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學璞
桂林市委黨校黃革新同誌的兩本著作《咀嚼歲月》《苦旅雜論》加起來有四五十萬字，近日由團結出版社出版。《咀嚼歲月》100篇，《苦旅雜論》134篇。這234篇文章，均屬於散文雜文一類，系歷年創作的積累，數量較大，內容龐雜。我本想按照一般的書評寫法，挑選一部分文章閱讀，歸納出幾個觀點，引用一些材料，便可以交差了。不料一讀下去，越讀越有味道，頻頻產生共鳴，就從每本書的第一篇開始，認認真真一篇一篇地讀下去。正值新型冠狀病毒襲來，政府要求各自在家避疫，時間充裕，別人睡覺我讀書，兩本書稿在電腦上細細品味，整整花了一個星期，終於讀完，獲益匪淺。於是寫下如下感想。
記住鄉愁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大凡有成就的作家，創作往往離不開鄉土鄉情中的成長經歷，黃革新也不例外。在《咀嚼歲月》中有多篇描寫故鄉生活的散文。開篇之作是一篇情深意濃的散文詩《等你》，初看似乎是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對戀人夢魂牽繞的思戀。“等你是一種美麗的相思.等你是一次心靈的守望,等你是一回寧靜的等候,等你是一頁動人的詩行。”仔細一想，思念戀人只不過是表象，實質上是寫故鄉的人，是一種欲罷不能的鄉戀。
作者運用回憶抒情的手法，書寫家鄉的美麗，有時比直抒胸臆贊美家鄉，更具藝術感染力。《山村，你是否別來無恙》是一個守護邊防的戰士對家鄉的深情問候。心中的山村，是一幅恬靜、淡雅、和諧的水墨畫。作者像畫一幅巨型的水墨畫，描摹了山村的美景。山村位於桂北莽莽群山之中，它背靠海拔1000多米的天字山，太陽每天都會從山後爬上來，把金色的陽光撒在青亮如鏡的水田裏、炊煙裊裊的瓦背上、山嵐彌漫的松林中。如果說小河是童年的樂園的話，那麼山就是童年的舞臺了。天字山森林茂密，郁郁蔥蔥，你可以聽到野獸的怪叫，可以看到紅葉的舞蹈，可以嘗到竹筍野菌的清甜，砍柴、割草、放牛、養羊，快樂和著山風飄蕩。山村在幸福的歌謠中一天天變化著，只是遊子的熱愛家鄉的信念卻永遠不會變，不是“近鄉情更怯”，而是愈來愈親近，愈來愈強烈，愈來愈動情。因為“魂牽夢縈的家鄉，時時填滿我的回憶！回憶中有眷戀、有苦澀、有歡樂、也有艱辛，而更多的則是由衷的欣慰”。作者認定“家的概念就是累了可以休息、餓了有碗稀粥、委屈了可以哭泣、錯了可以聽到爸爸媽媽的嘮叨的地方”。他深切體會到，家是一個可以撒嬌的地方，父母就是可以撒嬌的人；家是一個可以傾訴的地方，父母就是喜歡傾聽的人；家是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父母就是一堵遮風擋雨的墻；家是一個魂脈延續的地方，沒有了家，也就失去了根，也就失去了支撐信念的魂。對於戍邊戰士來說，從思念家鄉的鄉愁到保家衛國的意念，就是一種崇高的家國情懷。
家鄉多姿多彩的民情風俗，是鄉愁記憶的樹影光斑。這方面的篇什頗多。《恭城人與恭城油茶》寫出了恭城油茶的特色和在恭城人心目中的地位。恭城人愛油茶就如同山西人愛老陳醋、四川人愛麻辣湯。親朋好友登門，外地人用酒招待，而恭城人則用油茶招待。到了恭城沒喝上油茶，等於沒有到過恭城，到恭城人家做客，主人不打油茶招待你，就可能是主人對你有看法了。作者以山歌為證：恭城奇特又土俗，愛拿油茶來泡粥，油茶好比仙丹水，個個喝了喊舒服。不僅恭城人愛上了油茶，乘著市場經濟的航船，恭城油茶走出大山，進入城市，遍地開花。在首府南寧，我和朋友就去過好幾家酒樓飯店品嘗恭城油茶，恭城油茶在廣西打出了品牌。
語言是民族文化交際的工具，民俗風情的外衣。獨特的地理與歷史文化展示了恭城語言的獨特魅力。作者在《魅力獨特的恭城官話》中寫道,“恭城縣地處廣西的東北角，東面通過龍虎關可以進入湖南的江永縣境內，南面與鐘山縣、平樂縣毗鄰，西接陽朔縣、靈川縣，北接灌陽縣”,主要語言有瑤語、壯語和漢語。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士講一方話。恭城人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東融西合，南接北納，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恭城官話。恭城官話很是有趣。與人“閑談”叫作“刮聊天”，妨礙別人做事叫“杠事”，哄騙人叫“擺溜子”，吹牛誇口叫“lia口子”，遇到熟人叫“碰倒”熟人，討好房東叫作“羅連”主人，等等。
