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黃曉峰
楊靖像 章靜繪
法國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在位長達七十二年，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之一，時人尊稱“太陽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間修建了凡爾賽宮，把大貴族集中在凡爾賽宮居住，將整個法國的官僚機構集中於他的周圍，以此強化法王的軍事、財政和機構的決策權。英國作家南希·米特福德所著的《太陽王：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一書最近出版了中譯本，譯者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楊靖教授接受了《上海書評》專訪，他認為，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縫隙處尋找切入口，借助文學想象還原/重塑鮮活歷史，為不同於教科書式的人物傳記書寫提供了樣板和鏡鑒。或許這也是這部傳記最引人入勝之處。
《太陽王：凡爾賽宮的路易十四》，[英]南希·米特福德著，楊靖 / 李江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頁，70.00元
凡爾賽宮1689年竣工，正好一百年後毀於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四因為修建凡爾賽宮而債臺高築，這是否與後來的法國經濟崩潰、法國大革命有關？
楊靖：這個論斷有點像教科書的“標準答案”，貌似合理，但未必合乎史實。首先，路易十四是否因修建凡爾賽宮而債臺高築？這和始皇帝修長城導致大秦帝國滅亡一樣，可能更多出於後人的想象。自1660年初開始興建，到1680年代中期主體竣工，歷時二十余年，工程總價堪稱驚人，但根據路易十四《回憶錄》，平均每年的專項建築撥款仍在國家財政承受範圍以內。其次，作為關乎千年國運的重點工程，法蘭西王國除稅收以外的非預算收入幾乎都投入其中——比如首相馬紮林去世前，致信國王自願“捐獻全部家產”（據說相當於國庫一年收入）。1661年，扳倒財政總監富凱之後，抄家籍沒所得與馬紮林相比也不相上下——據說僅總監府邸沃子爵城堡，資產價值便高達一千八百萬利弗爾，頗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意味。
事實上早在伏爾泰寫作《路易十四時代》（1751）時，便有人將國家財源枯竭歸咎於路易十四的大興土木和驕奢淫佚。對此，伏爾泰認為恰恰相反，“正是這些促進工業發展的花費，使國家富裕起來”——造成當時國庫虧空、債臺高築的真正原因不是奢侈，而是戰爭。伏爾泰以其時流行的織錦掛毯、玻璃鏡面以及香水、高跟鞋等奢侈品為例，論述上述商品制造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並增加了社會富裕程度。與此同時，奢侈品也是補救財富分配不均的一個有效手段：富人們在購買奢侈品時繳納高額消費稅，為財富的再分配做出了間接貢獻。針對盧梭等人對奢侈品的敵視，伏爾泰認為所謂“禁奢法”從原則上侵犯了人們的自由，從實踐上挫傷了人們勤勉勞作的熱情，不僅壓制了物質文明的發展，更阻礙了精神文明的繁榮——在古代，“雅典的奢侈培養了種種偉大人物”，而斯巴達的簡樸和貧困只不過培養了“少得可憐的幾個軍事家”。正如旅居英國的荷蘭作家曼德維爾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一年發表的《蜜蜂的寓言》（1714）中所言，個人惡德成就社會公利。歷史學家盛贊路易十四“倡奢”之舉，這和我們的普通認知有一定差距。
再次，法國大革命的確與財政困難、經濟崩潰大有關聯，但這個鍋顯然不應當由路易十四來背，甚至也不該由“病夫”路易十六來背。一般的看法是由於王後揮霍無度（我之前在《法國大革命的厭女癥》一文中已做辯駁），以及國王縱情犬馬荒廢朝政，但實際上自執政之初，路易十六一直銳意改革，旨在廢除一切奴役和特權：不僅要求取消跨省壁壘，而且要求貴族、教士與第三等級一體納稅。直至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他的各項改革取得顯著成就：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激發出生產積極性；貿易關卡被消除，促進了工商業流通和發展——整個社會可以說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十六對路易十四的“治國良相”科爾貝極為賞識，認為此人具有“驚人的理財本領”，在減免人頭稅的同時還能增加國庫收入，其關鍵在於他掌握了國民致富的秘技：在發展農業和制造業基礎之上，大力拓展對外貿易，而非對內掠奪——誠如同時代的英國政治家伯克所說：“政治的自由是富國之本，想依靠暴政榨取，最終是得不到錢的”——與此相反的如土耳其政府，無意於發展經濟，只能采取卑劣而恐怖的手段，通過沒收民間私人財產來維持反動專制。
