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在世界上攪和了兩年。在多倫多，我們經歷了三波疫情高峰（第四波正來臨）、數度限制令。這些日子裏占據新聞首位的，常常是數字、曲線、圖表：感染人數、重癥監護人數、死亡人數、疫苗註射率、疫苗突破率……有段時間，每天睜開眼睛，都要先安撫一下可憐的小心臟，才敢翻手機。不知從何時開始，那些數字和曲線失去了銳角，它們已經把我的玻璃心磨出了毛面。而掩藏在數字和圖表之外的一些隱形之物，卻漸漸浮上了表層。
社區疫苗註射中心
上星期去看家庭醫生。按防疫規定，候診室裏只許進四個人。我坐上了第三把交椅，打開書，半心半意地翻閱著，等候護士喊我的名字。突然，我眼角的余光裏飄進了一朵雲。扭過臉去，只覺得眼睛生疼——是那種被突兀的陽光灼傷的疼。那是個年輕女子，金發碧眼，一襲黑衣，細瘦高挑，哪兒都惹眼，哪兒都合適。她在第四把椅子上坐下，拿出手機，開始打電話。聲音如鴿哨，在我和她之間的兩米社交距離中輕顫，空氣化為銀箔。我震驚。過了一會兒，才終於醒悟，那是憤怒。我已經兩年沒有這麼近距離看見過一張裸露的陌生人的臉了。口罩在潛移默化中修改了我的日常審美，成為面部的一個固定特征。一張不戴口罩的臉，是對我新的審美底線的野蠻踐踏。赤裸的美麗有毒。
疫情這把刀子，不動聲色地修理了社交規則。我們學會了用輕碰手肘代替握手、擁抱、頰吻，用視頻聊天取代在餐桌上熱烈地（有時甚至面紅耳赤地）辯論。我們嫻熟地把牽掛卸成小片，塞進禮包，讓快遞員完成本該是己任的登門拜訪。疫情修訂詞典，改變審美，重新定義友情的表達方式。
疫情也重新規定了行走方式。我已經兩年不曾旅行，只能沿著被新冠劃出的那個小圓，日復一日地兜著圈子。這樣的散步方式，在心情好的日子裏，可以被稱為養生之道，而在心境惡劣的時候，可以被尖刻地形容為放風。就在這些可以是養生之道也可以是放風的散步途中，我意想不到地發現了一些從前未知的東西。鼠目當然只有寸光，只是，寸光裏也有天地。
一
今年春天，草長鶯飛的時節，我所在的安大略省正處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我在翹首等待疫苗註射輪到我的年齡組。有一天傍晚，散步時我突然看見了一只眼生的動物。從背後看它像一只狗，身子卻比狗單薄，皮毛上泛著一層隱約的橙紅，尾巴也比狗蓬松。聽見我們的腳步聲，它停下，轉過身來，我看見了它細瘦的面頰和尖長的嘴巴。剎那間，我的心停跳了一個節拍。
那是一只狐貍。
在車輛和行人都很稀少的街面上，它靜靜站立，和我四目相對——我們已經毀壞了社交距離。夕陽中，它的眼睛是兩顆灰色的玻璃珠子，有一層淡淡的光，也許藏著一絲意外，但肯定不是惶恐。沿街住宅的陽臺上，有鄰人探出身來，拿出手機拍照。待會兒社交媒體上將會出現一個黃臉婆娘和一只黃臉狐貍的合影，外加一個濺滿“狗血”的標題。
後來我又多次遇見它，還有它的一家子。兩大兩小，有時成群出現，有時單獨行動。每一只都形銷骨立，皮毛稀疏，冬天顯然已經銷蝕盡它們的脂肪。最小的那一只，前腿傷殘，走路像袋鼠一樣跳躍。它的家人並未給予它格外的關照，它在獨自重建新的平衡系統，以三條腿的力量追趕著四條腿應有的速度。
漸漸地，我們發現狐貍的窩巢就在我們附近的社區公園，一片被樹叢遮掩的低窪之處。公園的兒童遊樂區和網球場都因疫情關閉，草地上偶有夫妻帶著孩子和狗在玩飛碟。狐貍在人和狗的附近安靜地走動，偶爾也嬉戲，像貓一樣彼此舐舔。疫情把人類逼入一個縮小了的活動半徑，狐貍堂而皇之地走進了人類讓出來的地盤，人和獸都平靜地接受了新的地域劃分。
