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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21日,胡適取道加拿大,在溫哥華坐上“日本皇後”號輪船踏上了歸程。這些年間,胡適一直關註著父母之邦的命運,在留美學子也獲得了“知國內情形最悉”的贊譽。因此,雖然胡適急切地想早日踏上一別七載的國土,但在留學日記最後的一些記錄中反映出，他已預感到"時勢似不許我歸來做建設事。"
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勛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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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以寫半本書（《白話文學史》上）著名的。他意識到一個問題很重要,馬上就寫了半本書,然後下部就出不來了,因為他又去幹別的去了。胡適就是騎了一匹破馬到處跑,跑一會兒插一個樁子,每個樁子上面都寫著“胡適"，在歷史上留下很多名字,但是每根樁子都沒打出水,也沒有打出油來。像魯迅這樣的人,他是在一個地方挖得很深,一定要打出油,建一口高產油井。他們風格不一樣,各有各的為歷史做貢獻的方式。但是胡適的功勞在於開拓、開創,他在許多領域都是開創者。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這首小詩是胡適於1924年題贈章士釗的。胡適的學術研究往往在進行完第一步的工作後就告一段落，不能再深入下去。
3
胡適第一首名詩叫《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
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胡適第二首名詩叫《老鴉》：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一一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天寒風緊,無枝可棲。
我整日裏飛去飛回，整日裏又寒又饑。
我不能帶著鞘兒，
嗡嗡央央的替人家飛;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胡適第三首名詩叫《鴿子》：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回環來往，夷猶如意，一一
忽地裏，翻身映日，十分鮮麗。
在新詩這個問題上，胡適確實是第一個功臣。沒有他很淺很淺的第一步,別人就不敢這麼寫。而且當時的胡適名氣很大,給人家寫了《文學改良芻議》,所以就敢這樣寫了。現在文學革命的大旗幟下面有貨了,擺了一本《嘗試集》。有了這個,就不愁沒有第二步，不愁沒有好東西出來，果然拋磚引玉，真正的現代詩人不斷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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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嘗言: “生平自稱‘多神信徒’。在我的神龕裏,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孔子），取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王安石）,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張居正）,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這一段話，是胡適在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界不斷碰壁,既深感不被理解而苦悶卻又不甘自暴自棄的心情的絕好寫照。他“癡迷不悟”地認定：“無心插柳，也可成蔭;有意栽花,豈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鋤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責己,未可怨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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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2年8月的日記裏,胡適細數當時中國學術界的領袖人物,曾把自己和梁啟超同樣歸於“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其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雕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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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貌美，徐誌摩跟胡適曾一起去見汪，胡當時曾有“我見猶憐”的話。汪偽政權出臺後，浙江報紙刊出一幅有關汪的漫畫，題為“可憐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傾國傾城貌”，立刻引起讀者的指責，有的說汪有糖尿病，活該!為什麼要可憐？有的說所謂“可恨”，實際上是贊美，是吹捧漢奸，破壞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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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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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標點古典書時，遇到一個問題，舊小說裏有些淫穢的地方，若給青年學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麼辦。胡適主張刪節，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說，不如刪掉就是了，只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依了陳獨秀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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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幹年才能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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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臺灣，曾創作了一首“新三從四德”詩：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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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第一次登臺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裏擠得滿滿的。他擡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裏陡然一驚，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校長胡適耳裏，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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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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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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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註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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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願。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沈”。
金嶽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於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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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註意的，他可以註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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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跟陳獨秀關系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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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系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誌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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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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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兩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處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通知，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徵請到家中，楊親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趙元任回憶道:"我的同班同學胡適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於是，胡適當了趙元任的證婚人，朱徵當了楊步偉的證婚人，補貼4角錢印花稅票，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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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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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胡適的朋友們在胡家裏聚餐，徐誌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只貓蹲著擡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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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忘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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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贊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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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