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無論是按照現在的認識將其視為中華先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還是視作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神祇在中華的土地上都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又無微不至。從依然保存至今的一部分民間信俗當中，也許能窺見有關中國人精神世界發展、演化的繪卷，也許還能觸摸到其中埋藏著的一套、甚至多套解碼傳統社會組織形態的密碼。
雲影山光間隱隱綽綽的神祇與信俗，與正在漸漸忘記他們的我們，共同耕耘過中華的歷史，也仍在繼續共同耕耘著這片大地。
在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土地與神祇”專題報道中，記者走進田野，穿越街巷，觀察信俗、描摹儀軌，嘗試發現日漸式微的民間信俗曾經怎樣影響過我們祖先的歷史、如何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組織，以及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又面臨著怎樣的轉型與改造。
“土地與神祇”專題自2019末啟動，將呈現開放的形式，除了澎湃新聞記者的現場報道，也將約請一部分相關學人撰稿。
在本文中，我們透過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書”，探尋歷史上江永這個偏遠鄉村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和信仰，並嘗試回答在社會形態迥然不同的今天，失去了傳統土壤的女書文化如何繼續存在、傳承？
公元805年，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司馬，寄情幽泉怪石之間，寫下了被後世稱為《永州八記》的山水名篇，這個楚南夷狄之地因此得以揚名天下，而在他治下受惠的十數個村莊至今仍然祀奉這位“柳子菩薩”。
從柳子廟所在的永州市區繼續南下，到達湖南、廣西兩省交界，都龐、萌渚二嶺腳下，就是唐宋以來的永明縣之所在，1956年後因區劃調整改為江永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這座藏匿於崇山峻嶺間的邊陲小縣突然間吸引了中外學者的目光，因為這裏發現了當今世界唯一一套系統的女性專用文字，研究者稱之為“女書”。
胡美月讀三朝書。本文圖片除註明外均為朱凡 攝。
女書是流傳在湖南江永縣瀟水流域的一種表音文字，記錄的是當地的土話永明方言，字形呈菱形，基本用字約四百個，當地人稱為“長腳字”、“蚊形字”或“螞蟻字”。不同於男性文人精英的創作，當地農村底層女性用這種獨特的文字書寫她們的生命故事，在話語權被統治階層男性所壟斷的歷史敘事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被全世界聽見的故事。
出於歷史的偶然，幾位從舊時代走出的風燭老人被學者們找到，讓世人得以窺見正在消亡的女書世界倉促的背影。2004年9月，最後一位女書自然傳人、已是94歲高齡的陽煥宜與世長辭，至此80年代發現的那批精通女書的老人皆已離世。但女書的歷史並未就此塵封。
江永縣城裏的“千古之謎——女書”壁畫。
如今，女書已經成為了江永的最為鮮明的文化符號。2002年由江永縣委、縣政府興建的女書園是當地的主要景點之一，內有一座女書博物館，與同樣位於上江圩鎮的火車站毗鄰。2006年，女書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1年，江永女書大酒店在緊鄰縣政府的永明北路上開門迎客，大堂裏懸掛著女書文化的介紹圖文，各類陳設和裝飾物都印有女書文字，至今仍是全縣最高檔的酒店之一。
