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吶喊、仿徨、匕首投槍一樣的雜文，都如野草般堅固而深厚的根脈，俘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靈。對他的敬仰者來說，他是一身肩起黑暗閘門的豪傑，在長夜中指示了光明所在的火把；對他的批判者來說，他也是最強有力的對手，無論是他的才華橫溢的雄辯，還是他綿密如針的邏輯，都像漫天羅網，讓人無所遁形。
然而魯迅之所以令人著迷，或許正因為他強烈的戲劇性色彩。他的激憤與理性，他的熱忱與冷靜，他的愛與憎，既表達得如此熾烈，也蘊藏得如此含蓄，他的文辭既充滿山嶽般雄渾的力量，也可以如樹蔭下溫柔的溪流。人與鬼，光與暗，清醒與昏昧，偽君子與真猛士，仁義道德的吃人筵席與掀翻筵席的復仇者。既純粹又復雜，既熾熱又肅穆——如此對立又如此和合，分裂而圓融，讓人不由得猜想，他的身體與心靈是否也分別誕育在不同的地方？
紹興，誕育了他的肉身，滋養了他的少年時代，讓他初嘗世態寒涼，也成為他日後創作取之不盡的素材來源；北京，培育了他的心靈，1918年《狂人日記》的橫空出世，讓魯迅這個名字家喻戶曉，也讓他從此踏上文學啟蒙中國的艱辛征途。他從北京聲名鵲起，名滿天下。然而，當他晚年遭受圍攻，傷痕累累之時，他又回首故鄉，找尋古老的精神力量——他的世界如此對立，又如此豐滿，那是存在與虛空，希望與絕望的天人交戰：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9月24日專題《故鄉：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的B04-B05。
「主題」B01丨故鄉：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
「主題」B02-B03 | 紹興：不再重返的故土
「主題」B04-B05丨北京：“魯迅”的誕生
「歷史」B06-B07丨《概念的歷史分量》：用概念撬動歷史
「主題」B08丨這份書單，帶你走進多面的魯迅
撰文 | 李夏恩
“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連樹上的烏老鴉也張著嘴喘氣。”
北京，西城的一條馬路上，“火焰焰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閃爍地生光。酷熱滿和在空氣裏面，到處發揮著盛夏的威力”，凝固了鬧市本應有的擾攘。遠遠隱隱傳來的“兩個銅盞相擊的聲音”，本來會“使人憶起酸梅湯，依稀感到涼意，，可是那懶懶的單調的金屬音的間作，卻使那寂靜更其深遠了”。“嘶嗄”著聲音，帶著睡意，“歪了嘴”的胖孩子，在路旁店門前分明叫喊著“熱的包子咧！剛出屜的……”，但旁邊破舊桌子上擺的二三十個饅頭包子，卻“毫無熱氣，冷冷地坐著”。
分明是陳舊死寂的事物，卻硬披上新鮮出爐的外衣，吆喝聲中的謊言如此顯而易見，但又如此單調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然而路過的行人卻對此充耳不聞，說謊者也並不在意旁人是否相信——重復著這套謊言不過是他的工作而已。
畢竟，在這座“長日催眠”的酷夏之城中，民眾久已習慣於徜徉在四周的日常謊言，這些謊言猶如悶熱寂靜的鐵屋子中此起彼伏的鼾聲，只是讓人們的睡意更加深沈，只有偶爾被某個異響吸引，條件反射般迷糊著雙眼翻身過去。
能在枯燥乏味的酷暑熱浪中，不動聲色地夾帶自己暗藏的諷喻。魯迅下筆的精準老到可窺一斑。《示眾》這篇小說，其實並不算他最出色的作品，但開篇描述的這幅北京盛夏街景，卻令人印象深刻。考慮到這則小說實際上寫於春寒料峭的1925年的3月18日，與前一個夏天隔了秋冬兩季，並非狀寫當季的風貌，更可見北京的盛夏給魯迅留下了怎樣濃烈的印象——當然，並不是令人愉悅的印象。
1912年5月5日，魯迅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此時距離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七個月，中國末代皇朝也在三個月前宣告退位。時間的指針似乎邁向了一個新紀元的零時。然而，時間的行進並不意味著時代的進步。在過去的七個月裏，魯迅已經品嘗過革命的復雜滋味。在他的故鄉紹興，光復後的新政權，就跟《示眾》裏孩童扯謊吆喝的包子一樣，除了街頭滿眼的白旗是新鮮出籠之外，“內骨子是依舊的”。新官上任的“革命偉人”王都督和他的一幹手下，“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
