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肖 繪畫/瓦西裏·彼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自由、輪盤賭
本刊記者/倪偉
發於2021.11.22總第1021期《中國新聞周刊》
1849年12月22日淩晨，在聖彼得堡謝苗諾夫校場，28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架到白雪覆蓋的行刑臺上。當時氣溫低至-21℃，他只穿著單衣，排在第二組的三個人中，等待死亡。
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以小說處女作《窮人》轟動俄國文壇。他懷著對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熱情，參與了地下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小組每周五晚上在彼氏的公寓裏秘密聚會，謀劃廢除農奴制、反抗沙皇專制政權，隨後被捕，15人被判槍決。
劊子手已經舉起了槍，但僵持了漫長的一分鐘後，“開火”的命令依然遲遲沒有下達。突然，喝令後退的鼓聲響起，指揮官上來宣讀了另一份判決書，宣布沙皇陛下的免死令，改判流放西伯利亞。
這場戲劇性的假死刑，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慣用伎倆：重判之後又在臨死關頭宣布寬赦，以此讓受刑者嘗夠恐懼的滋味，再感恩皇帝的仁慈。
這個伎倆在陀氏身上奏效了，假死刑事件徹底改變了他。在那之前，他是傅立葉空想共產主義的熱情支持者，左翼親西方陣營的一員，現在他調轉目光，成為俄羅斯民族徹底的擁護者。對沙皇的效忠讓他在後世受到長久的詬病，尤其在蘇聯時期，他一度被官方有意避而不談。
假死刑似乎是一個隱喻，在陀氏60年的人生中，將不斷上演矛盾重重、絕處逢生的戲劇性場景。跌宕起伏的一生中，這個敏感、神經質、易於激動、大喜大悲的作家，將在善與惡、罪與罰、欲望與良心、個體與社會、信仰與自由等種種矛盾中跋涉，似乎要將人所能體驗的所有矛盾都集於一身，然後替整個人類思考。
苦役：從受難中升華
從1849年末被捕到1859年重獲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號稱“死屋”的西伯利亞苦熬了十年，前四年在苦役營，後六年在兵營做最低等的列兵。他的文學熱情在冰凍的西伯利亞被壓制，最痛苦的是無法獨處。這段日子後來在他的很多小說中一再復現，諸多偷窺與監視的情節，就是得自苦役營的鮮活素材。
苦役不僅是一段痛苦的回憶，此後也化為陀氏後半生的精神特質，他將寫作生涯也視為一項苦役。“這份差事簡直就是苦役！”他在給出版商卡特科夫的信中喊道。而在給哥哥的信中，他又對苦役表露出感激。
前半生，陀氏經歷父母早亡、被判死刑、十年流放、兩次喪子、癲癇不時發作等等艱辛，在後來的人生中，最主要的苦難是貧窮。生活中處處需要花錢：供養遊手好閑的繼子、維持雜誌的運轉、承擔哥哥一家的生活。而債務、賭博、混亂、毫無節制的慷慨，使他曾經的同伴評論他：“你和他在一起時很舒服，但他自己一生都很窮。”
每次口袋見底的時候，他都想出同一種方法：抵押才華和名氣，向雜誌社兜售一本尚未動筆的小說，拿回定金應付債主、養活全家。他不止一次地以全部身家豪賭，承諾如果沒有按時交出書稿，就將一生所有作品的版權全部奉上。
在截稿日期的逼迫下，他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以極快的速度填塗稿紙。最極端的一次，他要在幾個月之內完成《罪與罰》以及另一部小說，動筆寫實在來不及了，於是找了位速記員，用口述加速記的方式，在26天內寫完了一部中篇：《賭徒》。小說為他救了急，也送來了愛情，20歲的速記員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成為他第二任妻子。安娜的悉心照顧，為他後來寫出幾部巔峰之作創造了安穩的環境。
白天，他經常一整天都在寫信借錢、應付債主、往當鋪跑，只有夜裏才能靜下來寫作。可以說，他幾乎從未獲得過理想的創作環境。他羨慕同代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安逸的生活，奢望可以自由地寫書而非限期交貨。他一生都懷著這個痛苦的信念：假如有更多的時間和自由，他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不過，他的矛盾特質在這裏又再次浮現。這種極限操作給他帶來的並非全然是困擾，往往也帶來了靈感。