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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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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只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裏，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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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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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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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系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裏是做學問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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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面時忽然滾回原地，屎克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都說，它的恒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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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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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恒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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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反對胡適提倡白話文。有一次，他在講課中贊美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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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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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年被楊虎手下的特務抓捕後，真實身份沒有暴露。他托汪孟鄒設法營救。汪找胡適，胡適說：“獨秀之子，我一定營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請蔣介石的大紅人吳稚暉出面說情，如此陳延年將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吳當著胡適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吳隨即給楊虎發去賀電：“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因此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轟頂，痛心疾首，一直到後來，只要一提起陳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著大腿說：“說不得，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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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國民黨對他不滿，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裏任教育部長，對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吧。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裏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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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假裝給民國政府經常提意見,一輩子把自己偽裝成一個政府的諍友,好像是經常給政府提意見。我們常說小罵大幫忙,他甚至連小罵都沒有,就是經常撒撒嬌而已。
胡適跟民國政府關系極好,因為政府相信他,在最核心的問題上,最本質的問題上, 他跟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比如說反對自由大同盟啊,支持逮捕學生,屠殺學生啊,反正在重大問題上,他都跟政府態度一致。 但是,他平時會說說政府太不自由了,給我們一點言論自由,說點兒這種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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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7年因提出文學改良的綱領而在中國學術思想界暴享盛名,到1962年在臺灣因一篇《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說引發一場軒然大波，並在激烈的“圍剿”聲中遽歸道山，心臟病猝發而死。 胡適真是在他所說的“左右為難”中經歷了“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一生。胡適在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確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啟蒙學者,他一生的學術建樹及其弱點，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現代中國啟蒙運動成功與失誤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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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二十年代初期，胡適儼然已有“一代宗師”之譽，論者所言,在現代中國史上以一純粹學者，全無政治憑藉，而能享譽全國,蜚聲中外者,舍胡適一人,殆不作第二人想;尤有甚者：胡適於民國初年成名之驟、崛起之速，除梁啟超之外，再無他人堪與比擬。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竟能在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脫穎而出,一躍而成為新思想、新學術的領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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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前，中國思想學術界所呈現的面貌是：激進的思想已威脅到儒家思想綱常名教的中心意識，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又代表著晚清思想界對建立近代型文化的大致見解。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格局中,青年胡適達到了思想的成熟,並在歸國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迅速在現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界取得了一代宗師地位。一方面,胡適的治學途徑自始即遵循著訓詁考據的正統路向,從清代乾嘉時代發展到頂峰的考據學和他的前輩學者梁啟超，章太炎、嚴復、康有為等人那裏，胡透在方法和觀點上都獲得了重要的啟示；另一方面,作為在美國辛勤耕耘七年的留學生, 自然對西方學術文化已不是那種一知半解的隔岸觀花者,但胡適又並非沈湎於西方新奇的學說，高深的哲理,而是“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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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唐德剛教授在1981年一次學術報告中說，胡適在國外期間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毛澤東,稱贊毛澤東是白話文寫得最好的一位學生,這是可信的,因為,毛澤東擔任《湘江評論》主筆時，所寫的一些政治理論,胡適是看過的,並在《每周評論》上撰文稱贊過。但是，他對毛澤東的一些舊體詩詞,卻頗為挑剔,認為毛澤東作的《蝶戀花》、《浪淘沙》等是不合韻律的。這與胡適本人早期提倡新詩時要求大家突破舊框框束縛的精神，與他所談的“自古成功在嘗試"的名言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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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中國向何處去?這是各黨各派都要作出回答的重大問題。當時,我們黨和毛澤東對胡適是采取積極爭取態度的,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為實現國內和平、團結,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盡力。1945年7月,傅斯年、黃炎培等曾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身份到延安"商談兩黨團結、共建國內和平問題",毛澤東曾要傅斯年轉達他對胡適的問候。董必武也在紐約同胡適作了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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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介石3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胡適在美國於8月24日致電毛澤東。電文如下：
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傅斯年）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二十二晚與董必武兄長談,適陳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美國開國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奮鬥,其所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一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董君談話要點,今特陳達,用供考慮。
他要共產黨“放棄武力”,“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黨”,搞議會活動，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共產黨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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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內進行文字改革極表關註。據唐德剛教授回憶,他在50年代的初期,曾問過胡適"漢字要不要改革"。胡適回答："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每次一張簡字表一出，胡適立刻叫唐德剛送給他，每張都細細看過。認真評閱之後，總是稱贊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