走在江永的大街小巷，很多商店招牌上都有漢字和女書兩種文字，仿佛女書已經走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然而，當我們詢問當地人是否了解女書時，得到的回答卻往往是，“知道有個女書園，但不了解”，“外面的人對這個感興趣，我們本地人不感興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
中國女書村。臧繼賢 攝。
真正的問題或許是，三十多年來，江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都發生巨變，失去了傳統土壤的女書文化如何繼續存在？要回答女書往何處去，首先要尋找它的來處。在尚未遠去的歷史遺跡中，試著理解那個女書被書寫、被吟唱、被分享的女性社會。
一、女書浮出水面
由江永縣城向東北驅車10多公裏，抵達懸有“中國女書村”字樣的牌樓，便進入了女書島風景區。一座朱紅吊橋跨過永明河，通向四面環水的普美村（又稱浦尾村），女書博物館就坐落於此。村莊的盡頭復又是連綿的群山。
環繞普美村的永明河。
1982年末，中南民族學院政治系教師宮哲兵在湖南南部進行民族文化調查期間，偶然尋訪到了一份女書物件——一方寫有何西靜一生苦難經歷的巾帕。這份女書作品是由上江圩鄉（1995年撤鄉建鎮）的胡池珠在幾十年前根據何西靜的口述寫成的，而胡池珠已經在1977年去世，根據她女兒提供的線索，宮哲兵輾轉來到普美村，找到了胡池珠的結拜姊妹、當時已經88歲的高銀仙老人，她的結拜姐妹中仍在世的義年華、唐寶珍也隨即進入學者們的視野，學界與女書的緣分由此開始。
實際上，早在1954年前後，當時在江永縣文化館工作的周碩沂就從胡池珠處收集了一篇女書“蚊形字歌”（又叫“新華女子歌”），並將其收入1959年編寫的《江永縣解放十年誌》（稿）。但直到1983年宮哲兵撰寫的《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公開發表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上，女書才開始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註意，從而逐漸浮出歷史地表。
江永女書文化村。
在晚年被作為女書傳人發現之前，高銀仙走過的一個江永普通農婦的人生，女書讓從未進過學堂的她得以寫下自己的經歷：她出生在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父母所生我六個，四個弟郎妹一個”；家中男孩皆早夭，只有她和妹妹長大成人，“四個弟郎落陰府，姊妹兩個在世全”；父親早逝，家境艱難，“從小焦枯多苦盡，一世為人不得歡”；21歲嫁到浦尾村，因家貧沒有嫁妝傍身，“阿娘家貧無奈何，只箱應被到他鄉”；婚後生育二女一子，大女兒在日軍侵華時期慘死，兒子婚後又堅決與之分家，“一日三餐吃白飯，我去人家討些湯”……
正如《蚊形字歌》所說：“新華女子讀女書，不為當官不為名。只為女人受盡苦，要憑女書訴苦情”。在人均壽命和生產力都相當低的傳統農業社會，農村女性有太多的苦難值得傾訴：父母兄弟的早逝，不幸的婚姻生活，繁重的勞作和家務，生兒育女的艱辛或者求子不得的煎熬，難以維系的生計，家人生病時的憂心操勞，還有丈夫故去後的無處安身，年老體邁後遭到的羞辱和虐待……
江永當地有結拜姊妹的風俗，其中年齡相同、天資相若的稱為“老同”、“老庚”，感情尤為親厚。由於舊時代婦女裹小腳，無法下地勞作，便多了在樓上相伴而坐一邊做女紅一邊吟誦女書的機會，這些婦女因而被稱為“樓上女”。舊時的農歷四月初八“鬥牛節”是只限於未婚姑娘和剛完婚未生育“不落夫家”的少婦參加的節日，每人再帶一些食物在野外聚餐，然後一起讀紙讀扇、比賽女紅，六月天氣最熱的時候還有“吹涼節”，也是姐妹相聚的好機會。
在風雨如晦的生活中，與結拜姊妹共度的時光是其中難得的亮色，高銀仙年輕時收到的一份結交書中寫道：“我自心紅自歡樂，難承姐娘真有心”；她老年時曾修書講述七姊妹的友情，“四邊妒咱好過日，仙洞佛境過時辰”；遭到兒媳病逝的打擊，義年華寫女書勸慰，高銀仙在回信中寫道：“聽聞我身雙流淚，妹娘起心解我愁”……電影《雪花與秘扇》中李冰冰和全智賢扮演的百合與雪花正是清代一對結拜的“老同”，她們彼此命運的連結和相互之間的情感牽絆可以說是對歷史的某種再現。
