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魯克：信者壽
本刊記者/李紅笛
發於2021.11.1總第1018期《中國新聞周刊》
106歲的伊莎白·柯魯克的一生，就像是在進行一場有時被“國寶級英語教學外籍專家”的工作所打斷、但從未停止的長達百年的社會人類學研究。而她自己的人生，又像是一個長達百年、極具價值的社會人類學觀察樣本。
因為，她不僅是一位觀察者，更是躬身入局、用一生實踐其所信的“伊莎白同誌”。
多年來，她不斷地重訪，不斷地回到現場，回到興隆場、十裏店，這些改變她命運走向、終身讓她魂牽夢縈的地方。
(早年身穿中國服裝的伊莎白。)
觀察員
河北省武安市教委退休幹部李維新第一次見到大衛·柯魯克是1959年夏，他念小學四年級。
那時，他所在的十裏店村小學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動員大家回家洗衣服理發搞衛生，準備迎接國際友人柯魯克先生來訪。
那時的十裏店村已於1958年12月隨陽邑人民公社劃歸涉縣管轄，實行公社、石洞管理區、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四級管理，十裏店村是陽邑公社一個生產大隊。
大隊部只有一部手搖電話機，通話效果不好，為了指導迎接工作，縣領導坐著農用小貨車來十裏店村，公社幹部每天騎自行車20多裏來村，管理區幹部幹脆就住進村裏。整個村莊像過節一樣，村民們奔走相告。街道墻面粉刷一新，路面掃得幹幹凈凈，水井旁有民兵站崗，防止壞人投毒。縣裏從外地拉來澡盆供客人洗澡，派專門的廚師做飯。
李維新家住十裏店寨上，當年柯魯克夫婦就住在寨上郭錦榮奶奶家。郭奶奶輩分高，李維新等晚輩拜年總是第一個給她拜，經常聽她講柯魯克夫婦的故事。
十裏店村位於太行山腳下。這是一個老解放區，1947年時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參議會、交際處等機關駐地。距該村八裏遠的冶陶鎮是晉冀魯豫中央局和軍區駐地，《人民日報》社就在該村山後的河西村。
柯魯克夫婦1947年11月持英國共產黨的介紹信到來時，正值晉冀魯豫中央局在冶陶召開土地會議，貫徹中央剛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柯魯克夫婦表示很願意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整黨和土改復查，邊區主席楊秀峰就把他們安排到進駐十裏店的試點工作隊裏。
深秋的北方村落，玉米棒堆放在打谷場上，形成了金色的堆子。柯魯克夫婦坐著騾車顛簸著穿過十裏店南大門，拱門上方一行白色的大字寫著：“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大救星。”他們在十裏店住了8個月，和村民一起端著飯碗在地頭邊吃邊聊天。每當他們不太熟練地用筷子夾起玉米餅子吃得津津有味，總是引起人們的一陣笑聲。
(伊莎白與寨上街道旁吃飯的村民聊天。圖/《大衛·柯魯克鏡頭裏的中國》)
柯魯克夫婦看到，如果按西方國家的標準衡量，在十裏店，無論地主還是農民都“窮得可憐”。但原來的差別還是很大的。現在，經過歷次運動和土改，村子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封建秩序遭到了致命打擊，一個新階層——“新中農”（指土改後由貧雇農上升為中農）出現了。柯魯克夫婦一進解放區，就學到了一個新詞：翻身。
但新的矛盾又出現了。一些貧農還沒有分到“鬥爭果實”，卻已經沒有現成的土地和財產可以分了，因此又開展了“割封建尾巴”（上兩輩中有地主或富農的人家被認為是“封建尾巴”）運動，導致中農人人自危。現在的土改復查就是要糾正這樣的傾向。一條嶄新的標語“貧農和中農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出現在十裏店北大門的門洞上方。
進駐十裏店村的工作隊主要由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人民日報》記者組成。它的上級機構是武安九區土改工作團，由中央局宣傳部長張磐石和《人民日報》副總編安崗負責。柯魯克夫婦在翻譯李棣華陪同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工作隊的工作。