史載大革命爆發前法國國庫巨額虧空是事實，但罪魁禍首與其說在內政，不如說在外交。二十世紀著名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曾將法國大革命定性為“多重革命”，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其直接導火索是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農業歉收，導致巴黎糧食價格高企。而更為致命的是法國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海量”經濟援助（以及無息貸款）——最多時達到當年財政稅收的一半以上，再加登上美洲大陸的法國誌願軍（尤其是海軍）龐大的軍費開支，最終導致財政破產。標誌美國獨立革命勝利的《巴黎和約》簽署僅六年之後，即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自不量力的對外援助（經援/軍援）才是大革命的致命誘因和幕後推手。
凡爾賽宮
在關於毒藥的一章中，我們看到法國上流社會極為不堪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彼時法國上流社會似乎又特別有吸引力，當時人是怎麼看待這些上流社會的，他們的人設崩塌了嗎？
楊靖：“毒藥”這一章的確非常精彩。圍繞法國十七世紀轟動一時的“宮廷投毒”事件，從國王情婦到達官貴人的醜惡嘴臉暴露無余，而調查和審判的結果更具君主專制社會特色：涉案的平民領受火刑，無一幸免，而國王的“朋友們”卻安然無恙。當然我們也不能僅憑這一件醜聞就斷言上流社會人設崩塌——因為貴族還有另外一面。
事件的起因是巴黎一名警察局長被毒殺。警方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巴黎存在一個龐大的地下毒品交易網，為首的是“女巫”拉瓦贊。拉瓦贊擅長配置毒藥和調制春藥，同時兼營“黑彌撒”和非法墮胎業務，客戶遍布京城，其中最有名的是外省貴族布蘭維利耶夫人——由於家庭矛盾糾紛，她先後下毒害死她的父親和兩個兄弟，隨後又計劃毒殺親夫。照米特福德的說法，她的行為激起公憤，整個上流社會都參與了對她的審判和處決。最後她被斬首、焚屍——著名書信作家塞維涅夫人曾半開玩笑地說，“現在我們呼吸的空氣裏彌漫的都是她的骨灰”。布蘭維利耶夫人臨終前宣稱：巴黎一半的貴族家庭像她一樣“手握毒藥”，而她卻是唯一受刑之人，這“極不公平”。
果不其然，隨著調查深入，牽涉範圍越來越廣，級別也越來越高：來自高貴波爾多家族的普拉永夫人嘗試用不同方式毒害她年老的丈夫。另一位巴黎名媛德勒夫人瘋狂地愛上黎塞留侯爵，她不僅試圖毒死自家丈夫，還圖謀毒殺黎塞留的正室以及他的一眾情人。更要命的是，拉瓦贊在嚴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國王現任情婦蒙特斯龐夫人——國王情婦是王宮的正式頭銜（job title），權勢煊赫。警察總長雷尼耶不敢公開調查，只能秘密取證。通過審訊其侍女，警方得出結論：蒙特斯龐夫人在國王飲食中添加催情劑，同時對國王新寵豐唐熱小姐下毒，“目的在於爭寵”。其時國王與豐唐熱小姐正處熱戀之中——盡管國王一生閱人無數，但他一貫奉行“一次只愛一個”的原則，熱戀之時欲仙欲死，激情過後棄之如敝——對小姐柔弱之軀垂憐不已，聞知蒙特斯龐夫人欲暗中加害，大為震怒。不久，芳齡二十的豐唐熱小姐病逝，益發驗證之前的傳言。國王將蒙特斯龐夫人放逐出宮，同時要求“火焰法庭”對涉案之人從嚴懲處。
由於本案在歐洲宮廷引發廣泛關註，國王希望盡快平息物議。所有與蒙特斯龐夫人有關的證據檔案一律銷毀，知情人則通過“國王密劄”轉往各地監獄終身監禁（後世乃有“鐵面人”的傳說）。法庭判決：包括三名“女巫”在內的三十多位平民被活活燒死，而涉案的上流貴族多數被無罪開釋——“事實證明，當涉及到自己的手足和親屬時，火焰法庭只會像議會一樣軟弱無能”。
