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的合影。前排左起劉桂玲，趙亮，趙計成，後排為房祥雲。 受訪者供圖
趙計成（左）和二弟在自己居住的屋子裏。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攝
趙爾永（左）和趙亮初次見面時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從小到大，趙亮都記得一個叫“連偉”的名字，但不明白它的含義。
他的大部分記憶是殘缺的。可以確定的是，他在5歲那年走失，進入國家救助體系，成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孤兒。直到離開福利院外出謀生，他連最想念的母親的模樣都記憶模糊了，卻莫名其妙仍記得“連偉”這個名字。
這個記憶頑固地存在了28年，直到趙亮終於知道，原來“連偉”就是他自己，他真的姓趙，就連他出生的地方也姓趙，是山東莒縣一個叫“趙家葛湖村”的地方。
他第一次確認了自己的姓氏，此前的所有記錄都不夠準確。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兒童福利院裏，一份屬於他的檔案記載，他的籍貫是山東，生於1987年6月1日。籍貫是準確的，因為他與家人失散時只有5歲，能夠告訴別人自己從山東來。
除此之外，就連姓氏都是隨機填寫的。他記得自己最早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在那裏，說不清姓名的失蹤人口大多以收容登記時的編號作為稱呼。這個孩子受到特殊照顧，得到了一個名字。
他還記得工作人員給他起名的寓意，“趙亮”，百家姓的第一個，希望他將來有“亮亮堂堂”的生活。為他登記的生日則是6月1日——工作人員常將這個屬於孩子的歡樂節日，作為那些可憐孩子的出生日期。
成年後，趙亮仍會在6月1日這天喝點酒，慶祝“這個雖然不是生日，但還是有紀念意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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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家葛湖村，這個孩子的失蹤曾是一件大事。年過四旬的村民幾乎都知道，1993年，村民趙計成、劉桂玲夫婦帶著小兒子去黑龍江探親，在牡丹江轉車時，娘兒倆都丟了。
鄰居們還記得，剛出事那幾年，趙計成的母親經常急得罵：一個大男人，怎麼出趟門就把兩個人弄丟了？
著急的親戚歷數他們不該出門的種種理由。那段時間，村裏有年輕人出去當兵，也會在家書裏問，“大娘尋到了嗎？”
趙亮只是隱約記得，先是父親不見了，他跟著母親。天黑下來，母親還在找路，他在母親的背上睡了好幾覺。他記得母親背著自己，踩著“兩根挨在一起的鐵管”過河，想去對岸亮著燈的人家求救。快到河中間的位置，母親失足掉進河裏。她在冰窟裏，邊呼救邊將兒子托起，推向岸邊。
根據他模糊的記憶，他曾拽著斜坡上落著雪的枯草往上爬，拽斷了，又滑回冰窟的邊沿，母親就再托著他往上爬。
後來，他在一間暖和的房裏醒來。屋裏沒人，他去外面找，看到成片的平房被一條鐵軌隔開，在鐵路邊，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攔住了他。
沒有人能夠佐證他的記憶。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片段也越來越模糊。他進了收容遣送站，經常“使勁地想”一些問題，諸如當時父母帶自己要去哪裏，家在哪裏，父母叫什麼名字，以及，母親從河裏出來了嗎？
沒有答案。
後來他甚至懷疑，自己和母親不是在火車站走丟了，而是被父親“拋棄”了。
“不然我爸為啥不來接我？”那是一個孩子所能想到的、用來說服自己的理由。他說，自己逐漸忘記了母親的模樣和聲音，但時常夢見母親救自己的畫面，哭著醒來。
到最後，他只能記住“連偉”這個名字。
