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曄旻
《我們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擊證詞與未來憧憬》,【英】大衛·愛登堡著，林華譯，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1年6月出版，264頁，65.00元
《我們星球上的生命》一書的作者大衛·愛登堡，不少國人可能不太熟悉。相比之下，他參與制作的一系列BBC（英國廣播公司）自然紀錄片（如《藍色星球》《行星地球》及《冰凍星球》），知名度或許更高一些。實際上，大衛·愛登堡是國寶級名人，他不但在2002年BBC組織的一次民調裏被評為“一百位最偉大的英國人”之一，而且，為表彰他對保育大自然的貢獻，還有不少動植物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有一種“阿滕伯勒”長喙針鼴鼠（Sir David's long-beaked echidna，學名：Zaglossus attenboroughi）……以此看來，如今已經九十四歲高齡的大衛·愛登堡早已功成名就。在這一背景下完成的《我們星球上的生命》會是一本怎樣的書呢？是他一生經歷的回憶錄嗎？
一定程度上，是的——就像這本書的副標題裏那句“我一生的目擊證詞”一樣。大衛·愛登堡在這本書的結尾裏提到，“我出生在另一個時代”。正如書裏所寫，“這不是比喻，而是不折不扣的實話”。大衛·愛登堡出生於1926年5月，在地質年代上屬於“全新世”。而根據一群地質學家在2016年提出的意見，由於人類文明對地球（至少是表面）的影響已經如此之大，因此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地球應被稱為“人類世”。大衛·愛登堡在這本書裏提到了過去幾十年裏親身經歷的拍攝自然紀錄片的珍貴細節。比如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徒步穿越了當時還在澳大利亞管轄下的新幾內亞島東部（現在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當他結束這次探險，“坐回了我在電視中心的辦公桌”後，讀者僅從他的感受就可以知道，這是一次無比艱難的旅程——“幾天後，我回到了20世紀”。又比如，為了拍攝現存最大的類人猿——大猩猩的鏡頭，大衛·愛登堡在1978年啟程來到了山地大猩猩的聚居區——非洲中部的小國盧旺達。在書中，他記錄下自己與美國傳奇生物學家黛安·福西的交往經歷。愛登堡尚未提到，八年之後，在1986年元旦前幾天，利欲熏心的偷獵者用砍刀殘忍殺害了這位五十三歲的傑出女性。
但《我們星球上的生命》又絕不止一部回憶作品。在愛登堡看來，欣欣向榮的人類文明其實正向著山頂的懸崖狂奔而去。作為一位長壽老人，他目睹了人類文明在二十世紀的“大加速”：從1937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人口從二十三億增加到七十八億，與此同時，地球大氣層含碳量從二百八十百萬分比濃度上升到四百一十五百萬分比濃度，未開發的荒野也從地表陸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六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五。愛登堡當然承認，“大加速”為人類社會的大多數成員帶來了福祉。作為“大加速”的一個小小方面，通信與媒體技術的進步也成全了愛登堡本人的職業發展。然而，人類社會“加速”到最後又會是怎麼樣呢？愛登堡借用微生物學家的試驗描述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前景：起初細菌在密封的營養基裏自由自在地繁殖，每二十分鐘增長一倍。隨著細菌迅速繁殖到容器所能容納的極限，由於資源耗盡環境惡化，細菌的死亡同樣也以指數級增長。結果，菌群如同它快速興起一樣快速崩潰。
以此看來，“大加速”的人類文明似乎正處於這一曲線的左側。對人類而言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眼下的世界距離那個急轉直下的頂峰還有多遠？以大衛·愛登堡的看法，留給人類的時間真的已經不多了。讀者在書中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地球生態每況愈下的標誌。1989年，愛登堡為拍攝《生命的考驗》而來到馬來西亞。他吃驚地發現，生物多樣性豐富得令人目眩的熱帶雨林正在被經濟作物（油棕）林取而代之。殘存的小得可憐的原始森林與極目望遠都看不到盡頭的一排排人工種植的油棕形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差。到了1998年，專門介紹海洋生物的紀錄片《藍色星球》的攝制組更是在無意間看到了當時並不廣為人知的現象——珊瑚礁正在“白化”。今天，人們知道，這是由於“溫室效應”造成的海水迅速變暖酸化。珊瑚的“白化”意味著死亡，美麗的珊瑚礁因此變為一片廢土，並預示著“地球的平衡正在被打破”。
