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靜遠）：12月6日，電影《親愛的》原型孫海洋找到失散14年的兒子，好友郭剛堂為孫海洋發去祝福。郭剛堂，電影《失孤》原型，一個同樣丟了孩子的父親。今年7月，郭剛堂終於見到了被拐24年的兒子郭振，認親儀式上，一家人抱頭痛哭。
幾乎成為一種默契，郭振找到後，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時都跳過了中間空白的那些年。至於自己這些年經歷過的磨難，郭剛堂只字未提。他不想糾結於過往，讓孩子傷感和尷尬。“我們應該和孩子聊以後，以前重要嗎？那些都過去了。”
幸福的起點
51歲這年，郭剛堂迎來了人生幸福的起點。
旁人都看得出來，老郭家碰上喜事了。郭剛堂的眉頭再也不像“小梅花”一樣總皺著，走在路上突然就哼起了歌，聊天時也會時不時地跟對方開個玩笑，而且他還有了“幸福肥”——郭振找到後的3個多月裏，郭剛堂胖了8斤。
還有些變化是外人看不到的。從兒子找到的那天起，郭剛堂晚上睡覺時擁有了“關機自由”，過去24年，他的手機總是保持24小時開機，生怕漏掉跟郭振有關的任何一條消息。
郭剛堂也開始學做飯了，他常去逛菜市場，對最近的菜價了如指掌。多年來藏在這個家庭深處的裂隙，迫切需要柴米油鹽的煙火氣去填補。以前家裏吃餃子，他總幫不上忙，前不久他剛學了搟皮兒、和面，打算學會後跟家人們“露一手”。
（郭剛堂在環城湖邊的角亭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妻子張文革也變了，肩膀疼的老毛病忍了很多年，但她從來都不舍得花錢看病，這次她主動提出要去醫院。夫妻倆現在總是互相提醒著要多多鍛煉，搞好身體，“以後郭振成了家，我們還得幫忙帶小孩呢”。
早在今年7月公安部召開發布會以前，郭剛堂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當時，職能部門一位熟識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他問我：‘郭大哥，這些年你發現了多少個疑似郭振的孩子？你幫多少孩子找到了自己的親人？’”沒等對方把話說完，郭剛堂立刻反問道，“我孩子在哪裏？”
“很簡單，這就是讓你在發表獲獎感言呢。”郭剛堂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縫。雖然對方稱信息仍在核查中，但他十分確定，“百分之百我孩子找到了”。
（今年7月公安部召開發布會介紹郭振被拐案破獲情況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由於案件尚處於封鎖階段，郭剛堂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有一次家裏沒人，他坐在沙發上哭了一整天，他想起郭振走失後脫軌的自己和家庭，想起那些摩托車曾飛馳而過的角落，直到傍晚聽到鑰匙扭動門鎖的聲音，他才回過神來去洗了把臉。
但更多時候，郭剛堂的心裏是被巨大的幸福和感恩充盈著。傍晚在湖邊溜達時，他的步子不由就輕快了起來，走著走著還哼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老歌，“我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那十多天裏，他一個人獨守著這個天大的好消息，仿佛整個世界只剩下自己和即將重逢的小郭振。他享受這樣的二人“獨處”時光。
不久後，DNA鑒定結果出來了，他將消息告訴妻子。起初妻子不相信，給她看了鑒定報告後，她變得一會兒哭一會兒笑，過了近一個小時才平復下來。“我笑她，別孩子找到了你人變傻了，她說她做不了主，哭和笑她自己都控制不住。”