這一事件堪稱當時的驚天醜聞，對貴族及王室聲譽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但總體來看，貴族階層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並未因此而崩塌。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貴族是平民的領袖和表率，深受愛戴。尤其是歐洲大陸戰亂頻仍的時代，貴族率軍征戰四方，保家衛國，不惜犧牲生命，即所謂“貴族責任感”或“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樹立了相當威信。在法國貴族階層中，“長袍貴族”（文官）與“佩劍貴族”（軍功）相比始終稍遜一頭，道理正在於此。十七世紀崛起的新興資產階級無不渴望通過購買土地或服侍國王而躋身貴族階層，因為它代表了個人和家族的榮耀。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實行絕對君主專制的國王面前，貴族經常以“人民代表”自居，竭力捍衛民眾利益。比如巴黎高等法院，在關乎民生問題（如增稅）上從不輕易退讓，甚至不惜以武力相抗衡（如“投石黨”運動），令國王頭疼不已，最終往往不得不通過討價還價式的政治“妥協”來解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會“平衡器”的作用。順便說一句，法國貴族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如狄更斯《雙城記》）時常被醜化或扭曲，史實未必如此。
從書中感覺到，跟同時代清康熙比起來，路易十四似乎整天吃喝玩樂，幾乎沒怎麼認真工作，是這樣嗎？後人稱路易十四為法國最偉大的國王，為什麼？
楊靖：這是人們的錯覺，很大程度上受到影視作品（如《王者之舞》《瑪戈王後》）和文學作品（如《聖西門回憶錄》）的誤導——後者是聖西門公爵（對，就是法國同名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的伯祖父）對路易十四時代宮廷生活的刻畫。公爵之父是路易十三寵臣，公爵本人則不受路易十四待見，因此在書中極盡詆毀之能事。該書文采斐然，與同時代塞維涅夫人《書信集》齊名，流傳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事實上，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一樣堪稱勵精圖治的君主楷模。在位七十二年，除非臥病在床，他每天工作時間不少於八小時。在他的青壯年時期，他每天要外出打獵一次，參加會議三次（包括但不限於禦前會議、國務會議和財政會議）——據米特福德的八卦，他每天還要做愛三次，真可謂天賦異稟。他從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國王受命於天，因此他的所作所為也無需他人置評，“只對上帝負責”。用伏爾泰的話說，自即位之日起，這位君主便立誌“要在國外受人尊敬，在國內實行絕對統治”，一刻也不能懈怠。
騎馬打獵和宮廷芭蕾確實是國王的喜好，編排舞蹈也費時良多，但國王深信前者代表征戰，後者代表教化——甚至一個接一個地更換情婦某種意義上也是他的職責所系：王後擔負誕育子嗣的王室責任，情婦則協助處理宮廷內外關系，缺一不可。或許正如歷史學家所說，“人們希望法蘭西國王有一個情婦，這就像是國家活力的象征。相反，百年之後可憐的路易十六，法國人對他都很惱火，因為他連一個情婦也沒有。”
國王的文治武功都值得稱頌。國王在權力轉移戰爭、法荷戰爭以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所向披靡，雄霸西歐。在陸上取得勝利後，他又下令修建軍港, 提升法國海軍實力（一度超過英荷兩國海軍實力總和）。當然，對路易十四而言，若想稱霸歐洲，除了軍事實力，文化藝術方面的“軟實力”也必不可少——他希望“對周邊國家迅速建立起像羅馬對希臘那樣的政治統治力，和像希臘對羅馬那樣的文化統治力”。這也是他建造凡爾賽的主要目的之一。與此同時，他還可以借機將整個官僚貴族控制在股掌之中（凡爾賽宮猶如一座“金絲鳥籠”），以此強化他的絕對專制。
在經濟方面，國王任用科爾貝推行“重商主義”政策，通過政府力量推進產業技術進步，使得民間工商業配合國家軍事擴張而蓬勃發展，實現私營利潤與國家稅收同步增長。此外，法國的奢侈品生產和貿易也迅速取代荷蘭和威尼斯，成為歐洲時尚之都——當時的社會歐洲貴族（比如俄國）無不以講習法語為榮；法蘭西學院的創設以及對文人作家的扶持獎掖更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縱觀他的長期統治，路易十四留下的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建築宮殿或壁畫雕塑，他更留下了一種文化自信和民族認同感：他將法國綜合國力推向頂峰，締造出法蘭西王國最為強盛的黃金時代。正如他本人臨終前所說，他最大的錯誤就是晚年發動的錯誤戰爭（大同盟戰爭）——給他的曾孫路易十五留下了一個爛攤子。拿破侖曾贊譽路易十四是一位偉大的君王，“自查理曼以來無人能與他相比”（或許除了他自己）。可惜，這位對路易十四滿懷欽佩的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卻未能“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路易十四
書中提到了廢除《南特敕令》的導致的一系列後果，當時法國國內的宗教爭端如何影響了法國的國際國內形勢？