在愛登堡看來，這一切都是人類犯下的錯誤——足以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事故相提並論。曾經的熱帶雨林與浮遊植物群落鎖住了大量的碳，以此維持大氣的平衡。而今雨林不存、水體酸化，也就打開了釋放甲烷與二氧化碳的閥門……他還在此提到了令人不安的“往事”——兩億五千兩百萬年前的二疊紀晚期，火山爆發導致地球氣溫上升到比今天高六攝氏度的水平，隨之而來的是地球生命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滅絕——百分之九十六的海洋物種就此消亡……用《我們星球上的生命》裏的話說，“我們已經超越了地球的安全活動空間。‘大加速’像任何爆炸一樣……在生命世界造成同樣激烈的反作用——‘大衰退’”。
實際上，大衛·愛登堡已經在書中想象出了“大衰退”的場景：到距今一百年後，由於極地冰層融化，海平面將會升高將近一米，諸如鹿特丹（荷蘭）、邁阿密（美國）乃至胡誌明市（越南）這樣的沿海城市將被淹沒，迫使居民向內陸遷徙。與此同時，地球氣溫會比現在高四攝氏度。四分之一的人口將因此生活在平均氣溫超過二十九攝氏度的地方，今天只有撒哈拉沙漠每天如此酷熱——眾所周知，撒哈拉沙漠是絕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無論這是不是在聳人聽聞，“全球變暖”或許已是不爭的事實。若非如此，世界各國也不會在2016年的《巴黎協定》中設定如下長期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二攝氏度以內，並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一點五攝氏度以內。
眾所周知，卡爾·馬克思有句名言，叫做“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相比描述“大衰退”的具體景象，讀者更加關心的也自然是如何才能避免這一可怖的前景。對此，大衛·愛登堡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既然“地球的穩定性恰恰在生物多樣性下降的時候發生動搖”，那麼“要恢復我們星球的穩定，就必須恢復被我們消除了的生物多樣性”。總而言之，“我們必須重新野化世界！”
這也正是大衛·愛登堡為《我們星球上的生命》第三章所起的標題：“未來憧憬如何重新野化世界”。本章也可以說是作者寫作這本書的主旨所在——《我們星球上的生命》的另一個副標題，正是“未來憧憬”。
在愛登堡看來，要在人類掉下懸崖前踩住剎車，減少“碳排放”將是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畢竟，現代工業文明建立在煤炭與石油這樣的化石燃料之上，而“對化石燃料毫無節制的使用給我們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大最緊迫的挑戰”——相比三百年前的工業革命開始時，人類已經使全球溫度升高了一攝氏度。
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倒也簡單——“找到切實可行的替代品”，包括太陽能、風能、水能和地球深處的熱能之類“可再生能源”來發電。在這方面，或許現實世界的進步比作者在書中的預想更加樂觀。大衛·愛登堡在2020年寫作這本書時認為，“我們面臨的最難以逾越的障礙是可以成為既得利益的抽象力量”。但在2021年的今天，人們很容易發現，至少在乘用車領域，“既得利益者”已經向拋棄“化石能源”的潮流屈服了。諸如奔馳、大眾、本田這樣的汽車巨頭，都已紛紛宣布在不遠的未來全面轉向電動汽車，從而結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我們星球上的生命》將在二十一世紀中期建成一個清潔能源的世界稱作“創造奇跡”，而現在看來，這一目標遠非遙不可及。
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衛·愛登堡還將“減少對肉食和乳制品的依賴”放在了“從生活中去除化石燃料”同等的地位，稱之為“今後幾十年中需要推動的第二大社會變革”。這是因為，在食物鏈上每上一級，能量就損失一些。肉制品需要耗費的資源，遠比蔬菜、谷物來得多——“今天，用於生產肉類和乳品的農地占全世界所有農地的80%”。“將來美國人都和今天最富裕國家的人吃同樣多的牛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地球上沒有足夠的土地生產那麼多牛肉。”結論因此呼之欲出：“將來我們必須轉向主要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在大衛·愛登堡看來，通過減少飲食中肉的比例等措施，“人類生產食物所需的土地也會少得多，使用的能源和水也會少得多，排放的溫室氣體也會少得多”。其結果就是，“人類只用現在農地面積的一半，即北美洲大小的地方，就能解決口糧需求”。