當年郭振是在妻子眼皮子底下丟的，這麼多年妻子始終沒辦法原諒自己。盡管平日裏兩個人都刻意避開不提，但這道口子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愈合。自責、痛苦、孤獨、失望，纏繞在這對父母內心深處的紐結，都在找到郭振後的那一刻迎刃而解。郭剛堂感覺妻子像變了一個人，喜歡跟他開玩笑、逗樂子，“我們家突然一下子完全就好了”。
這個家裏真正地有了生活氣息，“這才是正常人過的日子”。過去他最害怕過節，看著別的家庭其樂融融，而自家飯桌上卻總有一副空碗筷。郭家從未有過全家福，哪怕春節也尋不見一絲紅色，因為“總是少一個人”。
（郭剛堂寫給警方的信中提到盼望自己傷痕累累的家庭能重溫天倫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認親會之前，郭剛堂去理了個發，夫妻倆給郭振準備了一個萬元大紅包，這對於仍在負債的他們而言並不是一筆小數目。認親後他們常和郭振聊天、視頻，天冷了提醒他加件衣服。今年7月河南暴雨，郭剛堂把在各平臺直播打賞的收入都捐給了當地馳援河南的救援隊，他給郭振發消息，叮囑孩子註意安全。妻子工資不高，但還是給郭振準備了換季的新衣服。
幾乎成為一種默契，郭振找到後，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時都跳過了中間空白的那些年。至於自己這些年經歷過的磨難，郭剛堂只字未提。他不想糾結於過往，讓孩子傷感和尷尬。“我們應該和孩子聊以後，以前重要嗎？那些都過去了。”
一個父親的救贖
郭剛堂口中那些不重要的過去，卻是外界眼中他身上最重要的標簽。
“他是尋親大王，我們聊城的名片。”同一個小區的老人一看到有攝像機，就知道又有人來采訪郭剛堂了。走在聊城的街頭，他常常會被路人認出來，路邊騎著電動車經過的大姐，瞥見他之後趕忙把車掉了個頭，人還沒從車上下來，一聲滿帶笑意的“恭喜”先傳了過來。雖然大多數人不能準確叫出他的全名，但都知道他是“那個騎著摩托車找孩子的”。
（路邊偶遇的大姐邀請郭剛堂一起合影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之前幾次騎車都是媒體要求他重現當年的騎行場景，他心裏不情願，“這就是在演”。但一想到如果這樣的鏡頭能夠讓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願意演。一騎上車他總會想起以前的日子，漫漫尋子路上這位老友就像沈默的聽眾，吸納了自己所有的痛與淚。
時間回到1997年。2歲的小郭振在屋外玩耍，一個陌生中年女人走近，用毛巾給郭振擦了把臉，就把他抱走了。夫妻倆發動身邊所有親友進行地毯式搜尋，徒勞無功，於是郭剛堂騎上摩托車，決定天涯尋子，“我也知道非常盲目，但我那時真的沒得選擇”。
一輛摩托車，一個破舊的黑色挎包，一沓尋人啟事，兩面印著郭振照片和信息的尋子旗，兩件換洗衣服，這是郭剛堂的全部家當。
再後來，家當裏又多了一掛妻子做的雕刻葫蘆，這是聊城的傳統工藝品。為了找孩子郭家不但花光了家底兒，還欠下三十多萬元債。2002年，有一次郭剛堂去親戚家串門，無意間聽到兩口子的對話，“要是剛堂沒借咱們家的錢，咱們也不用再去借錢了”。那次之後，他開始邊找孩子邊賣葫蘆還債。
從山東聊城出發，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多年的時間裏，郭剛堂騎著摩托車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行程超過40萬公裏。在郭剛堂天涯尋親協會的辦公室裏，有一張地圖，上面畫著紅點的位置，都是他曾騎行到訪的地方。
（標紅點的是郭剛堂曾騎行過的地方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某種程度上，郭剛堂將騎行尋子的選擇，視為和前半生的自己的決裂。
在那之前，他是同村人眼中最出息的後輩之一。那時候年輕人最愛聽費翔《冬天裏的一把火》，大家的心裏都熱血沸騰。他是個不惜力氣的人，腦子活又肯吃苦，在上世紀90年代末，家裏已經有了幾萬塊存款和兩輛拖拉機，而且每天還有一兩百塊的進賬。