這場魯迅眼中鬧劇般的革命，倒並非是他前往北京的原因——1912年的北京不是革命的中心，卻是政治的樞紐。在南京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前往北京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謀職的公署入京，故而他也隨班進退。在進京當天的日記中，魯迅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黃土：
“途中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覽。”
李亦燃繪《魯迅之背影》。
01
看客：沙漠中的示眾
被圍觀的魯迅，拍攝於1932年11月，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
黃土，這一魯迅對北京的最初印象，自然而然被他引申為“沙漠”。盡管魯迅終其一生也未見過真正的沙漠，但這一意象，卻足以概括那種除沙土之外一無所有的死寂，以及掩埋人的頭腦心靈的憋悶與窒息。
直到客居北京十年後，魯迅在《為“俄國歌劇團”》中勸“以這美妙的藝術到中國來博一點茶水喝”的俄國歌劇團趕緊打道回府的理由，就是“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說：我似乎住在沙漠裏了。是的，沙漠在這裏。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至於沒有好奇心”，有的只有“沈重的沙”和一排意味深長的省略號。四個月後，他又在《鴨的喜劇》中，借初來北京不久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之口，對北京大發牢騷：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一次，魯迅倒“勇猛”地“抗議”說：“蛙鳴是有的！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但這裏的“蛤蟆叫”和北京到處都有的“溝”，當然不僅僅是字面的含義。在《示眾》裏，連蛤蟆聲也一並省略了，只剩下被烈日毒焰炙烤得生光的塵土，烘托著一聲聲顯而易見的謊言吆喝，被過往行人習焉不察地聽而不聞。
但這團沙漠般的沈寂，終於被兩個人攪動了些許漣漪。“一個是淡黃制服的掛刀的面黃肌瘦的巡警，手裏牽著繩頭，繩的那頭就拴在別一個穿藍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這男人戴一頂新草帽，帽檐四面下垂，遮住了眼睛的一帶”——這不僅是20世紀初北京街頭的尋常景象，更在整個中國的各個城鄉擡眼皆是。沈從文曾描寫過家鄉湘西被五花大綁遊街卻豪氣不減的土匪。汪曾祺的家鄉江南小城高郵裏的遊街示眾更具諧趣色彩，“被綁著的土匪也一律都和著號音，步伐整齊，雄赳赳氣昂昂地走著，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們也隨著大聲地喊”。
圍觀遊行示眾的看客們，豐子愷繪《阿Q正傳》。
比起如此熱鬧威武的景象，魯迅筆下的示眾在視聽感官上乏善可陳。不過這般無聊的示眾場景，或許正是魯迅在北京的尋常所見。魯迅在北京的先後四個居所：紹興縣館、八道灣十一號、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和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全部位於西城區。這四個地點距離北京舊時人犯行刑之地菜市口都不算很遠。特別是魯迅最初居住的紹興縣館，距離菜市口不過一箭之遙，白日裏，這裏是喧囂的菜市，人犯也會被警察綁來這裏，公開示眾處刑，以儆效尤。到了晚上，傳說有異乎尋常的大狗在這裏舔舐人血。
盡管示眾乃是北京日常所見，但是魯迅筆下的無聊看客們，竟連如此乏味的示眾都能頭頂烈日趨之若鶩，聚攏圍觀得水泄不通。細眼睛的胖孩子、禿頭的老頭子、赤膊的紅鼻子胖大漢、頭戴雪白布帽的小學生，還有一個抱著小孩的老媽子，特意“旋轉孩子來使他正對白背心”，用手指點道：
“阿，阿，看呀! 多麼好看哪! ……”
自老及少，自粗胖及學生，自老媽子及懷中不曉事的孩童，人人皆被眼前這一場無聊又乏味的示眾所吸引，而示眾者本人，那個穿著白背心，草帽遮住眼睛的人，卻也在“研究”這些看客。看客與被看者目光交錯，身份重疊，難解難分，不得不說魯迅已經洞穿了看客的本質：他們不過是在空虛無聊的生活中尋找一個同樣空虛無聊的焦點，由此打發自己的空虛無聊，而自己同樣也隨時會成為他人打發空虛無聊的焦點，被指點，被觀看，被無聊地品評。無論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在空虛無聊上是平等的。看客們聚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這樣一座空虛無聊的城市，乃是於一個空虛無聊的國家。
