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升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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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禪讓”制度崩盤之後先秦策(一):虛偽的“禪讓”,真實的血腥,大禹父子終於開啟家不只是天下的新模式,同時還有四千年的改朝換代史。任何新興王朝的野望都是是千秋萬代的國祚,但事與願違的是,他們共同的結局如同人生一般都是墳墓。

一、引子

《史記》中關於夏商的覆滅過程記載幾乎雷同:末代君王君王殘暴無道,關龍逄和比幹忠肝義膽而慘遭殺害,商湯和周文王散播仁義於四方,甚至連他們被綁票過的經歷都一模一樣(湯囚於夏臺,姬昌囚於羑裏),最後一戰定乾坤。

▲文王拘羑裏而演周易

這說明什麼呢?有兩種可能。

第一是編造的痕跡太重,對比後世封建王朝的花樣死法,這樣的雷同和無趣令人難以置信,由此可見而當年編故事的水平不過爾爾。

第二則是記載具有選擇性,將威脅太大的邦國首領囚禁並非毫無道理,而歷朝歷代死節的臣子也不在少數,這些都不能說明什麼,但如果史書上只有這麼幾句而刻意忽略東夷侵擾和事實偷襲等因素,那得出的結論就不一樣了。

二、孟子的解釋

“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萬章》

孟子當年曾借孔子之口拋出自家觀點:不管是堯舜禹的“禪讓”還是夏商周的改朝換代,其實都是一個意思。

▲孟子論道

這話頗為難以理解,且不說孟子也是“禪讓”的鼓吹手,但再怎麼虛偽的“禪讓”對比夏商周赤裸裸的暴力推翻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何況背景是在兩千多年前呢?難道孟子內心也覺得“禪讓”不可靠嗎?

既然不明白,那就從原文中再找找答案吧。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萬章》

對話中,萬章對於大禹“不傳於賢而傳於子”的行為表達了“禹而德衰”的疑問,孟子則否定了這一看法,認為不是大禹非要傳給兒子,而是夏啟夠“賢”,能夠“敬承繼禹之道”,因此天下的百姓都給夏啟捧場而非伯益。

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禮記.禮運》

禪讓時代的“有天下”需要兩個條件:道德高尚和上一任天子的舉薦,但現在時代變了(天下為私),這也就是孔子雖然賢能卻不能成為天子的原因(故仲尼不有天下)。

▲孔孟的理想殊途而同歸

孔子表示躺了一槍,周王室和眾諸侯則使勁翻白眼:怪我們咯?

以此類推,天下的百姓後來也選擇了商湯和周武成為自己的主子,而夏商則因此而覆滅。

因此,孟子其實是說禪讓和改朝換代的本質其實都是君王品行與民眾是否支持掛鉤的直接後果,至於具體手段如何並不重要。

可是在孟子之世,春秋戰國都打了快四百年了,周王室的式微連瞎子都能感覺到,他們在洛邑的一畝三分地裏是否有德已經不再重要,而新的“天子”卻遲遲未能被“推選”出來,這難道是人民的選擇挑花了眼嗎?

三、武王伐紂過程的分析

史書上“死得其所”的解釋大抵上是不足采信的,然而夏代已經過於久遠,而商周之際在正史、文獻甚至小說中都有所涉及,不妨籍此來探討一下吧。

1.事件始末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史記.殷本紀》

看似熱鬧的出兵典禮最後卻虎頭蛇尾地變成了一場閱兵,後人看到了周武王的底氣不足。論武力殷商的戰爭能力有目共睹,尚在半遊牧階段的西岐何敢班門弄斧?自武丁時代起的羌方、鬼方等挑戰者和當下的東夷都成了儀式上的祭品,孰知西岐就不是下一個呢?

▲孟津觀兵

而後人沒看到的則是孟津觀兵其實並非是半途而廢,而是姬發同誌立威和諸侯站隊的一次會盟,結果則是西岐分清了敵我並做好最後的準備,而真正的機會也快到了。

兩年後的殷商,比幹被殺,微子貶為奴隸,箕子被囚禁,說明了朝歌貴族階層內部的分化;而樂師帶著禮器跑到了西岐,則透露了殷商的底細;而東夷的騷擾則再次帶走了商軍主力,討伐條件終於成熟了。

接下來便是牧野之戰了。

▲牧野之戰

鑒於篇幅,這一段就不贅述了,但需要澄清兩點:

第一,沒有倒戈事件。

▲這是一場偷襲戰

牧野的激烈戰鬥持續了一整天,倒戈這種開門揖盜的行為也最多是個別行徑而不可能整體而為。至於七十萬武裝的奴隸或者戰俘更加是無稽之談,先秦時代的戰爭是貴族和公民的特權。甚至可以斷定如果放開奴隸的鐐銬並給予武器裝備,恐怕當時商軍就完蛋了,但臨時征調缺乏訓練的平民上戰場導致戰鬥力缺乏確實事實。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逸周書.世俘》

紂王自焚並沒有意味著戰爭的終結,後續的反抗持續了數月並延伸到東海之濱,從殲滅和俘虜的人數足可以看出抵抗的激烈程度。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連一輩子鼓吹“仁政”的孟子也對於《尚書》中的描述提出過質疑:都說仁者無敵,為何還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呢?

第二,帝辛高貴的謝幕。

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史記.殷本紀》

▲帝辛自焚

我們不能將“衣其寶玉衣”的行為理解為眷戀富貴或者不願便宜對手,如果要突圍繼續組織抵抗的話他有的是機會,這是“君王死社稷”的高貴死法。

總之,延續六百年國祚,創造了無比燦爛青銅文明的商國亡於半遊牧半農耕的西岐部落之手。

2.周武王的非正常舉動

首先,是無止境的失眠和噩夢。

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後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逸周書.和寤解》

在《逸周書》的有幾個章節比如《寤儆》、《和寤》、《武寤》和《武儆》都記載了姬發的噩夢以及次日淩晨召喚弟弟周公旦前來訴說和尋求安慰的過程。

姬發的夢境有小人壞事,民眾不服和伐商失敗,也許還有兄長伯邑考那血淋淋的肉餅,因此徹夜難眠。夢境一直延續到滅商成功,這也是武王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這一切都可以歸結於翦滅殷商和穩定天下帶來的沈重壓力,畢竟對手是何其強大的巨無霸啊。

▲如同《周易》,靠這個吃飯的人也不少

還好有周公在,他總能找到合理的解釋來緩解兄長的擔憂,從後世的《周公解夢》原來是周武王的專用品。

第二,戰場動員令有玄機。

“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昬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於百姓,以奸軌於商國。”--《尚書.牧誓》

▲紂王和妲己

這是周武王在孟津匯合八百諸侯之後發布的征討檄文,簡單翻譯一下吧:商紂王只聽老婆的話,不認真祭祀祖宗,不用同宗兄弟當官,卻推崇信任從四方逃亡來的罪惡多端的人,用他們為大夫、卿士。這些人違法作亂,殘害百姓。

與後世“罄南山之竹,難書其罪”的追加編排不同,《牧誓》裏描繪商紂王也沒犯什麼大錯,甚至用現代觀點來解釋尚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比如尊重女性,武丁的老婆婦好也是優秀的女將領,不迷信同宗,用人不拘一格。

不管如何,用對方的家事作為討伐依據似乎很虛偽,這些罪不至死的行為遠不足以支撐改朝換代的正義。

第三,褻瀆屍體的深層原因

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逸周書.克殷》

輕呂就是劍,黃鉞是大斧頭,“折”則是砍頭的意思,姬發在帝辛燒焦的屍體上用弓箭、劍和大斧頭輪番伺候,並將地方的人頭掛在城頭。

▲紂王的影視形象

這一幕是不是感覺很熟悉?沒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也對曾經的君王幹過同樣的事情,但很多人會說,那是血親復仇,是正義的。

然而,姬發也是。哥哥伯邑考被剁成肉醬,父親被囚禁了七年,祖父季歷被商王囚殺,這跟伍家的父兄之仇不相上下。

但在一天之前商還是西岐名義上的宗主國,而帝辛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天子,還好褻瀆天子屍體的事實被後世儒家給選擇性地忽略了。但姬發這是想幹嘛呢?僅僅只是為了完成血親復仇的儀式感嗎?