趙計成則記得，1993年農歷十月初四，他扛著一袋子從地裏新收的花生，妻子背著小兒子，出發去黑龍江給嶽母拜壽，順便讓老人看看還沒見過的小外孫。他們的大兒子和二兒子，都在姥姥身邊生活，已經能掙錢了。早些年，他嶽父母帶著家人從山東去黑龍江“闖關東”，在距離牡丹江100多公裏的林場伐木、打熊、墾荒、種木耳、采野菜，安下了家。
從趙家葛湖村到黑龍江細鱗河林場，有2000多公裏路，他們預計要走5天——先坐三輪車到縣城汽車站坐長途汽車，去濟南換乘火車，在哈爾濱和牡丹江兩次中轉，到達離林場最近的綏陽站。
趙計成記得，到達牡丹江火車站是十月初七下午，三個人已經在路上走了3天。離目的地只剩下100多公裏，他們只要在火車站等一宿，第二天早晨的火車會很快將他們送達。但在牡丹江下車時，三口人被人群衝散了。扛著一大包花生的趙計成被人群推著走。他在火車站周圍轉悠到天黑，第二天，一個人到了嶽母家。
二兒子趙爾永當時19歲，他記得那天見到父親時，自己剛從山上挖野菜回來。“我當時就想，完了，找不回來了。”他回憶，那時的火車站周邊屬於“高危地區”，有扒手，也有專門坑蒙拐騙、勒索搶劫的。
轉天，趙爾永跟著哥哥、姨夫和3個舅舅又坐車去牡丹江找人。他記得，他們去了火車站旁邊的派出所，警察建議“先再好好找找”，他們最終也沒有正式報案。
“光讓你找，讓你好好找，可那麼大個城市上哪裏找呢？”他們找電視臺，發現播尋人啟事按秒計費，付不起。後來，在晚上10點多的一檔廣播節目後，播音員口播了這條尋人信息。“播完就說‘晚安’了，效果肯定不好。”趙爾永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
他們在牡丹江找了近10天，直到花光了親戚們湊的盤纏。一位算命的“半仙”，也從病急亂投醫的這家人手中賺了300元錢。
嶽父母沒忍心埋怨女婿一句話。趙計成回了山東老家，他想著，萬一娘兒倆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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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5歲孩子完全不記得自己獲救的過程。他進了收容遣送站，與沒有身份證件的流浪漢、生活無著的精神病人等住在一起。根據檔案記載，他1998年5月進入兒童福利院，以此推算，他在收容站裏生活了4年多。
他記得，收容站裏，人們頭挨著腳、側身擠著睡大通鋪，吃混合面的發糕，菜湯上漂浮的白菜會瞬間被夾光。
他頸部的一條傷疤，是那段日子的記號。一名被收容的年輕人搞到了汽油，要學馬戲團給大家表演“噴火”。趙亮在旁邊端著汽油。表演失敗了，汽油潑到他脖子上，燒傷一直到後脖頸。
在那裏，他有時一晚醒很多次，盼著第二天能有家人接自己出去。
他記得在不同的收容站生活過，最初的那個收容站有個院子，他聽旁人講在夜裏翻墻逃跑的計劃。那些人的成功離開，讓他羨慕不已。
10歲那年，趙亮進了牡丹江市兒童福利院。他已經可以記住很多細節：1998年中國發生了洪災，很多企業給福利院捐了奶粉和雪米餅，一年都吃不完；讀小學四年級前，有專門的生活阿姨幫他們洗衣服、整理房間；過年時有吃不完的“硬菜”，孩子們把盤子裏切好的火腿腸裝進口袋當零食，蘋果和花生用卡車運來；沒有零花錢，他想法“以物易物”，通常用一種硬紙片疊的“方寶”，贏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參加了院裏的鼓樂隊，負責打小鑔，沒學過樂理，背下了“上上下下”的口訣。
對福利院裏上學的孩子，考慮到上學路上的安全，福利院實行集中上下學的形式——所有的學齡孩子按年級排成隊，由福利院的老師護送到學校。趙亮反感這種串糖葫蘆似的“長蛇陣”，他覺得“被特殊化了”，“同學一看就知道是福利院的孩子”。
“有時在學校和同學們鬧著玩，對方會起哄指著你喊‘沒爹沒娘的孩子’，那時候真的挺受傷的。”趙亮記得，當年身邊的小夥伴有的父母離異，有的父親在礦難中遇難，他很羨慕他們，“因為不管幾個月還是一年，總是會有親戚來看望。”