胡美月。
高銀仙的二孫女胡美月今年56歲，是新一代的女書傳承人之一。胡美月小時候，父母在田裏做農活，奶奶則打理家務和照顧四個孫輩。蹣跚學步時，她不小心在竈膛邊燙傷了手，日夜哭鬧，奶奶便唱女歌哄勸，出門看到大公雞，就唱“紅雞公，尾飄飄，三歲姑娘會唱歌。不是爹娘教會女，是女獨自自聰明……”，遠處看到大黃狗，就唱“黃狗崽，你在家，引入園，摘紅花，一樹紅花摘不到，兩朵雙雙一對媒……”這些兒歌信手拈來，充滿天真意趣，曲調溫柔動聽，深深地吸引了年幼的胡美月。
她記得小時候奶奶和她的結拜姊妹們聚會的場景，“吃完中飯她們就會拿出女書唱啊讀啊，（那種感情）跟現在比不了。某個姊妹生活中有了委屈，姊妹們就會商量，是不是要寫女書記載。”那時候正值“文革”期間，她和其他姊妹的孩子一起在屋外玩耍，“如果看到戴紅袖章的人來了，就要進屋報信，奶奶她們就會把女書藏起來。”
除了相互陪伴、勸慰，奶奶和她的姊妹們還會在一起讀一些翻譯自漢語唱本的女書故事，胡美月對此記憶猶新，比如《賣花女》講一個農村女子為了生計去街上賣花，有錢人家的仆役見她美貌，強行把她帶回去送給主人，賣花女寧死不屈，最後被打死；《三姑記》講的是一戶人家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和二女兒都很富有，只有三女兒貧窮，被母親看不起，後來三女兒的兩個兒子都中了狀元，母親卻落魄了乞討到她家門口，兩個外孫收留了她……“這些故事都是在告訴我們古代的女性是怎麼受苦、怎麼生活的，同時也教導我們遇到事情應該怎麼做。”等她大一些開始學寫女書，奶奶給她選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梁祝姻緣》，“因為婚姻是人生的頭等大事。”
不過，和奶奶那輩人通過吟唱和背誦來學習女書不同的是，胡美月上了學會寫漢字，學習起來便容易得多了，也因此不能算作在傳統生活環境中自然習得女書的自然傳人。初中畢業參加工作後，胡美月一度中斷了對女書的學習。直到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女書學者都成了高銀仙家的座上賓，她一開始還覺得困惑，經常問他們，“這些有用嗎？”學者們都說有用。或許從那時候起她心中就埋下了傳承女書的種子，1990年奶奶去世之後，種子便漸漸開始發芽。
修繕中的女書園。
2001年新年，胡美月回到娘家普美村探親，一些年輕女孩請她教授女書，她就此在村子裏開辦了女書學堂，一開始只有五六個學生，就在她弟弟家中上課，後來上課地點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改到了村裏的祠堂，2002年女書園建成後便順理成章地搬了進去，從此她就一直在這裏工作。近幾年，女書園在暑假舉辦為期兩周的女書文化培訓班，她負責教授書寫、吟唱和女紅。
談起奶奶和姊妹們的往事，胡美月充滿了景仰和向往。但在她成長的時代，社會風俗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解放後，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但也要和男性一樣下地勞動。女性有了外出的自由和便利，但過去那種對姊妹歡聚的珍視已經沒有了。經過了“文革”的洗禮，坐歌堂、過廟節等習俗也從鄉村生活中淡出了。不過，她對女書傳承人這個身份還是很自豪的，送我們離開時，她用女書為我們寫下“萬裏金花來同園”作為贈語，然後鄭重地鈐下“胡美月”和“銀仙家傳”兩枚印章。
二、半個自然傳人
2004年，季羨林在為女書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撰寫的推薦書中寫道：“目前只有一個半自然傳人（陽煥宜1909年出生，何艷新1940年出生），瀕臨滅絕。”陽煥宜去世後，何艷新成了碩果僅存的半個自然傳人。
河淵村。