狐貍在撕咬空礦泉水瓶
狐貍一家，成為我散步途中的尋常景致。我看見它們在鄰人的墻根拱土尋食、在雨棚裏歇息、啃嚼路邊的樹皮。有一次，一只小狐貍在草地上滋啦滋啦地撕咬一只空礦泉水瓶子。饑餓改變了肉食動物的腸胃。我心裏突然有點難過。兒時的教育在我心裏篆刻下的那個狡猾刁惡形象，在這個秩序紊亂的春天裏，遭到了某些顛覆。它們看上去和貓犬無異，尋食，嬉鬧，沈默，忍耐，並未與人類為敵。
二
我們已經在這個街區居住了16年，除了右邊的那戶緊鄰，幾乎不認識任何鄰舍。16年裏，我們一直是這個街區的一個孤獨存在，幾乎與“世”隔絕。活到這個階段，舊的友情已經存妥，新的友情懶得開始。只是沒想到，這幾只狐貍會在16年的圍墻上鑿出第一個洞眼。
有一天，我們在散步途中，看到街心突然停下一輛車子。一位中年白人女子搖下車窗，朝人行道大聲呼喊著什麼。半晌我才明白，她在和我們說話。“我是你們的鄰居，住在下一條街。要是你們家有貓，別放它出去。這裏沒有雞，狐貍會傷害貓。”女人的關照讓我的心熱了一熱，我和先生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黑花。
黑花是我瞎取的名字，它是我們散步途中經過的一戶人家的貓，白底黑斑，常常蹲在陽臺上曬太陽養神。見的次數多了，它就認得了我們。每次經過，輕輕一呼，它就會娉娉婷婷地走下臺階，咻咻地聞著我們的褲腳，然後猝然倒地，毫無廉恥地露出一個粉紅色的肚皮，乞求愛撫。再後來，遠遠聽見我們的腳步，它就會從陽臺上一躍而下，跑到路邊迎候我們，給我們的衣服上留下一綹綹柳絮似的白毛。如此風騷，如此輕信，如此慵懶，正該是狐貍最順嘴的一口肉食。
再次經過黑花家門口，黑花正蹲在陽臺的小茶桌上，任我們千呼萬喚，紋絲不動，目光固定在一個不知名的遠方，神情完全陌生。這時的黑花，仿佛一只披著黑花皮囊的陌生動物，靈魂已被偷換。順著它的目光望過去，我一身的汗毛唰地炸成了針——對過的草地上，蹲著一只狐貍。幾周的時間裏，狐貍的皮毛顯見地有了光澤，肚子漸漸圓潤。
貓和狐貍久久對望著，隔著一條窄街和一坨繃得很緊的空氣。那天回家，一整個晚上我都在後悔沒有去敲黑花主人的門，把雞毛信傳遞給他們。我知道黑花的主人是一對空巢老人，但從未和他們說過話，所以不敢貿然上門。
後來的幾天裏，我們再也沒有看見黑花，不免產生了各樣可怕的猜測。終於有一天，我們遇見了它的男主人。他正在草坪上澆水，黑花蹲在不遠處閉目養神。我的小心臟咚的一聲落回原處。我鼓足勇氣，過去和他打了一個招呼，怯怯地說起了關於狐貍的擔憂。他聽了哈哈大笑：“狐貍只吃小動物，對莉莉這樣的大貓，它不敢惹。街上有一家人買了肉食，定時餵狐貍，它們不餓。再說，我們家的莉莉，哪是輕易讓人欺負的主？” 我暗想著一只貓和一個悍婦之間的重合度，忍不住微笑。
“林太太家的貓，才真是個事。”他指了指隔著兩個門的那座房子，對我們說，“他們兩口子去香港探親，叫疫情給關在那兒了，原先說好替他們管兩個星期的貓，一下子大半年過去了，也不知他們怎麼樣了。”
我這才知道，這個街區住著我的同胞，黑花的真名叫莉莉，狐貍欺小。還有，在這個被疫情劃出的小圈子裏，人和動物都各自活著，相安無事，彼此好奇，偶爾相助。
從那以後，路過黑花，哦不，莉莉的家，我就理直氣壯地呼喚莉莉，蹲在地上和它玩個天昏地暗。從前只要主人在，我們就繞道行走，不去招惹他們的寵物。那感覺仿佛是，當著主人的面，你不可未經允許和他的女兒輕易搭訕。如今我和主人認識了，我們已經明了路子，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調戲”他的寵物。