方言中的格言諺語是群眾創造的語言精華，閃耀著老百姓智慧的光芒。《流行在恭城縣的勵誌諺語》《恭城諺語拾趣》，收集並提煉了許多生動形象的民間俗語，其中不少語言奇葩。如何管教好子女？恭城人說，“小時不補，大了爛尺五”，衣服上的一個小洞，如不及時縫補好，過一段時間就會爛成直徑一尺五的大洞，想補好就難了，說明教育要從小孩抓起。恭城土俗，油茶泡粥。油茶是老少皆宜的美食，已被廣西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對打油茶的工序，也用俗語進行歸納。 “頭杯苦，二杯甲（澀），三杯才是好油茶”。油茶要趁熱吃，不宜久放，因為“油茶進了罐，味道克（去）一半”。做生意也有俗語禁忌，《舊時恭城人的生意忌語》寫道，豬舌的“舌”字近“蝕本”的“蝕”音；豬肝的“肝”同“幹”音，有水枯之意，水枯排散， 生意自然虧本。於是，商人們就把“豬舌”叫作“豬利”，把“豬肝”叫作“豬運”，把“豬血”叫作“豬紅”，把“排散”叫作“排利”，這些忌語為恭城人普遍接受。
二、詩意棲息
故鄉的美不僅是青山綠水環境優美，還在於山村人心相連、家庭溫馨，有一種詩意的棲息。《上弦月情思》從蒙蒙的上弦月，想到“那把從我的媽媽的媽媽那裏傳下來的木梳子，月亮多像我童年用過的那把鐮刀”，意蘊著淡淡的詩情畫意 。再聯想到守邊禦敵的軍人，在戈壁沙海探寶尋金的地質工作者，所有那些為了祖國和人民而不惜犧牲家庭幸福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理想、渴望都像這上弦月，終究會有十五那充滿渾圓的一天。《月圓之夜》則懷念“好久好久以前，我偎在媽媽的懷裏，聽媽媽講那個關於月亮的故事”，呼喚象征團圓的中
秋圓月永駐人間。從而意蘊著濃濃的詩情畫意。
我讀過的書中，看到把兒女當作心肝寶貝，比喻成蓓蕾花朵，卻沒有見過把兒女看成是心中的太陽。《女兒•太陽》一開頭就說，有人說，兒女是父母的太陽，丈夫是妻子的太陽，老師是學生的太陽……是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太陽。這個富有詩意的看法，來自大畫家畢加索的一句話：“你自己就是太陽”。駐守邊境的戰士有綿綿相思和熾熱情感與親人聯系，女兒的誕生使夫妻關系發生了神奇的變化。作品寫道：“當我們的小太陽在我們的雙眸前炫目時，相思再也不是每年一次的車站別離，再也不是寒夜裏從破窗子擠進來的冷風，再也不是梅雨季節單調的雨滴。它是雨後飛架在東山的一彎彩虹，七彩的旋律構思了我們一個個美好的夢。”古詩雲：“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古人把與妻兒離別當作人生的痛苦，而在作者心目中久別的女兒卻像小太陽給家庭生活帶來融融暖意。
所謂詩意的棲息，是指不單有物質世界而且有精神世界的棲居，具有詩的境界的生活。汪曾祺的《受戒》，正是以孩子的純凈浪漫，探索詩意的自然風光、詩意的人文氣息、詩意的生活結構，用此尋求每個人的精神家園 。本書所描繪的詩意的棲息，外延更為寬廣，包括城市、海島、邊境、村莊，以及兩地居、夫妻思、父女念、兄弟情。詩意棲息蘊親情。本書如是說，“孤島對著孤島，呼喚著常青藤的攀緣，終於在一個多情的季節，一個小巢築起在一處幽靜的港灣裏，當鴿哨呼喚橄欖枝的翠綠時，生活又拉長了我們的牽念。”
山鄉巨變
作者熱愛家鄉，對鄉村的一草一木懷著深厚的感情，但對家鄉往時的貧窮落後，也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童年的一天》是這樣描述的：生在農村的我，一天的生活內容沒有城市孩子的幸福和滿足，只有辛苦和充實；童年的一天，是辛苦的一天，是充實的一天，也是沒有痛苦和憂傷的一天；口糧不足，飯是三分之二的紅薯加三分之一的米做成的，天天吃紅薯飯，只有兩個素菜，聞不到油腥味；我每天煮飯要記住“煮幹飯時，三斤米兩瓢水，煮稀飯時，一斤米三瓢水”的規矩，保證不出差錯。家境貧寒，生活困苦，還有受人欺辱。《少年遭遇“竇娥冤”》，寫了“我”少年時遭遇的被冤枉的一件事。