陀氏經歷的種種苦役，都被他轉化為某種寫作的資源。對於陀氏的苦役，容易被誤解的一點是，俄羅斯人理解的苦役並不等同於受苦受難。遊行中的苦役犯會得到老百姓的同情和面包，他們認為，受過苦役的人可能離上帝更近。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篤信基督教的陀氏看來，苦役是一種對苦難的承受，並不完全是折磨。“苦役對他來說，是寫作事業的隱喻和象征，甚至可以說是創作的升華和結晶。”
1866年出版的《罪與罰》中，犯下殺人罪的拉斯柯爾尼科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書的最後幾頁，作家描述了主人公心中一種奇怪的感受，似乎眼前的苦役成為令人期待的重生：“過去的這一切苦難又算得了什麼？在這回歸生活的第一陣欣喜中，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罪行，他的被判刑，他的流放西伯利亞，所有這一切，在他的眼中似乎都是外來的、局外的事，他幾乎要懷疑這一切是否真的發生過。”
在《罪與罰》所開啟的創作巔峰期，陀氏還將不斷從人生的苦役中提取靈感，直至抵達他所說的“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
輪盤賭：冒險的寫作
1867年，在《罪與罰》爆紅的次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攜年輕的妻子安娜前往德國，既是度蜜月，也為了躲債。其實，他心裏還藏著一個秘密的企圖：想去賭場贏一大筆錢，而賭博在俄國是被禁止的。
苦苦哀求之下，陀氏終於得到安娜的同意，接著把全部盤纏輸了個精光。他指天發誓，絕不再賭，“現在我要工作、幹活，幹活、工作！”可一旦賭癮上頭，毒誓就被拋到九霄雲外，從俄國寄來的一筆筆稿費都被他擲在賭桌上，甚至安娜的首飾、衣服也被他當掉、輸光。
或許是因為每一部作品中都貫穿著苦難與矛盾，或許是因為對當下和回憶的描述裏始終在刻意渲染困窘，陀氏生活的艱難程度其實被誇大了。他於1821年11月11日出身在貴族之家，父親是軍醫，童年並不苦難，寫作的成功也來得很早，動輒幾千盧布的稿酬已經是不低的收入，躋身中產階級不成問題。但他難以安度小富即安、按部就班的庸常生活，對賭博的癡迷，每每將剛有起色的生活拖入深淵。
對這位賭徒來說，吸引他的不僅是錢，還有冒險的快感。連安娜後來也理解了，冒險是他文學創作的重要動力，只有達到或越過極限，他才能得到安寧。這種極端又隱秘的精神體驗，讓他一生都沈迷其中。他第一次感受到極端的精神體驗，來自於苦役營中癲癇的發作。這個遺傳自父親的疾病折磨了他一生，也造成了三歲幼子的夭折，卻讓他品嘗到常人難以得到的刺激。
癲癇發作前，他會經歷前所未有的狂喜，那是一種平日不曾體驗的幸福眩暈，他用一貫誇張的言詞描述：“為這短短幾秒鐘的極樂，我甘願付出十年甚至整個生命！”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現了癲癇患者，他曾借《白癡》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之口說，在這些閃電般短促的瞬間，生命感覺和自我意識幾乎增加了十倍，寧靜中充滿了明朗和諧的歡樂和希望。
他天性散漫，時間管理一團糟，沒法做有規律、苦行僧式的寫作，只有等揮霍一空後簽訂限期交稿的合同，才會亢奮起來。“我的做法簡直就是冒險，就像玩輪盤賭一樣，”1867年，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坦陳，“心裏總在想，‘說不定寫著寫著，就會有好運氣！’”
這種寫作方式，在他的作品中也留下了痕跡。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文飛說，如果讀俄語原文，會發現陀氏的語言並不那麼優雅，屠格涅夫、納博科夫等人也正因此瞧不上他。但是在很一般的俄語裏，經常會突然出現一段美得不得了的文字，“能感覺到在某些段落裏，他是處於狂喜的狀態，你都能想象到他在什麼場景下寫出來的，他甚至是流著淚在寫。很多作家讀到這些，覺得只能下跪，這與他個人精神狀態的跌宕起伏很有關系。”