何艷新居住的河淵村在普美村南面六七公裏處，每天有兩班公交車去江永縣城，路程約15公裏。村子掩映在山林田野之間，多為磚瓦民居，其中一些已經荒廢。穿過高低不平的石板路，幾番打聽之後，才找到了何艷新的家。屋子十分狹窄，只有幾件簡單的桌椅，一面墻上貼著巨大的毛主席畫像，另一面墻上掛著一副她幾年前寫的女書：“吃虧是福，逍遙自在。”老人家頭發灰白，齒牙搖落，但身板依舊硬朗挺拔。她說自己出生在民國二十八年（比身份證上寫的1940年早一年），今年已經80歲，記性不好了，現在已經不再寫女書，“女書是很悲的”。
何艷新手寫的“吃虧是福，逍遙自在”和手繪的紋樣。
河淵村是何艷新的出生地，她一歲半時，父親被地主迫害致死，母親帶著她回到了田廣洞村的娘家，靠著隨嫁田的租金度日。何艷新的外家家境不錯，外婆是上江圩鄉潮水村人，未出嫁時和弟弟一起在家中學過漢字，寫女書更是名聲在外，是公認的“君子女”。何艷新五六歲時就跟著外婆學唱女歌，七八歲開始學寫女字。外公是開明的讀書人，對她也是寵愛有加。那時候外婆給她裹小腳，她哭鬧不從，外公就偷偷給她小刀教她放開，外婆責怪他說將來外孫女嫁不出去怎麼辦，“外公說：‘時代變來變去的，說不定將來就變成了不裹腳的時代’，他果然說中了。”在外公外婆身邊，她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時光。
何艷新經歷了傳統社會的尾聲，她小時候曾和同村一大戶人家的小女兒結老同，對方送來一對銀鐲子作為結拜的信物，可她見那女孩自己戴的是一對金手鐲，便覺得不平。其實小孩子哪懂什麼高下貴賤，“只是覺得黃的比白的好看”，外公於是給她買了一對鎏金的鐲子，她便開心地戴上。然而沒過多久，老同家中被劃定為地主成分，命運急轉直下，兩人從此失散於歷史的洪流中。
她還記得那時候參加傳統婚禮的情形。按照習俗，女子都在冬天出嫁，出嫁前三天要在娘家坐歌堂，第一天叫愁屋，第二天是小歌堂，第三天是大歌堂。新娘帶著鳳冠坐在中間，十二個伴嫁女分坐兩旁，晝夜歌唱，臨行前新娘還要唱哭嫁歌和父母親朋一一作別。娘家的女眷和結拜姊妹則要為新娘準備一份三朝書，在婚禮後的第三天帶去夫家恭賀，稱為“賀三朝”，收到的三朝書多，表示新娘子才華人品出眾，男方村子裏懂女書的婦女會翻開三朝書演唱。在這樣的氛圍中，女性們分享著各自的生命故事，從而成為一個相互理解、支持的社群，因此盡管只有少數人會寫女字，但上了年紀的老人幾乎都會唱女歌。
那時候，很多人慕名來請何艷新的外婆代寫三朝書。外婆與來人交談一陣，便提筆為其修書。三朝書開頭往往是對新娘離家的不舍和對她婚後生活的祝福和規勸，之後便是訴說贈書人自己的悲苦。見外婆每次寫都會落淚，年幼的她十分不解，“外婆明明是幫別人寫，為什麼自己要落淚？外婆說，‘她們很悲慘，女書是寫給那些命運悲慘的人們的。’”何艷新十歲時，有一次外婆寫三朝書哭得無法自已，外公就讓她幫外婆寫，明明是稚童不識愁滋味，她卻堅持說，“是我太笨了，所以不會哭。”
何艷新。
何艷新提到外婆時總是帶著柔情，她說外婆的前半生都沒有受苦，可是晚年卻沒能善終。外公去世後家境衰落，“大躍進”時期因糧食不足，兒子媳婦嫌她活得太長，她自殺被救下後，以85歲高齡改嫁，翌年便淒涼辭世。外婆去世時，何艷新根據習俗將她在世時寫的和自己為她寫的女書陪葬，即所謂的“人死書焚”，一方面希望逝者在陰間也能有女書相伴，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其中的隱私流傳於世。如果女書沒有被學者發現，也許何艷新的女書歷程也會就此劃上句號。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學者前來尋訪會女書的婦女時，何艷新要和丈夫一起養活六個孩子和二位老人，無暇他顧，刻意隱瞞了自己會女書的事實。臺灣人類學者劉斐玟1993年在河淵村進行田野調查時就結識了何艷新，還與她和村裏另一位婦女龍玉成為了結拜姐妹，即便如此，何艷新都沒有向她透露自己精熟女書。1994年，劉斐玟在新聞報道中讀到她和陽煥宜一同被認定為女書自然傳承人時，滿心錯愕與不解。原來，為了幫結拜姐妹龍玉維持織女書花帶賣錢的生計，何艷新才時隔三十年重新提筆，同年年底，她也給這位正在美國寫關於女書的博士論文的結拜姐妹寄去了兩方親手寫的女書手帕，其中一幅寫著：