1948年3月4日，寨上進行了劃階級成分的工作。除了以前的“鬥爭對象”外，家家戶戶都有資格派代表參加。80多位老鄉分別坐在屋裏的小凳、磚石和草墊上，很多婦女坐在一起，邊開會邊納鞋底。兩名工作人員坐在靠墻的桌邊做記錄。
劃成分的辦法是“自報公議，三榜定案”，依據是是否占有土地和農具等生產資料，是否雇工（即“剝削他人勞動”），而不是根據家庭生活水平。
柯魯克夫婦了解到，實際上雇工的生活水平往往比雇主要高。一些人表示想不通，自己“這輩子連半晌福都沒享過”，怎麼會被劃成“老中農”？大家都希望被劃成貧農，因為村裏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運動將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等級，貧農在頂上，新中農在中間，老中農在底下。
但是標準就是標準。工作隊員耿西強調，誰也不能包庇誰，誰也不能講面子，誰也不能泄私憤。“我們管鐵鍬就叫鐵鍬，貧農就是貧農，中農就是中農”。
柯魯克夫婦可以任意參加會議，查閱文件和統計資料，進行訪談。村民們記得，他們對每件事的虛實都要問清楚，都要進行印證。會上所提的每一條意見，他們都要問清到底是什麼原委。晚上其他人都睡了，他們的屋裏還透著燈光，打字機劈啪作響。
他們記錄下了3月中旬的一個總結報告。在報告中張磐石指出，十裏店工作隊的主要缺點是知識分子工作作風，總是像學究一樣跟群眾說理，還有就是包辦代替。比如，有的片區事先定好了每家的成分，交群眾開會討論通過。這雖然省事，但卻使得劃成分成了一件死板的技術性事務，而劃成分本應是政治運動高潮的一部分，目的在於使農民打破情面，樹立起政治責任感。
1948年5月底，十裏店村土改復查結束。土改復查期間，成立了貧農團，組織了農會，並將中農的一些房屋和財產調劑給了“窟窿戶”。這項工作並不是完全令人滿意，因為窟窿很多，可分的東西很少。但工作隊宣布，土改已經完成，那種人人補齊、樣樣拉平的想法是錯誤的，今後的任務是努力增產致富。
柯魯克夫婦準備回英國，大衛想要繼續做一名記者，伊莎白想要完成自己的社會學博士學業。但中央外事組的王炳南找到他們，邀請他們去中央外事學校教書。他們接受了。伊莎白日後解釋留下的原因時，只平靜地說了一句，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指英共）。
中央外事學校，就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前身。不久，柯魯克夫婦隨學校進了北京，雙雙成為學校的外籍專家。他們只能利用暑假等業余時間，繼續自己的社會學調查研究。
1959年6月25日，大衛·柯魯克重回十裏店。李維新和同學打著洋鼓，吹著洋號，站在進村的路口歡迎他，並高呼口號：“歡迎柯魯克先生參觀十裏店村！”
伊莎白是第二年，即1960年7月，和丈夫一起重訪十裏店的。這次，他們住的時間較長。十裏店上川有塊地是縣長王德恒的棉花豐產試驗田，他們和王德恒一起打棉花杈，用照相機拍下了縣長參加勞動的鏡頭。
1966年，他們所著的《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陽邑公社的頭幾年》）由倫敦的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他們寫道，1960年陽邑公社有15000成年人和孩子進了小學和中學。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十裏店的學齡兒童都上了學。20年前，沒有一個女孩上學，現在她們都跟男孩一樣上學了。
結語中寫道，他們在陽邑公社看到的與西方關於中國的人民公社的一些報道嚴重不符。陽邑公社並不是按照北京的命令而設的，而是出於當地進行生產合作的自發需要。人民公社“並沒有惡化而是減緩了自然災害”，它不是壓抑而是豐富了個性。他們說，他們一共走訪了五六個省的十來個人民公社，調查顯示人民公社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他們熱情斷言，人民公社集政治、經濟、社會職能為一身的體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貢獻，是朝著縮小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邁出的重要一步，一個“對人的治理”將讓位於“對物的管理利用”的時代將要來臨。