今年剛剛引進中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的作者安德裏亞斯·古斯基認為，對陀氏來說，時間壓力越大，失敗風險越高，文學創造力就越旺盛。古斯基進而提出一個觀點，從對賭博的熱衷來看，他認為陀氏並不是真正的職業作家，他缺乏職業作家的自律能力和經濟考量。他必須觸碰到谷底，將內心積壓的欲望發泄一空，才會重回文學創作，借助寫作贖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矛盾：上帝是否存在
在混亂無序的生活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品味和書寫著人的復雜與分裂。他早年間在第二篇小說《雙重人格》中，就顯示了對人性獨特的洞察。歷來小說都是善惡分明、懲惡揚善的，但他卻揭開了真相：善與惡棲居在同一個人身上，人是人性和獸性的總和。後來，《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裏都出現了善惡兼具的人，不斷深化這一主題。
《群魔》部分手稿和手繪插圖。
另一個反復被書寫的主題，是對俄羅斯底層人民的同情。
自18世紀初彼得大帝發動“西化”改革以來，主張走西方道路的西方派與堅持本土主義的斯拉夫派就一直爭論不休。陀氏經歷了從西方派向斯拉夫派的轉向，這個轉向在十年苦役中萌芽，在1860年代上半葉顯露出來。
如約瑟夫·弗蘭克在《作家和他的時代》裏所說，苦役營使他的信念在更加世俗的層面上“重生”。因為他意識到，即使在最兇殘的農民罪犯心中，也植根著傳統基督教信仰。他們在復活節儀式上匍匐在地，鐐銬哐啷作響，聽著神父念叨“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盜賊”。在那裏，他接續了俄國知識分子與窮苦百姓之間中斷的連接。
如果往前追溯，種子或許更早就種下了。
1837年5月，16歲的他與哥哥一起去聖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參加考試，途中看到的一幕讓他終身銘記。在一處驛站，只是為了向眾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一個醉醺醺的信使便朝馬夫不停揮拳，揍他的臉。馬夫驚恐地揮鞭抽向牲口，驛馬發瘋似的衝出驛站。這輛載著施暴者和受虐者的馬車，在暴力傳導的驅使中遠去。14年後，他在《作家日記》中回憶往事，覺得這一幕反映出了農奴制的弊端和俄國社會的罪行泛濫，他寫下幾個關鍵詞：“我個人第一次目睹的淩辱事件——馬，信使。”
跨越十年的苦役，再次喚醒了陀氏對底層人民的同情，而他對人的同情和理解，最終都指向基督教信仰。這也招致了後代作家布寧的譏諷：“張口閉口都是耶穌。”
即使對待上帝，他也是矛盾的。陀氏談到《卡拉馬佐夫兄弟》時說，這本書貫穿到底的主要問題，也是他一生中有意識或無意識苦苦自擾的難題：上帝是否存在。“他面對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信仰，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這是他又想堅信又不斷懷疑的事情。”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俄羅斯文學研究室主任侯瑋紅說。
以《雙重人格》和《地下室手記》打下世界觀的地基，經過《罪與罰》《白癡》《群魔》對善惡糾纏、信仰衝突等主題的搭建，陀氏最終抵達藝術的金字塔頂《卡拉馬佐夫兄弟》。《卡拉馬佐夫兄弟》作為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將靈與肉、理智與情欲、自由與信仰等主題，都包裹在一樁撲朔迷離的弒父案中。
作家一邊借伊萬·卡拉馬佐夫的口質疑，世界如果是神懷著憐憫之心創造的，為什麼還存在惡與苦；一邊又借伊萬的弟弟阿廖沙反駁，再次以“雙手互搏”的慣用方式呈現他內心的糾結。最終，他安排阿廖沙以象征性的方式走上基督的道路，身邊圍繞的十二個孩子就像十二門徒。而在計劃中未完成的續集裏，阿廖沙最終將“到俗界去生活”，體會真實的災難和不幸。
自由：21世紀的預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在各個時代不斷被重新演繹，以電影領域為例，導演黑澤明改編過《白癡》，維斯康蒂改編過《白夜》，努裏·錫蘭電影中喋喋不休的對話，也有陀氏哲學思辨的影子。不過，雖然自稱電影《地下》受到《地下室手記》的啟發，但導演庫斯圖裏卡卻尖銳地指出過，時代已經改變。
