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鐘源
【編者按】在追溯中國文化淵源的時候，一般都止步於孔孟時期。而隨著史前考古的發展，這種追溯有了神話傳說之外更切實的途徑，因為考古發現的實物遺存就在那裏，遺存所反映的中國文明發展過程就在那裏。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陳勝前認為，中國文明起源不是某一點的突破，而是一個體系的建立，其根源是以農業起源為基礎的文化格局。中國與西亞的農業起源都始於一萬多年前，兩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後形成了文明，以西亞農業為基礎的文明，還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印度河文明在內，都發展中斷，而中國文明綿延不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有兩大農業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緩衝空間，農業結構穩定。上萬年的農業生活給中國人留下了勤勞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給中國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優點，這些文化基因代代傳承，融入到我們的精神血脈中。
在新著《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中，陳勝前進一步呈現了他對中國文化基因的探索與思考。首先溯源文化的演化過程，確立文化的三重結構；然後溯源中國文化形成的經濟基礎，分析中國文明形成的格局；最後深入到文化基因的層面，探索中國文化的淵源，結合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探討當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陳勝前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他的學術經歷、中國的古國時代、中國的文化基因等問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
澎湃新聞：請您談談求學經歷，您是如何選擇考古專業的？
陳勝前：我小時候對歷史、地理比較感興趣，特別愛看地圖，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常常在谷歌地球上看地圖，去全世界“溜達”。中學時代，我對考古的了解很少，看的只有《中華文物大觀》《世界文化之謎》《歷史大觀園》之類的課外書刊。印象比較深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那時候它剛剛面世，我在縣裏的新華書店看到這本書。
我1989年參加高考，本來想報歷史專業。那時候的招生簡章就一頁紙，我看見上面用鋼筆字寫著“考古2”，就問老師這是啥意思，老師說這是昨天新加的專業，我說我就報這個。他當時的反應似乎是覺得我“朽木不可雕也”，因為我考了學校的第二名，他希望我報法律、經濟這一類，結果我選了這麼一個冷僻的專業。
可能因為是學了比較感興趣的專業，我學得還可以。1993年，我考到北京大學讀碩士。在讀碩士的時候，我考了GRE。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的英文水平是不行的，新東方在短時間內把我們培訓出來。剛開始做題的時候，只能考1200分，但幾個月時間裏就把分數提高到2000多分。那時候俞敏洪經常在中關村禮堂上課，幾百人在一塊兒，清華、北大、人大學生最多，學院路“八大學院”的學生也來了不少。現在想想，挺感謝新東方學校的，也感謝時代，給我們提供了留學機會。
澎湃新聞：您為何選擇舊石器考古方向？在美國留學有哪些經歷？
陳勝前：碩士方向之所以跟隨北大的呂遵諤先生學舊石器考古，是覺得舊石器考古跟國際的接軌度更高一些，它屬於自然科學範疇，我始終有一個科學夢。1996年，我碩士畢業，去自然博物館工作了兩年，然後就申請去了美國。
我的運氣不錯，申請到溫道夫（Fred Wendorf）門下。溫道夫主要研究埃及史前考古，1984年時就是美國考古學會的會長，1986年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對學生很好，有君子之風，嚴肅、溫暖。古今中外修養比較好的人，氣質似乎都差不多，“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溫道夫是做野外工作的，人緣特別好。不管是在中國考古界還是世界考古界，凡是經常做野外工作的人，其人緣一定很好，因為需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有些地方不讓你挖，挖就壞了我們家風水；有些村子不讓你挖，挖掘影響我們在這兒幹活；還有鎮裏的、縣裏的、市裏的各個部門，都需要去協調。所以能做野外工作的人都是人緣特別好的，他們得能和底層的農民、上面的官員打成一片。