珠筆落文帕頭上，寄到國外相會身。看察妹娘千般行，步步高升勝過人。
妹娘聰明走四方，錦上添花永傳名。……
然而直到十五年後她跟隨何艷新去北京看望她受傷的兒子時，兩人才有機會談起這樁往事。何艷新先是調皮地開玩笑說，“要是我告訴了你，是不是我走到哪裏你就會追到哪裏啊？”而後又正色道：“當初你第一次來的時候，我的生活挺好的，我不願意回憶悲傷的過去……”
因此，最早“發現”何艷新是女書傳人的研究者並不是劉斐玟，而是日本語言學者遠藤織枝。兩年前從龍玉處聽說她懂女書前來探問卻遭到何艷新矢口否認後，遠藤於1996年再次前來尋訪。彼時何艷新的丈夫重病住院，遠藤帶著禮物和現金前去看望，受到一位外國教授如此鄭重的對待，她的丈夫深感榮幸，所以當她開口詢問何艷新是否懂女書時，他毫不猶豫地說了真話，她會。這樣一來，何艷新無法再否認了。另一方面，她當時的境地也正像那些女書中記錄的女性一般悲淒，為疾病折磨的丈夫對她百般挑剔，醫院陰森的氛圍令她無法入睡，於是，她開始流著淚用女書寫下自己的故事。
1997年11月，何艷新應遠藤的邀請前往日本訪問，卻一直擔心丈夫的病況，每夜都夢見丈夫死去。一天去寺院參觀時，她求了一支簽，簽文是鯉魚躍上陸地，何艷新心中感到不詳，請求遠藤第二天就讓她回家。在她到家的當晚丈夫就去世了，她懊悔不已。2003年，清華大學的趙麗明教授邀請她去北京住了五個月，幫助編輯修訂她此前編纂的中國女書合集，何艷新負責將現有的女書作品口頭翻譯成普通話，由學生輪流用電腦記錄，長期從早到晚的翻譯讓她疲累不堪。雪上加霜的是，那一年非典爆發了，何艷新不再能夠自由地在校園裏行走，一日三餐都要依靠學生送到宿舍，她為這種非正常狀態而擔驚受怕；2011年，何艷新又去日本和中國臺灣參加了女書的國際研討會，可是一回來日本就發生了大地震和超級海嘯，她至今心有余悸……
在她樸素的宇宙觀中，這種種災厄似乎都和她為女書奔走有關。 在2010年劉斐玟參與拍攝的紀錄片《女書回生》中，遠藤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在1994年偶然遇到了何艷新，不能說我‘發現’了她，只是我‘遇見’她，也許因此影響了她的人生。……如果不是我鼓勵她寫女書的話，也許她能度過一個平靜的人生。就這一點，我確實不知自己是否為她做了件好事。”
何艷新為遠藤和劉斐玟寫了很多女書，其中有她“從心裏回憶出來的”舊時的女書作品，也有她為自己和外婆書寫的自傳，可她從不留存底本。有一次，劉斐玟說起計劃寫一本關於她和她的女書作品的書，到時候她就有自己的作品集了，何艷新卻反問道：“我要了有什麼用？”
唯一的例外發生在2011年秋天，劉斐玟邀請她去臺北觀看即將完成的紀錄片，兩人一起前去當地的緣道觀音廟參拜時，何艷新寫了一首女書歌獻給菩薩，另外抄寫了一遍說要帶回江永留作紀念：
來到臺灣一禮拜，貴處遊遠看風光，來到祖師觀音廟，燒香求佛保平安。
雙腳跪下佛祖錢，求卦取簽心自紅，取出簽文起眼看，佛祖保佑萬年春。
三、花山上的姑婆神
當生命中的苦難太過承重，連姊妹們的體貼勸慰也無法紓解，農村婦女們最後的希望，就是尋求神靈的庇佑。在江永社下村的花山廟和相鄰道縣龍眼塘村的娘娘廟，婦女們會用女書寫下自己的心事，在神前唱誦，祈求姑婆和龍母娘娘為她們顯靈。
重建花山廟功德碑。
普美村與龍眼塘鄰近，胡美月聽奶奶說過和姊妹們二月初一去娘娘廟參拜的情形。儀式完成後，婦女們可以從神壇上領回一份用女書寫在巾帕、折扇或宣紙上的祭祀文，帶回家中摹寫、學習，來年再來祭拜時帶回，並添上自己新寫的祈禱書。和普天之下婦女們的願望一樣，她們所求之事也多為早日生子、夫妻團聚、祛病消災。高銀仙的結拜姊妹唐寶珍（1912-1999）在世時曾為劉斐玟背誦從娘娘廟請回的一幅扇面上的文字：
龍眼塘娘本是顯，孝敬香煙是福人，年年二月來一轉，起眼望來鬧熱多。
龍眼塘娘本是顯，道縣永明來進香，面前來龍像春水，背底來龍像鳳形……
為了我身為我動，二月初一求兒郎，我父出身零陵女，落入人家是姓陳。
一叫村名田廣洞，養個女兒一位身，年年二月來一轉，一二述請聽我音。
今日得個紅花女，再後來年要好心。