1996年，郭剛堂打算開一個旱冰場，然後在附近建個小吃一條街，當時聊城還沒有人做過這門生意。他聯系好了場地和旱冰鞋的廠商，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用他的話說，那個年代機會好，處在風口上，“你不管做什麼都能成”。
第二年，眼看著旱冰場的審批流程就要走完了，兒子丟了，他心裏的這把火也被澆滅了。
在那之後，他的體面和尊嚴，都沒了蹤影。為了找孩子他一路求人，明明高興不起來，還要賠著笑臉。被街頭混混挑釁、為了省錢借宿在寺廟道觀、在內蒙古的荒野裏一個人蹦跶著取暖挨到天明、在大別山裏被風雨拍到懸崖邊的水泥樁上，多年後再講起這些，郭剛堂臉上帶著淡淡的笑，平靜得像是在訴說別人的故事。
2009年，郭剛堂騎行到南京，在夫子廟附近發尋人啟事。一位遛鳥的大哥路過，得知他的經歷後，勸他盡早放棄，“都十幾年了，你還有必要找嗎？你兒子見到你也不認識”。圍觀的人們議論起騎車尋親的選擇是否正確，這位大哥為此甚至跟其他人爭吵了起來。站在人群中心的郭剛堂一言不發，“很多家務事你說不清楚對錯，只能隨著自己的心走”。
（郭剛堂在為交警隊拍攝公益宣傳片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那些年，郭剛堂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兩半，一半在外面騎車找郭振，一半在家裏陪伴父母妻兒。身邊不少朋友都勸他別再折騰，但他放不下。
兩個世界的拉扯如同天平的兩端，家裏這頭團聚喜樂的時候，另一側就會重重地沈下去——每當這時郭剛堂總會想起郭振，那個2歲半還走不穩路的小家夥有沒有飯吃、有沒有衣穿？——他過不了自己這關。所以下次再聽到跟郭振有關的消息，他一腳油門又出發了。
一個人在路上的時候，郭剛堂喜歡聽身後的尋子旗在風中獵獵作響，他感覺郭振和自己在一起。“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覺自己是個父親”，那些年在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贖罪，唯有這樣，他才覺得對得起兒子。
摩托車和互聯網
郭剛堂之所以不願停止騎摩托車，是因為放不下尋找郭振，“你找的話，起碼還有找到和沒找到這兩種結果，但你不找的話，就只剩下一種”。
改變的種子在2009年萌芽。那一年，郭剛堂到杭州參加尋親大會，那是他第一次接觸互聯網。從杭州回家後，他加了很多尋親QQ群，結識了許多素不相識又同病相憐的尋親父母，大家在群裏彼此安慰打氣，分享全國各地的尋子信息。
2012年，郭剛堂又離家騎了一萬多公裏，仍是一場空，這也是他最後一次長途騎行。返程路上，他重新審視這一路，尋子多年，他親眼目睹了上百場車禍，有6個騎摩托車的當場死亡。這些年他在外面找，妻子在家裏熬，少了他這個頂梁柱，家沒家的樣子。
郭剛堂決定，不再出去了。
2012年，他發起成立天涯尋親網站，兩年後，又組建聊城市天涯尋親誌願者協會，從過去只找自己的孩子變成找大家的孩子。
（郭剛堂在為交警隊拍攝公益宣傳片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這些年，郭剛堂配合相關部門收集、整理、比對尋親信息，把十幾年在騎行路上收集的上萬條失蹤兒童信息建了個尋親數據庫，後來這個數據庫的範圍又擴大到被拐賣的婦女、老年癡呆、健忘癥、精神病、流浪乞討者、離家出走的叛逆少年。
協會和全國誌願者團隊、出租車、救助站都建立了合作。此前一位河南的老人走失近兩個月，他的家人將信息數據上傳至網站平臺，兩分鐘後，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這位老人。
“以前騎摩托車就像釣魚，我只有一個魚鉤甩到水裏，但現在好比一張網，網撒下去，能把整個水面罩住。”郭剛堂驚喜於新技術的力量，而過去他大海撈針般尋子的線索只有一個，孩子左腳上有一塊小小的燙疤，那時的他總認為找不到孩子是因為自己“還不夠努力”。