這個觀點未免有些偏激，但魯迅也在這場空虛無聊的集體無意義鬧劇中，留下了尋找意義的蛛絲馬跡。他安排那個禿頭去彎腰研究白背心上的文字，並且讀了起來：“嗡，都，哼，八，而，……”——這些文字當然不成話，因此，直到篇末，讀者也不知道那個“工人似的粗人”讓眾人為之愕然的問題：
“他，犯了什麼事啦？……”
但這個問題，恰恰是這場看客們集體無意義的圍觀鬧劇中，唯一有意義的一句話：他在對這場示眾的原因提出疑問，而這正是迫近事物意義和真相的第一步。而看客之所以是看客，正在於他們關心的既非意義，也非真相，而僅僅是用一個新鮮的空虛無聊去填充自己身處的空虛無聊，就像零加零的算術題，無論加上多少個零，這道題的答案永遠只能是零。
工人對看客提出的問題，就像是突然在這道算術題中加上了“一”，因此，他當然永遠也得不到答復。不僅因為看客對真相和意義漠不關心，更因為真相和意義會攪擾了他們在空虛中宣泄情緒獲得的歡樂。所以他們才會對這一聲提問表現出“愕然”，才會睜了眼，用嫌惡的眼光瞪著這個敢於提問的人，直到把這個尋求真相和意義的提問者逼得“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來，終至於慢慢退後，溜出去了”為止。
尋求真相的提問者遭受白眼排擠，看客們則彼此對視，交換著無聊與空虛。在這座沙漠一般的北京城中，他們憑借自己的空虛無聊，將自己貶低為沙土，沙土無意義地堆積，淹沒了時間與空間，也將對意義和真相的質疑掩埋在沙漠中，只有將“毫無熱氣，冷冷地坐著”的包子說成是“剛出屜熱的包子”的日常謊言，一遍遍地在沙漠之城的上空中回蕩。
無人相信，卻也無人質疑。
02
狂人：“魯迅”的誕生
趙延年木刻版畫《狂人日記》。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1918年5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在結尾提出那聲質疑，被認為是20世紀初中國最響亮的吶喊之一。然而提問者魯迅本人，也曾是一位沈默的旁觀者。在紹興會館院子裏那棵曾經縊死過一個女人的槐樹下，魯迅便寓在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與他同住的弟弟周作人也提到，從1915年到1918年，魯迅為了敷衍漫長的歲月，收集了大量石刻拓本，動手來抄，“這樣一塊漢碑的文字有時候可供半個月的抄寫，這是很合算的事。因為這與謄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別漢碑又多斷缺漫漶，拓本上一個字若有若無，要左右遠近地細看，才能稍微辨別出來，用以消遣時光，是再好也沒有的，就只是破費心思也很不少罷了”。
此時的魯迅將近不惑之年，卻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機。而這種危機，太半是來自北京兇險的政治環境。1915年正是袁世凱操辦洪憲帝制如火如荼之際，為了消滅異己，他委任手下陸建章建立京畿軍政執法處，專事監視抓捕異見分子，對其施以酷刑。一位幸存者王建中，在袁世凱塌臺出獄後根據獄中親身見聞撰寫了《洪憲慘史》，歷述其中諸種慘酷：“甫經到處，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號牢籠。雖戲劇中常演之酆都城、鬼門關、閻羅殿，其森嚴恐怖，尚未足形容該處於萬一也”。
作為教育部一介小官的魯迅，自然不想因之身陷囹圄，悄無聲息地斷送性命，因此，只得借抄古碑這項既消破時間，又所費不多的愛好來遮人耳目。而在袁世凱的嚴酷統治終結後，抄碑卻儼然從韜晦之策成為一種個人愛好，遁身於古老碑碣之中，足以隔絕令人失望的動蕩政局。“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政治革命的真刀真槍尚且如此，文學革命無異於紙上談兵，自然在開始時也很難入魯迅的法眼。他對主動投懷送抱的“文學革命”刊物《新青年》同樣報以冷淡。這本初創的雜誌在當時“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沒有人來反對”，直到多年後，他仍然坦承自己加入文學革命的浪潮，絕非有著主動迎浪而上的熱情，而是“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因此“喊幾聲助助威罷”——魯迅並不是一個主動創造時代的人物，而是當浪濤已近，自己即將被打濕時，才在浪濤的激蕩下，聳身一躍，加入其中。在將他推入巨浪的熱情者們當中，錢玄同或許是助力最大的一個，而他正是《狂人日記》的助產士。從1918年2月9日到4月26日，錢玄同造訪魯迅多達十次，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這本沒人看的雜誌向魯迅約稿。盡管錢玄同“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但他徑直切入正題，一邊翻看魯迅古碑的鈔本，一邊“發了研究的質問”：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手抄古碑《劉宋時代□熊造無亮佛像記》。