賓福德（Lewis Binford）雖然在學術界的名望很大，但是他的人緣不是很好，他的個性在全美國考古學界都是很有名的，但是他跟溫道夫是特別好的朋友。賓福德決定離開新墨西哥大學後，溫道夫就把他引進到南方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溫道夫在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特別有聲望，當時是學校唯一的美國科學院院士。
賓福德更像一位哲學家，思辨性很強。雖然他很有名氣，但聽說他的學生很難畢業，所以我一開始沒敢申請他。我跟著溫道夫上了一年課以後，他要去埃及發掘，但是我的課程沒修完，不能去埃及，不去埃及也就做不了埃及考古，寫不成博士論文。我覺得我還是對中國的東西更感興趣一些，於是他們一商量，就把我轉到了賓福德的名下。
賓福德長得像蘇格拉底，輪廓的立體感很強，白胡子。我跟他談話時會覺得很累，因為西方學者思維的邏輯性是非常強的。英語有著復雜的從句，這跟漢語不一樣。反復的限定從句加上邏輯性的思維，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印象中本科生好像基本不上他的課，他的課主要面向研究生。第一門課程我就跟得很累，那個課主要是講農業起源的，賓福德把復雜系統理論融入了課程裏，聽得我一楞一楞的。聽考古就已經很費勁了，然後又要學習最新的研究理論。當時How nature works：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這本書出版不久，他就把它作為學生的閱讀材料了。
這本書的作者當時做了一個很前沿的研究，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他在書中講到沙堆模型，就是一堆顆粒高度均勻的沙子，從上面往下讓沙粒均勻地往下掉，形成了一個沙堆，這個沙堆往上加高，但不可能無限加高，加到一定程度就會崩塌。崩塌不是一粒沙一粒沙地崩，而是會產生雪崩效應。實際上，沙堆模型講的就是一個開放系統，就跟堵車一樣，你不知道哪一輛車突然停了一下，然後整個城市隨之癱瘓。書裏的這個觀點，被稱為“自組織臨界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一些文化現象。
澎湃新聞：賓福德對您有哪些影響？
陳勝前：主要是在理論方面，包括他著名的“中程理論”。中程理論其實很好理解，原來的人類行為系統都不復存在了，必須要通過“物”來推斷當時人類的行為，推斷當時發生了什麼。也就是說，用靜態的東西推測出一個動態的系統，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
如何跨過這個鴻溝呢？現在我們國內考古學基本上是用一種辦法：先發掘，把整個空間完整地揭露出來，然後送實驗室進行鑒定、分析，再推斷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對“物”做了很多材料分析，包括化學分析、物理分析、生物分析等等，但這些信息是零碎的，從物質遺存到整個人類行為系統之間的距離還是太遠了。
就好比你要修一座大橋，必須先修一座輔助的橋梁，中程理論就是那座輔橋。賓福德跟我們講過自己的經歷。1960年代末，他跟法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博爾德（F. Borde）合作，研究法國的一個莫斯特遺址。法國人做舊石器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他們的工作非常精細，每一件東西出自哪裏，都記錄得非常好，這個遺址的保存也非常好。當時，賓福德做了很多精細的測量，資料裝了兩個大鐵箱子，沒法坐飛機，只能坐船回紐約。在船上的時候，賓福德心裏就在想：花了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嗎？器物有多大、多重、什麼質地，統統都能測量出來，但無法從中“測量”出古人。我們能得到的是具體的“物”，而不是它們背後的古人。這種認識讓賓福德感覺很挫敗。
賓福德本科是學自然科學的，他當時研究考古學的一個想法是，通過大量材料的定量分析，就能得到一個有關古人的定性的結論。但後來發現行不通，因為考古學不是研究當代社會，而是一個早已經消失的社會，而且考古學家研究的可能只是這個社會裏面百分之零點幾的信息，考古學家想了解整體，但統計到的那點資料相對整體來說還是九牛一毛。
賓福德就想，我能不能找個地方去看一眼，哪怕只是近似的。法國的莫斯特時期大概是個冰原環境，跟阿拉斯加很相似，然後他就去阿拉斯加，觀察愛斯基摩人是怎麼利用這些宏觀空間、微觀空間的，還發掘了一些他們歷史時期的遺址。賓福德前後在阿拉斯加工作了三年，收獲非常大——相對於莫斯特，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中程研究”——考古居然還可以這麼幹，他的研究方式震撼了很多人。