但事實上，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村民在食堂是吃不飽的。事隔多年以後，當時的公社書記向伊莎白承認，他那時奉上面指示向他們提供了虛假材料。雙方一致同意改寫此書，但還沒來得及進行，這位公社書記就因患癌癥離開了人世。這本書至今沒有中文版本。
外來者
改革開放後，伊莎白五次重訪了興隆場。
1940年，她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經加拿大衛理公會婦女差會批準，她被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派往在四川的鄉建合作實驗區興隆場（今屬重慶市璧山縣大興鎮）工作，以探尋適合鄉村教會發展的道路。協進會工作人員、畢業於滬江大學社會學系的俞錫璣與她同行。
1941年1月，伊莎白和俞錫璣設計、油印了一份調查問卷，開始了對全鄉1497戶人家的逐戶調查。性格活潑的俞錫璣很善於交流，總是能和受訪者談得投機。白天她們出去訪談，晚上回來再由伊莎白用打字機把當天的訪談內容記錄下來。
訪談並沒有完全按照調查問卷進行，而是充滿家長裏短。在興隆場，伊莎白見到了一個最原生態的鄉土中國。
如住在36號房的王家，丈夫王田榮做過福音傳道士、教員，又試著經商，但收入一直很少，而且大部分時間不在家。妻子王葉氏的娘家就在本地，她開賭場，賣鴉片，同時軋著好幾個姘頭。王田榮明知小兒子不是親生的也奈何她不得，要求她與關系密切的方廣川斷絕關系，她非但不聽，還奚落道：“像你這歲數的人滿足不了我！”
再如一個“體面的葬禮”。62歲的衛順生中風癱瘓多年，被全家視作累贅，無人照管。人剛咽氣，鞭炮聲立即響起，裝扮停當的遺體被安放在堂屋，兒媳婦有板有眼地號哭。道士做法事，戲班吹拉彈唱，孝子們賭錢打發時間，盛大的葬禮持續了一個星期。伊莎白覺得，“空氣中沒有半點悲傷的味道”。
為了讓鄉民能買到平價鹽，1941年5月，協進會籌辦起了食鹽供給合作社。結果，曾在鎮上壟斷鹽業、哄擡價格的富商卻當選了合作社主任，不但繼續高價售鹽，打著合作社的招牌還能享受政府的減稅優惠。
合作社僅存在了五個月左右就壽終正寢。“至於這一幕的背後有哪些秘密交易，就不是我們還嫌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來的了。”伊莎白由此總結出，一個外來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當地的社會、政治現實，便貿然在傳統鄉村實行改革，哪怕極小的經濟改革都是走不通的。
興隆場的調查，讓伊莎白真正接觸到中國的底層社會。這樣的社會，顯然很難用“男尊女卑”或“封建禮教”一言以蔽之。要撼動它，也絕非一些看上去很美的措施可為。這使得她開始傾向於認為，中國需要的是一場更根本的社會變革——一場革命。
這期間，她遇到了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1941年暑假，他們一起遠足來到瀘定橋畔。大衛給她講了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所寫的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並在橋頭向她求婚。
伊莎白後來說，當時自己在學人類學，人生沒有明確的目標，聽了他的談話覺得這一切很wonderful。1942年7月，伊莎白與大衛在英國結婚，她也於1943年加入英國共產黨。
興隆場的調查資料多年來一直束之高閣，直到伊莎白從北外退休後，才開始著手整理。2013年，由她執筆、她和俞錫璣合著的《興隆場的困境：戰爭時期中國農村的身份、改革和抵抗》英文版在英國出版。同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文版。
負責這本書校對的曹新宇分別采訪了俞錫璣和伊莎白，稱她們是新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見證者。伊莎白馬上糾正，說她不是“見證者”，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她都是不曾缺席的參與者。