2005年，他年滿18歲，背著鋪蓋，帶著日常衣物離開了兒童福利院。老師介紹他去一家造紙廠做了鍋爐工。他至今都覺得那是份不錯的工作——掙錢多，能學到技能，考取司爐工證在市場上會“很吃香”。
但他3個月後就離開了。學徒工每月到手300元，勉強夠夥食費。離開時，20多元的火車票錢是向同學借的。他穿著拖鞋離開，因為鞋壞了，買鞋的錢也沒有。
他去歌廳打過工，給客人放點播的歌曲。一次和同事爭吵，對方說臟話，臟話裏有“媽”，趙亮急了，和人扭打起來。水潑到光盤上。老板要扣他一個月工資。他悄悄離開，連鋪蓋都沒拿。
在社會上，他從不向別人提起自己孤兒的身份，“不想博取別人的同情”。朋友們閑聊，提到“父母”，他會躲開，因為擔心對方下一句就問起自己父母。談戀愛後，直到要見雙方家長，他才坦承自己的身世。
他對母親的思念一天也沒有停止。他試著在搜索引擎裏輸入“尋親”，到網上發帖，加入了很多尋親QQ群。但他能提供的信息很少，母親的相貌他都不記得了，失散的位置也不能確定。2003年以後，原先的收容遣送站被救助站取代，當年的記錄和人員都再難尋覓。
2010年開始，趙亮不再尋親了。靠打工時學的手藝，他和女友開了一家棉服加工廠，成衣主要銷往國外。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一年也歇不了幾天。
有時候，他路過兒童福利院，會下車在門口站一會兒。他和其他孩子曾在那裏玩“跑大鍋”的遊戲。對那裏的生活，他感到懷念，但他也強調，“幸福談不上，因為對於一個孩子來說，他最想要的東西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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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初，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趙亮只能居家辦公，時間突然多了起來。女友陳婷（化名）鼓動他再次尋親。他雖然“一點兒興趣”沒有，但還是答應了。
陳婷在網上找到了“寶貝回家”的尋親誌願者劉紅濤，這個人是河南省中牟縣的一個村主任，41歲，2007年開始幫人尋親。從2018年起，他在抖音上發布了1800多個尋親視頻，幫助100多個人找到了家。不過，他對記者說，自己還不會用電腦處理信息，直到現在，每條尋人信息，他都工工整整抄寫在筆記本上，再制作短視頻。
“家裏種蘋果、山楂，吃蔥花餅，奶奶或外婆家裏有一棵棗樹，自己左眼紮傷過，腳二拇趾短一截。”趙亮按劉紅濤的要求提交了“關於家鄉和父母的記憶，以及自己一些身體特征”。2021年1月28日，劉紅濤將趙亮這些模糊的信息和自拍照做成視頻，發在網上。
第二天，趙家葛湖村的一個村民和牡丹江市綏陽鎮的一位居民——此人是趙計成嶽母家的鄰居，都刷到了這條尋人信息。他們分別確定這是當年走失的趙連偉，因為他和二哥趙爾永“長得太像了”。
兩名用戶分別找到了趙爾永，趙爾永一刻也沒耽擱，把趙亮的截圖發給哥嫂。“我大哥看了一眼，說‘沒錯，就是了’。”他給劉紅濤留了言。
“寶貝回家”的誌願者們見過很多“信息基本能吻合，雙方匆忙見面認親，然後DNA親子鑒定結果出來空歡喜一場”的例子。劉紅濤建議他們，先做DNA鑒定。
趙亮從網上買了血液檢測卡，紮破手指，將血滴在檢測卡上，寄到了吉林省的一家DNA鑒定機構。在那裏，工作人員將他的血樣和趙爾永的血樣進行了比對。
結果認定，他們是“同一父系血緣關系”。
陳婷也在抖音上發布了那條尋親視頻，巧合的是，這條信息也被那位綏陽的鄰居刷到了。最後，沒有通過劉紅濤，趙爾永直接聯系到了趙亮。他不好意思直接打電話，先加了趙亮的微信。
雙方微信視頻聊天一接通，趙爾永沒再靦腆，直接喊了句“弟”。他甚至覺得不用等DNA檢測了——弟弟跟他長得太像了。
全家人裏，第二個加上趙亮微信的是在山東的大嫂房祥雲。她在添加好友申請時寫“我是老家這邊的”。
“你好”，雙方禮貌地客套後，房祥雲提議，“我爸在這裏，我給你開個視頻吧。”她擔心老宅裏信號不好，特地把趙計成接到自己家新蓋的樓房裏。
