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永嬴
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會上確認，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墓主人正是漢文帝。江村大墓的形制、規模均符合西漢最高等級墓葬規格，加之其周邊分布竇皇後陵、薄太後陵，專家確認江村大墓為漢文帝霸陵。
本文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馬永嬴對於漢文帝霸陵選址研究。在他看，漢文帝霸陵放棄渭北祖陵區,選址白鹿原的原因不是因為受到”昭穆制度”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並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2011年，筆者曾與焦南峰合撰《西漢帝陵選址研究》一文，系統分析了西漢帝陵選址受到諸如傳統葬俗、風水思想、政治形勢以及皇帝個人好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1]。這是西漢帝陵選址的普遍規律，具體到每座帝陵的選址，又與陵主的自身情況息息相關，本文主要討論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的主要原因。
霸陵陵區外景
一
漢文帝為漢高祖庶子，公元前180年即位。當時，高祖、惠帝已入葬鹹陽原，形成祖陵區。文帝卻放棄此地，另擇新址，營建霸陵。個中原委，史無明載，後世學者頗多研究考證，其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西漢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繼兄而立，其陵位與惠帝安陵均為穆位，無法安排，故只能另辟新址[2]。其二，西漢帝陵無昭穆制度，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是個人原因[3]。
這兩種觀點都涉及到昭穆制度，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這種制度多用於宗廟[4]，也用於墓地。《周禮·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5]考古發現的按照“昭穆制度”排列位置的，只有陜西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略有其意[6]，但墓地的實例卻從未發現。
漢文帝時，為規劃祖先陵園寢廟，丞相韋玄成提出按照“昭穆”規劃宗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7]這裏明確強調的是宗廟，何況韋氏明言當時即便宗廟也是“昭穆不序”，更遑論陵墓!因此，西漢帝陵不可能有昭穆制度，漢文帝霸陵選址當另有原因。
筆者以為，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解決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其二，政治需要，即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其三，文帝個人情感因素的影響。
二
漢文帝之所以離開鹹陽原祖陵區別葬他處，其首要原因應當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
史書記載，文帝之母薄氏原為秦末復立的魏王豹妾妃，漢三年(公元前204年)魏王豹死，劉邦“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8]。文帝即位後，薄氏被尊為皇太後，其陵墓禮儀問題自然會提上議事日程。當時，劉邦已葬長陵。古代有“夫妻一體”[9]“生死相恤，墳墓相從”[10]觀念和葬俗，西漢也有嬪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規定[11]，更何況劉邦嬪妃已有戚夫人、傅夫人等陪葬長陵[12]。因此，按常理薄氏應該入葬長陵，陪伴高祖左右。
江村大墓
在中國古代，墳墓是墓主留在世間的最後遺跡，反映著墓主的終極地位和最後的榮耀。《周禮·春官·冢人》載：“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13]《呂氏春秋·孟冬紀》也說：“營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14]。因此，墳墓絕不僅僅是埋葬死者的場所，它還有相當深厚的社會文化含義。正因如此，已被尊為皇太後的薄氏的墓葬絕非小事。它以哪種規制營建?不僅關乎薄氏本人的終極地位問題，甚至會影響到文帝承繼漢室的正當合法性，因此，不可不慎。然而，呂後此前已作為正妻與高祖合葬，長陵不可能出現2座皇後陵墓，薄氏欲葬長陵，只能以嬪妃的身份祔葬。這樣，其墓葬規制將大大降低。
漢初對喪葬應當已有制度性規定，《史記》記載：“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15]張家山漢簡即出土有《葬律》[16]。漢景帝時期，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國除。”[17]漢哀帝祖母傅昭儀以皇太太後的身份，強行合葬元帝渭陵，也只能按照一般貴族大臣的等級使用“甲”字形墓葬[18]，其封土因超高，被王莽以“不應禮”[19]為由，將之平毀。
根據考古資料來看，西漢帝陵陵區只有皇帝和皇後的兩座陵墓是主墓，其墓葬形制為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地面有高大的封土(一般在30米左右)，陵墓周圍有大量外藏坑。其他嬪妃姬妾、貴族大臣的墓葬規制則一般是“甲”字形墓葬(個別為“中”字形)，封土高度10多米，大多無外藏坑。