“文革”期間，大衛·柯魯克以“國際間諜”的罪名被關進秦城監獄，一關就是5年。伊莎白也遭到隔離審查，失去自由達3年之久。
對此她後來說，任何事情都是從實驗開始，科學家為得到一個正確結果可以進行100次試錯，社會學家試圖改造社會也很難不經歷失敗。她唯一表達過莫大遺憾的，就是大衛錯過了孩子們5年的成長時光。
“你可以說是理想，但她說是希望”
1979年，《十裏店2：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英文版終於出版，這距離《十裏店1：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英文版的出版已整整過去了20年。
《十裏店1》寫的是十裏店1937年至1947年的鬥爭史，這是在柯魯克夫婦到十裏店之前的十年。他們搜集材料寫成了此書，於1959年由倫敦的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美國社會學期刊曾對《十裏店1》作書評說：“柯魯克夫婦的報告全無任何社會學的分析、理論或方法論。在許多地方，它讀起來像一本共產主義小說。”
伊莎白一直認為，他們所親歷的十裏店的土改復查運動才是最有價值的。但多年來，這部書稿在英美出版商手中輾轉，一直無人問津。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後，西方受眾對中國產生了很大興趣，紐約眾神出版社的詹姆斯·佩克註意到這部書稿，它才有了出頭之日。經詹姆斯·佩克等的刪節和加工，1979年，《十裏店2：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分別由紐約眾神出版社和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1982年，《十裏店2》中文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柯魯克夫婦在該書中文版自序中寫道，兩個西方人寫一本關於中國土地改革的書，這讓他們想起一句英國的諺語：“不要教你的祖母怎樣煎雞蛋。”不過，當年曾指導土改工作團、後成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張磐石在給安崗的信中寫道，自己最近重讀了趙樹理反映晉冀魯豫邊區土改復查的小說《邪不壓正》，對照起來看，《十裏店2：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的紀事是比較準確的。中國人有“旁觀者清”的古語，《十裏店》的作者也是“旁觀者清”。
當年的土改工作隊秘書、時任《人民日報》編委何燕淩對這部書做了校閱。他和安崗一起去北京外語學院看望了柯魯克夫婦，這是他們的第一次重聚。
何燕淩回憶，大家都經歷了狂風暴雨的“文革”，歲月把柯魯克夫婦從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變成了兩鬢如霜的老人，但是他們依然神采奕奕，淡褐色的眼睛閃閃發光。
除了一架一架的書，屋裏的陳設簡樸得不能再簡樸了，墻上掛著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畫像和黃永玉木刻的周恩來像。談到當時熱映的電影《芙蓉鎮》，大衛說：“很感動人，可是只有陰暗面，讓人看了有點不舒服。”接著問，“我是不是很保守？”
1985年，還是在梅仁毅的陪同下，柯魯克夫婦第三次回訪了十裏店。
老房東郭錦榮已去世，他們訪問了健在的老鄰居。大家都說，現在吃得好，穿得好。現在村辦企業很多，農業剩余勞力可以到工廠裏做工。過去農民買汽車想都不敢想，現在已能買汽車搞運輸掙錢了。
1991年，為了寫一篇柯魯克夫婦參觀十裏店村小學的稿子，河北省武安市教委幹部李維新來北京拜訪了柯魯克夫婦。
得知他是十裏店寨上人，柯魯克夫婦熱情地接待了他，還把土改復查時的翻譯李棣華和重訪十裏店時的翻譯梅仁毅都叫來了。李維新的普通話半山西半武安腔，他們聽不懂，就由李棣華翻譯給他們聽。
夫婦倆問李維新，村裏吃水問題解決了沒有，他說解決了，村裏打了機井，水能送到村民家；又問他現在村裏生活怎麼樣，他說吃飯都是白面，比他小時候強十倍，三中全會後社會大變樣了。