唐娃仔家的鴨子當天中午不知被什麼人打死兩只。他媽媽找上門來，在大庭廣眾面前，一口咬定是我打死的。我不甘屈辱，不是我幹的，我死也不承認，做人要有做人的骨氣。第二天，唐娃仔媽把這件事報告了大隊黨支部書記，書記召集雙方家長開會。在威嚴的書記面前，我還是堅持不是我幹的，有證人給我作證。但書記偏聽偏信，袒護態度惡劣的對方，教訓我不要報復。這件事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記，“我”感覺瞬間長大了，發誓要做一個有出息的人，一個不被別人欺負的人。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家鄉的山山水水，山鄉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都發生了巨變。作者感嘆，家鄉啊，魂牽夢縈的家鄉，時時填滿我的回憶！回憶中有眷戀、有苦澀、有歡樂、也有艱辛，而更多的則是由衷的欣慰。因為父母的慈祥沒有變，兄長的關愛沒有變，兒時的童謠沒有變，而過去貧窮、愚昧、封閉的山村卻一天天在變，變得富裕了，變得文明了，變得和諧了。
過去山區落後，首先是交通的阻礙。《路通人和冤仇解》《瑤鄉暢通富裕路》《回家的路》集中反映交通的改善。《瑤鄉暢通富裕路》寫了作者對恭城交通發展的親身經歷。1980年9月4日，起早貪黑，坐班車從家裏到桂林足足用了八個多小時，馬達聲震耳欲聾，一路顛顛簸簸，過大河沒有大橋，還得靠渡船。每當會車時，車輪刮起的黃沙直往班車裏灌，早上穿的白襯衣還未到桂林就變成了黃襯衣。改革開放頭二十年，瑤鄉的公路建設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州至平樂沙子的二級公路縱貫全縣，結束了恭城沒有二級公路的歷史。恭城先後修建、改造、擴建了連接即將開工的桂梧高速公路的蓮花至平樂同安的準二級公路、蓮花至三江公路、加會至龍虎的出省公路，基本形成了以恭城至栗木公路、恭城至三江公路為骨幹的鄉鄉通班車、村村通公路的公路網絡。
《回家的路》寫作者在外地從軍、求學和工作，回故鄉時對路有了進一步的體驗。“我”1980年9月初離開家鄉去南寧求學的時候，客車開的是一條沙石路，190公裏路程走了近8個小時，在桂林住一晚，又得坐七八個小時的火車才到達目的地，那份艱辛不是簡單的用一個“累”字來形容的。大約十年後，“我”到了桂林工作，每年都要回到父母的身邊過年。雖然還要坐班車，但班車不用定點上車了，招手即停，空調直達，車載電視，方便快捷，三個小時就可以回到家。五年前，桂梧高速公路動工，2009年春節來臨之前這個心願在終於得以實現。而最讓我們高興的是，貴廣高速鐵路已經全面開工。四年後，乘坐300多公裏時速的動車，從桂林出發到達恭城車站只要25分鐘，按照這個速度，從出門到進入家門，如果路上不堵車，只需要一個半小時。
要想富，先修路；想快富，通高速。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遍如蛛網的省道、縣道、村道相互交織、相互銜接，有力地促進了家鄉經濟的全方位、多層次發展。而今，恭城瑤族自治縣除了頭戴“國家級生態示範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全國無公害水果生產示範基地縣”、“全國園藝產品出口示範區”、“創建無公害水果生產示範基地縣”、“水果標準化生產示範基地項目實施縣”、“跨世紀農民科技培訓項目實施縣”、“中國椪柑之鄉”、“中國月柿之鄉”等金色桂冠外，由於貴廣高速鐵路的穿境而過，該縣成了桂林的近郊區、廣州的後花園，貴廣高速鐵路上的生態明珠。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長篇《山鄉巨變》影響了幾代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著眼於山鄉人的變化發展。本書作者敏銳地觀察到，家鄉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相互滲透、相互轉化，推動了人的現代化。《山村的遠方》寫道，過去村裏人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上午十點鐘才挑擔荷鋤到田地裏勞作，下午未到五點鐘就跟著落山的太陽收工了；而進入新時期，村裏一天天在變，竹子蓋的房屋已被水泥樓、磚瓦房代替，家家屋頂上都支起一架天線；山村邁著堅實的腳步一天天向遠方走去，山村的夜晚，有了歌聲，有了笑聲。山鄉的變化不只是山村自身的變化，而是新型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帶來的變化。
