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火車站白玉蘭廣場上的不少人都知道，“小胖”想回家。
“小胖”是白玉蘭廣場上的露宿者們對彭國祥的稱呼。他是一名聾人，安靜、不知來路，即使是共同生活的十多年的流浪朋友，也很少有人能準確地叫出他的姓名，他們喊他“小胖”。
他曾被一個陌生男人帶離了家鄉，大巴駛過盤山公路，火車穿越山洞，從此和來處失了聯系。
“手搟面”、“雪山”、“沱牌酒”，彭國祥小心翼翼收藏著和家鄉關聯的一切。他想要還鄉，過去的20多年裏，總能在上海站附近的廣場找到他，這裏是他想象中離家最近的地方。
但有限的溝通條件和模糊的記憶都成為他和家鄉的區隔。家鄉的模樣就散落在彭國祥模糊的手勢動作裏。
時隔25年，彭國祥終於能回家了。圖源受訪者
“小胖想家了”
沒人說得清楚彭國祥是什麼時候出現在上海站的，連他自己也記不大清。
別人跟他打聽來路的時候，他就在紙上寫“四川”，他能識別和寫的字極有限，但姓名“彭國祥”和“四川”他都記得牢。那幾個字出現在紙上，字跡歪斜，在旁人看來，那不像是“寫”的，更像是憑借記憶“畫”出來的。
被拐離鄉的那一天，原本是彭國祥計劃中的一次趕集，他從家出發，走了一段山路，又坐了一會兒拖拉機，經過兩小時到集市買“四川沱牌酒”。
關於家鄉的記憶已經模糊了，他無法描述出家鄉的具體位置。記憶中的家——有河，女人幹活時戴白色的高帽，屋頂有房脊，窗是井字格，對開的木門，門上有兩個環，屋旁有秋千。
事實上，在上海站，少有人關心他的來頭。在這裏流浪的大部分人都是不願歸家，更多時候，他們覺得“一個啞巴，還能怎麼說？”除了廣場上的聾人夥伴，“小胖”和其他人少有交流。在這裏，他不僅僅是個異鄉人，還是個無法交流的孤獨者。
白玉蘭廣場不大，被夾在兩棟商廈之間。廣場南端中國移動門檐下一條兩米寬的大理石臺階是他平日裏的“睡床”，這裏避開了北端擁擠的人流，而且有更穩定的WiFi信號。去年，他用攢下的錢買了一部2300元的智能手機。
聾人聽不到電話響鈴，接打電話都通過視頻進行。彭國祥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去南廣場KFC的二樓，找個有充電插口的位置，打開手機看視頻，他總看槍戰片和故事片，都是無聲的。
“睡床”邊門店的卷閘門通常在晚上六七點就會拉下，但只有晚上10點以後，待廣場保安下班離開後，露宿者們才能在這裏睡覺，並且在次日早上六點半——廣場保安上班前離開。冬天的夜晚，彭國祥會在大理石地面上依次鋪上紙板、墊被、身上再蓋兩床厚被褥。至少晚上11點半之後——送走了最後一撥趕車高峰，人流散盡，樓宇的裝飾燈熄了大半，上海站的夜晚才算真正來臨。
每一年，上海最冷的那幾天，零下四五℃，這是頂難熬的日子。前些年，有露宿者發現了上海站主樓的西側入口處有個小漏洞——沒有身份證和車票的情況下，掰開入口的鐵欄桿後，側身就能鉆入。彭國祥那會兒也跟著鉆進候車室二樓過夜，那裏寬敞溫暖，有不少按摩椅。但這個漏洞很快被發現——鐵欄桿被掰壞後，工作人員焊死了鐵門。
有聰明的流浪者，會買一張當晚11:00出發去蘇州的火車票，14.5元，他們晚上9:00刷票進站，然後立馬退票，這樣一來，只需花2元的手續費，就能擁有一個溫暖的夜晚。但被拐離家的20多年，彭國祥一直沒有身份證，無法正常購票。
夜間的白玉蘭廣場，與上海站南廣場隔路相望。新京報記者魏芙蓉攝