賓福德還有很強的提煉能力，他能從民族誌裏提煉出模板來。提煉模板是很重要的，舉個例子，我講過考古和刑偵很像，我們到一個地方，都會“保護現場”，然後全面介入，不要動那裏的東西，然後拍照記錄、測量、送實驗室，這些步驟都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刑偵比考古做得好，刑偵工作者會提出假說，他提出假說的時候，並不是說這裏有個殺人現場，全中國14億人就都有嫌疑了，刑偵是有幾個模板的，兇殺案有可能是劫財、劫色、仇殺，也有可能是變態殺人等。然後，根據分析所得證據，確定模式，再去尋找嫌疑犯，這樣做會極大地提高效率。
但對於考古而言，我們的模板太少了。在國內，考古工作就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挖了一些器物之後進行測量、照相、分析，出具一個考古報告，把多學科的東西放在背後做個附錄，更深一步的研究很難做。所以有學者戲言，搞舊石器考古，初中生就夠了，會拍照、會畫圖、會發掘，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因為我們沒有建立起模式，這些模式是需要通過中程理論以及其他理論研究來實現的，我們現在缺的就是這些模式。
賓福德的貢獻不僅僅是中程理論，他還提出考古不能只靠歸納，而還要演繹，要從上往下把那些大的理論演繹下去，這就可以彌補歸納法的不足。歸納法當然很重要，但歸納法是完全依賴材料的，材料就這麼多，很多學者之間又互相打埋伏，你不告訴我，我不告訴你。這個時候演繹法就很有用，我可以從很多理論，比如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的理論入手，材料還是同樣的材料，但是解釋視角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多年之後，我發現自己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跟賓福德是一樣的，比如研究理論、農業起源、遺址形成過程等等，這些都是他感興趣的。所以，這是師生之間的一種緣分，老師對學生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之所以選擇這位老師，因為自己跟他比較相似，不知不覺間你讀他的書、上他的課，再一起討論，然後你就受了影響，我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過程。後來，我更多研究石器，而賓福德在美國有更多民族考古的機會，方向就有所不同了。
賓福德（左）與溫道夫（右）
澎湃新聞：考古推理也好，歷史推理也好，您能接受多少想象的成分？
陳勝前：這個問題很好，這其實是考古學很難解決的“古今一致性”問題。某些方面的古今一致性是很好解決的，好比說我們研究石器，石頭在古代是這個樣子，現在還是這個樣子，你打下去裂了，古人打下去也是會裂的。比較難的是研究社會形態、意識形態，但如果說我們只對社會形態做一般性判斷的話，還是可以的。
比如說某個地區只有狩獵采集，我就知道當地不可能發展出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是跟工商業時代聯系在一起的，而且當地也不會形成城市。我之所以做出這些推論，是因為存在一個“大框架”的古今一致性，但如果要具體到當地社會形態裏一些更細微的差別，可能就做不到了。
所以，賓福德的理論後來遇到了困難，一些比較淺層次的古今一致性，比如經濟方面的、生存方面的，還可以得到解答；一旦涉及人的能動性方面，比如精神性的東西，就很難解釋了。這也是為什麼考古學從“過程考古”轉型成“後過程考古”。
在推理的時候，大家經常質疑的也是這個問題，從民族誌得到的信息跟古人實際的狀態差別很大。再拿石器來說，石器的制法可能是古今一樣的，但用途的差別就太大了，無法用今天的生活跟古人的生活做類比。
澎湃新聞：考古學家常說“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陳勝前：我覺得這個問題取決於情境。得看這句話針對的是什麼，如果針對的對象不合適時，就是一種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能證明什麼？什麼東西都證明不了。按照波普爾的話，你只能證偽，不能證實。無論用多少材料，都不可能證實什麼東西，更何況考古能挖到的東西是非常少的。
目前來說，在舊石器時代考古中，60平米就是大型發掘了，挖60平米就要反映古人完整的生活，你覺得這裏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即使像龐貝古城那種遺址，也並非保存了當時整體的面貌，有機物爛掉了，很多東西由於地層的擠壓改變了。原來我們都認為龐貝古城是“凝聚的一刻”，其實它是“扭曲的一刻”——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真實。
很多時候，考古就像盲人摸象，都只摸到了一塊皮，如果你心中沒有象的話，摸到的那一塊皮幾乎什麼都說明不了。所以考古學家首先得知道這兒有頭象，而且知道皮跟象是什麼關系，這是特別重要的。“考古在田野”，當然，考古學家要去田野挖實物材料，但是僅僅靠實物材料是不行的，所以也可以說“考古不在田野”，考古學家需要去了解很多背景性的知識。
澎湃新聞：您能否描繪一下古國時代中國的社會圖景？