伊莎白問他：“你認識不認識傅扁的？他家很窮，從小沒有母親，要過飯，青年時期嘴裏就沒了牙，經常受人欺侮，土改復查時被選為寨上貧農團成員。”李維新告訴她，傅扁的一直是生產隊的貧農代表，1978年傅扁的夫婦先後病故。他們的兒子傅劉山初中畢業回鄉務農，他處事公道，辦事有能力，所以寨上紅白事都請他主持。
(2019年12月10日，李維新去北京看望104歲的伊莎白。前排左起：李維新、伊莎白、梅仁毅，後排左起：伊莎白家保姆王素珍、伊莎白次子柯馬凱、梅仁毅夫人、伊莎白長子柯魯。圖/受訪者提供)
伊莎白又問起生產勞動能手、脾氣暴躁的榨油工人傅長亭，李維新說，改革開放前他一直擔任生產隊隊長，他家院小屋少，80年代後蓋上了新房。
此後，李維新和柯魯克夫婦書信不斷，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聯絡，李維新也成了柯魯克一家與十裏店村、武安市的聯系人。每年春節他們都會互送賀卡，二老的生日他會寄賀信。伊莎白給他回信用英文，怕他看不懂，總是請人翻譯成中文，信是中英文對照的。
2007年，由李維新補校後，《十裏店1》和《十裏店2》中文版分別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年秋，青年影像學者王爍和高初來到伊莎白家，請她一張張觀看大衛·柯魯克在十裏店所拍攝的近千張照片，講出每張照片所能勾連起的回憶。大衛已於2000年去世。
王爍和高初對伊莎白進行了四年的訪談，這是她從96歲到100歲的四年。2016年，《大衛·柯魯克鏡頭裏的中國》由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
高初、王爍問她，怎麼看孟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她說，這很有見地，不過也要看在什麼社會裏，如果是一個原本不平等的社會，為什麼不能給窮人多分一些呢？
她說，有人說他們寫的這本書有極左傾向，後來她意識到，土改中對新中農的批判是過左的。這是她回頭看的時候才明白的。建立一個新社會是一場科學實驗，必須不停地嘗試，她很高興寫了這本書，這樣就能不斷回顧，以史為鑒。
她坦承，十裏店的土改期間也存在暴力，有四個人被打死，這發生在他們去之前的土改初期，這並不是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不希望暴力發生，但又必須發動群眾。
她說，自己曾經是個甘地主義者，但大衛·柯魯克是個鬥士。剛認識時，他們有過爭論。大衛舉了一個例子，說如果你現在得了非常嚴重的疾病，你是願意接受一個激烈迅速的手術來治愈它，還是每天吃點不痛不癢的藥就那麼挨著？從那以後，她相信了暴力有時候是必要的。
北京外國語大學退休教授、86歲的梅仁毅說，自己可以說既是伊莎白的學生、同事，又是她的翻譯、顧問，這是一種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友情。他覺得，伊莎白是學社會學的，因而對人的本性了解比較深。她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她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因為她出身於傳教士家庭，背景是基督教，從小就接受了平等、博愛這些思想。
“她不是理想主義者。你可以把共產主義說成理想，但她說這是希望。”梅仁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百歲以後，伊莎白仍然想要工作。她說，自己還有很多事應該做，感覺在浪費時間。兒子柯馬凱說：“但你都100歲了！你做過人類學研究，當過老師，退休後寫了很多書，你有很忙碌很有用的長長的一生。”她說，“我有非常幸福的一生。”
今年6月，李維新再次來到北京，探望106歲的伊莎白。
她坐在輪椅上，李維新上前交談，由保姆轉述。伊莎白開始說中文，語速很慢，但很清楚，說多了就開始講英語。輪椅旁有兩個滑旱冰的小孩，李維新守在一旁，不讓他們靠近。
伊莎白說：“李維新，我好長時間沒有見到你了！”又問：“你們全家好嗎？十裏店的村民好嗎？”李維新告訴她，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