“連偉”，趙亮在視頻聊天時第一次聽到別人喊這個名字。屏幕裏是一個老人，說著他聽不懂的方言，但他聽清楚了“連偉”。
這一次他明白，那個喊“連偉”的老人，是他失散了28年的父親。
父親比他想象中要老。15分鐘的視頻通話是一次“身份確認”，房祥雲在一旁幫忙翻譯。趙亮提到小時候記得去過果園，趙計成趕忙補充更多關於果園的事；他描述記憶裏老房子的布局，電話這頭確認“就是這樣的”。房祥雲問他現在在哪裏，做什麼工作，有沒有孩子，什麼時候回家。父親大部分時間都在沈默。
28年前，趙計成回家後，房祥雲發現了他的異樣：整個人垂頭喪氣，經常心不在焉，每天對著一張照片發呆。照片裏有趙計成夫婦、4歲的小兒子和彼時未過門的房祥雲。那是四個人應大兒子請求特地到照相館照的，花了十幾元，寄到大兒子手中。
這張不全的“全家福”，是劉桂玲留下的唯一一張影像。趙爾永沒有與母親的合影，他翻拍了照片，在電腦、硬盤裏備份了好幾份。“我媽在我心裏一直是照片的樣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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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親子鑒定結果後，趙爾永和弟弟商量好，只要防疫政策一調整，他們立刻見面。綏化市疫情後“解封”那天，趙亮和陳婷連夜從工廠所在的綏化市趕回牡丹江，開了8小時。與此同時，趙爾永從吉林開車500公裏到了牡丹江。
劉紅濤囑咐陳婷，“錄個視頻、拍幾張照片”，記錄下兄弟倆見面的場景，他想放到網上，給粉絲們一個交代。
“我說沒問題，你不說我也會做。那麼多人關註這個事情，必須回饋粉絲。”陳婷爽快地答應了。
在約定的火鍋店門前，她看到了比他們早到的趙爾永，她讓趙亮先下車，自己要拍下兄弟的首次見面。兄弟倆沒有擁抱，也沒有表情的變化。兩人隔著一米遠，趙爾永和弟弟寒暄，“路上好不好走？”
陳婷舉著手機拍了好久，也沒等到“熱情感人的鏡頭”。
趙亮進屋脫掉羽絨服，胳膊上的疤痕暴露出來。趙爾永眼睛一紅，什麼都沒說。
“我還需要問嗎，我17歲出來闖社會，他受的這些苦我不問也能想到。”他對記者說。
餐桌上，趙爾永板著臉“警告”弟弟，要對女朋友好，不然自己第一個揍他。這是趙亮小時候盼望過的，“犯錯闖禍了能有家長揍自己一頓。”
轉天，趙爾永開車帶著弟弟去了二姨家，那是趙亮和母親28年前未曾抵達的目的地。對方見著趙亮忍不住抱著他哭了起來，趙亮眼睛發酸，沒掉眼淚。
“我其實哭不出來了。”趙亮說，自己的眼淚都在等待父母的日子裏流幹了，後來再怎麼想哭也沒有了。
在那場團圓飯裏，他們把最先刷到尋親視頻的那位鄰居請到了上座。
席間，趙爾永和舅舅發生了點不愉快。借著酒勁兒，他們爭吵了起來。他不懂為什麼弟弟回家這麼重要的事，舅舅卻以“黃鼠狼咬了家裏的雞鴨”為由，遲遲不肯出現。“我舅嘆氣，說你弟找回來了，你媽媽呢？還有點埋怨我爸當年沒去報案的意思。”趙爾永那天喝得面紅耳赤，“斷片了”，後來的談話他不記得了。
舅媽第二天一早撥通了趙亮的電話，向他解釋當年他們真的盡力去找了，覺得對不起他們母子。
趙亮跟著哥哥去給外祖父母上墳。他聽說，老人去世前，還一直惦記著走失的女兒和沒見上面的外孫。
接下來的日子，趙爾永幾乎每天給趙亮發信息，內容無非“弟，在忙嗎”“吃飯了嗎”。房祥雲也偶爾把帶孫子孫女出去玩的視頻發給他，告訴他村子附近新修了廣場，偶爾還有熱鬧的集市。
趙亮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回復。即便只回復“過年好”，也要加個句號。親戚們紛紛來加他微信，他的好友列表裏突然有了姨、舅、哥、嫂、表姐還有外甥、侄子等一大家子親戚。但他從不主動聯系。必須聯系的時候，他會請趙爾永幫忙溝通。二哥是他和這個家聯結的紐帶。
“也許是我的不對，人情關系我不會處理，也許是因為沒有真正和家人一起生活過。”兩個哥哥離家打工時，他還不滿3歲，趙亮對他們沒有印象。
在兒童福利院生活時，他經常幻想自己能有個弟弟或者妹妹，“這樣萬一我爸不要我了，我就照顧他，領著他生活。”