疫情期間的感恩節擺設，依舊有節日氛圍
三
在後來的一次“放風”途中，我和保羅搭上了話。他住在斜對過，這些年裏，無論是夏天修草，還是冬天鏟雪，我和他相遇過一千次。每次都可以和他打個招呼，說上幾句閑話，可是我沒有，我甚至從沒向他投擲過一個試圖交流的眼神。就在這個被疫情逼瘋了的春天，我終於隔著人行道，對保羅喊出了一聲遲到了16年的哈羅，問候了他和他的父親，一位永遠在草地上幹活或者坐在門廊上乘風涼的老人。保羅似乎一直在等待著這一聲哈羅，他熱切地走過來，強壯有力地接住了我的話題。我們談起狐貍，談起貓狗，談起化學藥劑禁用之後的除草新招，談起他父親並不十分強壯的心臟。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就有了斷斷續續的對話，我們不再是陌生人。
有一天半夜，我們被一些嘈雜的聲響驚醒，拉開窗簾，發現保羅家門前停著一輛救護車，閃爍的警燈把街道切割成一塊塊居心叵測的光影。我的心一抽，一下子想起了保羅的父親。
第二天一早，我們打開門，就看見保羅站在車道上送兩位客人出門。在這個社交活動嚴格受限的時節裏，來客本身就是不祥的征兆。我們朝他走過去，他尚未開口，聲音已經哽咽。“昨天，我下樓，看見他……” 他未能把一句話說完，眼中已經蓄滿淚水。“76歲，他才。他有三個子女，為什麼，偏偏都是我，發現了他們？那年，我媽也是……”
“Sorry”， 我吐出這個用爛了的英文單詞，便無以為繼。我雖然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卻依舊不敢確定母語文化裏適用於這種場合的套話，比如“節哀順變”該如何移植到另一種文化的套路之中。我不能擁抱他，我們中間隔著那團疫情的毒霧。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絲莫名的親近，因為我看到了保羅的眼淚，我參與了他的哀傷，而其余，終是可有可無的廢話。
第二天，我們買了一盆紫羅蘭，給保羅送去。我選擇了紫——那是一種寧靜安詳的顏色。保羅接過花，淚水再次在他眼中聚集。“爸爸總是誇你們家，說你們是這條街上最愛惜房子的人，總是不停地打理房子，漆外墻，搭門廊，換窗，換隔欄，每季都有花樣。他說現在的人太懶，他喜歡勤快的人。”
天。老爺子的目光從未閑著，把什麼都看在眼裏。可是我，16年裏，無數次經過他跟前，卻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是什麼東西，給我的心蒙了這麼嚴實的一層脂油？讓我寧願錯過一千次精彩，也不願再冒一次被傷害的風險。
“你可不許，搬走。”我結結巴巴地對保羅說。這是一句完全不著四六的安慰話，說出口來，我卻沒有懊悔。只是遺憾，他的老爺子沒能聽見。
四
夏天過去，秋天來臨，疫情反反復復。公共場所逐漸開放，宅家卻已從必須變成了習慣，一天一次的“放風”仍在持續。
“放風”途中，我們又認識了鄰人潔西，一位戰後從歐洲過來的移民。話題是從相互贊美開始的，我誇了她陽臺上一整季不敗的鮮花，她誇了我身上那件稀松平常的上衣。我們大概都憋了太久，我們渴望敘述。她把她的身世故事，隔著兩米的社交距離扔給了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17歲的她背著父母，和她的男友毅然離開了鐵幕之下的故土，來到加拿大。“我只認得幾個英文字母，可是我念完了書，拿到了學位。從東歐來的女人，在那個年代都選擇做家庭主婦。可是我，一直到退休，都在學校教書。我們家，有兩份收入。”她對我說，得意溢於言表，口音依舊濃重。