楊靖：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首先需要談到歐洲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後者有時也稱天主教改革，其標誌性成果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耶穌會等修會組織。路德、加爾文、茨溫利等人發起宗教改革後，新教逐步開始與舊教分庭抗禮，歐洲君主勢力也一分為二，法西意是老牌天主教，英德荷則屬新教範圍。十七世紀的歐洲歷史主要圍繞這兩大陣營的交鋒而展開。
自十六世紀開始，法國境內新教（稱胡格諾派）勢力迅猛增長，由此引發內戰——一般稱為三亨利之戰（兩位國王一位公爵同名），結果亨利四世取得勝利，開創波旁王朝。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為穩定國內外政治局勢，決定由新教改宗為羅馬天主教，並於1698年頒布《南特敕令》，一方面承認天主教為國教，另方面也給予新教徒一定政治地位和經濟自由。亨利四世將這一敕令定性為“永久性”國策，希望他的子孫後代遵照執行，至少一百年不動搖。繼位的路易十三性格懦弱，加上體弱多病，在政治方面無所作為，基本是蕭規曹隨。在路易十四即位之初，由於母後奧地利的安娜和教父馬紮林堅持亨利四世的基本原則，路易十四無力與之抗衡。直到1680年代以後，他自覺各方面條件都已成熟，於是頒布《楓丹白露令》（1685），宣布撤銷《南特敕令》。
路易十四對令祖“宗教寬容”的國策早就不能忍了，因為他奉持的是“一個君主，一種法律，一種信仰”的絕對專制——英國的新/清教徒以“叛國罪”將查理一世斬首，在國王看來實屬“十惡不赦”。其實路易十四在位期間，除了天主教和胡格諾派的衝突，在天主教內部還有耶穌會、冉森派、寂靜派等眾多門派，但後者大多局限於神學爭論，國王對它們只是嚴辭譴責；但對於南方勢力坐大的胡格諾派，國王顯然不能等閑視之。從頒布禁令到強迫改宗，對新教徒的迫害步步升級：一開始只規定新教徒不能擔任公職，後來則宣布關閉新教教堂、學校等公共場所，令其無所適從，只得被迫改宗。對於拒不改宗者，一律抓捕入獄，並沒收財產。在這樣的局面下，胡格諾派除了逃亡鄰國，別無他途。
國王作出這一決定，受到來自宮廷內外不同宗教及政治勢力的影響。胡格諾派多為城市資產階級（商人、銀行家）和小手工業者，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希望獲得長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而國王連年征戰，最終導致國庫空虛，只能以增稅來彌補虧空，於是怨聲載道。國王剛愎自用，最不能容忍別人對他的治國方略指指戳戳，胡格諾派的命運由此被決定。
此外，來自國王“秘密”妻子曼特農夫人（夫人出身平民，後任王室保姆，按照歐洲宮廷法則，國王無法與之公開結婚）的影響也不容小視。夫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相信一切皆有定命。國王晚年，宗室兒孫相繼病故，帝國大廈搖搖欲墜，夫人自覺罪孽深重（她與國王“通奸”，被天主教視為重罪）。為向上帝贖罪，夫人強烈建議國王鏟除新教，以此取悅上帝在凡塵的代表羅馬教皇（此前教會的確以“革除教籍”相威脅）。曼特農夫人後來在回憶錄中感慨：“如果上帝假以國王天年，那麼二十年後法國再無一位胡格諾教徒幸存。”
比曼特農夫人更具影響力的是以宮廷教士拉雪茲神父和波舒哀主教為首的耶穌會士——後者是法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演說家，一直在暗中慫恿國王下旨。為此他們甚至刻意將巴黎耶穌會大學改名為路易大帝學院——正中國王下懷。路易十四宣布撤銷令後，耶穌會士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講中稱頌路易十四為“查理曼再世”。
盡管如此，作出這一錯誤決定，說到底還是國王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研判”出了問題：此時胡格諾派盡管日益強大，也提出政治權力方面的訴求，但並未圖謀顛覆政權，更不像國王擔心的會與德法邊境外部勢力勾結發動政變。這種民族和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固化思維害人不淺，誤國甚深——其結果是約二十萬新教徒逃往德國、英國、和瑞士等國。他們把技藝、手工業和財富帶往這些新教國家，使得後者的工商業和經濟狀況大為改觀，比如德國的養蠶業，英國的印刷業，以及瑞士的制表業。當然，相比於經濟損失，政治方面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路易十四的暴行激起新教國家同仇敵愾，由此新教組成奧格斯堡“反法同盟”。這場世紀大戰即“大同盟之戰”，結果以法國慘敗而告終，“太陽王”的神話也就此宣告破滅。