陳勝前：這些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還是有很大收獲的，我們對古國時代的整個脈絡已較為了解了。我比較贊同考古所王巍老師他們的說法，即把古國時代分為前後兩段。後段大家現在都比較清楚，像石峁、良渚、石家河，實際上都稱得上是文明，規模很大，大型的城址、水利樞紐都開始出現了。在古國時代之前還有一個階段，像崧澤文化就屬於這個階段，當時社會已經開始分化了，我們把這個階段叫古國前期。
以前我們的歷史書常說人類社會存在一種原始共產主義，認為舊石器、新石器時代是原始共產主義的，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不能一概而論。進入農業社會之後，有的社會就不是那麼平均，比如賈湖遺址。賈湖遺址裏有絲綢，考古學家從土壤裏提取出了蠶絲蛋白，還有酒。這些東西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費的，只有部分人有權利享受這些東西，說明存在身份的分化。這些人會利用自己的身份，用龜甲進行占蔔，通過神來彰顯自己的地位。
《天真的人類學家》有個故事我印象特別深刻。作者當時在非洲的喀麥隆做田野調查，結束後，他覺得很開心，就買了一頭牛請當地人吃，結果所有人都說牛肉不好吃，但明明牛肉做得很好。後來他才明白，是自己體現出來的優越感引來了當地人的反感。但這種優越感若是冠以神的名義，就能擺脫約束——不是我優於你，而是神讓我優於你——這就能讓人接受了。代表神的這個人，還能借神性建立威望。早期的權力基本上都是跟威望、神性聯系在一起的。
即便是古國時代後段的那些王，比如良渚文化中的王，也不是依靠軍事權力，他憑借的也主要是一種神權建立起來的威望。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把神與自己的血統結合起來，這是一種突破，意味著權力可以世襲，我兒子的血統實際遺傳的是我的神的血統。神以前是我們這個族群的共同祖先，後來就變成我一家的祖先了。人類學家在緬甸高地調查時就發現了這樣的例子，神一開始是屬於大家的，後來慢慢就變成一家的。
古國後期時，一種較穩定的、中心化或者叫集權化的政府出現了。像良渚這麼大的水利樞紐，必須依托這樣的政府體制才能實現。那個時候社會已經分層了，有人從事手工業，有人專門進行祭祀，也有農民，甚至可能有專門的武士。
古國時代是一個講究品德的時代，武力上的強制暴力在這個時代並不占主要地位。古國時代以玉為代表，但青銅時代就不一樣了，青銅器有特別強烈的炫耀性、威懾性。而以玉為代表的古國時代，是中國史前文明發展的一大特色，持續了1500年至2000年。可以想見，它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多麼深刻的影響，後世一直將玉視為君子德性的象征。
現在我們不太清楚的是，古國前期為什麼社會一開始還挺平等的，慢慢就變得不平等了。或許有了生產剩余之後，就開始有社會控制。不同社會的情況不一樣。塞維斯在《國家與文明的起源》裏強調了再分配，就是一群人每年生產這麼多東西，尤其是糧食，都需要儲存、分配，關鍵是誰掌握分配權，塞維斯認為掌握分配權的人逐漸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權力。但我們從考古中幾乎沒有看到過這種分配生活資源的情況，更多看到的是分配那種象征威望的物品。這也很好理解，根據當時的交通運輸水平，大規模分糧食很困難。但分配一些儀式化的東西是可以的。你跟我混，我就分配你一塊玉，你拿著玉，就有身份了。這種儀式化是一種有效降低社會控制成本的手段。
我們現在更多看到的就是這種情況，而不是塞維斯所認為的大規模的生活資源的分配。並且，不同地區的情況還不太一樣，比如中國和西亞。中國社會有很強的社會整體性，因為要控制水利，這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畢竟洪水來了，無論你在上遊還是下遊，誰都躲不過，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只能一起努力把洪水控制住。因此，中國社會強調整體的利益。而西亞地區就不是這樣，西亞地區主要從事農業和畜牧，作物種植跟畜牧業是分開的，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者的交換，所以其個體性的發展要更強一些，因為商業交換是以個人為單位的。
陳勝前在湖北屈家嶺進行野外調查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社會的這種整體性，能否進一步談談中國“滿天星鬥”式的文明為何沒有發展成多個城邦？
陳勝前：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中國社會的農業的基本形態跟西亞不太一樣，這是決定性因素。在西亞，人們作為一個城邦的小群體，保持各自特色，然後互相交換，大家就都能獲得好處了。希臘半島是地中海氣候，不適合農業生產，但那裏島嶼眾多，航海便利。航運的成本低，運量可以很大，這種氣候和地理條件，使得當地人通過交換，就能實現互通有無。但在中國，要是各自為政，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太好過。如果我們選擇合作，就能過得更好，這樣的合作更多為了應對天災。東西方都做出了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不同的選擇並沒有優劣之分。