事實上，他習慣為別人著想，和人相處時總扮演一個“照顧者”的角色。在工廠，他每天早上提前幫工人燒一壺開水，允許員工自己調整打卡上班的時間。有客人到訪，他提前買好水果去車站接，第二天掐著時間為對方點早餐外賣。“我想給他們那些我渴望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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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回家的時候到了。
趙爾永平日主要靠開大貨車掙錢，有段時間在機場附近幹活，他近距離拍下飛機滑行、起飛直至飛入雲端。這次，哥兒倆各自花了1000多元買了從長春回家的機票，趙爾永有點心疼，但坐飛機節約時間，弟弟的工廠等著開工。
2021年2月20日，在趙家葛湖村，趙計成和弟弟等幾位至親站在院子裏等著兒子。
飛機上，趙亮還在盤算，回家見到父親，要不要哭？這麼多年的委屈和怨恨要怎麼發泄，是不是要當面狠狠地埋怨父親幾句？
想象的一切都沒有發生。父子倆握了一下手，沒有哭。他對父親完全沒有印象。關於父親，他隱約只記得一個場景，自己小時候父親坐在門口抽旱煙，但他看不清臉。
“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結束這些年的分開，然後重聚。”趙亮說，“看到我爸，我能想到我丟了28年，他也內疚了28年，我們過得都不容易。那些所謂的恨一下子就沒了。”
家裏遠比他想象的破敗。父親住的房間，除了父母結婚時的兩個櫃子，再沒其他像樣的家具。木板床四角各立一根竹竿，上面挑著一張雨布。下暴雨時，能防止水落到床上。墻上的水泥只抹了一半，雜物堆在靠邊的桌子上。一口掛鐘還在認真地走。
“甭管多大歲數，得‘支棱’起來啊。”趙亮對父親對付著過日子有些不滿。
在很多方面，這個家的時間，停在了他和母親走失的那一年。
當年，趙計成夫婦探親出發時，原打算至多外出半個月，家裏的新房子正蓋著，需要人手。等他回來，一間房子蓋到半截，他不操持蓋下去了，水泥沙子就堆在房前。
直到今天，半截房子仍在那裏，趙計成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沒人住就不蓋了。”
趙計成把趙亮拉到一邊。“這是你的房子，爸一直給你看著呢，”他小聲告訴小兒子，“我還有幾萬塊錢留給你。”他把家裏的宅基地分成3等份，大兒子和二兒子早已蓋上了房子。他住的地方，是留給小兒子的。
趙亮覺得心酸。父親守著破敗的房子，像守著寶貝一樣等自己回家。“雖然我小時候沒有體會過‘父愛’，但現在我覺得很真實。除了溫暖，還有點愧疚。”
房祥雲也覺得“心裏熱乎乎的”。她剛來到趙家時，趙亮已經會走路。婆婆外出，他老是跟在自己身後轉悠。他們走失的頭幾年，她還會經常夢到娘兒倆。她也有些懊惱，趙亮完全不記得她了，這次回來都沒和她說上幾句話。
趙亮找回了父親，還有生日，還有一大串親戚。父親告訴他，他的生日是八月初十，但不知道是農歷還是陽歷。遠親近鄰都來看他。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塞給他紅包，說這是孩子回家的習俗，她是看著趙亮母親長大出嫁的。
莒縣是一個千年古縣，曾是一個小國的都城，“毋忘在莒”就是那裏誕生的一個成語，有“不忘前事”的意思。
長輩們勸趙亮將工廠搬回山東，他們已經打聽好了幾個辦廠的地方。他們唯一沒問出口的問題是，這些年你是怎麼過的？
父親家裏沒有地方住，趙亮住在二哥家。親戚來了一撥兒又一撥兒，他們幾乎每頓飯都在飯店吃。他給人敬酒，但參與不進他們的話題。語言是他在這裏最大的障礙，他絕大多數時間聽不懂人們在說什麼。
趙亮很想知道關於自己小時候、關於家庭和那次遠行的故事。但即使回到了家，這些他也一句都沒問出口。
“我二叔說我小時候淘。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怎麼淘氣，但他話說到這就停了，我就沒問。”趙亮說，“老問這些，會讓人家誤會‘你是來追責的’。”他說不知道怎麼和家人相處。