作者南希·米特福德的寫法，您形容是“徘徊在凡爾賽宮附近的小報記者”，但作者有比較清晰的線索，您怎樣看待這種用無數八卦段子組合起來的作品？您最近譯了兩本南希·米特福德的書，她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麼？
楊靖：首先申明，這一說法不是我的原創，而是國外書評家對她的形象描畫。英國歷史學家安東尼·列維在權威傳記《路易十四》腳註中多處引用米特福德《太陽王》，認為女作家在歷史考據與文學手法之間取得了“精妙的平衡”，可謂妙筆生花。正如米特福德在1961年訪談中所說，她中年以後才意識到：童年時代閱讀的英法名人傳記乃是她真正的興趣所在——“我所閱讀的書籍中，最多的仍然是傳記、回憶錄和純文學作品。”——其中法國十七世紀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代表作《克萊芙王妃》是“我的最愛”（米特福德於1950年代將此書譯成英文，由美國波洛克公司出版）。上至國王，下到平民，所有關乎這一階段的歷史及文學著述，乃至書信日記無不在她的涉獵範圍——毫無疑問，八卦段子也由此中產生。據說她特意選擇將寓所安置在凡爾賽宮附近，以便查閱浩如煙海的宮廷檔案及私人著錄。或許正是在作者下足了功夫後，我們才能讀到眼前這樣輕松愉悅並且極富思想性的作品，即約翰遜博士所謂“你只有寫得費力，才能讓人讀來輕松”。
米特福德是裏茲代爾男爵二世長女，自幼酷愛文學。她早期的“風俗喜劇”風格輕快而不失犀利，充滿調侃和戲仿，同時彌漫著“一種淡淡的哀傷和無以名狀的悲觀主義”——故有文壇“鬼才”之美譽。1956年，米特福德推出一部隨筆集《貴族義務》，一本正經地提出如何劃分“上流社會和非上流社會”——“在英國，判別一個人階級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聽他講話，正是通過其語言，上層階級明顯地區別於其他階級”。本書問世後出人意料地“躥紅”，其中的名句如“共和政體裏的特權階級，就像一只被砍去頭顱的雞，它或許能蹦跳一陣子，但實際上早已經死亡”可謂家喻戶曉。
更具傳奇色彩的是“米特福德五姐妹”在政壇和商界創建的功業——英劇《唐頓莊園》中人物形象據說多取材於此。當然，五姐妹中文學成就最高的非南希·米特福德莫屬，尤其是1850-1870年代推出的四部名人傳記：《腓特烈大帝》《蓬帕杜夫人》《戀愛中的伏爾泰》以及《太陽王》。我本人在翻譯後兩部作品過程中真切“領教”了女作家的英式幽默和機鋒睿智——“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
以《太陽王》中的“八卦”為例。作者認為路易十四身世存疑，他出身時“長著一個塌鼻子”，似乎具有“猶太人和摩爾人的血統”。另外，從他日後展示的治國才能來看，也不像路易十三，而更近於“外籍（意大利）人士”馬紮林。母後與馬紮林的“戀情”是公開的秘密，國王對此心知肚明，但考慮到政權的合法性，卻不願將它說破。為此，作家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國王的“初戀”是馬紮林的外甥女、“女才子”瑪麗-曼奇尼，此女對“風月私情（galanterie）”頗為在行，弄得年輕國王神魂顛倒，打算與之成婚，但馬紮林堅執不允——正是為防範“近親結婚”。更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四迎娶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女大公之後，瑪麗臨別之際垂頭低語：“你哭了。你雖是主人，但我還得離開。”——拉辛據此創作名劇《貝蕾妮斯》（Bérénice），展現出國王“愛江山不愛美人”的英雄氣概。
米特福德的這一手法頗得“文化史學”之精髓。該派主張在史料運用上，註重日常細節，摒棄“宏大敘事”；在方法上，則更多采用文化敘事，即“講故事”和“馬賽克”拼貼法（將段子串聯起來），強調史學的“文學性”。比如作家重點刻畫國王“好諛”：“路易十四的虛榮心永無止境且毫不克制”，引用王室史官拉辛的實錄：“我註意到，只要談話不圍繞對他的稱頌，國王就立刻感覺無聊，呵欠連連，似乎隨時準備拂袖而去。”——堪稱神來之筆。
順便提一句，“文化史學”代表人物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860）日後被視為經典之作，但在問世之時卻飽受非議——批評家聲稱該書依據的“不是官方記錄，而是文學素材”。我在南希·米特福德這套名人傳記“總序”中曾提到：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縫隙處尋找切入口，借助文學想象還原/重塑鮮活歷史，為不同於教科書式的人物傳記書寫提供了樣板和鏡鑒。或許這也是她最引人入勝之處。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