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辭世，帶走了“說書人”的時代。
2011年，單田芳曾出版自傳《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以自述的形式從他五歲開始講起，偽"滿洲國"的童年、內戰期間舉家逃亡、起於草根的評書世家的辛酸和鼎盛、赴京探視被收監的父親、家庭經歷大裂變、"文革"期間受批鬥、落實政策、一波三折復出藝壇、赴京艱苦創業等內容首次得到全面披露和忠實再現。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中國工人出版社授權，摘錄單田芳自傳中的部分內容刊發，以表達對單田芳老先生的追思與懷念。
2003年，單田芳在日本。
說說我的學習情況。經過變故，我的學習大打折扣，從上等滑到中等，再從中等滑落到中下等。一是受我父親案子的拖累，在學校擡不起頭來，老師和同學們都疏遠我，開個什麼進步會啊、小會啊都把我排除在外，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好像變成了另類，以往那種學習的熱情一落千丈，甚至不願登學校的大門，看見學校的大門就怵頭；第二，人大心大，也不一心想求學了；第三，一個人的好壞與環境有直接關系，我經常出入北市場（沈陽），看相聲大會聽各個名家的評書，打臺球，玩克朗棋，下象棋，看摔跤，沒事打打籃球，精力全都被這方面占領了，相比之下在課堂上學習太痛苦了，隱隱約約產生了棄學的念頭，但是又一想學不念了，將來怎麼辦呢？思前想後反復琢磨，還得走念書這條路，一個人一旦走了下坡路，想要把心收回來是相當困難的，我咬著牙堅持著念書。
就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一場大病突然來臨，什麼病，痔瘡。經醫生檢查必須得動手術，於是我在醫院住了二十多天，做了第一次手術，那時候沒有什麼特殊的治療方法，那個疼勁兒就甭提了，動手術跟上刑差不了多少。
就在這時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我母親當時已經離開沈陽去了齊齊哈爾演出，離家的時候她說幾個月就回來，結果半年過去了，她也沒回來，但每個月往家寄三百塊錢，由我支配料理。後來又聽說我媽不回來了，要跟我爸爸離婚，我聽罷這個消息後腦袋都要炸裂了，我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
那時全桂大姐經常到我家去，跟我家裏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我就問她：“大姐，我聽說我媽要跟我爸離婚，這能是真的嗎？你跟我媽關系挺好，她是否對你提過這件事？”全桂大姐沈吟半晌，她雖然是個口快心直的人，但對這個敏感的話題，她卻支吾了老半天，我一看情況不妙，就連續地追問她：“好姐姐，你知道什麼就告訴我吧。”她終於說了實話，她說：“我大姑臨走的時候，就跟我說過，她要與反革命的丈夫劃清界限，自己另謀出路。”全桂姐還說，為這件事情，她曾再三勸過我媽，但我媽心意已決，不會改變了，全桂姐還對我說：“我大姑走的時候曾向我交代，讓我多多照顧你們，因為這是個人問題，我也不便多說，總希望大姑能夠回心轉意，今天你要不問我我是絕對不會說這件事的。”全桂大姐又問我：“你是聽誰說的？”我說：“我老姨夫回哈爾濱了，臨走之前，跟我談過這件事，但是說的不那麼實在，他的意思是說我媽這一走可能不回來了。我問他為什麼，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你也老大不小了，應該把這個家支撐起來了。打那兒之後我心裏就發毛，對別人不便打聽，所以才問到你。”全桂大姐說：“人這一輩子，幸福和痛苦都是自己找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道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媽那個人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她一旦決定的事情是無法改變的。”
父親與母親