何艷新9歲時曾跟姑姑學過一首花山廟的祭祀歌，歌裏的主人公是一名父母雙亡的孤女，對於在人世間無枝可依的她而言，姑婆神就是她唯一的寄托：
自坐樓中無出氣，把筆修書拜貴神。出身姓何焦枯女，父母身死沒世傳。
來到貴神好過日，日日想陪小姐身。前面戲臺遮風水，坐落花山好顏容……
人人謝恩靈神好，保佑人民萬年春。花山姑婆福修到，受盡香煙永傳名。
道光年間，永明士人蔣雲寬（1765-1822）的《近遊雜綴》中記載了花山廟的來由：“層嶺之麓又有花山，山開如花，故名。唐時譚氏二女如山采藥蛻化，土人即山巔為祠，山多菪石，石隙透一小徑，天然階梯，竹樹翳蔽，雲霧翡蔚，每歲五月間多賽祠矣。”光緒年間縣誌中收錄《花山行》一詩，有“居人有女劇情探，喚姊呼姨舊約尋。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轉出高林”之句。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對於歌扇的記述更為詳盡：“……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文字者，余未之見。”這也是女書最早的官方記載。
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原就包羅萬象，是老百姓的“萬神殿”，但花山姑婆的得道有其特殊性。與江永毗鄰的恭城、江華等地也有未婚姊妹或結拜姊妹未在鄉民之中顯現神力而成仙的傳說，宗教人類學研究者倫玉敏認為，這種頗具地域色彩的女神崇拜與當地的女性習俗是一致的，或許與歷史上結拜姊妹相約逃婚、自殺抗婚的事跡有關。1994年版《道州誌》曾載：
清末至民國初年……少女聽老人或巫師傳說，女人產後而死，血汙地獄，冥間罰在桃源受罪，稱“上桃源”；不嫁而死，芳身潔行，冥間則許“上花樓”享福，故解放前鄉間有結盟姊妹相約自縊而死，釀成悲劇。《道州竹枝詞》雲：“無郎能解女兒愁，不嫁東風可自由。贏得結盟諸姊妹，焚香齊拜上花樓。”即指此事。抗日戰爭勝利後，此事漸息。
不過，和在眾多民間信仰中一樣，人們相信神靈的真實存在，卻往往不會追究其來龍去脈，只是希望通過虔誠的信奉獲得庇佑。解放後，花山廟因年久失修毀去，直到2006年才重修。倫玉敏在田野調查中了解到，重建的因緣是社下村村民譚全茍兩次夢見兩姑婆在樹下躲雨，說自己無家可歸，食宿無著，他將這個夢告訴了女書傳承人何靜華，兩人隨後一起號召大家捐款為姑婆修廟。
何靜華（左），義淩姣（右）。
何靜華是花山廟重建的關鍵人物之一。她1938年生在允山鎮，小時候跟母親和姨媽學習過幾年女書，後來一度中斷，在1980年代席卷而來的女書風潮中重又開始學習。1996年，在廣東打工的兒子在一場意外中喪生，在老年喪子的巨痛中，她寫下了《靜華思逝兒》等女書作品，從此創作不輟。她不僅知道許多關於姑婆神的傳說，在花山廟重建後，還時常去廟裏為前來進香的人們寫女書祭祀文。然而2016年的一次中風後，她一直半身不遂，花山廟這一剛剛恢復的傳統便再也無以為繼。
我們在何靜華位於江永縣城的家中見到了這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老人家精神尚可，早早地準備好了她過去二十多年間創作的幾十種女書作品供我們觀覽，其中就有一篇根據當地傳說改寫的《花山姑婆》。與官方文獻相比，民間傳說中增添了許多細節，例如姊妹二人飛升後托夢告訴父母其真身在灌陽（今廣西灌陽縣）某地，父母前去尋訪將神像帶回，幾天後灌陽百姓又來將神像偷走，兩姊妹又托夢勸慰父母：“女不離鄉身不貴，火不燒山地不肥”，“真身雖在灌陽縣，陰魂仍舊在花山”。歷史上，江永和灌陽的確有“互偷”神像的習俗，而花山廟坍塌後很多人也認為姑婆去了灌陽，2006年重建時，姑婆塑像也是從灌陽定制的。
采訪當天，或許是擔心自己狀態不佳，何靜華還請了74歲的義淩姣老人來家中為我們演唱女歌。聽我們說起想去探訪花山廟，義淩姣熱情地說自己會在第二天（九月初一）去拜姑婆，可以帶我們同往。
社下村位於江永縣城往西約四公裏處，穿過村莊和農田，來到一處山林掩映間的平曠土地，就看到一排重建花山廟捐款的功德碑。碑後的一塊大石頭上鐫有“花山廟”三個朱漆隸書大字，上方置有一座白瓷觀音小像。秋日的陽光如細沙般從枝葉間瀉下，山石之間隱然一小徑，才可通人，拾級而上，確有時光不曾流逝之感。