彭國祥至少在上海流浪了20年。剛到上海的時候，他先是經歷過一段撿垃圾、食剩飯剩菜、賣廢品的日子。因為饑貧交加，他還曾把電瓶車的電瓶偷去賣，賣了兩百塊，被拘留了一個月。
他被人註意到時，已經開始通過擺地攤修自行車謀生——拆裝輪胎、打膠、補漏，每天傍晚時分，彭國祥都會騎著一輛載滿物件的三輪車準時出現在上海站的拐角處。那輛由他自行改裝三輪車存儲了他幾乎所有家當，車廂焊上鐵皮，釘上幾塊木板，掛上鐵鎖，塞滿了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
他在廣場上做了好些年修車的生意，這項營生停下來以後，便在廣場周圍找些零工幹。聾人能做的工種有限，大多是快遞分揀、舞臺搭建和當黃牛排隊一類的活，但拿不出身份證經常會讓他在開工前就被攔在寫字樓外。數月前他就接了一單活，作為黃牛為微商去某品牌鞋店排隊拿號，從晚上9點排到次日上午11點，結束後，尋常人能拿到120元工資，只有他和他的聾人朋友拿了80元。
他是廣場上少有的能攢下來錢的露宿者。當地公益組織給流浪人員提供救助，彭國祥每個禮拜都能洗兩次澡、領四頓飯，並能申領部分生活物資。
他大多時候都能吃上一日三餐，經常光顧上海站北廣場中華新路的一家刀削面店。南廣場的面12元一碗，一個人的時候，他會穿過南廣場，去到更遠的北廣場花8元買碗面，端著回到熟悉的白玉蘭廣場，扯一張小凳，廣場上的公共座椅就當成飯桌，就著從相熟店面拿來的多余的大蒜頭和蔥吃面。
也是在一次吃面的時候，彭國祥告訴朋友姜金扣：同樣的手搟面，媽媽也會做。幾年前的春節，兩個人在高架橋下做工，上海燃起煙花，彭國祥被年節的氣氛觸動，也比劃著說：“小時候，自己點鞭炮，砰砰砰地炸開”。
姜金扣是廣場上為數不多的能理解他手語的——“雙手相交比劃屋頂是‘家’”、“摸摸下巴長胡須是‘爸爸’”、“頭發過肩是‘姐姐’”，“伸手示意及腰的高度是‘小時候’”……一起漂泊二十多年，這些動作一出現，姜金扣就知道，“小胖想家了”。
“火車站沒有山，不是家”
彭國祥想要回家，但是“家在哪裏”就首先難住了他。
2018年，彭國祥去成都找家。長途出行，對一個沒有身份證的人來說並不容易。那次是姜金扣領著他去上海北廣場的長途汽車站，花550元，找黃牛免身份證買了一張去成都的汽車票。汽車司機了解彭國祥的情況後，表示一定把他拉到當地救助站再放下。臨上車前，彭國祥高興，打手勢告訴姜金扣：等找到了家，還回來。
一個月不到，彭國祥回來了。他出現在姜金扣面前，比劃了一個屋頂手勢，隨即兩手一攤，“家，沒有”。姜金扣事後得知，彭國祥到了成都的救助站後，地方派出所民警幫他進行了相關查詢，但沒有任何收獲。
關於彭國祥更早的一次出行，姜金扣印象中，那至少是五年以前了，彭國祥獨自買了汽車票去四川，至於怎麼買的票，目的地是哪裏，結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彭國祥手機裏存著一張白色的紙片，上面記下了“蘭州、重慶、成都、西安”幾個地名。他後來稱那是他去過的地方，離家時他經火車站轉乘最後來到上海，他想找到印象中的那個火車站。但他趕到這些地方的火車站後發現，“沒有山，不是家”。
回家前夕，彭國祥收拾的在上海20多年的行李。圖源受訪者
每次找家失敗後他都回到上海站。
在白玉蘭廣場，他能看到上海站每天吞吐出巨大的人流，人們往來於家與異鄉之間。他守在這裏，這裏離想象中的那個“家”或許最近。
這些年，白玉蘭廣場的露宿者顯見地少了。過去人多時，白玉蘭廣場的各類門店屋檐下躺了不下五十余人，到近兩年，常見的熟面孔只有十五六人左右。