接下來，便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那段關於鐵屋子的對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這段對話雖然著名，但卻未必真實存在。它或許只是魯迅為自己加入後來已經勢成巨浪的文學革命所找的合理托辭，畢竟，這種帶有哲理思辨的推辭與勸勉，足以抵消某些欲迎還拒的猜測。更何況它事關這個國家未來的“希望”，“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必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只所謂可有”。《狂人日記》結尾的“救救孩子……”盡管仍是以魯迅慣用的意味深長的省略號作結尾，但在無言的省略中，不能說不蘊含著希望的可能。而隨著魯迅加入文學革命愈加深入，希望明亮的調子也越來越強，以至於在1925年的《燈下漫筆》中，他甚至喊出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這樣斬釘截鐵的口號。
從這一意義上說，《狂人日記》不僅是魯迅向整個時代發出的一聲質問的吶喊，也是對自己冰冷沈寂多時的內心種下的一粒希望的火種，或者說，這是魯迅對自己希望的救贖。當他使用“魯迅”作為筆名撰寫這篇小說時，不僅在紙面上，也在整個時代以及自己的心神中，宣告了“魯迅”的誕生。
03
沙城：希望的吶喊
魯迅：《吶喊》，北新書局，1933年版。
希望的救贖，與魯迅一同誕生。但這種希望，放在《狂人日記》中，卻表現得過分激憤。或許是魯迅太過於想要掙脫自己沈寂已久的心靈，以至於將道破真相的提問與吶喊，放進了一個狂人的喉嚨。由此，在魯迅的世界中，出現了兩個極端：《示眾》裏空虛無聊的看客和《狂人日記》中狂呼吶喊的瘋子——這讓魯迅身處分裂之中：這既是一個麻木的時代，也是一個狂熱的時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群麻木的看客圍觀一個狂呼吶喊的瘋子的時代。
從這一點來說，一個常常被忽視的《狂人日記》的創作來源，很具有代表性。日本魯迅研究者藤井省三發現，就在魯迅創作《狂人日記》前後，1918年5月1日的北京《晨報》的《本京新聞版》曾刊出了一則《痰婦食子奇聞》的新聞。新聞講述了一宗駭人聽聞的事件，居住在北京後門外皇城根地方的傅某回家時，發現自己身患痰迷瘋癥的妻子翟氏“將三歲幼子解剖煮熟”。盡管報道只有寥寥數行，但卻是一起名副其實的狂人吃人慘案。這與《狂人日記》中狂人幻想自己吃了妹子的幾片肉的情節，幾乎如出一轍。
藤井以此認為，如果魯迅曾經看到過這則新聞受到啟發，那麼他創作《狂人日記》的時間就不是1918年4月2日，而是5月1日之後。但事實上，這則所謂“痰婦食子奇聞”的報道並不是一則真實新聞，而是一個在北京流傳多年的傳說故事。早在這一年的1月17日，這則所謂的新聞就刊登在北京《時報》的副刊《附錄余興》上，內容幾乎完全一致。而這則新聞最早可以追溯到魯迅入京的三年前，刊發在1908年第22期的《北京當日畫報》上的一則《瘋婦食子》的新聞，只不過這個最早版本的地點不是“北京後門外皇城根地方”而是“京西門頭溝地方”，事主姓名也只是“某甲”。為了吸引讀者，這則新聞還特別配上了圖畫：坐在竈臺旁的瘋婦披頭散發，正在“大吃而特吃”自己的孩子，站在門外的丈夫被這一駭人場面嚇得張口結舌。
《瘋婦食子奇聞》新聞圖片，1911年。
十年前瘋婦食子的故事之所以能仍刊於報章，成為十年後讀者的談資，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魯迅所不屑的麻木看客的貢獻。報紙，可以說是媒體時代剛剛降臨的20世紀初中國的一種新生的圍觀方式。它用圖片、照片和新聞資訊來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並提供茶余飯後的談資。從這一點上來講，報紙的讀者在很大程度上與看客別無二致。瘋婦食子這則新聞本身並無任何意義，它不過是一則人倫慘劇。看客們談論傳播這則新聞的目的就跟圍觀示眾的人犯並無兩樣。魯迅在這些看客中所扮演的，正是《示眾》中那個“工人似的粗人”的角色。他要追問原因，要思考背後的意義——如果沒有意義，他就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創造出一個意義。讓狂人成為那個打破看客麻木的提問者，讓他以自問自答的方式道破傳統禮教的仁義道德字裏行間是“吃人”二字的壓抑本質，去喊出：