有一次他騎行到泰安，晚上回招待所的路上，他突然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可能孩子就快回來了，“就像一層紙馬上要被捅破，但總是差一點”。這一幕恰好被張富民的鏡頭記錄了下來，張富民是聊城市廣播電視總臺的記者，從2009年開始拍攝郭剛堂尋子的紀錄片。
拍片子的那兩年，張富民也總感覺“好像快了”，當時他最常跟郭剛堂說的一句話就是“老弟，就快找到了，不會太久”。今年7月，張富民來北京報道公安部發布會，出發之前他又把當年的紀錄片找出來看了一遍。當看到郭剛堂坐在昏暗狹小的招待所房間裏重復著那句“總是差一點”時，他落淚了。彼時的他們都沒想到這個“差一點”竟是又一個12年。
而彭三源導演的到訪，又一次點燃了郭剛堂的希望。2015年3月，以郭剛堂為原型的電影《失孤》上映。上映當天他去了影院，還沒等扮演自己的劉德華開口，他的眼淚嘩地就流了下來。怕影響其他觀眾，他從座位離開坐到側面通道的臺階上，不敢哭出聲，他就咬著手指，把臉埋進膝蓋。電影散場時燈光亮起，他發現手指肚被咬變形了。
（郭振找到後電影《失孤》官方賬號發布最新海報）
《失孤》上映後，郭剛堂成了媒體關註的焦點，最多的時候有16家媒體同時來聊城采訪。郭剛堂全心配合著媒體的所有要求，他需要媒體的力量，他心想說不定郭振看到報道以後就自己回來了。
可是等啊等，還是沒有郭振的消息。
“那些年我老在想，明明什麼方法都試了，怎麼還是找不到呢？”這種“失望—希望—又失望”的死循環是郭剛堂夫妻倆過去多年的常態。郭剛堂原本是個急脾氣，卻在這趟苦悶的旅程中被磨得沒了棱角，“就像沙灘上的小石頭”。他的恨意也在一點點消退，跟別人介紹自己時總要先強調“我不是一定要把孩子帶走，只是想確定他在哪兒，是不是還好好的”。
這些年，哪裏有熱度，郭剛堂就往哪裏跑。今年3月，他找到在網絡上走紅的“拉面哥”，去他家裏一起直播，請他幫忙找郭振。但依舊沒有收獲。
（郭剛堂在拉面哥家一起直播）
心煩的時候，郭剛堂喜歡一個人在環城湖邊坐著，最久的一次從早上5點坐到晚上9點，他不想把壞情緒帶回家中。“在每個明天到來以前，我都會對自己說‘也許明天，郭振就回來了’，但這個明天一直沒有來。”
團圓之後
好在郭剛堂終於等來了這個“明天”。今年7月，電影《失孤》的原型找到了被拐24年的兒子，一場隆重的認親儀式在網絡上刷屏。
人們感嘆一個父親漫長的尋子路終於有了圓滿的結局，又遺憾於這個結局似乎沒有達到“最圓滿”的程度——郭振決定留在養父母身邊，郭剛堂也不打算追究養家責任。一時間，相關新聞的評論裏隨處可見對郭振的指責，甚至有網紅跑到疑似郭振養父母家直播。
形勢愈演愈烈之際，郭剛堂擋在孩子前面，發聲支持郭振的選擇，接著就“消失”了。他拒絕了所有媒體的采訪，社交媒體也停止更新，為了躲避守在小區門口的記者和網紅，他連籃球也不敢打了。他小心保護著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用沈默等待著熱度的散去。
郭剛堂想不通，明明郭振才是第一受害者，怎麼竟然還會有人對他橫加指責？“過去這麼多年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軌跡，他又不是一個機器零件，直接從一個地方拿到另一個地方，照樣可以正常運作。”郭剛堂皺起眉頭，挺直後背，用手指敲打著桌面，聲音突然高了起來，“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郭剛堂還留著當年騎行的夾克、水壺和尋子旗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郭剛堂的朋友申軍良，一個同樣丟了孩子的父親，他比普通網友更能理解郭剛堂，“作為被拐孩子的父母，我們最怕的是孩子過得不好”。申軍良是“梅姨案”中被拐孩子申聰的父親，他曾獨自離家尋找兒子15年，2020年3月，申軍良和妻子從濟南出發，驅車近兩千公裏到達廣州，將申聰接回了家。
和申軍良想象中的認親現場不同，申聰看到他和妻子的那一刻，突然猶豫了，眼裏噙著淚，小步子往後退著，雙腿還在顫抖，一直嘟囔著“我要找哥哥，我要找姐姐”——警方將申聰從養家解救出來後，特意安排了兩位最年輕的工作人員照顧他。