《路通人和冤仇解》講了相鄰的兩個村由於路通而人心相通共同致富的故事。羅帶村往北去勢江村不到八裏地。可是兩村之間夾著一個有土地糾紛的五龍村。羅帶村人去勢江村寧願繞道走遠路，也不經過五龍村，父輩們甚至拒絕晚輩與五龍村的青年通婚。俗話講，遠親不如近鄰。商品經濟興起，勢江村成為一個月柿集散地，每年的月柿收獲季節，大批外地客商匯聚這裏，大量收購月柿。這就需要打通村與村之間的通道，而修路要經過五龍村。交通和生產的發展促進了矛盾的解決，激發了村裏人的鬥誌。經過一個冬天的奮鬥，羊腸小道變成了能通汽車、拖拉機的鄉村公路，為兩個村銷售水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村裏的月柿都賣了好價錢，也同時化解了兩個村的積怨。在作者筆下的山鄉巨變，是脫貧攻堅，扶貧扶誌、扶貧扶智的勝利，是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豐收。而不是像有的作品所寫的那樣，當下農村陷入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精神貧困。
民生銳評
兩本著作的200多篇文章，從文體上劃分，除了一小部分散文外，大部分是雜談、雜感，可以歸於雜文的範疇。雜文內容包括鄉村振興、城市建設、交通拓展、文化旅遊、科教改革、衛體健身等，無一不關乎民生問題，折射人文情懷。這類文章短小精悍，用材精當，觀點犀利，往往一針見血。所以叫“民生銳評”。從寫作藝術的角度來看，可以舉出以下幾條。
逆向思維。
邏輯學上的逆向思維，也稱求異思維，它是對司空見慣的似乎已成定論的事物或觀點反過來思考的一種思維方式。俗話說“反其道而思之”， 看問題不遵從原定的順序方向，讓思維向對立面的方向發展，從問題的相反面深入地進行探索，創立新的結論。
當人們朝著一個固定的思維方向思考問題時，作者一反常態，從結論往回推，倒過來進行思考，得出與眾不同的新看法，使人們受到啟迪。當社會上追求時髦成為一種潮流時，《反彈“時髦”》嚴肅地指出，在五花八門各式各樣亂七八糟的熱或潮咆哮著向你漫過來的時候，你隨波逐流不假思索地追之趕之，就很可能無端地浪費寶貴的時間和寶貴的財富。建議讀者“要樹立自信心，相信自己，把握自己，冷靜地思考，科學地判斷，看準熱或潮的方向，判斷熱和潮的價值”，“要及時地改道、停步、轉向，任何僥幸心理，都可能造成彌天大錯，害人、害己、害國家”。
2.突破定論。
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就是要觀念上突破定論。“杞人憂天”的典故來自《列子·天瑞》，唐代大詩人李白在《梁甫吟》中寫下詩句“杞國無事憂天傾”。譏笑憂天的杞人，似乎已成定論。作者大膽提出《為杞人討個公道》，“我們就該給杞人一個公道了。生活在刀耕火種年代的杞人，獨享碧水藍天之美，卻生天傾地覆之憂，實屬高瞻遠矚了。後人強加在他頭上的不實之詞應當盡早除掉，越快越好，讓杞人之憂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延續，在整個中華民族之中延續。”就拿新中國成立以後來說，我們遇到的天災以及天災+人禍還少嗎？大地震從唐山到汶川，大病毒從“薩斯”到“新冠”，一次比一次兇險。因此我們不能片面地譴責“杞人憂天”，而應該在提高文化自信的同時增強憂患意識。
3.對比優劣。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說“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對比”是寫作常用的一種手法。通過對比（橫比或縱比），可以判斷出事物的好壞、優劣，水平的高低 、發展的快慢。《我真想變成一條狗》，並不是人真的想變成狗，而是將普通人與寵物狗對比，在一些富豪家庭狗比人尊貴，吃穿比人好，花銷比人大，而這個標題正是嘲諷這種變異的社會現象。該文指出：“狗比人賤不足為怪，狗比人貴則成笑料。人比狗賤，狗比人貴，是狗之悲哀，是人之悲哀，是耶，非耶，留待看客評判，嗚呼！”