廣場上年輕的“小湖北”結束流浪，回了武漢；“瘸子”也在社工的勸說下被送回了老家。前不久，甚至他的聾人朋友也找到了家，她返回上海站時，給彭國祥帶來一張自己新辦的身份證和殘疾證。並在此後的日子裏自如往返上海站和老家。
彭國祥的朋友們也明顯察覺到，他想回家的願望更強烈了。
朋友徐明由和彭國祥相熟多年，2004年初他也在上海站流浪，五年後結束流浪生活，漸漸在上海成家置業。每次回到廣場，徐明由都來找他。
去年12月初，彭國祥和徐明由一起吃飯，那天彭國祥喝了些黃酒，劃拉著手機上的數張圖片給徐明由看：小麥、面條、田地、拖拉機……
彭國祥44歲了，他們相識16年，彭國祥16年如一日地在上海站漂泊。徐明由意會了，在自己手機上寫字問：“想回家？”彭國祥點點頭。
徐明由接著又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證，放桌上敲了兩下，想示意：“你有身份證嗎？”
一張皺巴巴的紙片由彭國祥從外套口袋裏取了出來，那是從香煙盒上撕下的錫箔紙，已經很舊了，他遞給徐明由，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下了“彭國祥”，和一串18位數字。
徐明由很意外，他立馬把彭國祥帶到火車站附近的身份證自助掛失機處，但那串號碼輸入後，進行人臉識別，機器掃過彭國祥的臉很多次，均顯示身份證號碼不存在或輸入錯誤”。
徐明由是在事後才反應過來，那串以“340”開頭的身份證號是安徽的，“明顯不靠譜”。不知是誰給了彭國祥這串號碼，讓他把它當成身份的證明，小心保存了這麼長時間。
家在哪？
那天之後，徐明由和姜金扣通過廣場上派飯的誌願者，找到了北京世紀慈善基金會“流浪者新生活團隊”的義工金建，“我們不知道他的家在哪，但是金建接觸過那麼多流浪人員，他們一定有辦法”，徐明由說。
當天晚上金建就趕到了白玉蘭廣場。一群流浪人員立即朝他圍了過來，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金建：“能不能想個辦法送他（彭國祥）回家”，“他講他是四川的”，“吃面吃麥子的”，“他沒有身份證”，“在派出所登記過的”……
人群裏最安靜的是彭國祥，他穿一身紅色襖子，雖然說不出話，但一臉焦急神色。
金建想到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從戶籍信息入手。他領著彭國祥去了上海站地區治安派出所，他的登記信息顯示為河北唐山，但結合“1976年生”，“坐火車來（上海）的”，“家裏有姐姐，爸爸，媽媽，爸爸是聾人”等，他們在系統裏查詢不到匹配的信息。
是四川還是河北？12月4日，一個名為“彭國祥回家”的微信群建立起來了，集合了包含金建，手語翻譯魏巍在內的“流浪者新生活團隊”的五名義工。義工們通過上海救助站，為彭國祥進行了DNA采集和人臉識別，希望借助科技手段找到線索。
翻譯魏巍有多年的手語使用經驗，熟悉多種手語方式，但是和彭國祥的溝通交流過程中，他也只能看懂兩三成，需要“連蒙帶猜”。
魏巍後來知道，“他（彭國祥）沒有系統學過手語，被拐到上海之後跟著別人學的”。他很可能看不懂手語老師的“普通話手語”，他的手語表達也只限於一些比較具象的詞匯，簡單表達日常生活。
問到家鄉特征時，彭國祥打出手勢——“斜的，紐扣”，“手臂呈蛇形舞動”。此前的“四川”和“唐山”的線索，讓義工們一度將這兩個手勢指向“藏族服飾”和“地震”，事後經過數次核對證實，他其實指示的是“斜襟棉襖”和“火炕”。