我們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各地農業的收成有時是不平衡的，看天吃飯，這個時候就需要社會調節。在農業時代，中國就實現了對糧食的調配，這是幾乎全世界其他文明都沒有實現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人口密度這麼大，歐洲為什麼人口密度這麼小。
澎湃新聞：那麼中國各個地區性文明，是如何逐漸整合到一起的？
陳勝前：我們從考古材料裏可以看到，在進入農業時代後，中國就開始形成若幹個考古學意義上的文化區，每個文化區都有自己的脈絡，且都是一脈相承形成的。為什麼這些文化區最後會整合到一塊？這其實就是中國的由來。
我曾經註意到一個現象，中國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鹹陽，最東不過開封，中間點差不多是洛陽，其北面就是北京。若以洛陽到北京的距離為半徑畫一個圓，基本上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中華文明的核心區。誰占領這個核心區域，就意味著能以最短的半徑控制最大範圍。
對於整個東亞而言，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但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與別地有互動，這種互動此後還逐漸復雜化。各個區域其實是需要互相進行交換的，所以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像李新偉老師就提出，上層人物必須通過交換儀式化的物品來維護自己的威望，他認為至少在社會上層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交流圈。上層人物若是沒有這些物品，其威望就崩塌了。
那麼在很早的時候，一個文化上的中國就已經出現了，雖然這並不是真正的統治層面上的中國，但精神層面上的相互認同已經出現。早期相互依賴的共同體是通過一些比較儀式化的交流形成的，後來就逐漸變得實質化了。
我們常常說遊牧群體、農業群體，前者實際上是後者分化出去的。遊牧經濟有個特點，就是它並非自給自足，而是必須要和農業群體交換，不進行交換，遊牧群體的日子就很難過下去，所以，他們的文化中交換和劫掠是非常重要的。這兩個群體有一種共生的關系，一起生活在從東北到西南的生態過渡帶，隨著氣候變化來回波動。這種共生關系也促成了中國的整合。
澎湃新聞：是不是有了一個“他者”，才會有“我者”的認知？如果沒有他者，也不太會認為“我們”是一群人？
陳勝前：我倒不這麼認為，因為像“他”跟“我”這個概念，其實是很現代的。在民族誌裏面，我們就發現很多族群並沒有“我”這個詞，所謂的“我”實際上是由很多個部分組成的，你是誰的弟弟，你是誰的兒子，並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我”的概念。“我”這個概念跟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個人有明晰的產權，個人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責任，這一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
我們經常把當代“我”的概念直接推到史前階段去了，實際上史前階段並沒有那麼強的“我”的概念，尤其是早期，作為個體的人是很難在那個世界裏生存下去的，無論是狩獵還是務農，都離不開別人的協作。個人只能是這個社會裏的某個部分、眾多社會關系的一個節點。
澎湃新聞：那麼在中國的融合過程中，其實也形成了一些基因上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共性，並延續到了現在？
陳勝前：對，前不久我看梁鶴年先生寫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我覺得很受啟發。他講西方文明主要有兩個基因：一個是“唯一的真”，另一個就是“個人”，所以就體現出一種很強的“獨斷性”。許倬雲先生稱之為“獨斷”。我們經常用一個詞叫“aggressive”，這個詞在英文裏不僅僅是侵略性的意思，也是一種咄咄逼人、特別強勢的意思，你必須跟我一樣，你必須信我所信仰的上帝。中國人對宗教是很寬容的，龍王、佛祖、祖先都可以在一個廟裏面供奉。但是西方文化圈有很強的排他性，我們當下遇到的一些困難，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文明的衝突。
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能感受得特別清晰。拿戴口罩來說，西方人認為“我的身體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我的個人自由，你不能幹涉，滿大街的抗議，中國人覺得他們難以理喻。其實他們就是這麼一種文化，個人高於一切；而我們把整體性放在前面，國家不好個人也就不會好，我們從小到大就是這麼一種認識。