江村大墓墓葬
如果薄氏要入葬長陵，大概只能以後者的規制修建陵墓。這樣的墓葬形制，明顯貶低了已被尊為皇太後的薄氏。倘如此，我們勿作他論，僅從情感上來講，文帝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史書記載，薄氏進入漢宮之後，“歲餘不得幸”，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邦“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劉恒生於漢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間，按理說，他應當有機會與父親一起生活相處。但問題是其母薄姬“希見高祖”[20]。在古代皇家，母以子貴，同時，子也以母貴。既然母親被冷落，兒子恐怕也是“稀見”父面。偌大的漢宮中，母親薄氏是年幼的劉恒唯一的親人和依靠。
薄氏母子當時的處境淒冷，卻也因禍得福，“高祖崩，諸禦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後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後。”[21]從此，薄氏母子在邊鄙之地——代國相依為命，互為慰藉。期間，“太後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代國雖僻遠，但王府侍女應不缺少，劉恒親力親為，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達三年之久，其心可鑒!誠如爰盎所言：“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22]足見劉恒對母親的摯愛與至孝。他因此被後世列入“二十四孝”，世代傳頌。古人雲：“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23]文帝絕對會以最高的禮儀修建母親的陵墓，以盡最後的孝道。
在漢文帝之前，秦昭襄王嬴稷的情況與其頗為相似。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取魏女為後，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號宣太後。”[24]“宣太後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者是也。”[25]關於秦昭襄王的父親惠文王、兄長悼武王的葬地，史書沒有明確記載。有學者研究認為，他們可能葬於鹹陽原秦都鹹陽以西[26]。但昭襄王並未隨父、兄葬在鹹陽原上，而是在鹹陽以東另辟陵區，“葬茝陽。”[27]其母宣太後作為秦惠文王的嬪妃，也沒有祔葬公陵，而是隨子“葬芷陽酈山。”[28]
前朝舊事，文帝應該有所耳聞。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無疑是一個打破僵局的辦法。文帝霸陵離開鹹陽原祖陵區，另擇新址。其母薄氏則以“近孝文皇帝霸陵”[29]為由，順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後之禮營建陵墓。薄氏喪葬禮儀問題迎刃而解。
三
漢文帝以別葬他處的辦法解決了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但霸陵選址白鹿原卻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漢初，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東方的政治勢力，即六國舊貴族和異姓諸侯王；其二，北方的遊牧部落，即匈奴。為了消除這些威脅，漢朝的建立者高祖劉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面對異姓諸侯國這一明顯的威脅，劉邦在被迫分封不久，就確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針，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到他去世前，幾乎將其消滅殆盡，這個威脅可以說基本消除。但六國余孽妄想復辟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因為實力不足，無法消除，後雖以“和親”的辦法避免了大規模的衝突，但匈奴仍不時南侵搶掠。這些問題，漢帝國在短時間內沒有能力徹底解決，只好采取防範的措施來化解。皇帝陵墓的選址必然會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因為其附設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種有效的防範手段。
漢高祖劉邦將陵墓建在與京城長安僅一水之隔的鹹陽原上，“長陵位於長安正北，控制著北向甘泉宮的馳道。由甘泉宮所在的雲陽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邊長城防線。”[30]因此，漢高祖劉邦在此建設陵墓，設置陵邑，徙民移居，等於在京城北側設了一道緩衝的防線。此後，漢惠帝安陵又建於長陵西側，同樣也設陵邑，遷徙民眾。此舉不但加強了京城長安正北的防禦力量，也能起到緩解來自西北威脅的一些作用。馬正林認為：“西漢王朝把陵區選擇在鹹陽原上，除講求‘風水’外，封鎖交通要道、保衛國都長安也不能不是考慮的重要問題。”[31]漢初，匈奴多次南下抄掠，其前鋒甚至直抵雍城(今陜西鳳翔縣)、甘泉(今陜西淳化縣北)一帶，直接威脅長安。在長安北首的鹹陽原上建設帝陵，並設置陵邑，大批遷徙關東的六國舊貴族，將之置於京城眉底，嚴密監控，後患自然消除；另一方面數十萬人遷居鹹陽原，無疑為京師長安的北門戶增添了一道防禦匈奴的堅強屏障。因此，鹹陽原祖陵區的選址可謂一石二鳥。
