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在《盲·道》的拍攝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導演李楊：浮出地表以後
本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40期《中國新聞周刊》
光線有些昏暗。李楊走到窗戶附近，陽光從外面落下來，打在了他的臉上。皮革大衣已經有些舊，頭發白了很多，像是在寒冷的天氣裏待得太久，落了霜。
沒有人認得他。這位曾經的獨立電影制作人四十歲才拍出了第一部電影，十八年的導演生涯竟然只完成了三部作品。雖然身為制作人，卻長期遊離在影視圈之外。最知名的一次新聞，是在質疑某一線流量女明星所獲的不知名國際獎項有水分時，被其粉絲圍攻，稱之為“野雞導演”。
但也正是這位“野雞導演”，在2003年剛出道，便憑借獨立制作的處女作《盲井》獲得了30多個國際獎項，其中包括第五十三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藝術貢獻”銀熊獎。這部關註社會底層人性的電影從未獲得國內公映的機會，但是因為盜版和網絡等渠道的廣泛傳播，在影迷中擁有很高的聲望，被認為是中國獨立電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2007年，被禁止拍片三年之久的李楊完成了第二部作品，這部名為《盲山》的電影講述的是販賣婦女的故事。這部影片的正式公映，讓李楊終於脫離“地下”狀態，首次與國內觀眾見面。以前接受采訪的時候，李楊覺得以後或許會拍一些賺錢的電影。他這樣打趣自己，可是從來沒有付諸行動。
今年2月，他的第三部作品終於要上映了。名字裏還是帶著一個“盲”字，但片名兩個字中間多了一個圓點。李楊看起來要跟大眾的漠視與遺忘糾纏到底。在這部名為《盲·道》的新作裏，他將鏡頭轉向了流浪兒童。
十年了，李楊還是沒有學會圓滑。他四處尋找投資，希望拍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很多熟悉李楊的觀眾同樣在等，期待他拍出中國版的《熔爐》或者《素媛》。可是，當新作在北京國際電影節首映的時候，現場的很多觀眾感到非常失望，影片的完整性與穿透力與前作相差甚遠。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評分目前只有4.7分，這個分數本是國產商業爛片的標準待遇。很多人疑惑，那個曾經拍出《盲井》的導演究竟怎麼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當下的環境裏，獨立電影的制作會遇到怎樣的困難。從《盲山》開始，李楊就不得不學著與各方打交道。對於自己這樣被視為異類的導演來說，能夠公映就是勝利。投資方撤資了，便自己想辦法，東拼西湊。影片內容也只能按照要求進行修改。有時他感到絕望，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表達和結構上變得支離破碎，但他也只能妥協。
無處可逃
李楊平時不做夢，用他本人的說法，屬於沒心沒肺的那種。但是拍電影的時候，總會遇到各種情況，堵漏填坑，不免緊張，就容易做夢。十八年的時間裏，他拍了三部電影，這樣的情況，也遇到過三次。
拍《盲井》的時候，他夢見過塌方。礦井裏突然出現了狀況，便趕緊叫大家往外跑，可自己卻半天都跑不出來。拍《盲山》的時候，李楊會夢見被拐賣的婦女，想著各種辦法逃出去，但總也逃不出去，最後被逼到懸崖上了，他會被嚇醒。
到了這次拍《盲·道》，就會夢見又來噩耗了，比如撤資了，突然沒錢了。電影拍完之後，噩夢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李楊醒來，以為部分鏡頭還沒拍完，還奇怪怎麼還沒人在早上叫醒自己。
總是這樣。李楊選擇了這條路，便註定了不被市場看好，也不受體制歡迎。拍攝《盲山》的時候，有個電影公司本來說要投資，不久之後，這個公司的另一部電影要增加預算，便決定撤資。李楊還是想拍，就自己去找投資，好不容易才湊齊了錢。但預算還是很緊張。電影裏的演員大都是臨時工。扮演女大學生白雪梅的黃璐原本沒演過主角。扮演農民黃德貴的演員其實是個木匠，扮演他母親的是村裏婦女主任，扮演父親的則是原來人民公社的大隊長。扮演其他村民角色的也都是當時劇組裏的場工師傅和道具師等工作人員。