《“英雄”與“狗熊”》一文以2003年全民奮起抗擊“非典”為題材。2003年春天來到之時，非典型肺炎突然降臨到了華夏大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重大災害，有一群“中國的脊梁”舍生忘死，毅然衝在最前面、站在最險處，鄧練賢、葉欣、梁世奎、李曉紅等共產黨員，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幾位，他們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視疫情如命令、病房如戰場、病人如親人，恪盡職守，救死扶傷，臨危不懼，迎難而上，視死如歸，為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勞苦功高，贏得了全社會的高度贊譽。這是英雄的壯舉。相反，也有一批領導幹部受到撤職或免職的處分，他們在病魔進攻面前，麻木不仁，行動遲緩，措施不力，失職瀆職，使防治工作進展遲緩，疫情難以控制，造成了嚴重後果，極大地損害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極大地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這是 “狗熊”的醜行。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歌頌奮不顧身向前走的“英雄”，批判貪生怕死向後退的“狗熊”，一正一反，顯示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今天在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奮力打贏新冠病毒防控阻擊戰的緊要時刻，讀一讀這篇嫻熟運用“英雄”與“狗熊”對比論述的時評，感到格外有意義。
4．有的放矢。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解決“無的放矢”的問題，就是要有銳利的眼光，發現問題，指出問題的實質，探索事物發展的規律，做到“有的放矢”。本書的雜談評論的一個特點，就是針對民眾關註的問題，解剖分析，揭開時弊，打中要害。《還是“迷信”惹的禍》針對迷信造成的人間鬧劇慘劇，提出“鏟除迷信、抵制邪教，不是一日之功，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喚起國民普遍覺醒，仍然任重道遠。”《貧與富之間應拒絕馬太效應》針對社會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敲響警鐘“貧窮不是可恥之事，但因分配不公導致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那才是一個社會最最可恥之事。”作者對溺愛孩子的現象憂心忡忡，《不妨讓孩子淋幾場雨》提出苦難是最好的老師，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的家長不妨讓孩子們淋幾場大雨，以便他們積累些抵禦風浪襲擊的經驗，養成搏擊風浪的能力”。針對喝酒泛濫的積弊，呼籲《莫以酒量論英雄》，批評“能喝八兩喝一斤”的壞習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借口， “感情鐵，喝出血”的狂言，提倡酒桌上的文明，“美酒飲到微醺處，好花看到半開時”，“感情好，能喝多少算多少”，“感情有，喝什麼都是酒”，“切莫胡吃海喝，死纏爛打，真正使酒成為我們生活的調節劑”。
5．精心用典。