陀思妥耶夫斯基過時了嗎？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讀他？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劉文飛覺得，21世紀可能更應該閱讀陀氏的一個原因就在於，陀氏作品可以召喚自由意誌。“以前我們覺得專制主要來自體制，現在發現，技術專制比體制的專制更讓人無處可逃。”劉文飛說，“你要不讀文學，怎麼去堅守個性和自我呢？陀氏作品是可以讓我們發現個性的價值的。”
1864年，陀氏發表了《地下室手記》，這部不長的小說後來被追認為現代派文學開山之作，塑造了一個文學史乃至思想史上著名的人物：“地下室人。”
一個退了休的公務員，為了對抗19世紀中葉越發穩固而強大的資本主義秩序，自願避居在破敗的地下室裏，成為無名“地下室人”。而那些擠破了腦袋想入住“水晶宮”的人，在他眼裏都是有行動力卻沒腦子的人，簡單又盲目，自信卻幼稚，只知道遵循簡單的所謂“理性法則”。
由此，“地下室人”提出了那個著名的“二二得四”詰問：“唉，諸位，如果一切都得照著乘法表和算術法則來運作，談何自由意誌？不論我願不願意，二二必須得四。這算哪門子自由意誌？”在他眼中，“二二得四”象征著一種不由分說的強權、一種無法選擇的專制，哪怕是披著進步和繁榮的外衣。當所有一切都被縮減為成本效益的計算和約束人的法則，現代文明中將不再有生活，而是“死亡的開始”。而他螳臂擋車一般抵抗這一切的武器，就是自由意誌。
在由陀氏開創、被巴赫金命名的“復調”文體中，也能看出對個體權利和自由意誌的堅持。他的小說裏充滿種種聲音和議論，這些聲音地位平等，就像交響樂中多聲部的復調。“復調”在他的小說中反復奏響，用對話取代獨白、爭鳴替代統一，擯除了早期小說裏作者專斷的聲音。因為在上帝眼裏，人與人之間並沒有多麼本質的差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習慣在小說中自信抒發議論的托爾斯泰，那些長篇大論的獨白，也往往最受詬病，被認為給作品帶來了傷害。
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頗有洞見地指出，自由位於陀氏世界觀的核心。然而陀氏意識到，自由既創造善也創造惡，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是允許的”，如果沒有信仰的約束，自由也會帶來毀滅。
《罪與罰》的主人公羅季昂·拉斯柯爾尼科夫相信人有高下之分，高等人為了崇高目的殺死低等人，是不應受責罰的。不過，當他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和她妹妹後，又陷入內心矛盾，發現殺死一個人不能帶來任何精神力量，而他自己卻在精神上被殺死了。相比於法律的罰，最重的罰來自內心最深處。
陀氏時刻提醒我們人的復雜和多樣性。人心是一個戰場，善和惡、上帝和魔鬼在其中搏鬥，但往往沒有輸贏。
如今，在聖彼得堡小市民街九號，由於被設定為《罪與罰》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生活過的鬥室，門洞四周布滿打卡者的塗鴉和留言。一位遊客稱贊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個有階級意識的人，“用斧子幹了件漂亮活兒”。更粗暴的評論比比皆是：“把這條母狗殺掉真是太棒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作者古斯基描述了這一令人唏噓的場景，他感嘆如果陀氏在世，大部分留言一定不會得到他的認可。不過，他還是從中辨認出一條字跡稚嫩、有些怯懦，多半出自女孩之手的留言：“羅佳，這樣做真的沒有必要呀！”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作品勾畫了人性深處的曲折多態，他提醒讀者去思索自身，去相互理解。然而一百多年過去後，他身後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但人心的疏離似乎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