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美女、龍筋鳳髓
——《判詞經典》之六
說到唐代判詞，首先要提起的必定是《龍筋鳳髓判》。因為，許多專業著述，包括何勤華的《中國法學史》，都稱它是“我國迄今為止完整傳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集”。李時人在《遊仙窟校註·前言》中更是認為：“《龍筋鳳髓判》是一部作範立則，確立‘判詞’文體‘範式’的作品。”他的作者“應是當時創作最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判詞’作者”。關於此書的宗旨體例，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雲：“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詞，蓋待選預備之具也。”《龍筋鳳髓判》傳世稀少，傳本中以明嘉靖劉允鵬刊本最為精良，法史學家黃源盛稱曾於收藏家田濤府上見示，田濤與郭成偉亦曾以此為底本校註刊行。
《龍筋鳳髓判》的作者，也是一傳奇人物。他叫張鷟，字文成，號浮休子，深州陸澤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三年，祖父、父親都是下層官吏。他用作名字的“鷟”，雖說難認，卻也大有來歷。《舊唐書》雲：張鷟“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為名字。”及長，果然不凡。《舊唐書》稱其文章“下筆立成，大行一時，後進莫不傳記”。
張鷟亦是科舉取士中的無兩“學霸”。《舊唐書》稱：張鷟“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工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張鷟頗愛解夢，其曾自述獲授鴻臚丞前夕的奇異夢境：“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為衣緋卻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他亦有《詠燕詩》自謂：“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語中頗有自得，而時人無不諷詠。
試判是唐代科舉選官制度的重要內容，要想金榜題名，判詞定要過人。張鷟便是此中高手。《大唐新語》說：“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錢學士’。”他的判詞結集成《龍筋鳳髓判》一百道，一時洛陽紙貴。《舊唐書》記其盛況雲：“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說起來，張鷟在日本的名氣真的遠遠超過了中華本土。清末的時候，楊守敬作為駐日公使的隨員在日本訪書，發見一本國內失傳的唐人小說《遊仙窟》，如獲至寶，將其著錄於《日本訪書誌》中。小說卷首署“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那張文成正是張鷟。魯迅也很早就註意到了《遊仙窟》，並且從沈尹默那裏得到一部日本元祿三年刊本。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的川島校點本，就是以他所藏為底本。魯迅還專門為其作序推薦，說《遊仙窟》“始以駢儷之語作傳奇，前於陳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載，亦為治文學史者所不能廢矣。”回歸本土的《遊仙窟》人氣不斷躥升，後來何滿子主持編寫《中國十大小說家》，竟將張文成列於首位。
圖為民國版《遊仙窟》封面。
圖為日本江戶時代初期《遊仙窟》書影。
我說上面這些，是為了點出判詞與文學的關系。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判詞屬於公文書牘，與文學了無幹系。但古人可不這麼認為。早在十七世紀，意大利哲人維柯就曾說：“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在近世的西方，更出現了所謂的“法律與文學”運動，三位最負盛名的美國法官——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納，都是此說的力倡者。波斯納法官在研究了霍姆斯和卡多佐現象之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文學力可能是法官的優秀特征中比分析力更重要的一個特征。”而能夠千古流芳的，也更是“文學性”的法官。
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納，還只是“文學性”的法官，而張鷟，卻實實在在是集作家、法官於一身。在古代中國，像張鷟這樣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白居易、元稹、劉克莊、袁枚、樊增祥，就都是詩詞、判詞兼擅的人物。法史學家黃源盛也敏銳地註意到判詞與文學的“交涉”，他在《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一書中說：“如果要追溯傳統中國法律與文學的關聯，‘判’是觀察的重要切入點。”而他提出這一話題，正是因研究《龍筋鳳髓判》而引發。他認為：“透過對《龍筋鳳髓判》的研究，就會發現判文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深刻地反映出文學對判文的影響。”