因而所有的提問都會輔以圖片進行，針對每次彭國祥的手語回答，魏巍都會用兩三種手語方式讓他確認。
尋親期間，彭國祥給義工團隊繪制的家鄉特征。圖源受訪者
這次尋親看起來更像一場“推理”，彭國祥用手語傳達家鄉特征，義工們再去篩選圖片供彭國祥做辨識和確認。
他們首先從飲食文化和鄉間民俗入手。彭國祥說自己一天三頓都吃手搟面，他們就領著彭國祥去面館，在飯桌上，彭國祥想起老家還吃腌菜，追問下，“白菜要切碎了，放缸裏然後用木蓋子蓋上”。
金建覺得不像是北方，“北方的鹹菜是整棵腌”，彭國祥所描述的腌菜後來很快通過圖片篩選出來，是“漿水菜”。
彭國祥對農村地區的勞動場景有深刻的記憶，他不斷提到：麥子、黃牛（犁地）、耙、拖拉機……關於食物的更多關鍵詞從他的手勢裏不斷被提取出：核桃、蘋果、菇娘、玉米面貼餅子……
家在“四川”的可能性很快打上了個問號，彭國祥不吃辣，愛吃大蒜。義工們把目光投向甘肅一帶，金建甚至提出很可能是甘肅河東地區的，“河西沒有核桃樹”。
河東地區包含天水和隴南一帶。群裏有義工找了天水的家政阿姨打聽當地習俗。金建也在微信上盲搜，看見朋友圈有甘肅賣柿餅的微商，他就買了幾斤柿餅跟人打聽，微信好友地址標註是甘肅的，他都會去問問。他們也聯系天水等地的警方。
方向轉向甘肅的大範圍後，金建會指手機界面上的“甘肅”兩個字給彭國祥看，似乎是會了他的意，彭國祥笑了，朝金建點點頭。但範圍還是太大了。
義工同時還在針對彭國祥來上海的路線進行摸排。彭國祥敘述中——他是被一個陌生男人帶離家鄉的。1992年5月，他們乘坐大巴車10小時抵達一座大型城市。後再乘40小時火車到達上海，火車站附近有山。
和彭國祥曾做過的嘗試一樣，他們想找到那座大型城市的火車站。“1992年，在甘肅或者四川周邊，開通了能夠40小時內直達上海的火車站的城市？”他們考慮過“蘭州”，“蘭州的州和川在視覺上有點像”。
為此，金建還從二手書店淘來了《1992年甘肅交通年鑒》和《1992年上海鐵路列車時刻表》。義工團隊覺得，只要找到那個火車站，倒推時刻表，“再找到10小時左右抵達這個火車站的縣市”，那極有可能是彭國祥的出發地。
尋親行動進展數天，DNA檢驗和人臉識別先後傳來了失敗的消息。彭國祥也會在手機上瀏覽關於甘肅的圖片和視頻。他和義工的聊天對話框內，全是圖片，但一連數天都沒有什麼實質性進展。
12月18日，彭國祥給金建發來一則視頻，其中的民俗——羊皮扇鼓舞引起了他註意，那是一種地方民間舞蹈，跳舞的人身穿青衣紅褲，腰上系紅帶，邊打鼓邊唱跳。
金建在網上檢索，看到《沈文輝和他的隴南羊皮扇鼓》一文，他很快聯系上作者“高山貓”，對方向他介紹，“羊皮扇鼓在隴南的武都、文縣、康縣、西和縣、徽縣，成縣等地廣為流傳，主要出現在廟會祭祀和祈雨活動中”。
而讓彭國祥印象深刻的“四川”，也在這時有了答案。“高山貓”介紹，沱牌酒產地四川，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隴南地區頗為流行。他們商量分析，此前彭國祥對於“四川”印象，很可能就是源於沱牌酒瓶商標上印有的“四川”二字。
12月20日，“高山貓”在其公眾號上幫彭國祥發了一則尋親文，並在隴南當地多個微信群中轉發。
大家開始將搜索領域縮小至隴南市時，3天後，最關鍵的轉機來了。彭國祥給金建發來一則旅遊航拍視頻，畫面裏出現了甘肅隴南雞峰山。為了進一步確認，金建直接截取了一張更清晰的、能明顯看出雞峰山特征的遠景圖，重新發給彭國祥，彭國祥立即給他打來微信視頻，神情激動。
