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看最新一期的《十三邀》嗎？
沒想到本期嘉賓竟是已經83歲高齡的錢理群老師。
令人感動和欣慰的是，錢老依然目光炯炯，精神飽滿；他依然準確地把握和觀察著這個時代，關註著社會問題，關懷著年輕人的苦悶和理想。
錢老平靜、親切又帶有高度自省意識的講述，讓我們深刻感受到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面對當下“無真相、無共識、沒有確定性的時代”，錢老給自己提出了三個要求：
觀察，不要輕易下結論。
等待，很多事情現在都不能著急。
堅守，不能在一片混亂中就跟著大家走。
面對凝重的“生死問題”，錢老反而豁達淡然。
小北這才知道，錢老2018年被確診癌癥，但選擇不做任何延壽治療。
他筆耕不輟，和生命搶時間，一天堅持寫作6、7個小時，冷靜地記錄時代，半年已經產出40多萬字；他說，做完想做的事情，就能坦然迎接死亡。
這樣堅韌樂觀的毅力，和自覺參與時代的精神，應該會讓很多更年輕的學生和學者們自慚形穢。
面對自己的苦難經歷，錢老同樣娓娓道來：
60年代，被分到貴州安順的衛生學院教語文，一進課堂，就看到課桌上放著的骷髏頭，學生們也根本不重視語文課。
錢老頭疼了一陣，但迅速重建起積極心態。
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現實目標，即在學校成為最受歡迎的老師；同時還有一個遠大理想：回到北大講魯迅。
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錢老師搬到學生宿舍，跟學生同吃同住，很快就跟孩子們打成了一片；而當學生睡著後，錢老又回到辦公室，深夜繼續他的魯迅研究。
18年後，錢老終於有機會考研究生回北大，當39歲的他得到資格時，離考試僅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但他說：“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已經準備了18年”。
如今，錢理群老師已經成為當下對魯迅的研究最深入全面的學者之一，而他也從來沒有放棄呼籲“我們需要魯迅”的觀點。
魯迅，是錢老人生中分量最重的關鍵詞之一。
而錢老對魯迅的研究，不是晦澀難懂的文本糾纏，也非束之高閣的理念分析。
而是將魯迅當作一座橋梁、一面鏡子、一種原創性的、源源不斷的文化傳統和思想資源；以此去觀察和分析社會現狀，去指導和解決當代知識分子、甚至所有年輕人所遇到的迷茫和困頓。
01
40年前，正值30多歲的錢老在貴州山區的一所師範學校教書，他寫過一篇文章，回憶當時的情景：
也許是出於教師的職業習慣，喜歡和年輕人來往。於是聚集起了一批人。有工人，知青，也有少數在校學生。
我們當時的個人處境都不太好，但憂心忡忡的，卻是國家的命運，以及世界發展的前途，我們最熱衷討論的題目是：“中國向何處去”與“世界向何處去”。
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問題，逼著我們去思考，去探索。我們內心有太多的痛苦，要尋求可以向他傾訴的朋友和導師。
於是，我們找到了魯迅。
文章的最後，錢老說：“魯迅，正是在那個不尋常的歲月裏，在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中國年輕一代）處於空前的迷茫、饑渴的時代，走進了我們心中，並和這一代人的生命融為一體了。”
後來，錢老終於有機會通過讀研究生成了魯迅研究專家，但他卻一直以“精神流浪漢“自居，因為他自認與魯迅的關系，不是學院裏的教授與他的研究對象之間那樣的冷漠的、純客觀的關系。
“而是兩個永遠的思想探索者之間的永無休止的生命的熱烈擁抱、撞擊，心靈的自由交流”。
錢理群書架上的魯迅研究讀物
但在北大的課堂上，錢老發現了學生們對魯迅的情感變化：
80年代，學生們最能跟魯迅產生共鳴，經常讀到熱淚盈眶、熱血沸騰；但到90年代，學生們離魯迅的距離遠了，更願意把他當成一個跟現實生活無關的、“無法進入我們生活”的文化偶像。
面對現代人不懂魯迅、與魯迅的陌生感和隔閡感加深的狀況，錢老認為，我們現在還是需要魯迅。
事實上，我們比從前任何時候更為需要。
02
錢老曾用“有人歡喜，有人罵，有人怕”來概括魯迅在當下中國的命運。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應有的命運，如果沒有人罵和怕，恐怕就不是魯迅了。
而魯迅為什麼會招致罵聲呢？
當下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被認為是一個批判者，而非建設者；他被認為是一個唱衰者，而非團結者。
人們的生活日趨富裕，國家日漸強大，當務之急是增強民族自信，講好中國好故事；而像魯迅這樣批判傳統文化，批判國民性，起碼是不合時宜的，說嚴重點，就是擾亂人心，有礙團結。
這種觀點在當下中國，是占主流地位的，這其實也是許多人為之憂心忡忡的中學語文教育中魯迅作品教學被竭力淡化的內在原因。
但其實，魯迅最可貴的地方，正是“不放棄批判的聲音”。
《覺醒年代》中的魯迅
魯迅1927年10月在上海勞動大學作了一個題為《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提出了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並且作了兩點界定：
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
他們對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並且“不顧利害”，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這正是魯迅的一個自我定位：他將站在平民這邊，做永遠的批判者。
03
舉一個例子。
三十年代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個工業化、商業化的過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發展。
以上海百樂門舞廳、國際飯店等建築物為標誌的消費文化曾有過極度的膨脹。
