢藝術家群體：突如其來的疫情下，關註社會現實的創作與實踐
2020年，最先感受到疫情的藝術家是身處武漢的那些藝術家們，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他們或以筆與鏡頭關註社會與民生，思考藝術與社會的關系，或宅隱於家中，自我隔離，在靜默中思考藝術與人生的關系。
武漢長江大橋《武漢的一天 | 2020年1月24日》視頻截圖 拍攝 楊柯 來源 新華社
很多藝術家因為隔離在家去不了工作室，創作計劃停擺，展覽也延期。也有不少因為買不到創作材料，開始嘗試新的創作媒介，用觸手可得的工具或電子新媒體進行創作。在收到的“封城日記”投稿中，大多數作品沒有刻意地回避疫情主題，但也未刻意迎合主旋律，更多的是日記式的記錄生活，碎片化的表達情感；一部分藝術家談到了自己面對疫情的“無力感”甚至焦慮掙紮，一部分藝術家則堅定地用藝術的形式發聲，並相信藝術可以治愈情緒，至少是可以緩解焦慮。
一些藝術家則直接參與支援醫院的抗疫，如湖北美術學院教師龔劍、校友周翔和葉雨沐等“野路子突擊隊”，想方設法連夜將20550套防護服護目鏡，送到同濟、協和、亞心中心醫院、六院等七家醫院一線醫生手中。協和醫生確認這是他目前見到的最專業的防護服。
武漢封城後，藝術家、原湖北美術館館長傅中望宅在家中寫了一些關於封城與疫情隨感的書法，並用手機軟件制作了一些圖形，他說：“在天災人禍疫情之時，藝術家能做什麼呢？在實際中可以說什麼都做不了，甚至覺得很多余，我想：藝術家應該在合適的時候做合適的事情，用心靈去感受和體驗是有意義的。”
傅中望 《封城》書法
隨著武漢封城的結束，6月21日起，關閉150天的武漢美術館恢復開館，並開放兩場展覽。然而，展覽中一幅紙上水彩《黃鶴樓雄姿》的創作者，湖北美術學院教授劉壽祥在2月因感染新冠肺炎辭世，他的水彩藝術被永遠留在了畫紙上。
劉壽祥《黃鶴樓雄姿》紙上水彩 2009年
責任編輯：李梅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