重建後的花山廟外景。臧繼賢 攝。
重建後的花山廟內景。
花山陡峭卻不高，攀登不過幾分鐘，就到達了山頂，也就是花山廟的所在。重建後的花山廟規模很小，不過三四十平米，中間懸掛“花山廟”的匾額，兩側墻柱寫著一幅相當“世俗”的對聯：“花山仙境吸引天下遊客，女書奇文凝聚寰宇賓朋。”我們到達時接近上午十點，廟堂內外已是香煙繚繞，約有十名男女老少或立或跪，還有人在廟前的空地上殺雞祭神，神聖的氣氛彌漫在山林之間……有老者聽說我們從外地趕來參觀，十分自豪地告訴我們附近還有玉皇大帝廟，“七月七廟會，七月初六殺豬！”
姑婆神和土地公。
花山廟周圍可以看到一些斷石殘碑，應當是舊址的遺存。廟堂由一座屏風隔成前後兩間，屏風正面繪有譚氏姊妹坐化圖，兩側寫著“心誠則靈，有求必應”，左邊是一張擺有香燭紙錢的長案，墻壁上書有何靜華所寫的《傳承女書歌》，右邊則放著幾條長凳，供信眾歇腳。屏風反面畫著福祿壽三星，正對著大小姑婆神像，右側則是一尊土地公公像。兩姊妹面前放著很多小鞋子，據說前來求子的人可以拿一雙回去，還願時再帶一雙來放回。神龕前有一張案桌，上面放著一些時令水果、糕點，案桌下便是供信徒下拜的蒲團和燃燒香紙的火盆。
義淩姣老人和其他來參拜的信徒一樣，十分虔誠地在姑婆神前焚燒香紙、祈禱跪拜，在完成所有儀式後，提出帶我們在周圍走走。她告訴我們，每逢初一十五，她如果有空就會來廟裏，碰到有事走不開，就在家中祭拜。行至花山廟背後，她指著一片山坡說，這裏原來長滿了各種草藥，只是今年幹旱，都枯死了。廟堂右邊有一間小屋，五月初十、十月初十廟會時會有信眾在那裏做齋飯……
有“神力”的樹。
下山的路上，義淩姣告訴我們，她今天是來找姑婆問小兒子的姻緣，“我兒子人長得又高又漂亮，可是談朋友談一個不成功一個，所以我來問問姑婆，姑婆說：‘緣分還沒有到。’沒辦法。”她還說，姑婆經常顯靈，之前有個人不相信，在神前亂說話，結果回去就有重要的東西找不到了，後來到姑婆面前燒香道歉，回去後失物就重新出現了。她自己也曾經歷過花山廟的神跡，“有一年我腿上發紅點，到廟裏來，就抱住下山路上的一棵樹，說‘樹子你幫不幫我啊？’，回去就再也沒發過了。”她還說自己一生辛苦，遇到過很多困難，但一直喜歡做好事，因為“天地有眼睛會看”。
如果說歷史上的花山廟是女書活動的一個中心，今天的花山廟幾乎已經褪盡了女書的色彩，實際上即使是在解放前，花山廟也同樣對男性開放。對於像義淩姣這樣的普通信眾而言，姑婆神是親切、靈驗的保護神，讓她堅持在艱難的人生中做出與人為善的道德選擇。
四、如何打撈歷史
在傳統破碎、社會進步的今天，女書像是在歷史長河中偶然泛起的漣漪，外面的人想要看到它的開始、它的故事和它的一切，但對那些身處其中的人們而言，這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時代變遷，俯仰之間，多少曾經的生命形態已為陳跡。女書在瀕臨失傳之際的被發現，的確是難得的幸事。然而消逝中的歷史是難以名狀的，因此，即便學者們殫精竭慮地想要搶救、挖掘女書，所得到的也不可能是它的本來面目。比如在過去，女書有口頭和書面兩種傳統，哭嫁歌等女歌僅在口頭流傳，並不會形諸文字，因而也更具情感力量：何艷新和一些老人在為學者演唱哭嫁歌時，常常聲淚俱下，令人動容。再比如，過去的女書作品都是匿名流傳的，隨著傳統女性社區歷經社會變革而消散，在今天已經不可復制。另外，靠著屈指可數的幾位上了年紀的傳人，來記錄一項至少有著一兩百年跨度的傳統，錯誤和遺漏恐怕也在所難免……
劉忠華。
而對於當地政府而言，女書的保護、開發就成為了一項前所未見的艱巨使命。目前擔任江永縣政協主席的劉忠華從事女書保護工作已有近二十年，對此深有感觸，“女書是一種民間文化，但涉及到的學科是非常廣的”。她還記得這項工作的緣起，2001年，當時的縣委書記張愛國去普美村調研，隨行的工作人員向他介紹了80年代以來學者研究女書的情況，還去胡美月家中看她上女書傳承課。這位縣委書記是學古漢語出身的，一看之下便說，“這很不平常，以後可能整個江永縣都要吃女書這碗飯。”調研結束後，張愛國隨即安排專人負責女書工作，劉忠華的女書生涯就此開始。