就是靠著這些非職業演員，李楊花了一個月時間，拍出了一部非常具有戲劇張力與現實深度的作品。“這些人都是臨時湊成的，但是演得活靈活現，臺詞很溜，導演真是，信手拈來都是山水。”《盲山》的攝影師林良忠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來自臺灣，也是《喜宴》和《推手》等電影的攝影師。
通過朋友的介紹，李楊找到了林良忠，後者為他搭建了攝影和燈光團隊。李楊能給的報酬只有當時市場標準的三分之一，但林良忠覺得《盲山》的劇本很獨特，便一口答應了下來。“他把農民的愚昧和人性的惡，描寫得像是一種生物的求生本能，客觀而冷靜，像是一種上帝的視角。”林良忠這樣說。
為了達到理想的拍攝效果，李楊找了好幾幅自然寫實主義的畫作，比如法國畫家米勒的作品，以此作為參考。李楊一直對這種風格和題材感興趣，他的第一部作品《盲井》也因為紀錄片式的拍攝風格而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實粗糲，李楊的電影則像是沙子，硌得人心底疼。在開始拍電影之前，李楊曾經為德國的一家電視臺拍攝過三部紀錄片，題材多與風俗人情有關，這多少影響了他後來的電影創作。
回到中國
作為導演，李楊面對粗糲的現實常常有一種克制的距離感。而作為制片人，他也懂得如何將極其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最大化。了解他的人知道，創作的冷靜與做事的效率與他在德國受的教育有很大關系。
離開中國的時候，李楊已經28歲，此前曾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工作八年後才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之後選擇退學，到了還未統一的德國，先在西柏林藝術大學攻讀藝術史，而後在慕尼黑大學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編劇。到了那裏之後，李楊逐漸轉變了原有的思維方式。
上電影課的時候，班上七個學生，只有李楊是外國人，而且別人都比他小。每次都是老師先講十幾分鐘，然後學生發言，有的特別能講，滔滔不絕的。李楊無法接受這種上課方式，便去找系主任。“我從中國那麼遠來，就想聽老師講哪個是對的，怎麼分析，他們都是學生，年齡還那麼小，也沒什麼經驗，這不是我想上的課。”李楊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當年和系主任的對話。
但是系主任回答說，這就是電影課的上課方式，每個人都可以說出自己的觀點。李楊這才明白過來。“我本來是去尋找標準答案，這在我們中國的教育裏是正常的，他們那並不是這樣，其實電影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有的只是辯論、反駁和討論。”李楊補充道。
畢業之後，李楊在電視臺工作，拍紀錄片，後來也搞旅遊。他給了自己三年時間，用來賺錢，三年的期限到了，他還是想要拍電影。2000年，李楊離開了生活了14年的德國。再次回到中國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四十歲的中年人。
但那時的李楊，更像是一個外來者，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創作環境都還有些陌生。在德國的時候，他和來歐洲交流的中國導演有一些聯系。後來，他在著名導演黃建新拍攝《誰說我不在乎》的時候回國，擔任過這個劇組的副導演，算是對國內的電影拍攝和制作流程有了一些了解。
“當時都是歌頌皇帝，戲說歷史，誰有用鏡頭去關註當下火辣辣的現實，國內沒有人那麼幹。”李楊的朋友、媒體人何三畏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他看來，李楊雖然在年齡上跟第五代導演更接近，但並沒有步其後塵，而是選擇了一條更少人走的路。