作者善於運用經典著作、經典語言、經典故事，提高文章的厚度和張力。《也談細節決定成敗》一文，首先講敘了一個在上世紀軍閥戰爭中，因一字之誤導致大敗的故事。1930年5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河南南部進行了大規模的中原大戰，雙方動用了100多萬人的兵力。因馮、閻聯軍的作戰參謀不註意細節，在“沁”字裏多寫了一撇，將“沁陽”寫成“泌陽”，而兩地相距千裏，導致聯軍大敗。接著，舉出現實生活中一張法庭傳票寫錯日期的案例，質疑一個法官竟然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最後，提到早在九十多年前，胡適先生就創作過一篇傳記題材的寓言《差不多先生傳》，諷刺了當時中國社會那些處世不認真的人。這樣經過精選的典型事例，聚焦在註重細節的主題上，讓人讀來饒有興趣，忍俊不禁。
用典的目的是證明自己的觀點，提出新的見解，切記食古不化，更不是賣弄學問。《不妨學學書生的心態》講了一個關於書生進京趕考的故事。書生在客棧睡覺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所處的三種狀態。第二天起床後，書生很郁悶，就出門找人解夢。算命先生給他解釋，這三種狀況暗示你不用考了，考也白考，沒戲了。而客棧老板卻對悶悶不樂的書生說，好夢啊！這從三個方面說明你馬上要做狀元郎了，要結束單身生活了。書生破涕為笑，放棄了返家的念頭，繼續赴京趕考，果然考中了狀元。作者聯系這個典故，闡述了一個現代管理理念：“不去努力永遠不會有收獲”，“機會總是惠顧那些具有積極心態的人”。
生活饋贈
初學寫作者總是慨嘆，想是想寫，但沒有東西可寫呀！其實，社會生活作為創作的唯一源泉，對每個作者都是公平的。黃革新同誌創作的成功，再次證明：豐碩的創作成果，是豐富的社會生活的慷慨饋贈。我們看看他的簡歷，便可略知一二。他出生於廣西桂林市恭城瑤族自治縣，1984年7月從廣西民族學院中文系畢業，投筆從戎進入桂林陸軍學校學習，次年分配到廣西邊防部隊工作，有過參戰的經歷。1990年6月調入桂林陸軍學院從事教學和教學管理工作。2003年7月轉業到中共桂林市委黨校任副校長，現兼任廣西黨建協會理事，桂林市黨建協會副會長，桂林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桂林市足協副主席。
從他的經歷和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記住鄉愁、眷戀山鄉，來自他童年和少年農村生活的苦難和樂趣；他的作品詩意棲息，來自家鄉青山綠水的優美環境、五彩繽紛的民族傳統文化；他熱愛祖國和親人的家國情懷，來自他首府求學刻苦鉆研和戍邊衛國的戰鬥生活；他一篇篇論及社會現象、分析行政管理、建言科教文化、探討人生哲理的雜談，來自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基礎上的篤行，也就是多方面多樣化的社會實踐。他多年來觀看、研究、討論足球活動，探索各國特別是中國足球隊的比賽和訓練軌跡，摸索足球運動和俱樂部管理的規律，以開放性思維實事求是地寫出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短評。包括《該對足協實行“問責”了》《假球乎？黑哨乎？》《紅黃牌問題的背後是素質低下》《偶然“雄起”不能算“猛男”》《向伊拉克足球致敬》《宜將剩勇懲“球霸”》等，不是內行人是絕對寫不出來的!
當然，生活饋贈造就作家，不是天上掉餡餅，自然而然得到的。一個作者成為有成就的作家，還得自覺深入生活，熱愛生活，體驗生活，發現生活，弘揚真善美，鞭撻假醜惡。而且要長期讀書筆耕，堅持不懈，在寫作上下苦功夫。正如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所說的：“無它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摘自蘇軾編撰的《東坡誌林》）
這兩本書雖有一些不足，如有的篇章文采欠缺、史料單薄、新聞過多、論述尚淺等，但從總體上說，散文與雜談熔於一爐，抒情與說理比翼齊飛，傳統與現代文明互鑒，因而值得一讀。
2021年5月25日
（作者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校二級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