之所以將帝辛的頭顱高高掛起,主要還是為了震懾人口基數遠遠大於西岐的殷商遺民。以小博大雖然僥幸成功,但龐大的殷商人口是殺不幹凈的,必須尋求解決的辦法。

第四,後續的殘忍。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逸周書.世俘》

在祭臺下(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封神臺)西周武士將紂王的一百名幸臣用斧鉞砍斷手腳,任由他們在血水裏翻滾掙紮。同時送上祭壇的還有在牧野戰場上頑抗的武將、殷商的四十名族長,他們也被剝光衣服扔進了沸水翻滾的大鼎中,基本承襲了商代的人殉行為。

也許哀嚎聲越大,掙紮翻滾的越劇烈,就能夠說明奉獻給上帝的祭禮越豐盛吧。

▲活人祭祀劇照

接下來是盛大的獻俘儀式,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樂聲中走上祭壇,向上帝和祖先之靈匯報滅商過程。太師姜尚背著懸掛商王紂首級的白旗和懸掛紂王兩個妻子首級的紅旗,以及戰場斬獲的陣亡商軍耳朵進入周廟,並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燒,各種生的、熟的人牲軀體被擡上祭壇,正式奉獻給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

上述儀式並非周人的傳統習俗,有可能是姬發姜子牙根據在朝歌的經歷而依葫蘆畫瓢的做法,筆者理解為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性行為。

然而這已經是前任天子帝辛的頭顱第三次被回收利用了,祭壇上的畫面有些難以想象的恐怖和詭異,至少用“以至仁伐至不仁”來總結這場戰爭貌似有點不恰當了。

四、不簡單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個,無論怎麼掩飾也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1.殷商的確是一個民族的殘暴

殷商的殘暴從考古密密麻麻的人殉坑就可見一斑,甲骨片多有用活人獻祭的記載,其中有記錄一次性獻祭了三千人,而這顯然不會是最多的。如此多的人口從何而來呢?至少不會是殷商的子民或者奴隸工匠之類吧。

▲殘忍的人殉直至明朝才廢除

從考古成果來看,許多甲骨片中有獻祭羌人的記載,而發掘出來的骸骨有高加索人種,南亞人種、愛斯基摩人、甚至澳洲黑人。

因此,人牲的主要來源就只剩下這種可能--來自戰爭或周邊國家進貢的戰俘。

▲婦好墓中的青銅甗裏面有一個煮熟的頭顱

鑒於當時的生產力水準,從事生產的奴隸數量飽和的情況下,戰俘自然是沒有圈養的必要,因此將他們及時獻給上天是最好的選擇。

▲“卯”的字面意思是屠宰並清空內臟之後並對半剖開掛,類似於掛在在肉架上的豬羊,把人做成這個樣子真是難以想象的惡心和殘忍。而按照獻祭者分享祭品的傳統,那殷商的上層貴族豈非是食人族?

而按照獻祭的原則,戰俘和奴隸幾乎可以不算人,所以身份高貴的俘虜能夠在獻祭中起到以一當萬的效果,除了自家君王不可用之外,身份最為高貴的當屬殷商貴族和四方方伯的血脈了。因此被剖心的比幹、處以“醢刑”(剁成肉醬)的九候、被“脯”(做成肉幹)的鄂候以及加工成肉餅的伯邑考等人,也許是充當了不同場合的高級人牲也未可知。不然的話殺人何須如此繁瑣而花樣百出呢?僅僅說是為了泄憤是解釋不過去的。

▲商代人骨骨笄,工藝純熟如同流水生產

文化這個東西是有傳承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商湯時代就有活人祭祀的傳統,而成長在這樣的文明背景下的帝辛對這樣的事情必然也是習以為常的。因此諸如敲骨驗髓、破腹取胎之類的情況有可能是事實,卻不一定是帝辛的傑作。當然,一個殘忍民族的諸多罪惡都由他的君王來承擔(背鍋),這也許是不合理中的合理吧。

2.商和周不是一路人。

雖然大家都是黃帝後裔,但鑒於上古落後的交通和逐漸稀薄的血緣聯系,兩千年的分家導致這兩個分支的文化的區別比歐洲諸國的區別還要大。

▲阿茲臺克帝國也熱衷於掠奪和獻祭

鐘愛獻祭的民族必然對於上天有著極強的迷信,史冊就明確記載商人篤信鬼神和占蔔,將先帝和神明的保佑作為自身統治基礎的來源。他們將周邊的邦國當做奴役的對象和人牲的來源,這與美洲阿茲臺克帝國如出一轍。