“這是對的”，彭國祥告訴金建。
雞峰山位於隴南市成縣，山峰“狀似雞首”，是成縣有名的景點。通過魏巍的進一步溝通，彭國祥稱自己就住在雞峰山附近的農村：從雞峰山下山，步行3小時左右就能到村子，村前有一座石橋，過了橋之後能看到派出所，派出所右拐還有家涼皮店。
群裏沸騰了。
這是尋親行動第一次出現明確的、可以被視為地標的指示物。這個地標的出現，讓他們一下子把尋找範圍從“市”縮小到了“縣”的級別。
圍繞“步行3小時”這一線索，成員通過衛星地圖確定了雞峰鎮、小川鎮、黃陳鎮和拋沙鎮的這幾個目標，並首先通過上海市救助站聯系上了雞峰派出所。
“雞峰鎮、成縣、長溝村”
12月29日，來自派出所和民間的好消息幾乎同時傳來。
彭國祥的村支書在看到派出所民警的消息後認出了這是本村的彭國祥；幾乎同一天，彭國祥的鄰居王艷惠看到“高山貓”公眾號發布的彭國祥尋親文，並一眼認出了失蹤多年的發小。
消息傳到群裏：“彭國祥、雞峰鎮、成縣、長溝村人”。
時隔26年，彭國祥和家人在上海見面的當天。圖源受訪者
時隔20多年，彭國祥的母親已經因病去世，家人們早已搬離長溝村，分布在不同村鎮。消息來得突然，為了第一時間讓雙方見面，當晚，鄰居王艷惠和當地誌願者驅車趕往彭國祥的父親所在的村子。
彭國祥在家排行老三，面容和大姐頗為相似。那天晚上，彭國祥的外甥先比母親（彭國祥的大姐）更早接到確認信息，覺得難以置信，他收到舅舅照片後，隨即拿著和母親的照片來比對，“我蒙住了頭發和衣服，只看五官，簡直就是一個人！”
一千五百公裏外的上海此刻飄起了雪。彭國祥在上海站南廣場的KFC避風雪，手機上彈出了一個又一個視頻電話。
大姐彭國蓮還記得視頻接通的那天，鏡頭前的弟弟戴了個鴨舌帽。20多年沒見，“胖了，老了”，“一看到我就‘啊啊啊’地叫喚，我們倆都擦眼淚”。
後來，當手機視頻上出現老父親的臉時，彭國祥打著手語“啊啊”地表示：父親怎麼這麼老了，媽媽呢，為什麼沒看見媽媽。
彭國祥的父親年過八旬，也是聾人，溝通能力更加有限，他被誌願者和村幹部團團圍繞著，由誌願者在旁打手語和彭國祥溝通。老父親看著屏幕上的兒子，不住地發出又長又沈的喉音。
大姐的敘述裏，弟弟的失蹤，不是1992年，而是發生在1995年8月，那次賣完竹子後，姐弟倆分手各自回家。那時候彭家貧困，沒有電話等任何通訊工具，直到兩個月後，母親來到自己家，大姐才知道，老三走丟了，人不見了。
家裏人報了警，但一直未有音訊。
雞峰山一帶多礦山，村裏有人說可能賣到礦山當苦力了，彭國蓮就抱著才出生不久的孩子，拿著弟弟的照片，去礦山裏邊打工邊找。好些年過去了，礦山塌的塌了，水淹的淹了，一家人最終放棄了。
1月3日，一家人的見面安排在上海市救助站，彭國祥早早等在救助站，他的座椅背靠房間入口。電梯門打開，大姐和二姐拎著8斤成縣產的山核桃走進來了。房間裏已經響起了人們的歡呼聲，彭國祥聽不到，直到看到周邊人的反應想要轉過身時，姐姐已經走到身側，三人順勢抱在一起痛哭。
那天彭國蓮在眾人的註視下擼起彭國祥的袖子，露出了手臂上留下煙頭燙下的疤痕，那是小時候偷父親的煙留下的。
和家人見面時，姐姐擼起袖子看彭國祥手上的胎記和傷疤。圖源受訪者
尋親的20多天，彭國祥大多時候表現得沈靜、客氣，很少有明顯的情緒表露，但那天，他手勢動作特別多，拉著姐姐們向義工們一一介紹，也指著老照片上的自己，“特別驕傲，像個孩子。”
回家