李楊拿出了此前的積蓄，在香港註冊了公司。他讀到了作家劉慶邦的小說《神木》，被其中關於礦難殺人的情節深深觸動，便決定將其拍攝成電影。這就是後來的《盲井》。很多人都曾感到驚訝，這樣一位受過電影科班教育的人，拍出的電影幾乎看不出任何機巧的痕跡，樸素，但透著一絲鉆心的寒冷。在法國《電影》雜誌評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
“李楊一開始就將鏡頭對準了井下，對準了人性的幽深處。”何三畏補充道。
《盲·道》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告別地下
《盲井》的拍攝讓李楊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但在國內，知道他的人很少。有三年時間，他不被允許拍攝電影。但通過盜版等方式，這部影片仍在少數人之間傳播。正是在這段時間裏，李楊開始思考“地下”狀態的意義，他感到失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傳遞到更多的國內觀眾那裏，在當時的條件下，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公映，而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
拍攝《盲山》的時候，為了得到國內公映的許可，李楊不得不將這個版本的結尾進行了修改。
後來，李楊將註意力聚焦在流浪兒童身上，籌備拍攝一個叫作《盲流》的故事，以流浪兒童的視角直接呈現這個社會問題，但這個劇本在申報的時候就被槍斃了。他也曾想過拍一部叫作《盲愛》的作品，後來同樣不了了之。為了籌備資金，他想了很多辦法，但在票房導向的國內市場環境下，很少有人看好他。
李楊不是不懂市場。他曾參與過徐克執導的電影《智取威虎山》的劇本創作，加入了栓子的角色，為這個頗具傳奇色彩的紅色故事註入了一抹人性的亮色。他也曾重操舊業，給朋友的旅遊項目做過策劃。有個項目是在舟山的島上，他建議對方買來一列廢棄的綠皮火車，在島上建了一個火車站。
關於自己的電影，他只是一直在等待機會，但沒想到，就這麼拖了七八年。
《盲井》讓王寶強從一個普通的群眾演員走上了職業的演繹道路，《盲山》成為了黃璐的演藝生涯裏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甚至於《盲山》劇組的某位燈光師，也從一個年僅22歲的燈光助理變成了如今在業內小有名氣的“大亨”，在十年的時間裏，跟攝影師林良忠合作了七部作品。而李楊自己仍然處於一種半沈寂的狀態，他甚至覺得，各種路都被堵死了。
“我見到他的時候，他一直還算比較昂揚，現在找他的人越來越多，他也知道如何跟國內的市場與制度接軌。”李楊的朋友、藝術批評家雲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雲浩跟李楊在一個朋友組織的聚會上認識，兩人住得很近，說話比較投機。有時候雲浩有幾只螃蟹，便叫李楊來喝酒。
有一次，兩個人一起喝酒，偶然間聊起房子，李楊跟雲浩提起，其實本來可以買一個更好的房子，當時手裏有一筆錢，但都用來拍攝《盲井》了。人活著，總得為理想埋個單吧，李楊對雲浩這樣說。後來《盲井》有了很多盜版，網絡上的播放量也以千萬計，但李楊沒有因此拿到一分錢。
“其實，喜歡李楊的粉絲們期待著他再拍《盲井》那樣的作品，但也希望他賺錢，還挺矛盾的。現在大家過於關註票房了，影視圈也是魚龍混雜。要是有一天，李楊像其他人一樣拍出一個抗戰神劇，他們就會覺得李楊墮落了。其實，他也有他的轉型。”媒體人何三畏這樣說道。
有話要說
李楊忽然發現，已經不能再等了。那是三年多之前，劇本剛開始寫作，李楊的母親突發腦梗塞。她原本身體很健朗，卻突然陷入癱瘓狀態。這讓李楊切身感受到生命的無常。1959年出生的他當時已經55歲了。
他要行動。不管怎樣，先把這部關註流浪兒童的作品拍出來再說，他這樣想。《盲流》沒有通過，他便只能寫個不那麼直接的故事。沒有辦法。新的故事更加溫和，雖然同樣與流浪兒童有關，但整體比重減少了很多，終於獲得了拍攝許可證。