全桂大姐走後，我一頭栽到炕上，腦袋昏沈沈的，心裏像堵了一團亂麻，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我媽為什麼會做出這種荒唐的決定，難道她把老小一家人都拋棄了！再說我爸還有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回家了，難道連兩年你都等不及了！當晚我實在憋不住了，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奶奶。開始時我奶奶睜大眼睛，豎著耳朵認真地聽著，當她聽明白之後，咕咚一聲摔倒在地，我妹妹們也哭作一團，像這種家庭裂變外人是難以插手的。幸好我李叔，也就是那位李慶海，給我家來送大米，進屋一看就楞住了，問我：“全子，出什麼事了？你們咋哭成這樣？”因為李叔是我家的座上客，我們兩家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又是我爸爸的磕頭把兄弟，在我求助無門的情況下，只好實話實說了，李叔聽罷之後，連連嘆氣，幫著我把奶奶勸得不哭了，他說：“老人家，別難過，你什麼風浪沒經過，千萬要堅持住，也許香桂大嫂過幾天就會回來，我們都是朋友，我盡量勸勸她。”
奶奶回了西屋之後，屋裏就剩下我和李叔兩個人，李叔問我：“傳忠啊，你已經十八歲了，也算成年人了，叔叔問你，你媽真要跟你爸離了婚，你怎麼辦？”我低頭不語，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但我心裏總在想這不是真的，李叔接著又說：“你讀過這麼多年書，知書明理，現在離婚不是什麼新鮮事，你媽要跟你爸劃清界限，自己要求進步，這也是名正言順的事，誰也無法阻攔。她有她的追求，她有她的幸福，你這麼大了，應該有主心骨了，一定要把這個家支撐起來。”李叔走後，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我跟奶奶說我去找我媽，死活也得把她勸回來，奶奶非常支持我，還對我說：“你媽要是不回來，我也去，我給她下跪，一直哀求她心軟了，陪她一起回來。”
簡短截說，兩天後我到了齊齊哈爾，找到文雅軒茶社，當時我媽正在這兒說書，我媽一看我來了，深感突然，頭一句話就說：“你怎麼來了？”我也沒有客氣，一反過去在我媽面前那種懦弱的表現，問我媽：“媽，我聽說你要跟我爸離婚？這是真的嗎？”我媽反問我：“你是怎麼知道的？”我說：“沈陽說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我耳朵裏早都灌滿了，你幹脆告訴我到底是真是假？”我媽長嘆一聲哭了，好半天才對我說：“既然你問到這兒我就實話對你說吧，我跟你爸已經離婚了。”我說：“不可能，我爸正在監獄服刑，你在齊齊哈爾說書，怎麼能辦離婚手續呢？”我媽說：“實話告訴你吧，我為這件事，又到北京去過，我一共去了兩次，把手續都辦完了。”我說：“你騙人，手續在哪兒？”我媽沒說話，打開皮包，把離婚證拿出來了，往我面前一遞：“你自己看看吧。”
我一看果然是政府頒發的離婚證書，時間是我來找我媽的前三個月，我一瞅就傻了，原本想用眼淚把我媽勸回沈陽，看來木已成舟，一切都枉然了，我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媽接著說：“你來了也好，有些事我要向你交代，今後，你要擔起家裏的生活擔子，因為現在我的收入也不是那麼多，按法院判決的結果，從下月開始，我每個月只能供給你們六十塊錢的生活費，你就看著安排吧。”我說：“媽，你能不能跟我回沈陽一趟，當著我奶奶和我妹妹們把這件事交代一遍，那畢竟還是你的家，即便你和我爸離婚了，我也是你兒子，我妹妹們也是你女兒。”我媽真是個鐵石心腸的女人，雖然也掉了眼淚，但是她斬釘截鐵地說：“沈陽我是不能回去了，我要說的話已經都說完了。”任我磨破嘴唇，我媽一句話也不說，後來我實在沒辦法了，賭著氣離開齊齊哈爾，連夜返回了沈陽。
到家後我奶奶還往我身後看了看，似乎在找我媽，當她發現還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就問：“看到你媽了嗎？”我說：“奶，完了，一切全完了！我媽和我爸已經離婚了，都仨多月了。”我奶奶哭著說：“你去買張火車票，我帶著你妹妹們去。”我說：“奶奶，你算了吧，你去也是白去，我媽把離婚證都拿到手了，你除了哭，還有什麼辦法？”
