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冠疫情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處於更加動蕩和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中美戰略競爭角力呈現上升趨勢，需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面對動蕩多變的外部環境和艱巨的任務，中國如何保持長期戰略定力，更快突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堅持系統觀念”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五項原則之一，指明了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組織管理水平的方向。作為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的重要傳承者，中國航天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院（以下簡稱系統院）不斷深化研究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致力於將錢學森系統論思想實操化，期望成為運用系統工程思想解決復雜社會問題的“實現者”，為治國理政貢獻力量。
一、 思想的曙光——“系統科學思想”應運而生
在一次專委會上，周總理講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們這套東西將來也可以民用嘛！三峽工程就可以用這個。”為了不負囑托，錢學森在晚年開啟了“創建系統學”的探索，從此踏上了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眾所周知，錢學森是享譽海內外的傑出科學家、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在組織領導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的研究發展工作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49年，錢學森就已經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評為院士。更多人不清楚的是，錢學森還是一位思想家，是系統工程中國學派的創始人。錢學森的一生先後經歷了20年美國學術奠基、近28年中國航天實踐、晚年近30年學術研究，他在哲學、科學、技術、工程各個層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錢學森的一生生動詮釋了他本人的一句話：要敢於說別人沒說過的話、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幹別人沒有幹成的事。
——完成從實踐探索到理論創新的飛躍
自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國外用定量化系統方法處理大型復雜系統的問題。在實際應用中相繼取了很多不同的名稱，其中也包含系統工程這個詞。由於歷史原因，這些名詞並沒有嚴格的界定，因此使用上難免造成表述上的矛盾，系統工程一詞的應用也是如此。錢學森對定量化系統方法，經過梳理，再根據從事航天、火箭導彈研制幾十年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賦予系統工程一詞嚴格的定義。這是錢學森提出系統工程理論的兩個來源。
系統工程作為一種科學理論提出來是在1977-1978年，標誌性事件是錢學森等人1978年在《文匯報》上發表的《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一文，文章在系統思想的指導下，創造性地將系統工程同我國“兩彈一星”工程建造的偉大實踐相結合，開創了一套既有普遍科學意義，又有中國特色的系統工程管理方法與技術，這是錢學森獨立自主的、重大的貢獻，是一項偉大的技術創新。
文章的發表，讓剛剛到來的“科學的春天”春潮更盛。中國科學院院士戴汝為曾憶及彼時場景，“連中午在食堂裏排隊買飯菜，大家都在討論系統工程這個當時全新的話題”。“那時國外已有系統工程學說，但學界各執一詞、莫衷一是；而國內，這個概念還沒出現。錢學森的文章使系統工程登上了學術舞臺，並且應用於中國建設發展實踐。”追隨錢學森數十多年的原航天710所研究員於景元回憶。不少人通過書信形式向錢學森請教、交流，引起了強烈反響，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工程、生產等領域讓科研人員對此產生強烈共鳴，系統工程開始在中國快速發展。
錢學森於1979 年又發表了一篇名為《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技術——社會工程》的文章， 把系統工程組織管理的思想與方法推廣到社會的組織管理，提出了國家範圍的組織管理技術問題， 系統地討論了社會工程的對象和任務，認為社會工程是改造社會、建設社會和管理社會的科學方法。錢學森指出，我們黨制定的發展戰略是在建國100周年的時候（2049年）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現在看來沒有多少年了，要走完這條路，靠經驗摸索可不行。我們不能再犯錯誤，或者盡量少犯大錯誤，那就必須有預見性。這預見性來自於科學！這個科學就是系統科學！它是現代化的預測、組織、管理、決策和領導的科學方法，也就是系統工程方法。
在一次專委會上，周總理講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們這套東西將來也可以民用嘛！三峽工程就可以用這個。”（三峽工程的論證後來由系統院前身之一航天710所實踐）這就是指那套組織、指揮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生產的一套領導方法，可以應用並推廣。這算是老一輩革命家給錢學森的一個委托了。錢學森在提出了系統工程理論以後，馬上就想到，如何把在航天領域裏成功的系統工程理論推廣應用到社會其他領域，航天領域運用的系統工程實際上是工程系統工程。錢學森知道，社會領域的系統，由於變量巨多，變量的類型繁雜，研究分析時要刪繁就簡。即使這樣，定量研究也非常困難。所以，社會領域的系統研究，一直是定性的。錢學森還知道，這些社會領域的系統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工程系統裏沒有的，是什麼呢？是湧現現象。工程系統的整體性質一定蘊含在子系統當中，而社會領域的系統則不是。社會領域的系統的整體性質，有的並不蘊含在子系統中。