而作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魯迅的獨特之處，正在於他“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
他以批判的、懷疑的眼光燭照被人們認為具有普範性的現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榮、發展背後所掩蓋的東西。
30年代的上海街景
當梁實秋公開鼓吹“攻擊資產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生活爭鬥的手段”時；
魯迅卻一針見血地指出：
這種將資產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說教，正是對被壓迫的勞動者的蓄意欺騙。
“雖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個個以為這正是他自己。這樣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種地，挑大糞”。
“認定自己的冤家並不在上面，而只在旁邊——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們大都忍耐著一切，兩腳兩手都著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擠下來，擠下來又挨上去，沒有休止的”。
相信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打著諸如“實現個人價值、鼓勵奮鬥”等冠冕堂皇的旗號的資本家，本質不過是壓迫與欺騙。
而令我們驚嘆的是，魯迅竟然在近百年前，就以預言家的姿態，在剛興起的現代都市文明中，發現了新的壓迫與奴役關系的再生產，並對這種“有理的壓迫”進行了批判。
而所謂“有理”就是要求被壓迫的工人“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的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的一切糾紛”。
永遠站住被壓迫的平民、弱者這一邊的魯迅敏銳地看到，這樣的壓迫有理論本身即是一種精神的壓迫，“無刀無筆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
時至今日，消費主義依然被安上文明進步的帽子，“壓迫有理論”也依然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規訓著我們的思想與生活。
04
總有人覺得“批判”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擡杠、找茬就可以了。但其實，魯迅的“批判”有著更為深刻的層次性。
如錢理群教授所分析：
魯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系，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系。
他真正深入到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門），又“跳得出”（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
因此可以說，魯迅從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了更為復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
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
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
在歷史的復雜性逐漸顯露之後，魯迅，才能為後來人所讀懂。
或者說，當後來人面對更為復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十三邀》一開始，許知遠參觀錢老的房間，發現墻上掛著魯迅的畫像，書桌也上擺著魯迅的立相。
錢老稱他為“我的守護神”。
錢老說，一遇到年輕人，就忍不住講魯迅。
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堅持圍繞“魯迅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寫了大量的文章，做了無數演講，可以說是傾註了幾乎全部的心血。
值得欣慰的是，小北發現，年輕人跟魯迅的距離似乎在慢慢拉近。
比如B站上能看到很多關於魯迅的視頻和彈幕；魯迅的批判精神、鬥爭意識、民族品格，也正在公共空間中被重新發現和贊頌。
魯迅所批判過的不計其數：造作虛浮的，懦弱腐朽的，壓迫專治的……唯獨對年輕人最為寬容。
“願我等中國青年都向上”。
這是他對青年人的期許，也是對中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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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妍書
觀點資料參考：《魯迅與當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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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活動
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坐標，是具有民族性與原創性的文化巨人，你是否贊同錢理群老師“我們現在需要魯迅”的觀念？你現在還讀魯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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