就為了這件事，我們家弄的是雞犬不寧，您想想我還有心讀書嗎？沒過兩天，全桂大姐來了，進門就說：“聽說，你去找大姑去了，結果怎麼樣？”我毫不隱瞞地把經過講述了一遍，全桂大姐說：“事已至此，你打算怎麼辦哪？”我說：“在路上我反復地想，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有骨氣，即使離開爹媽，我也要把這個家支撐起來，按法院規定，我媽每個月要給家生活費六十元，看來基本生活費不成問題，我一定要好好讀書，早日參加工作，等我能掙錢了，問題就都解決了。”全桂大姐冷笑道：“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啊，常言說遠水難解近渴。”我一聽可不是嘛！
全桂大姐又說：“兄弟，別發愁，有困難就找我，我會竭盡全力幫著你們的。”
本來我的痔瘡就沒有痊愈，由於著急上火，痔瘡又發作了，我只好忍著劇痛，用藥治療。正在這時，大學招生開始了，我抱著未來能當一個工程師或者是一個醫生的崇高理想，跨入了考試現場。老實說，經過家庭劇變，我上學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根本沒有充分的備課時間，想要考上大學，真是難上加難，但我相信那句話，船到橋頭自然直，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考試的考場是在沈陽南八條原十一中，經過幾天的煎熬我終於把試考完了，至於結果如何，我心裏一點底也沒有。幾天後我的一個最好的同學刁永言來了，我們倆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就沒有分開過，兩家相距很近，學校有什麼事情都是他第一時間通報給我，一進門他就興奮地說：“老單，給你道喜了，咱倆都考上東工（註：東北工學院）了，你說有多巧，名字還挨著。”我聽罷之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問了三個：“真的？真的？真的？”刁永言說：“這麼大的事我豈能撒謊，說不定在大學咱倆還是同班同學，這真是緣分。”我問他：“什麼時候報到？”他說：“聽信兒。”
為了慶祝這一好消息，我還請他在飯館撮了一頓，在飯店談著對未來的憧憬，我把一切煩惱全拋開了，可是回到家裏看到年邁的奶奶和我那幾個可憐的妹妹，想到父母離異的事，方才那種高興勁兒一掃而光。就在這幾天，我家的人事開始大變動，我大伯搞了個後老伴兒，離開我家到丹東去了，非常喜歡我四妹妹的那個小於叔因患肺病回老家山東養病去了，這真是人去樓空啊。
我媽這一走家裏沒有客人了，出來進去就是我和妹妹們和我奶奶，正在這時候部隊裏招考學員，我大妹妹林芝考上了鐵路文工團，因此家裏顯得更冷清了，轉眼報到的時間到了，刁永言來了，我們倆一起到東工院部報了到。
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我的痔瘡又犯了，由於這種病太痛苦，動手術好像上刑，我沒敢去治痔瘡的醫院，就找了我家附近的那大夫，因為他和我家關系較好，我讓他給我治了治，那大夫檢查後對我說：“哎呀，你的病可不輕啊，仗著年輕，要不早就躺下了，我只能給你護理，不能去根兒，要想治好還得去大醫院。”我跟他說：“馬上開學了，我不能耽誤學習。”求他想辦法給我緩解一下，那大夫只好給我打了幾針，後來還警告我說：“這只是頂藥，你要不及早治會越來越嚴重的。”
不久學校開學了，我和刁永言一起到了東工，真應了他那句話了，果然分到一個班裏，班主任可能姓言也可能姓怨，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課程比較簡單，第一年主修課是俄語，這是我最苦惱的一門課程，我的外語成績本來就不好，我一聽就頭疼，之後就是政治課，我勉強支撐了一個星期。後來病情果然惡化了，我向老師請了假，又去了醫院，因為我身邊實在沒人了，我只好給全桂大姐打了電話，求她幫忙，全桂大姐真是個熱心人，接到電話之後，她急如風火趕到醫院，一切手續都是她替我辦理的，在醫院進行了第二次大手術，其中的痛苦自不必說，家裏的事醫院的事都是全桂大姐幫忙料理，錢也是她拿的。在此期間刁永言到醫院去過兩次向我通報學習的進程。光陰似箭，我在醫院度過了兩個月零四天，躺在病床上我是心灰意冷，首先想到的是學習，本來我的學習一路下滑，就很吃力，這一耽誤，恐怕更追不上了，原本厭倦學習的心情一直縈繞著我的心。