而西岐部落的祖先則從中原進入了蠻夷的世界,幾乎已經不分彼此了,後來遷居關中之後方慢慢進入半牧半耕的狀態。跟他們自誇的農業始祖民族不同,考古發掘發現這個時期關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態大同小異且非常落後,他們還在使用磨制石器作為主要農具,粗糙的灰陶則是居家必備,人口規模也都不過幾千或萬余人,靠種植谷子、高粱和飼養牛羊生活。僅有的一點奢侈品如玉器和銅器很可能是外地輸入的上層貴族專屬,可以說還處在石器時代。

總之,人口大數百萬之多且具備高度發達青銅文明的殷商則完全可以對他們實施降維打擊,在他們眼中這樣的對手完全不值得尊重和重視,也沒有征服的必要。

從文化上而言,西周也喜歡占蔔,甚至演繹出後世風水家、卦師以及街頭騙子飯碗的文王六十四卦。但更多時候他們並非如此,擺脫蒙昧之後的西周則選擇用天命來解釋政權合法性。他們從商之代夏和周之代商中吸取教訓,在不動搖“天命”的前提下,強調人的重要性並提出“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觀點,強調兩者同等重要的地位。此舉意味著“上天”的本質是“愛民”的,而非商代諸神喜歡人牲的嗜血形象,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3.西周曾經是幫兇。

殷商人殉這樣大規模的屠殺行為在考古發現之前的史冊上完全沒有記載,這或許證明西周曾經有意篡改或者隱瞞了某些歷史。

作為片區負責人的“西伯侯”帶給周部落的好處是實在的,周人不光通過戰爭兼並了周邊許多部落擴充實力之外,他們終歸還是接觸並學習到了殷商先進的冶金工藝和社會制度,這也讓周人逐漸成長為能夠與殷商分庭抗禮的存在,進而找準機會取而代之。除了道義上的內疚之外,

但他們的義務並不輕松,甲骨文中經常有獻祭羌人的記載,而這個散落分布於西方的民族恰恰是西岐的鄰居和世代聯姻的盟友。這些人牲的來路可想而知,背負著道義上的內疚,“西伯侯”這位獵奴隊長必須源源不斷地將曾經的盟友送往朝歌的祭臺。

這樣的黑歷史是無法向世人和後人解釋的,唯有將黑鍋推給不能再說話的殷商並適當抹去某些記錄方可。

▲西周散氏盤拓文

改朝換代之後,殷商燦爛的青銅文明讓西周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未能趕上,其鬼神文化則幾乎被周人付之一炬。再後來,殘存的族人反抗未果(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被集體打發到毫無地緣戰略意義的亳地建立宋國,在漫長的春秋戰國中被列番欺負而滅國。

因此對於商民族而言,這就是一次“亡天下”的慘痛經歷,這次改朝換代的本質已經接近文明戰爭的程度,就是說失敗方的任何一人都需要付出代價,而非僅僅換一個頂頭上司。

五、後世糾結的定論

與後世的花式亡國不同,夏商滅亡事件在正史中的解釋都指向了一個指標--仁德,通俗一點講就是人品好。

1.古人的硬通貨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列德而尚賢。--《墨子.尚賢》

上古竟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

上古大致都是這個套路,在諸多史書和典籍中有為的君王都是品德高尚,亡國之君則往往“失德”,前者“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後者則“失國”甚至“失生”(掛掉),仿佛帝王道德是否高尚是左右興衰成敗的標準。

▲古帝王形象莫不光輝偉岸

如此,改朝換代就變成了一種“代表月亮消滅你”的正義行為。由於“仁德”的被動加成效果,商湯憑借鳴條之戰就擺平了中國第一個正統王朝,而周武王在《史記》裏一個白天就搞定了雄踞中原六百年的殷商。

但這肯定是錯覺,因為道德是一個不能夠量化的概念。筆者始終認為,不論是村級行政機構的長官還是古籍裏那些捧上天的部落聯盟領袖,作為一個上位者最重要的一定是威信和手腕,無威信不足以發號施令,無手腕不足以掣肘制衡。反之,一個品德過於高潔的君王則往往會因為愛惜羽毛而容易被野心家或陰謀家所利用。

自周代之後的改朝換代大多都經歷了“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出自《過秦論》)的全面戰爭,並伴隨原有統治階層的崩潰和人口減半的下限,從來沒聽說當老好人能夠坐天下的案例。