“救救孩子……”
但這聲吶喊，真的可以震醒鐵屋子中昏昏欲睡的國人嗎？抑或是驚醒那些較為清醒者呢？對於這一點，魯迅心中也並非沒有疑慮。盡管他還是竭力給予“不能抹殺的希望”。在《狂人日記》發表的一年後，魯迅撰寫了一則題為《古城》的寓言，描述了一座沙山裏的古城。聯想到魯迅慣常將北京比作沙漠，這座沙城隱喻為何，不言自明。魯迅為這座古城設計了惟一一道門，一道閘門。城中的老頭子、少年和孩子，毫無疑問，象征著守舊的傳統勢力，現代拼搏的勇士和未來的希望。
“青鉛色所謂濃霧，卷著黃沙，波濤一般的走”。城中的青年一再吶喊：“沙來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罷。”但老頭子卻寧可閉門守舊，否認風沙襲來的現實：“胡說，沒有的事。”
直到“過了三年和十二個月另八天”，少年再次發出警告：“沙積高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罷。”說著，拼了死命，終於舉起了積了許多沙的閘門，想要把那孩子擠出閘門。但老頭子卻拖那孩子回來說：“沒有的事！”
《救救孩子！》，趙延年。《狂人日記》插圖。
走筆至此，魯迅的寓意再顯著不過：就在這個故事撰寫的三個月前，五四運動爆發，青年們作為時代的主力軍衝上廣場，試圖在內憂外患之中，以自己的一腔熱血為這個國家謀求未來的希望。所謂的“過了三年和十二個月另八天”，正是從魯迅自我沈淪的1915年袁世凱洪憲帝制算起，到五四運動的四年時光，而從十個月前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成為引爆新文化運動的一枚閃光彈後，時代似乎正在狂飆突進。魯迅筆下肩起沈重閘門的青年，正是五月四日在廣場上高呼吶喊的學生們。
希望看似就在眼前，但魯迅卻並未給這個寓言以一個充滿希望的光明結局，而是以他一貫的審慎和戲謔將未來交到那些理應見證的未來的讀者手中，他們可能是狂人，也可能是看客，而未來究竟如何，取決於他們願意扮演哪個角色：
“以後的事，我可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可以掘開沙山，看看古城。閘門下許有一個死屍。閘門裏是一個還是兩個？”
04
論辯：圍攻與回擊
肩起黑暗的閘門，《木刻版畫選》，1934年。
“閘門”這個意象，在魯迅的世界中占據著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閘門意味著壓迫，也意味著封閉和桎梏。肩起閘門的人，就是解放出希望和生機的覺醒者。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魯迅不止一次在他的論說中，以閘門為喻，“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從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肩住這“黑暗的閘門”的人，在魯迅看來，應該就是五四一代覺醒了的“新青年”。1919年會成為一個新的起點，與古舊朽腐的皇朝時代徹底告別。
從這一點來看，“閘門”可謂這一新舊對抗時代最恰切的譬喻，而且，從當時推廣新式白話的文學革命的角度來看，“閘門”這個譬喻也相當獨出心裁。然而，就像夏濟安所指出的那樣，“閘門”的靈感，實則來自於一部以隋唐亂世為背景的舊小說《說唐》。
在新文學中用舊典故，看似矛盾，但卻是魯迅文章的重要特征，其運用之遊刃有余，一如閘門譬喻般不著痕跡。由此亦可看出魯迅在古典文化上著力之深。從某種意義上說，倘使魯迅沒有發表《狂人日記》這樣新文學的開辟之作，而繼續潛心於“抄古碑”這樣的金石碑帖之學，搜集古小說的鈔本進行校勘整理，以他的卓越天資與勤勉，未必不能成為一代名家。然而，六年後，一起事件卻將魯迅推上了爭論熱點。
1925年元月四日，《京報副刊》刊出一則征集廣告《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說明》。“青年必讀書十部”，則由《京報副刊》編輯部投寄給“海內外名流學者，詢問他們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書是非讀不可的”。這項征集活動收獲頗豐，前後收到答卷七十八份。其中胡適推薦的書目中西各半，中文書包括《老子（王弼註）》《墨子》《論語》王充的《論衡》、《崔東壁遺書》，英文書則包括柏拉圖的《申辯篇》《裴多篇》《克裏多篇》、莫爾的《契約論》和杜威的《我們怎樣思想》的原版。梁啟超推薦的書單包括《孟子》《荀子》《左傳》《後漢書》《資治通鑒》《通鑒二十略》《王陽明傳習錄》《唐宋詩醇》和《詞綜》，他還諄諄告誡青年選擇必讀書的三項標準：