街區的花
再往前走幾步，就到了艾倫的地界。他的前院完全可以和一個小型街心花園媲美。花草不是隨意種下的，每一個層次、每一種顏色、每一段花期，都經過了精心設計，月月都有當值的花朵。我們只知道美，卻不懂得其中的道理。有一天，我終於不再沈默，高聲贊揚了他的手藝。他停下手裏的剪刀，開始一一介紹他的花：名稱，花期，適宜的土壤和肥料，如何分枝繁殖。然後，他指著草地上一張漆成天藍色的木椅說：“這是專門給華森太太留的，從前她就住在隔壁，可惜兩年前走了。她那時已經不能走動，我們給她做了這張椅子，讓她坐在這裏賞花、歇涼。只要她在，我們都不能有大動靜——她不讓我們驚擾鳥兒。有一次，我們從超市購物回來，她不讓我們下車進屋，說啄木鳥正在樹上幹活。可惜了我們一筒好冰激淩，全化成了水。”
我們哈哈大笑，約好入冬之前到他這裏討花種子。
再接著，我們結識了街頭的一對來自中國的夫妻。“結識”在這裏明顯詞不達意，他們已經在這條街上居住了多年，只是我們一直沒有交集。現在我們散步時，會特別留意他們是否在家。我們閑散地聊幾句前半生在故土的種種往事，和後半生移居他鄉的種種經歷，感受著母語在舌頭滾動時的暢快淋漓。
疫情期間最大的震撼，是我的緊鄰菲比的去世。菲比，是我在這個街區第一位（很長時間裏也是唯一一位）認識的人。她來自巴貝多斯，酷愛陽光。除了嚴冬，她幾乎每天都在戶外，清晨六點，就已經在草地上勞作。澆水，除雜草，補種，移植，收集花籽。每一次我們在戶外相遇，她總是隔著籬笆喋喋不休地教授我各樣細瑣的種植經驗。她的口音濃重，我並不總是聽得懂，常常只是懵懵懂懂地點頭，小心掩飾著漸漸磨薄的耐心。我們和菲比的交往，也就維持在日常的園藝交流，年節的禮物交換上（她送我她烤的甜點，我送她巧克力或紅酒）。入冬時，她會來喊我先生替她爬梯清掃屋檐上堆積的落葉；我們出門旅行時，也會委托她收集信件，但我們從未進過彼此的家門。
一向勞健的菲比，在摔了一跤之後，竟然就走了。有一天，我們發覺她家裏沒點燈，雖有疑惑，但未曾上心。一直到三天後警察來電話，我們才知道，獨居的她已死在家中。我和菲比真正的相識，是在她的追思禮拜上。我們毗鄰多年，我竟然不知道那個在我看來平常到幾乎瑣碎的菲比，年輕時竟然是IBM的雇員，不僅遊歷過世界，還是舞蹈俱樂部的固定成員。我看著保羅和其他三位親友擡著菲比的棺木，送她去一個沒有返程的地方，心懷感傷。菲比永遠也不會知道我是一個作家，永無機會看到我翻譯成英文的任何一本書。16年，並沒有把我們變成朋友，我們永遠只是熟人。
作者張翎
這兩年裏，疫情這把鈍刀割去了我一大片天空，卻讓我意外發現了鼻尖之下的一小方地界。我現在關心柴米油鹽的價格，關心鄰居草地上的落葉是否收妥，關心街上某一輛車停得太久是否因為主人生病，關心狐貍是否找到了過冬的地方，關心我的香港鄰居何時能和他們的貓相聚。這場疫情，讓我發現了從前視而不見的東西。對這兩年中發生的一切，我到底該心懷感恩還是怨恨？我不知道。哪個答案都不對，怎樣選擇都殘酷。或許，問題本身就是謬誤。我只能默默忍耐，在疫情的低氣壓之下努力呼吸，好好生活，等待空氣漸漸清朗。（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黃瑋 題圖來源：題圖為公園裏的狐貍，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張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