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夢想是有一輛自己的黃包車，做一輩子的車夫，做自己車的主人。他要賣力拉車，他要勤奮，要愈挫愈勇。他有的是力氣，有的是衝勁，有的是“野心”，鑒於此，一開始，他遠比帶著孫子、體弱多病的老馬更有希望，他是有經過努力之後或許能擁有一家車行的機會，可最終，他淪落到比老馬更淒慘的下場——他成了一個墮落者。你越是了解他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富有生命力，越是要為他最終的下場痛心。
祥子的悲劇是太多復雜因素共同的結果，房貸、車貸壓力下的現代人未必有余力再給祥子一些同情。但關於祥子，除了他的悲劇，他的夢想也很值得討論。
祥子的先天環境促使他成為一名黃包車夫，這職業便是讓與自己的同類坐在車上，由自己“卑躬”來拉別人。越能跑，越能賺錢。
這職業在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把階級從室內堂而皇之搬上大街。嚴歌苓在小說《寄居者》中提及：從美國初到上海的傑克布看見馬路上“黃包車拉人”的交通形式大為震驚。他不接受把人變成馬來拉人，他感慨中國人變換自己的物種屬性來填飽老婆孩子的肚子這一點連猶太人都不可能做到，他的態度是完全地、徹底地抗拒，他以“非人化”這樣的字眼表達自己的憤怒。後來，在實在沒有汽車的情況下，傑克布選擇讓行李被“人馬”拉著，自己步行。再後來，他用三個月習慣了黃包車。直到最終，他可以饒有興致地玩兒起讓兩個黃包車夫比賽，先到目的地的車夫可以得到賞錢的遊戲。這遊戲為車夫寫下的心裏獨白是：總歸是要拉車，跑得快一點可以多得些錢，還可以幫客人節約時間，何樂而不為呢？
可見隨波逐流中，人的認知是可以被無限重塑的，所以才有“見慣不怪”。所謂“見慣不怪”，是進化過程中大腦應對傷痛的自我保護機制，奈何利弊相生，人在這個過程中也失去了“初心”，不再大驚小怪的同時也面臨麻木不仁的風險。
從黃包車被接受的程度來看，“上綱上線”似乎很有小題大做的嫌疑，因為人如果拉貨，絕不勾起“非人化”這種強烈的念頭。馬夫趕馬車拉人同樣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出租車司機呢，已經成為城市常態化的一部分。這兩種形式的“拉人”，雖然被發明家解放了車夫的身體，但本質逃脫不掉人在拉人的事實。本質相同的事物，卻引起了人完全不同的心理反應。事實上，“高低貴賤”的形式化劃分也不過這樣的假象而已。
所有的工作，都離不開“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這一點。只不過每個人的付出形式不同，有人付出的是力氣，有人犧牲的是脾氣，有人貢獻的是智慧。在今天的張家界，仍有“擡人上山”的轎夫，那畫面是明顯要讓人心裏發痛的，但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自身的艱苦，只是有些是顯性的，有些是隱性的，程度不能說相同，但自己能接受就去堅持，不能接受就讓自己有能力去重新選擇。
當然，絕不是鼓勵被人擡、被人拉以營造自我優越的假象。所有的貶低別人最終打的都是自己的臉。
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盡可能取締危險的、對人身心傷害大的職業，這是正向的發展狀態。然而，我們需要面對的是，當這些被打上所謂“下層”“卑賤”標簽的職業與我們發生關聯的時候，我們的態度是什麼呢？是妄加評判、惡語相向，還是避之不及、熟視無睹？我想大部分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崗位、自己的領域為社會發揮作用，譬如一名出色的醫生或物理學家無論怎樣能幹，也難以解決其他行業群體性問題。在愛莫能助的情況下，我們能做的就是尊重每一份職業的從業者。很多時候做到這一點也就足夠。
以張家界的轎夫來看，他們祖祖輩輩靠山吃山，“擡人上山”是他的求生方式。如果能以其他更好的方式體制性地解放他們並輔助他們謀求新的出路，自然再好不過。但當這個行業還客觀存在而短期之內不會消失的時候，他們的選擇體現了他們的接受。哪怕他的接受中深有無奈，“轎夫”也仍然是他的謀生手段，他只是把力氣花在了“眾目睽睽”之下，他和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遭受不公正的對待、遭受別人的否定甚至惡言惡語時，我們因為有自己的考量選擇了沈默和忍受一樣，只是為了未來做出的一份犧牲，絕不因此就要與別人出現尊卑之分。而此時，旁觀者給予的最基本的尊重，大概就是最好的慰藉。
人先天擁有的東西是有分別的，但如果“先天資產豐厚”就自視甚高，那也不過是精神的貧瘠者。這話絕不“阿Q”，因為任何人，不管擁有多少，總有得不到的東西。要知道“一物降一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要吃，每個人都會有“降自己的那一物”。
永遠別著意給別人難堪。給別人尊重，給生命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