那時候，高銀仙、義年華、唐寶珍等八十年代被發現的自然傳人都已去世，江永政府已經錯過了最佳的保護期，只有奮起追趕，首先就是培養新一代女書傳承人。政府制定了嚴格的培養選拔體系，只有出生在女書傳承區域、具備“讀、寫、說、唱”能力、了解女書傳統習俗的女性才能申請成為女書傳承人。
胡欣。
1988年出生在普美村的胡欣是目前最年輕的女書傳承人，她從2000年開始跟胡美月學習女書，2006年中專畢業後一直在女書園工作，從售票員、講解員一路成長為“江永女書形象大使”、“全國勞動模範”。上海世博會期間，胡欣創作了一幅寫有100首女書民歌和100首唐詩的127米長卷，2016年還帶著用女書書寫的《世界人權宣言》參加了第七屆聯合國“中文日”，可以說是江永女書的明日之星。
女書園的婆王像。
不同於學者單純的調查研究，江永政府還需要在文化保護和旅遊開發中尋找平衡，很多時候不得不對傳統進行一些改造。花山廟此前並沒有被納入政府的保護計劃，但在女書學堂前矗立著一尊婆王像，紀念的是女書的創造者（關於女書的來源有幾種假設，學界沒有定論）， 但也從姑婆神信仰汲取了靈感。
女書書法更是應展示女書文化的需要而誕生的一項新事物，原生態的女書是用硬筆書寫的蠅頭小字，而現在，結合了漢字書法技巧的女書書法已經成為了傳承人的一項必備技能，也由此誕生了很多文創產品。胡欣的勞模工作室就位於女書大酒店一樓，裏面陳設著很多她的書法作品，在我們進行采訪的兩個多小時裏，就有好幾個人前來求字。
劉忠華聽取過很多學者對女書保護的建議，她認為結拜姊妹、鬥牛節、坐歌堂等習俗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單一性別的私密文化空間，女性得以在其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是女書傳承的土壤，應該得到恢復。盡管政府十分重視，但習俗的恢復並非易事，因為與之相關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已經土崩瓦解，習俗也就無所附麗。例如當地雖然有一套與女書相關的婚俗，坐歌堂等儀式可以按照傳統舉行，然而生長在傳統婚禮中的悲痛和淒苦卻是今天無法也絕無必要復制的。近些年，江永恢復了鬥牛節、結拜姊妹等活動，旨在打造女性主題旅遊目的地。
由於沒有當地人的自發參與，僅供遊客體驗的習俗多少有些流於表面。但現實情況是，如果不能轉化成直接的經濟利益，恐怕很難調動起當地人的積極性。2002年，江永縣承辦湘粵桂三省十縣盤王節，劉忠華認為應該借機推出女書文化，縣裏緊急啟動女書園建設，普美村的村民們踴躍義務投工，僅用七天時間就把村口到博物館的路胚墊好。胡欣還記得當時全村出動日夜趕工的情形，連十四歲的她和更年幼的弟弟都去幫忙遞過磚頭瓦片，女書園終於按期完工。那年年底，村裏擺了一場宴席，全村人一起吃飯慶祝，氣氛非常熱烈。但十幾年過去了，村民們發現女書園帶來的實際收益十分有限，不免有些失望。由於耕地少、工作機會匱乏，大部分村民都去了廣東打工。
無論如何，今天的女書早已不是閉塞山村中不為人知的邊緣文化，有賴於好萊塢大片《雪花與秘扇》、音樂家譚盾的交響樂作品《女書》等文藝作品的演繹，和《我們來了》、《天天向上》等流行綜藝的推介，女書不僅進入了全球文化視野，也越來越多地被全國各地的年輕人所知曉。但是，為了被世人了解而進行了再造的女書，多大程度上還是歷史上那些無名的偉大心靈在生活黑暗的深淵裏創造出來彼此溫暖的文字之燈？
女書園內陳設的太平天國女書銅幣介紹。
或許，真正屬於那個女性社會的女書終將消逝在歷史長河，但它所傳達的那種女性智慧和情感力量值得被以各種形式一再講述。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枚真假莫辨的太平天國女書銅幣或許蘊含了某種真實：“天下婦女，姊妹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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