申軍良心裏難受，他在外面找了申聰15年，被搶劫、被恐嚇，甚至一度想自殺，但兒子看到自己後竟然會如此陌生、無助和恐懼，“甚至不敢接近我們”。
也是在那一刻，這位父親才意識到，找到孩子後，孩子和親生父母所要面臨的挑戰其實更復雜，如果處置不當，很有可能形成二次傷害。申軍良曾見過有的孩子找到後，把生父母的聯系方式都拉黑了，“那些橫亙在家庭中的裂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認親儀式就可以消除的”。
申聰回家後的一年裏，申軍良和妻子竭盡全力地想要彌補他，甚至有些時候忽視了兩個小兒子。申軍良是山東人，一家子都喜歡吃面食，但為了遷就申聰的“廣東胃”，家裏幾乎頓頓都是米飯，吃了兩個多月的米飯後，兩個小兒子跟他說“真的快堅持不住了”。
申聰每隔一兩周就會和養家聯系，每次看到那邊打來電話或者視頻，申軍良就會從申聰的房間裏出去，把門帶上。申聰是養奶奶帶大的，跟老人家有感情，有一次申聰跟他說要努力賺錢，以後每個月給養奶奶寄2000塊錢生活費，申軍良笑著回復“好，爸爸支持你”，但他的心裏酸酸的，“畢竟他們是買家”。
孩子沒找到時，申軍良一家恨不得把人販子和買家“一刀一刀地削”，但申聰真的回來了，夫妻倆又擔心如果把養家告進去，孩子得多難受，最終他們放棄了起訴申聰養父母。申聰找到後，申軍良為了孩子戶口和上學轉學籍的事情與養家聯系過，當時他心中已經沒有之前那麼恨，“只是吃醋，他們霸占了本來屬於我們的，陪著兒子成長的童年時光”。
一年過去，申聰和家人越來越親近，申軍良還記得他剛回來時的小心翼翼，“像個不怎麼走動的親戚”。但申軍良也發現，和兒子之間缺失的15年陪伴，是以後再多努力都難以彌補的。在面對申聰時，他就是無法做到像對老二老三那樣“自然”，申聰如果犯了錯，他總要思考很久該如何組織語言，才能不傷害申聰的自尊心，“但是我對老二老三就不會這樣”。
2016年年底，申軍良在廣東增城挨家挨戶發尋人啟事，又一次無功而返後，他去聊城見了郭剛堂。在郭剛堂家附近的飯店，兩個失意的父親聊著到底還有哪些沒想到的方法，那頓飯吃的是水餃，兩個人說說停停，吃了快2個小時。
2020年3月，申聰找到的那天，郭剛堂給申軍良打了電話祝賀他，那時的申軍良終於回歸了家庭，但郭剛堂還在路上。今年郭振找到了，郭剛堂也經歷著申軍良此前的“無奈和妥協”，“不是簡單地說你找到了就是圓滿，未必。只要孩子舒服，不管他選哪一方，我們認了”。
（郭剛堂在環城湖邊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面對如今前來采訪的媒體，郭剛堂要先約法三章：不能去家裏、不能采訪家人、不能問郭振的具體信息。有網友說他是“二次失孤”，他知道大家是心疼自己，但他更害怕輿論會讓這份失而復得的親情再次疏遠，“這才是真正的生離死別”。他只是一個想保護孩子的父親，“應該是讓我們一家人自舔傷口，逐漸修復這份骨肉親情”。
郭剛堂和妻子對如今的生活感到很滿足，他覺得“老天待我不薄”，至少現在想郭振的時候就能跟他聊天、視頻，郭振隔段時間也會回家裏看看老人。就像妻子說的，“孩子找到了，以後就剩高興的事兒了”。
找答案的人
郭剛堂的兩個微信號裏一共有9000多個好友，除了尋親者，找牛的、找馬的、找小三的、丟三輪車的、上吊自殺的，什麼人都來找他。曾有一度郭剛堂覺得自己像個大垃圾場，但後來他發現這些人都是來“找答案的”，都是想有個人能聽自己說說話、幫忙出出主意，“我這24年，又何嘗不是為了找一個答案？”
曾經有個尋親者對郭剛堂說，“我希望你找到，又不希望你找到”。他們都怕郭剛堂找到自己的孩子後，就不再幫大家夥尋親了。但郭剛堂不忍心撇下這些難兄難弟不管，總覺得不太厚道。