“一、修養資助；二、歷史及掌故常識；三、文學興味。今人著作、外國著作不在此數。”
1925年1月4日《京報副刊》征集“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廣告。
魯迅，作為《京報副刊》編輯孫伏園的師長，責無旁貸，也遞交了自己的答卷，但這份答卷卻出乎編輯的意料。上面沒有開列任何書目，反而告誡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稱“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在一眾循規蹈矩的書單中，魯迅的答卷自然顯得特立獨行，但語氣也頗為激憤。考慮到魯迅一向不憚於用最尖刻的嘲諷試圖紮醒他鐵屋子閘門內昏睡的國人，這份答卷上的語言倒比他尖刻的雜文要和緩得多。
這份書單的目的看似毫無遮掩地直刺中國舊文化的命門，但魯迅實則卻有他更深的用意。他的學生李霽野在多年後的回憶中特意提及魯迅當年的真意，“魯迅先生絕不是對中國文化遺產持虛無主義的態度，他指導臺靜農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後來通信時，還向他說明《品花寶鑒》的作者是陳森，《中國小說史略》誤認為陳森書；勸勉靜農‘深研一種學問，古學可，新學亦可’，還說自己頗欲研究中國文學史”。魯迅針對當時盛行的“整理國故”的復古浪潮，他們“多勸人踱進研究室”，讓人埋首故紙堆中，消磨意誌，脫離現實。
溫言軟語，不足以驚醒古老鬼魂毒瘴中的昏睡者，所以務必要激切的吶喊，才足以震動那些麻痹已久的神經。但這些激切的論說，在有些人聽來，未免紮心戳肺。
2月21日，當魯迅的那份青年必讀書答卷刊發之後，很快如投石一般，驚起陣陣波瀾。一位名叫柯柏森的青年學生投書指責魯迅。魯迅的回應是寫了一篇題為《聊答……》的雜文刊發在《京報副刊》上，直指柯柏森信中遮遮掩掩的“是不是想做點……的事嗎？”中的“……”，該是“賣國”二字：“到我死掉為止，中國被賣與否未可知，即使被賣，賣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這是未來的事，我無須對你廢話”。在對他的學生荊有麟的談話中，魯迅坦率地表示自己會跟這些“署名和匿名寫罵信”的“豪傑之士”對戰到底：“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復他，他們就以為你失敗了。我就篇篇都答復他們，總要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無法招架，躲回他們的老巢去。”
柯柏森對魯迅必讀書單的批評《偏見的經驗》和魯迅的回復《聊答……》同時發表在1925年2月27日《京報副刊》的第七、八版上。柯伯森在信中質問魯迅“讀外國書往往與人生接觸”，是 “歐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又揪住魯迅曾是清末留日學生一點，譏諷道：“嘗聽說：賣國賊們，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大概魯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的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的事嗎？” 魯迅則在下面的回復中對其逐條反駁。
“青年必讀書”事件，罕見地引發魯迅連番炮轟，他將那些罵信收集整理，放入書架（這些信大都保存完好，現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3月9日，魯迅發表的雜文名篇《論辯的魂靈》，可以說正是針對那些因“青年必讀書”來信謾罵的青年們。
《論辯的魂靈》內頁：“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麼？為什麼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出自魯迅《華蓋集》，北新書局，1929年版。