作者當然也不諱言，人類社會對肉食的消費並不是平均的。“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吃一百二十千克肉。歐洲國家每人每年吃六十千克到八十千克肉。”相比之下，擁有塞倫蓋蒂大草原豐富野生動物（肉類）資源的肯尼亞人均年肉食量只有十六千克，因為宗教關系吃素的印度人更少，還不到四千克。顯而易見，要讓天天餐桌上有著牛排豬腿的歐美與一年吃不上幾次肉的亞非拉在減少肉食方面“一視同仁”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享受了幾百年豐富肉食的發達國家理應在這方面承擔主要責任。大衛·愛登堡在書中提到，“1/3的英國人要麼不再吃肉，要麼減少了肉類消費”，而他自己，也“近些年來逐漸停止了吃肉”。這些努力當然還很不夠，但至少相比借口“拯救環境”而宣稱印度人最好別吃肉的某些政客要高尚得多。
對於因人類減少肉食而被“空”出來的大片土地，大衛·愛登堡也有自己的打算：“野化陸地”的工作一旦大規模鋪開，“就有機會實現重新野化最激動人心也最有爭議性的雄心——重新引進大型食肉動物”。就像黃石公園重新引進狼群那樣，會“帶來營養級聯效應”的好處，生物多樣性進一步增加，能夠捕集更多的碳……
毫無疑問，從《我們星球上的生命》的內容來看，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從事殿堂級自然紀錄片拍攝工作的大衛·愛登堡對大自然以及豐富多彩的野生動物的熱愛是真摯的。不過，書中的一些觀點倒也不是沒有商榷余地。比如，作者將人口增長也看作一個問題，擔心已經超過了地球負擔的極限：“我們在吃地球資源的老本，因此沒有意識到地球真正的承載能力。”要“讓每個人得到公平的一份並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人口增長就必須穩定下來”。為此，書中將日本作為一個正面例子：“2000年，日本的人口是1.26億，今天仍然是這個數字”——其實日本在人口負增長的道路上已經越走越遠，2021年的統計數字已經不到一億兩千六百萬人了。
或許，作者的論斷是對的：“日本的人口爆炸是暫時的一次性事件，最終被‘大加速’帶來的社會進步遏制住了。”推而廣之的話，整個人類社會或遲或早也會在經歷了社會進步之後結束“人口爆炸”時代，從而減少對世界的索取。但這真的是一件好事麼？可以說，這實在是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紀“人口爆炸”後的老眼光了。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以後，日本的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作者自己也承認，“這將造成經濟上的大問題。勞動人口日益減少，要養活的老年人卻越來越多”。遺憾的是，大衛·愛登堡想不出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只能設想：“如果說哪裏應該引進機器人和人工智能來幫助維持經濟，則非日本莫屬。”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深陷“高齡化”“少子化”泥潭的日本是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呢，還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實際上，正如作者在《我們星球上的生命》的開頭所述，在人為事故引發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災難之後，人類被迫遺棄了核電站附近的繁華城鎮，現在屬於烏克蘭的普裏皮亞季（Pripyat）。幾十年後，大自然重新占領了這座“鬼城”，令其成為野生動物的樂園。換句話說，對整個地球而言，人類究竟不是“上帝”。大自然擁有的復原能力，遠比人類想象更強。劉慈欣曾經寫過一部名叫《時間移民》的小說，在故事裏，高度智能化的人類最後選擇了“不存在”，而失去人類活動的地球又恢復了生計。這當然不會是旨在讓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大衛·愛登堡的寫作初衷，但過於看重人口數量而無視人口老齡化將對整個人類社會造成的巨大衝擊，實在又有過於簡單激進之嫌——與其說人類要在生態災難到來前拯救地球，倒不如說是先要拯救人類自己。無論如何，人類總歸要與我們星球上的“其他”生命一樣，首先保證自身的存續。（郭曄旻）
來源： 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