好不容易盼著出院了，刁永言又來到家裏看我，他說：“老師問過你幾次了，你再不上學恐怕真的就被落下了。”我跟他說：“永言啊，你看看我的情況，現在我連腰都直不起來，一天要換幾次藥，怎麼上學啊？你替我向老師請個長假吧。”刁永言長嘆一聲，答應下來。雖然我回家了，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讓我老奶奶太費勁，飲食起居還是全桂大姐照顧，為此我於心不忍，我說：“你老來我家就不說書了？”她說：“小事一樁，少掙點錢算什麼？”有道是千裏姻緣一線牽，通過幾年的接觸我和全桂大姐產生了一定的感情，與其說是感情還不如說是依賴性，之後我們越走越近，她居然成了我家中的成員之一。
單田芳和老伴王全桂，女兒及三個妹妹。
正在這時候，我那位李叔李慶海到我家來看我，看到我家四壁雕零的樣子非常傷感，現在在我的眼中他就像我父親那樣親，我向他訴說了我心中的苦惱，李叔也傷心地掉下眼淚。我首先提到的最大的苦惱是學習問題，如何才能把這五年的學習堅持下來？家裏的情況怎麼辦？李叔語重心長地說：“傳忠啊，你還記得嗎？我說過我非常喜歡你，如果你願意說書，我願意收你做我的徒弟，把我身上的本事全傳授給你。”這話我不止一次聽他說過了，過去全都不以為然，我總覺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念了這麼多年書，怎麼
可能放棄了去說書呢？但這次我的確動了心。
李叔說：“孩子，就憑你們家的現狀，你能讀完五年大學嗎？即使你真的大學畢業了，又能怎樣？當技術員？或者是見習工程師？每個月的工資也不超過百元，與說書比起來差多了，你現在唯一要考慮的是經濟收入問題，有了錢才能養家全小，再者一說，說書人大多都是沒有文化的人，都憑著口傳心授，你讀書讀了這麼多年，在這個行當裏就算是狀元了，假如你能把這些傳統劇目全都記錄下來，整理出書，不也是一大貢獻嗎？學什麼工？我看幹老本行比什麼全強！這是咱兩家不外我說的心裏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李叔走後我通宵未眠，思考了整整一個晚上。第二天全桂大姐又來了，我把李叔的話對全桂說了，征求她的意見，她完全贊同李叔的說法，她說：“我們已經走到了一起，我在外邊說書，你去讀大學，這就叫分道揚鑣，如果你同意說評書，我們就是同路人，你如果拜李叔為師，你的造化也不淺，那也是一位大藝術家，輕易不收弟子的，他能主動向你提出收你為徒，這也是你的福分。”
我心中的天平一下傾斜了，於是決定放棄學業從事本行。幾天後，刁永言來了，他真是個好學生，兢兢業業、一絲不茍，他把我的教科書、講義以及學習的課本全都送到家裏來了，我對著課本冷笑一聲：“永言啊，我不念了。”他聽罷之後就是一楞：“你說什麼？”我說：“我想放棄學習從事老本行了。”刁永言低著頭能有三分鐘沒有說話，後來他長嘆一聲：“看來你的情況也只好如此了，掏心窩子說我有點兒替你可惜。”我也沈默了良久，打那兒之後，我們兩個人再也沒見過面，直到今天。
又過了兩天，全桂把我李叔找到家，我們三個人吃了一頓家宴，都是全桂掌勺，我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給李叔磕了響頭，提高聲音、鼓足勇氣說聲：“師父在上，受弟子一拜。”李叔驚訝地把我拉起來：“小子，你決定了？”我說：“是。”李叔把大腿一拍：“哎！這就對了，我怎麼看你怎麼是個說書的料，只要你用功，前途不可限量。”之後他又說，“月末我去營口演出，你既然不念書了，最好跟著我一塊去。”全桂大姐說：“我也去。”三人會議就此拍板兒。
單田芳的奶奶和四個妹妹（林芝、林華、林榮、林玉）
之後，我把這件事對我奶奶說了，我奶奶雖然講不出什麼大道理，但也無言以對，為了家庭的生活她也無奈地答應了，我把家裏頭做了安排，給我奶奶留了錢，現在我們這個破碎的家只能靠這位老人執掌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1954年的初冬，我們踏上了去營口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