《論辯的魂靈》是魯迅最出色的雜文之一，嗆人的嘲諷經過邏輯的淬煉更見鋒芒，一擊便能戳中對手最荒謬的軟肋，這也是魯迅雜文獨到的特點。魯迅所以怒不可遏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那些扣在他頭頂上的誣枉之辭，更因為這些誣枉之辭竟然來自於他一向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魯迅之前一直深信“青年必勝於老年”，而經歷了這場爭論之後，他失望地發現“青年”並不是一個單數的概念，而是一個各式各樣人物組成的復數：“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前進的”。這尤為使他感到痛心。他那封回敬柯柏森罵信的《聊答……》固然有著一貫辛辣的嘲諷，但也透著一種無力的失望：
“我自問還不至於如此之昏，會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樣。那時聊說幾句話，乃是但以寄幾個曾見或未見的或一種改革者，願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而已。”
05
孤獨者
趙延年木刻版畫《野草》。
1925年初的“青年必讀書”事件對魯迅衝擊定然不小，以至於四年後，已經遷居上海的魯迅，從荊有麟那裏聽說當年寫信罵他的熊以謙就在上海，還忍不住要把他叫來，想要親自教訓他。接踵而至的事件更接二連三擊打在魯迅心頭。魯迅兼課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從1月22日開始，掀起驅逐校長楊蔭榆的“驅楊運動”，5月9日，楊蔭榆因“五七國恥”紀念日大會上自己被學生自治會驅逐會場，遂以“少數學生滋事犯規”為名開除了自治會六名學生的學籍，由此引發更大規模的“驅楊運動”。被楊蔭榆強行開除的六名學生中，就包括當時與魯迅鴻雁頻傳的女學生許廣平。魯迅在5月10日下午得到許廣平被開除的消息後，當即寫了《忽然想到(七)》抨擊楊蔭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麼？”
隨著魯迅參與運動愈深，他所遭受的圍攻就愈猛烈。盡管他得精神仍然鬥爭不已，但身體卻出現病變。9月1日，在因女師大事件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的16天後，魯迅肺病復發，到9月23日，再次因疲勞過度，轉為肋膜炎，“身熱頭痛”，盡管他輕描淡寫地自稱“其實無病，自這幾天醫生檢查了一天星鬥，從血液以至小便。終於決定是喝酒太多，吸煙太多，睡覺太少之故。所以現已不喝酒和少吸煙，多睡覺，病也就好起來了”，但事實上，直到11月7日，在給學生許欽文的信中，他才提到自己“病已漸愈，或者可以說全愈了罷，現已教書，但仍吃藥。”
盡管翻閱魯迅在1925年的日記，幾乎每天，他都少不了仰慕他的青年學生和好友的拜訪，與他攀談聊天，噓寒問暖。但自從“青年必讀書”事件後，他的文章除了辛辣的嘲諷與尖刻的筆戰外，還蘊含著一種掙紮於絕望中的孤獨。
《過客》，趙延年木刻版畫。
《野草》被魯迅稱為“包含了自己全部的哲學”，可以說是最能表達魯迅心境的作品，翻檢這一年的文字，便會發現。在1925年的一、二兩月的《雪》和《好的故事》，翺翔著一種輕靈之美，縱然談不上歡娛，也讓人感到一種淡淡的欣然。寫於1925年1月1日的《希望》雖然以“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為開篇，但也承認“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只是一種平靜的虛空。寫於1月24日的《風箏》雖然以施虐者的懺悔為主題顯得沈重，但也僅僅是醒悟後的自責。然而，在“青年必讀書”事件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卻充滿了令人不安，甚至頹敗絕望的詭異色彩。《過客》中過客明知前方是墳，墳的前方是無人走過的未知，但還是毅然決然地向前走去，並且咒詛給他片布裹傷的小孩。《死火》中“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尖端還有凝固的黑煙”，將冰谷變成“紅珊瑚色”的“死火”。以及《墓碣文》中“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的墓碣文，不待讀罷，便使人狂亂恐懼，讓人疾走，不敢反顧，唯恐看見從墳中坐起的死屍在身後追隨。
通向墳冢與未知的旅程，凍結的火焰，自嚙其身的遊魂，疊加在一起，猶如最狂亂的心靈廢墟中誕育的噩夢，讓人不由得懷疑，當年《狂人日記》中那個狂人，其實就是魯迅自己。