王莽曾經是儒家“忠義孝悌”的代表人物,可惜終究被事實證明不過是一個“竊國者侯”的偽君子罷了。

▲是誰沒活明白,至今仍是個問題

宋襄公既有於國內百姓的仁德,也有外交的信義,但因為不能洞悉爭霸的潛規則和缺乏國力支持,最終還是曲高和寡而淪落為笑柄(雖然一點也不好笑)。

2.“仁德”來自擺拍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史記.殷本紀》

▲如此手段今天連小學生都騙不了

在“網開一面”的典故中,湯的“仁德”甚至能惠及禽獸。可是他們將活人獻祭給他們的諸神之時,可曾有過一絲憐憫?況且這個故事在現代人看來,擺拍和渲染其實非常明顯。

西伯曰文王,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史記.周本紀》

孟子將“善養老”解釋為“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意思是文王保障了民生的基礎。

孟子局限於時代的思維顯然不能勾勒出現代國家手段保障的養老體系,受生產力限制的西岐也辦不好慈善機構。因此這種解釋只是一種想當然的幼稚念頭,在那個年代庶民之家生命財產受自然氣候、醫療條件和戰爭等因素影響很大,一不留神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喪失就會令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崩盤。

而姬昌的“善養老”行為開放對象必然是極其有限的,比如針對年老而處於鰥寡孤獨狀態的自由民或者外來貴族,總之西岐不具備全面養老的條件。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事於殷。”--《論語.泰伯》

▲商周大致地圖

史冊上的姬昌幾乎具備君王所有的美德,而上述則是姬昌恪守臣職的最大依據,可惜被兩個不識趣的呆子給一語擊穿了。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史記.伯夷叔齊列傳》

二人的話可謂一針見血,如果伐紂是違背先王遺誌,那就是不孝,如果是子承父業,那麼文王便是虛偽和不仁。難怪左右的貴族都發飆要動武(欲兵之),幸虧姜太公識得大體而將二人攆走,順手扔個他們一個“義人”的高帽子。

掩耳盜鈴的事實差點就被坐實,而這兩人肯定是不能殺的,不然後世的口誅筆伐怕就不止是針對商紂王了。

3.吃不下的馬肝

周武王對伯夷叔齊給出的難題怒而不答,雙方留給後世的則是一道不亞於“老婆和老媽落水先救誰”的送命題。

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伯夷順乎親,叔齊恭乎兄。--《論語.公冶長》

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 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唐.韓愈《伯夷頌》

▲“不食周粟”既是態度,也是氣節

伯夷叔齊後來因“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作為“忠君”的典範,歷朝歷代的稱頌絡繹不絕。那麼既然二人是確認無疑的“政治正確”,那麼武王伐紂還能具備正義性嗎?

這道送命題的爭端高潮來自於漢景帝時期儒家內部的一次研討會。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史記·儒林列傳》

肯定湯武則意味著自身亦可取代,否定則相當於取締了自家的合法性,無怪乎漢景帝只能采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和稀泥手段了。

六、畢竟是歷史的進步

成王敗寇的鐵律賦予了周人書寫歷史的權利,而除了考古發現的甲骨片和青銅器,我們已經無從考證殷商的宗教、文化等許多東西。其實湯武革命是否是正義之舉其實並不重要,至少與我們今天的生活已經是毫無關聯了。

孟子好像沒說錯什麼,不管是虛無縹緲的“禪讓”,還是“有德之君”的改朝換代行為本質確實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任何改超換代都是基於利益的權謀和戰爭,絕非什麼民眾的選擇。自古以來上位者的意誌絕不會因為底層的反對而擱淺,更不會因為讀書人幾句不識時務的廢話而放棄。歷史的進程就是在不斷的陰謀、陽謀和血腥當中頑強推進,一切的不愉快都會被時間抹平,而伯夷叔齊則是這灰暗背景下僅有的一絲亮色罷了。

然而,商周的交替畢竟是中華文明演進的一個重要節點,從好鬼神的商代到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歷史的天空上終於有了一絲依稀可見的人文色彩。

▲西周控制區域的擴大

殷商滿足於對於周邊國家的掠奪和盤剝,將其當做人牲的來源,而西周則創造性的設計了一整套分封、宗法和禮樂相配合的制度,通過不斷地建立邦國,將西周的統治範圍和文化延伸到過去從未企及的區域。從此也不再有周人、商人、羌人的劃分,中原在春秋戰國的戰爭、交流和統一過程中融合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地域和血脈雛形。周公原創思想以及衍生出來的諸子百家也成為後世主流文化乃至中華文明思想內核的源頭,而非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