“我最生氣的是，孩子丟了，你為什麼沒想到到收容遣送站這地方去找。”趙亮覺得大海撈針似地尋找大可不必，“按照正常的邏輯，孩子丟了就去這幾個地方找，然後到派出所去報案。”
去年，趙亮和女友養的狗在街上被人抱走，他們沿著街道從白天找到夜裏兩點多，淩晨5點又起床去找。後來，他們又去報警查附近路口的監控視頻，最終找到了。
趙爾永記得，弟弟試探著問過他“你們當初為什麼不找我呢”，只低聲提了幾次。趙爾永“說不清自己心裏的感受”，他嘆氣，“可能是因為那時候俺們法律意識淡薄，懂得少。”
在老家，趙亮一共待了兩天。他沒來得及四處轉轉。他聽說山上的蘋果樹“早推平了”。他對過去有點好奇，“你說我就願意聽”，但他又一句都不想問，“可能還有怨氣，可能因為我媽還沒找回來。”他想過，如果母親在家，他想纏著她講上一天一夜。
信息一點點拼到了一起：趙亮回家後，親戚們終於知道，他和母親在那次落水後已經失散了；趙亮則終於知道，他為什麼沒來由地愛吃蔥油餅，習慣了將蘋果煮著吃。親戚們告訴他，那都曾是他母親的手藝。他的胃還殘存著一些與母親有關的記憶。
28年前，44歲的劉桂玲比丈夫更期待那次外出。近20年裏，她沒出過遠門，沒回過娘家。趙計成知道，妻子想念另兩個兒子。老大和老二念完初中就去了黑龍江，跟著舅舅們打工。老三趙連偉是她快40歲時生下的，去田裏、山上幹活時，她把兒子背在背上。劉桂玲話少，勤快，農閑時，還要到村口的作坊裏打零工。
那時，趙計成在生產隊每天掙兩角錢，農閑時他和村裏人一起去黑龍江和內蒙古伐木，每天掙7元。村裏大部分人靠“闖關東”掙下的錢蓋房娶媳婦。那條路，趙計成往返過很多次。他清楚記得，兩個大人的往返車費一共124元，這讓他們著實心疼了一把。
回家後，趙亮告訴父親，自己還想再把母親找回來，或者能找到當年從冰河裏救了自己的人，當面道謝。
全家人都應和著他的說法。盡管他們暗地裏都相信，劉桂玲兇多吉少，即便還在世，她也有72歲了，她能看到尋找她的信息嗎？
趙亮也沒告訴他們，他想找到母親，但內心又希望母親已經過世了。“不然她到這個歲數，孩子和家人都不在身邊，身上和精神上肯定受著折磨過日子，那樣的話，我更希望她已經不在了。”
離開家時，趙亮提議，父子三人拍一張合影。照片裏，趙亮的手自然地搭在父親肩頭。
前一晚，趙計成攥著兩小兜花生和蝦米來到兒子的房間。“你帶上，我不吃。”他用近乎不可反駁的語氣對趙亮說。他又從懷裏拿出10張面值100元“連著號”的嶄新鈔票，塞進兒子口袋。
他還把家裏唯一的一張照片給了小兒子。回到牡丹江後，趙亮把照片鎖在了保險櫃裏。
趙計成保留了屬於他的紀念。很多年前，他把妻子和小兒子的衣服收拾到一個包袱裏，壓在箱底，從不示人。房祥雲見過這個包袱，想要拿走，他不讓。
“娘兒倆的全部衣服也沒幾件，不占地方，不礙事，就放這兒吧。”趙計成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那時幾年才做一件新衣服。
趙亮不知道那個包袱的存在，父親也沒向他提過。
陳婷建議趙亮，可以把父親接到黑龍江，盡管兩人還沒買房子，但一起租房也可以。趙亮擔心父親換了環境不習慣，也擔心他們跨越不了語言的障礙，溝通不了。不過，他承認自己有了新的牽掛。有時想晚飯時間給父親打電話，又怕父親已經睡了。2021年父親節這天，他給父親打了電話，內容主要是“吃了嗎”“怎麼樣”和“註意身體”。
4個月裏，他們通話3次，趙計成都記得。提起兒子，他眼裏有光，高興地說，“連偉來過好幾通電話啦！”
趙亮現在認為，親人“意味著全部”，“比如如果他們生病了，需要我身上的肝或者腎什麼的，那我用不著想，我會毫不猶豫把我的給他們。”
“現在我只希望我們身體都好好的，一起多待幾年就幾年吧。”他說，“人生沒有幾個28年。”
疫情衝擊了他們的生意，趙亮仍想多賺點錢，把父親的房子收拾一下。他還打算把戶口從福利院遷回老家，把用了28年的名字也改掉。他不想再以別的名字生活了。他是趙連偉，那是父母給的名字。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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