離家25年，彭國祥終於回家。列車從上海站出發，經天水中轉，駛向甘肅隴南成縣。24小時的車程裏，彭國祥什麼也吃不下。
抵達隴南時，80多歲的老父親早已在寧寨村的平房前迎候。彭國祥跪在泥地上給父親三叩首，父親枯瘦，兩人擁抱在一起時，身高只能到彭國祥的肩部。他被領著去母親的墳墓的那天，哭得叫不出來，也直不起身。
彭國祥和家人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彭國祥失蹤20多年來到底經歷了什麼，親人們很難詳細弄清楚了。他的描述裏，被拐後經歷過一段流浪生活，是後來碰上了一位老聾人，教會了他修自行車的手藝。
在親人們的記憶中，青年彭國祥性格活潑，“村裏的每個人他都認識”，下象棋、勾九紙牌、踩高蹺彭國祥也都擅長。他跟大姐打聽從前一起下棋的玩伴，但其中有人已經去世了。彭國祥返鄉的消息在鄰裏間傳開，不少老朋友和鄰居都來問候。只是，“他的朋友們也都老了，都不愛耍了”，彭國祥就四處轉轉，掏出一盒上海紅雙喜，逢人散根煙。
回鄉後，大姐領著他在成縣熟悉路線，“看一下他走的這20多年的變化”。他們去了蓮湖公園，彭國祥幼年時，曾在這裏和兩名夥伴留下過一張合照。
25年，變化顯然是天翻地覆的，彭國祥跟大姐打著手勢，“樓多”，“馬路寬”，“車多”，“比劃以前這塊是怎麼樣，現在怎麼樣”。
徐明由記得，義工團隊幫彭國祥尋親的過程中，彭國祥在自己手機裏不斷刷照片和視頻，但當推送的都是近年來的城市和農村風光時，彭國祥臉上難掩失落，徐明由推測，“他20多年前出來的，手機上的這些都跟記憶裏的不一樣，他肯定著急、不高興了”。
那些彭國祥曾經對義工描繪過的特征，在二十多年前的長溝村老家，也曾存在。村子靠近雞峰山，每年冬天雪下得厚，雪山景色一絕。
長溝村的一幢由3間屋子組成的土木結構的平房，是他親自搭起來的。二十多年前，彭國祥自己一個人從山上砍回“棒棒（木材）”，扛回家，加工制成建房的椽；從鄉政府搬來的磚瓦，在別人幫助下砌墻。木門安上鐵拉環，秋千掛在房梁上。
兩個姐姐很早外嫁，彭國祥和父母一起生活。西北地區面食為主，田地多見核桃，村民往往自己種糧食。彭國祥自己門前的二三畝地裏，種了不少麥子和玉米。
賣竹子是他過去“造錢的門路”。一起連帶著還會賣些木棒、藥材。彭國祥和大姐打小親近。他不會說話，耳朵聽不見沒法溝通，便把大姐喊來幫忙。他砍竹子，大姐負責數錢算賬看秤。
但幾年前，因為村裏的易地搬遷項目，那幢由彭國祥親手搭建的平房被拆除。他無法理解這些信息，有些生氣地問姐姐是誰拆了他的房子，為什麼不攔著對方。
返鄉後他在大姐和二姐家輪流住，他開始拾起農具下到田地裏。二姐家的麥子熟了，他幫忙收，身後的田地裏，綠菜苗也長勢喜人。他剃了平頭，皮膚比之前曬黑了些。
回到甘肅老家後，彭國祥在做農活。受訪者供圖
每天都有不同的面孔出現在彭國祥的手機界面上。即使是手機剛加上的陌生人，他也不斷給他們發去視頻和照片，那是他回家後看到的雞峰山雪景，村裏的文化長廊和廟宇……
3個月後，他還將收獲一張身份證。他計劃著外出務工，當帶著攢下的錢回到長溝村時，他要再蓋起一座屬於自己的小平房。
（文中徐明由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魏芙蓉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銘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