中國文化非常強調整體的利益，對個性的寬容度有時不夠，但西方相反，這跟文化傳統是有很大關系的。往前追溯的話，為什麼基督教能從西方文化裏形成，其實也是有原因的。西亞的經濟形態直接影響了歐洲，畜牧農業跟作物農業分開，形成了交換關系。交換關系多，個體性也更強。當然，沒有哪種文化絕對優越，不同文化之間應該相互借鑒、學習。
文化基因跟生物基因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基因可以習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提文化基因。比如“科學”某種意義上是西方的一個文化基因，但是我們可以學習，讓它變成我們的。與此同時，中國文化基因中的勤勞、包容、平和（中庸），也是非常值得其他文化借鑒、學習的。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中國的農業社會一定會發展出“天人合一”嗎？
陳勝前：中國農業從一萬多年前就開始逐漸發展，在全世界的農業文化中，中國發展得最為系統完整、最為充分。中國農業旱作、稻作的兩大形式一直綿延不斷，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進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然後在此基礎上相應地形成了穩定的意識形態。
小農經濟特別強調要準確把握農時，是否準確把握農時決定著能否生存下去。在這個基礎之上，就逐漸形成了一種人和自然協調的觀念：你必須順應農時，順應自然的氣候，順應土地；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給予作物合適的照顧，它才可以生長。因此，農業生產追求天時地利，形成了一種天與人的協調關系。
中國農業真正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農業文化生態系統，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比較典型的南方農業生產方式，幾乎形成了一種物質的封閉循環。山上燒的灰可以運到田裏變成肥料，稻田裏養魚，魚糞可以肥田；收割稻子的時候，部分稻子留在田裏，用於漚肥……所有物質一遍一遍的循環，幾乎沒有垃圾。南方的很多稻田在長期耕作、精細管理之後，並不會出現肥力耗盡的情況，反而會變得越來越肥。這種良性的循環催生了“天人合一”的觀念，整個經濟方式都在詮釋什麼叫自然、什麼叫天道。
中國因為農業社會的持續時間非常長，且農業發展得特別系統，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實際就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但農業時代存在一個問題，即不能過度生產。哪怕某個地方生產糧食再好，也不能過多生產，生產多了就爛掉了；而在商業時代，生產多了就可以賣掉，用賣掉的錢再去買其他東西。長期以來，中國的君主相對來說比較抑制商業，因為商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會破壞中央權力的整體性。
陳勝前在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做打制石器的實驗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考古學家，運用考古學的眼光，對日常生活會有怎樣不同的解讀？
陳勝前：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以前跟別人說起過打石器的例子，古人從幾百萬年前就開始打石器了。你要想得到最終成品的話，得先觀察原料合不合適，在哪個地方打比較好，思考應該做哪些準備；打的時候必須要集中全部精力，一擊必中。人類演化的一大特點就是逐漸對事物有了更長遠的思考，最開始，人的狀態可能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後來就想到四季的安排，想到接下去幾年要怎麼過；再後來甚至要考慮到下一代。
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樣的道理。你做一件事時，前期必須做很多準備，在真正開始行動的時候，就全力投入。我在指導學生寫論文的時候，會建議他們在動筆前想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並做好相應的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就必須全力投入，不要分心。在任何行當裏做出一定成就的人，都需要這種全神貫註的精神。打石器也是這樣，會打石器的人在打石器時通常有很強的節奏感，每一次擊打都能很精準，很少做浪費的動作。把節奏掌握好之後，你就會感覺到一種審美的體會。打制石器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