張鷟的判文之所以“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除了他本人具有極高的文學天賦外，也與時代背景有關。據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考證，“從初唐起，已經把進士科與講究文藻詞章相聯系。凡是應進士科試的，必須在文學方面有相當的訓練，而從開元以後，則進士舉子更需要在詩賦的創作上，特別是在詩歌方面，下更大的功夫。”雖然吏部銓試選人重點在“試判”，但對“判”的評價標準則是“文理優長”。很顯然，“文”仍然放在第一位。科舉試判的要求顯然影響了社會風氣，與唐以前“質樸簡約”的判詞風格不同，在唐代，“‘判’則兼具實用性與文學性，儼然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體”。
至於張鷟判詞的文學性是如何體現的，我們可以通過“永安公主出降”這篇判詞來體會一番。案件事實為：“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第宅所費亦如之，群下有疑。”張鷟對曰：
金機劄劄，靈婺皎潔於雲間；銀漢亭亭，少女迤遲於巽位。故瀟湘弟子，乘洞浦而揚波；巫峽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主濃華發彩，蕣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日。三公主婚，鹓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之田園；萬轉笙竽，雜平陽之歌舞。玲瓏玉佩，振霞錦於仙衣；熠耀花冠，點星珠於寶勝。飛鸞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浮雲而寫蓋。弄珠分態，江姊為之含顰；飛箭成婚，天公為之蹙笑。肅雍之制，蓋異常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淩尊，則親疏順序。先帝女之儀註，舊有章程；長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
洪邁說唐判，“判語必駢儷”。這道判詞，即屬駢儷。什麼是駢儷呢？它是與散文相對的一種文體，又稱駢體、駢文、駢體文，其主要特點是，對仗工整，聲律諧美，藻飾華麗，多用典故。因句式兩兩相對，猶如兩馬並駕齊驅，故被稱為駢體。因以四六句式為主，遂又稱“四六文”、“駢四儷六”。你們很多人可能都登上過南昌的滕王閣，王勃的《滕王閣序》便是駢體文中的名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為對仗；“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便是四六。
整部《龍筋鳳髓判》，都是這種文體。整個有唐一代，也難得見到散判。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兩點：一是流風使然。駢文源於漢、魏，盛行於南北朝。“唐承南北朝之敝，一代官文書，氣格卑靡。”雖有韓愈力倡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但真正收到效果，畢竟需要一個過程。近人許同莘雲：“昌黎文章雖重於時，而唐人風尚，迄未之改。”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二是程式要求。許同莘又謂：“唐人既以科目進身，則文體隨科舉程文而變……惟判詞之式，必用四六，實無大益。”明知無益，也要將駢儷進行到底，因為不如此則只會落第。
再回到“永安公主出降”判。張鷟這道判詞，對仗、音律、辭藻、用典，無一不美輪美奐，但除去結尾處的幾句“筋節語”——“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淩尊，則親疏順序”，通篇不過是羅列辭藻、“堆垛故事”而已。原因何在？主要還是文體的限制——“駢四儷六”固然華美，卻不便於“蔽罪議法”。正如民國公牘學之大家許同莘所說：“余嘗論唐人以書判取人，而書法不合於六書，判詞不切於事理。蓋簪花美女、龍筋鳳髓，言藝事則有余，語根柢則不足。”由唐代的駢判，我們也可以獲得一些啟示：判詞固然應當作為“文學”來經營，但判詞又不完全等同於“文學”。即使是狹義的“文學”，也並非專以華麗浮艷為能事。
說到文辭與內容的關系，孔子在《論語·雍也篇》有一段名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的是，內容勝過文辭，就會顯得粗野；文辭勝過內容，就難免流於浮艷。只有內容與文辭並重，然後才能稱為君子。《龍筋鳳髓判》畢竟是“取備程式之用”，“本為吏事而作，不為定律而作”，即使有些浮艷，為害也不會太大，若是在實判當中趨末棄本，甚至會帶來草菅人命的惡果。我們來看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記載的一則判詞：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出，鬢旁巾下有一錢。詰之，雲：“庫錢也。”命杖之，吏曰：“一錢何足道！即能杖我，寧能斬我耶？”乖崖援筆立判雲：“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之，申臺省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這個張乖崖嫉惡如仇，應該是個好官。他援筆立判的功夫更是了得。從藝術角度來說，這十六字的判詞言簡意賅，振聾發聵，句句警策，形象生動。但是，它在根本上是個錯案，錯就錯在不講證據，主觀臆測；不講程序，不容申辯。殺無赦，斬立決，自圖快意，卻毀了法治。所以，徒有文采斐然，是斷然不能成為好的判決的。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制圖：程國維 | 編輯：吳凡 林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