但這些噩夢般篇章的共同特點是裏面永遠只有“我”孤身一人。哪怕文中有另一個角色，那也是《狗的駁詰》中的狗、《失掉的好地獄》中的魔鬼，別無他人。這種顯明而難以言喻的孤獨，徜徉在魯迅最深的夢中，也時時在他的身邊徘徊。盡管魯迅身邊總少不了同誌與仰慕者，他也不時寫下記錄自己所思所想和生活瑣細的書信給自己的學生和好友傾訴心聲，甚至不憚在書信中自剖心路，表現得就像一個坦率開朗的導師。但種種外向強烈的表達欲，反倒證明了魯迅內心對孤獨的焦慮，以至於當他獨處創作時，孤獨便會踐約來襲，並因外界對自己的圍攻和身體的疾病而變得愈加強烈。
《孤獨者》正寫於魯迅肺炎復發、病勢日重的九、十月之間。一如這篇小說的標題，主人公魏連殳是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一個遭眾人排斥的異類。周遭的人對他似乎只有排擠、嘲笑與流言蜚語，他的生存被環境擠壓得異常逼仄，甚至身體都遭受艱苦，但他還保持著一個率直澄澈的心靈——這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俗不可耐的結論“錯的不是我，而是這個世界”，但魯迅卻借文中的“我”之口，說魏連殳是“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裏面了。你應該將世間看得光明些”。
那麼究竟這位孤獨者，是作繭自縛呢，還是這個社會合在一起排擠他？一個取巧的回答是兩者互為因果。對魏連殳而言，孤獨既是外界的惡意對他的排擠，也是他保護內心純凈不同流合汙的玻璃罩。就像不得不生活在廢水中又不想變異的魚，除了隨身攜帶凈水器外別無他法，但他的這一套自凈裝備，定然會遭到其他變種同類的嘲笑和排擠。
《孤獨者》中的魏連殳，趙延年木刻版畫。
然而，又能如何呢？魯迅多年後坦陳《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寫的是我自己”。誠然，“一個短小瘦削的人，長方臉，蓬松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一臉的小半，只見兩眼在黑氣裏發光”一望便知是魯迅為自己所畫的小像。《孤獨者》中還有一個別具意味的細節，“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著我道：殺！”這個細節同樣出現在魯迅《野草》中《頹敗線的顫動》之中，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孤獨者》的情節，是魏連殳在現實所見，而《野草》則是魯迅的一個夢。
在魯迅的世界中，夢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猶如影之與光。夢固然附麗於現實，但猶如光並不能平白造出影，非要照在人的身上，才能投出暗影。因此，現實會造出怎樣的夢，取決於人采取何種選擇，做出何種行動。《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固然是魯迅在小說世界中的分身，魯迅將自己承受的現實中的謠諑、排擠和圍攻一並加在他身上，但卻讓他做出與現實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選擇。被社會迫到陷入絕境的魏連殳，轉而為這社會的復仇者，用社會加在他身上同樣的惡意去反抗社會：
“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作為魯迅分身的魏連殳的所作所為，猶如《野草》中《影的告別》中影的自白：“然而我不願仿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沈沒”——魏連殳終於在黑暗中沈沒，也迎來了他最終的復仇：他死了，死在他所憎惡的一切中，“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屍”。這一幕，又讓人想到《墓碣文》中那具從墳中坐起的死屍，口唇不動，然而說——
“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
然而現實中的魯迅沒有成塵，更沒有選擇死，他仍活著，拖著孤獨的病體，堅持地活著。活著去冷嘲，去熱諷，去投出自己最犀利的批評，去戳穿那些自以為是主子的奴才和他們背後真正的主子，去鼓足全部的力量對抗偽裝成光明的黑暗。用希望的盾，去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用絕望的長矛，去擊穿白晝塗在鬼臉上的雪花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撰文 | 李陽
編輯 | 劉亞光
校對 | 薛京寧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