他清楚地知道妥協的必要性。“任何一部作品的創作都跟時代氛圍和文化環境密不可分。有句老話，叫作‘上什麼山，唱什麼歌’。”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一些投資方臨時變卦，李楊已經見怪不怪。他決定籌錢，最終自己出了絕大部分，一些朋友也投了一些。
到了後來，還是有人選擇退出，制作變得捉襟見肘。請不起專業演員，李楊只好親自上陣。拍《盲山》的時候，他曾客串出鏡，飾演一名人販子。這一次拍《盲·道》，他要自己來演男主角趙亮，盡管表演並不是他的強項。
除了導演、編劇、制片人和主演，李楊還擔任這部影片的美術指導、剪輯和出品人。他將自己當幾個人用，這有風險，但沒辦法。“一般大家看到身兼數職的情況，可能會覺得這個人太專權了，但李楊導演並不是，他有自己的苦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盲·道》的攝影師王博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盡管這部電影宣傳策略主打公益，強調以往作品的一貫屬性，但整體的形態其實是劇情片的模式，情感的互動是整個故事的主要線索。趙亮的角色很富有戲劇性，原本是聲色犬馬的歌星，後來迷失了自我，過著憤世嫉俗的雙重生活。李楊有很多音樂圈的朋友，比如崔健和竇唯，他在他們身上找到了一些靈感。
影片拍得很倉促。講故事的功力當然還在，這一直是李楊的強項，但再好的故事也經不起折騰。不同於《盲井》和《盲山》，新電影的主要場景都在城市，後期需要重新配音。但是為了節約成本，李楊決定先送審，再配音。只不過，他沒有想到的是，來來回回的審查和刪改竟然花去了一年多的時間。等到正式配音的時候，他覺得情感已經有些生疏，很難融入到當時的情境裏去，導致配音效果很差。
一些關鍵的鏡頭被要求刪去，影片的敘事節奏出現了很多裂隙。開篇不久的一個鏡頭裏，主角趙亮在和小姐發生關系的時候，將床頭櫃上裝有親生女兒照片的相框放倒。這個不起眼的小動作是透過狂妄的外表進入主人公內心的秘密通道，但因為女性角色的背部有些裸露，這個鏡頭必須刪去。
還有一個地方，晶晶餓了，主人公趙亮去超市裏偷東西。前一個鏡頭裏，超市的店員對趙亮盯得很緊，但接下來的鏡頭裏，趙亮卻拿出了很多食物。“其實拍了一段趙亮跟店員起爭執的鏡頭，有的地方剪得就比較尬。”扮演晶晶的小演員杜函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此外，還有一些內容需要額外的修改，比如，偷東西不對，必須用臺詞將這個意思表達出來。結尾一分半鐘的鏡頭被要求刪去，直接打上了表示結局圓滿的字幕。李楊覺得，最終，故事的張力因此受損。
到了後期制作的時候，資金已經所剩無幾，更別提發行了。後來，李楊通過中間人介紹，認識了一位同樣喜歡電影的投資人，還有一些朋友的幫襯，才終於把費用問題解決了。自此，電影的賺錢與否不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李楊覺得更應該對投資人負責，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公映。審查意見，他都接受，這是他作為制片人的責任。觀眾的批評與“吐槽”，他也接受，這是他作為導演的義務。兩種身份相互糾纏，朝相反的方向撕扯，讓他一度感到絕望，盡管他並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
“我做妥協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希望這部電影重新變成地下了，哪怕有些瑕疵，也要和觀眾見面。我們做獨立電影的這種悲慘心酸的歷史，實際上在電影呈現的過程中已經在那了。”李楊在和影評人程青松的對談中這樣說。
李楊坦言，他想為底層人說話，但有時候聲音無法外放，他不知道這樣做電影是否還有意義。而讓電影走上地面，哪怕做了刪節，話說得斷斷續續，只要被大眾聽到，他就覺得還是有意義的。
2016年7月，李楊終於拿到了《盲·道》的公映許可證。“就是說有出生證了，不是非法電影了。”一個擔子終於放下，但他同時也說，“以後做電影應該想辦法，就算妥協，也不應該那麼生硬。”
值班編輯：陶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