漢文帝即位時，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經在京城北側建起了一個緩衝地帶，但長安以東除了關中東部的函谷關、東南的武關之外，卻再無屏障。一旦關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劉邦攻破武關，進軍霸上。秦王子嬰很快就“素車白馬，系頸以組”[32]從鹹陽出降。劉邦破秦不久，項羽突破函谷關，進軍鴻門，劉邦也只好親赴楚營，卑辭言和。這些史實都說明，函谷、武關失守，分居渭水兩岸的鹹陽、長安即無險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長安以東的防禦嚴重不足，但威脅卻不斷加劇。上文提到，高祖將異姓諸侯王逐一翦除，但他卻沒有在其地盤設置中央直轄的郡縣，而是分封同姓諸侯國。這些同姓諸侯國逐漸變為漢朝廷的反動因素。漢文帝即位前，齊王劉襄就曾興兵西向，威脅京城長安。盡管其矛頭是針對擅權謀篡的呂氏集團，但仍然被認為是反叛中央的軍事行動。當時，率漢軍阻擊的大將軍灌嬰在諸呂已被誅除，齊國也已退兵的情況下，依然嚴厲問責唆使齊王起兵的齊國中尉魏勃，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股戰而栗”[33]，足見此事性質之嚴重。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又悍然發兵，“欲襲滎陽”，威脅長安。漢文帝“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34]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事發前被及時逮捕，雖未造成騷亂，但卻表明了來自東方同姓諸侯王的威脅日益嚴峻。
為防止長安受到來自東方的直接威脅，必須控制交通要道，緩衝壓力，屏衛京師。在此情形下，文帝可選的措施之一，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劉邦，在關鍵位置修建陵墓，並設置陵邑，遷徙民眾，形成京城屏障。
如此，霸陵的選擇就只能在長安以東，其位置則必須是東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
秦末，劉邦破武關，降子嬰，入鹹陽。滅秦後，除派兵把守函谷關外，親率漢軍主力“乃還軍霸上”[35]，以觀天下形勢。此時，項羽攜巨鹿之余威一路西進，勢不可擋。函谷關劉邦所遣守軍幾乎是螳臂擋車，但其進入關中後，卻在距秦都鹹陽咫尺之遙的鴻門(今西安市臨潼區北)停住了腳步。我們推測，這當與劉邦先行駐軍霸上不無關系。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舉兵反叛，劉邦親率大軍征討。為屏衛京師長安，臨行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36]公元前158年，匈奴從北方和東北兩個方向大舉南侵，文帝除詔令軍隊急赴北方禦敵之外，還緊急調集三路人馬防禦京城長安，其中一路“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37]。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是因為當時通往關東的兩條主要道路都匯聚於此，“受地形控制，武關道只能在長安附近與函谷道相交。”[38]馬正林認為：“說霸上是控制武關道的樞紐，容易被人們接受，而說它又能控制東通函谷關的大道，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實不然，唐代以前東出函谷關的大道就在漢霸陵縣附近與武關道分離，距霸上很近，自然受到它的控制。”[39]
關於霸上的具體位置，學界意見不一，辛德勇認為：“隋以前的霸上當指今謝王莊、王家圍墻、上橋子口一帶(西安市東北郊——筆者註)”[40]。馬正林則講：霸上“位於白鹿原上，或者說在白鹿原的北端。”[41]但無論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通往關東的主要道路——函谷道和武關道從白鹿原旁側經過都是不爭的事實。“白鹿原居高臨下,又有灞、浐兩河護衛，綰轂東去和東南去的兩條大道，兵家相爭，勢所必然。”[42]如果在此營建陵墓，設置陵邑，遷居大量民眾，扼守東西交通要道，勢必在京城長安以東形成了一道堅固的屏障。
漢文帝正是基於以上考慮，將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後又將其母薄太後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約兩千米處，同樣設置了陵邑，這與安陵輔助長陵，加強其屏障作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江村大墓”與西安市區相對位置
四
解決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應當是霸陵選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個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會影響到霸陵的選址，雖然這只是一個次要因素，但我們也應加以考慮。