（筆記本裏記錄著郭剛堂騎行路上收到的祝福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時至今日，他依然清楚記得多年前的那個夜晚。那天晚上10點多，他騎到貴州都勻紅果鎮，摩托車燈壞了，大山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那是一條盤旋公路，沒有路燈，所以對面一來車，他就得停下等著。就這麼走走停停，過了很久，他發現後面有兩束光一直跟著自己，他快光也快，他慢光也慢，回頭一看是輛小汽車。隨後有個30歲左右的小夥子從車上下來，對他說，“我看到你的摩托車燈不亮了，我跟著你是想給你照亮”，聽到這話，他的眼淚唰地就下來了。後來，這個小夥子一路把他護送到鎮上，陪他去修車鋪換了車燈，還請他吃了晚飯。
尋找郭振這一路，郭剛堂沒少受難，“但每當我糾結、抱怨、不平衡，甚至想自殺的時候，這兩束光一直暖到我”。他覺得那些在路上幫助過自己的人，有可能這輩子只能見這一面，而回報這些善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為在背後為他人照亮的人。這也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最近幾年，郭剛堂都在忙著開發一款AI尋親軟件，他曾跑遍北京、深圳等多個城市，去拜訪國內頂尖的互聯網技術公司，希望通過平臺融合社會各界的力量來幫助尋親群體。他也常在短視頻平臺做尋人直播，觀看量能達到幾十萬，“如果我不發聲，那誰還能做成這個事？換作是你，你是會停掉還是繼續做？”
（郭剛堂協會開發的尋親軟件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這些年他一門心思全撲在尋親上，變成了大家的郭剛堂，而成為符號往往意味著“小家”的退讓。前段時間，郭剛堂的母親做了個手術，有天晚上他在給母親洗腳時，才發現母親的腳趾在多年前已經全部變形了，“慚愧得不知說些什麼”。
妻子自虐式的節儉生活同樣刺激著他。80多萬元的外債壓著，全家人的經濟來源只有妻子幫別人帶孩子不到3000元的月工資和杯水車薪的房租收入，而他非但沒掙到錢，為了開發軟件還自己搭了錢，“雖然起碼的生存沒問題，但我也想讓我父母吃點好的，想讓我孩子媽媽穿件好點的衣服”。
采訪當天剛好是今年電商節首日，兩位頭部主播當晚直播總銷售額近70億，聽到這個數字後郭剛堂一臉吃驚，反復念叨“到底賣什麼能掙這麼多錢”。之前有朋友建議他搞直播帶貨，把流量變現，但他一直邁不出這一步，“我覺得這就像我在用這件事兒（尋親）去賺錢，心裏總有點不舒服”。10月中旬，他去了一趟上海，想開個饅頭店，但是調研後發現當地饅頭賣得並不好。
郭剛堂正在慢慢地做減法，他希望能盡快回歸生活，掙點錢讓家裏殷實起來。但現階段尋親工作依然占據著他大部分時間，在找到合適的技術公司之前，他還不能放手，“我才50歲，我賺錢過日子的事，還有大把時間，但這些尋親家庭真的不能再等了。我等了24年，不能讓他們等的時間比我還久”。
（郭剛堂在環城湖邊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結局的圓滿為過往的痛苦罩上一層濾鏡。郭剛堂還留著當年騎行時的舊夾克和水壺，他想之後找個地方把之前騎壞的10輛摩托車都好好收集起來，“哪怕只剩個車架子也行，沒事我就去擦一擦，坐上去回憶回憶唄”。
采訪當天，郭剛堂碰巧在為聊城市交警隊拍攝公益宣傳片，他又一次騎上了摩托車。在這之前他已經很久沒騎車了，但身體還記得技巧和要領，戴上頭盔，發動引擎，前腳他還在熟悉這款新車的功能，後腳嗖地一下便消失在了車流之中，他說這就叫“人車合一”。
那天他走進一家摩托車行，跟老板打聽新款車的價錢。他想等賺點錢以後，買輛摩托車，載著妻子去看看當年走過的地方。他記得在雲南邊境沿著國境線騎行的時候，天空離自己很近，胖乎乎的大雲朵仿佛被踩在腳底，叫不出名的野生動物穿行在原始森林中，目之所及全是生命向上的力量。
郭剛堂沈浸在回憶中，車窗外，暮色降臨，環城湖上霧氣藹藹。
采訪結束在周五的傍晚，碰巧趕上聊城的晚高峰，路邊接孩子放學的家長堵起了長龍。郭剛堂拒絕了我們的晚飯邀約，他著急回家，妻子還在等他一起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