文帝個人情感的影響可能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文帝不願葬在父親劉邦身邊；其二，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應當與文帝兒時的境遇有關。我們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劉恒之後，就“稀見高祖”，隨母生活的劉恒肯定也“稀見”父面。這樣，勢必造成他與劉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為高祖庶子的趙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卻“日夜待禦”，趙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劉邦也明言如意是“愛子”“類我”。兩相對比，可謂天壤之別，劉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劉邦的態度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劉邦晚年曾明確講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43]，多次“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44]，“大臣固爭之，莫能得”[45]，以至於“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46]。雖然劉邦此處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劉盈，但相對父親的“愛子”如意，被冷落的劉恒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們假設文帝入葬鹹陽原祖陵區，根據其嫡兄惠帝安陵緊鄰長陵西側的情況來看，文帝陵墓應當選在緊鄰長陵東側的位置。我們推測，文帝可能更願意避開這樣的情況，遠離父親的陵墓或許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對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國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響到了霸陵的選址。
文帝幼年離京，與母親在代國相依為命生活了15年。代國雖北鄰匈奴，多有邊患，卻給劉恒母子提供了一個避風港，因此，呂後曾欲將劉恒遷到河東腹地趙國，然“代王謝，原守代邊。”[47]漢文帝即位之後，提倡節儉，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卻四次巡幸代國，有一次居然留居兩、三個月之久[48]。文帝還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劉武和劉參封太原王，王其故地。當劉武徙為淮陽王後，文帝又徙封劉參為代王，“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如文帝在代時”[49]。可見其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據《漢書》載：文帝曾到霸陵巡視，家在趙國邯鄲的慎夫人隨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淒愴悲懷，顧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纻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50]史書記載的這個歷史細節，使後人能夠借此一窺漢文帝的內心情感，對其陵墓選址做出較為合理的推測。
代與趙同在河東，位置比鄰。文帝給慎夫人指示家鄉的道路後，緊接著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淒愴悲懷”，他應該是想起了視為故鄉的代國。限於當時的條件，文帝不可能遠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於百年之後，魂魄能夠方便回歸代國。西漢杜鄴曾經說過：“骨肉歸於後土，氣魂無所不至”[51]，說明當時確有靈魂出遊的觀念。漢墓中的壁畫、畫像石等多有車馬出行的題材，時人認為靈魂也需要乘車出行，這就需要道路。東漢張衡《冢賦》：“修隧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52]可見靈魂是需要乘車、船沿著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舊居。既然如此，靈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邊自然會方便出入。由此可見霸陵的選址，文帝頗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墳”[53]，為了便於防水，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頭“高敞”的自然地勢，這大概也是霸陵選址的一個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應當不是因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後的喪葬禮儀問題，並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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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學衡》公號，原載《考古與文物》 2021年第1期，引用參考原文及出處，作者馬永嬴系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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