錢學森得出結論：客觀世界中有一類系統是不能用還原論去認識和研究的。直接把工程系統工程推廣到社會領域的系統裏面，這條路走不通。因為原來工程系統可以用還原論的方法去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那麼對這些成果包含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用系統工程來實施管理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現在原有的知識不夠用，需要尋找新的知識來彌補，這個推廣才能做下去，否則做不下去了。
——完成從工程系統到社會系統的飛躍
1982年退出國防科技一線的錢學森，迅速把科研工作轉向一個更加廣闊，但充滿荊和風險的新領域——社會科學。他沒有考慮新領域的研究是否能夠帶來如“兩彈一星”的“功名”，或是在未來崎嶇的研究道路上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他只考慮國家的未來，執著的按著自己認準的科研方向勇往直前。他深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並用以指導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點上，做出了許多開創性貢獻，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在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始終孜孜不倦、鍥而不舍。
錢學森等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開始探索“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馬賓、於景元等開展“關於財政補貼、價格、工資的綜合研究”，被認為是“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的最早實踐。1979年之後，為了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在農村實行了農副產品超購加價政策（超過應當收購部分的糧食，以高於一般收購價的價格收購）。結果是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提高了農民收入水平。由於國家銷售給城市的糧食價格並未作相應調整，導致的差額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隨著農業連年豐收，超購加價部分迅速擴大，財政補貼也就越來越多，以至成為當時中央財政赤字的重要來源。當時是航天710所運用模型進行105種政策模擬和經濟預測，有效解決了財政赤字的問題，獲得時任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肯定。包括載人航天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只是在那個時期錢學森等還未真正認識到“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更多強調“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1986年1月，錢學森親自創辦了“系統學討論班”。這一消息傳遍學界，很多人聞訊趕到當時的航天710所參加討論。在《光明日報》當年9月刊發的報道裏，可以一窺盛況——“這是一個不大的會場。來參加討論的人是那麼踴躍，以致一些年輕人沒有座位不得不自帶馬紮。會場中最引人註目的是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他每會必到。參加討論會的還有我國著名數學家廖山濤、許國誌，氣象學家葉篤正，經濟學家馬賓，物理學家方福康，以及一批思想活躍的中青年。”每次一位學者主題發言，之後自由討論，最後錢學森總結點評。這樣的討論開始時每周一次，後來每月1到2次，錢學森風雨無阻地參加了7年，直至行動不便無法外出。強磁場一樣的討論班，使系統學的影響力輻射全國。
錢學森創造性地提出運用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研究復雜巨系統有非常大的意義：即把人類幾千年來的決策建立在一個更加科學的基礎上。決策是人類一直在探討的問題，如何實現一個正確決策？可以說多少代人為此殫精竭慮，探尋決策之中的規律。很長時間以來，決策依賴於經驗，難以上升到理論層面。後來有了系統工程的理論，將決策的科學性大大的提高了。現在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及其實現形式解決了復雜巨系統的認識問題。使得多少代人對於如何從根本上解決決策科學性問題得以解決。
——完成從科學大師到思想巨擘的飛躍
1990年《自然雜誌》第一期發表了錢學森等人的《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一文。錢學森認為，從系統特征來分，客觀世界中的所有系統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簡單系統、一類是簡單巨系統、一類是復雜巨系統。而這三類系統分別用不同的方法論去認識研究和改造：簡單系統運用的方法論是還原論；簡單巨系統運用的方法是自組織理論；復雜巨系統這一類系統是有湧現特征的系統，錢學森提出要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去研究和認識。有了這些新認識，橫亙在推廣路上的瓶頸破解了，錢學森實現了把系統工程的理論推廣到社會其他領域中去，並形成了社會系統工程的理論。特別是這種研究及其方法論的建立，為實現馬克思關於自然科學把關於人類的科學總括在自己下面的預言，找到了科學的和現實可行的途徑與方法，其意義是極其重大且深遠的。
錢學森說：“實踐已經證明，現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處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包括社會系統）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方法，這個方法是在以下三個復雜巨系統研究實踐 的基礎上，提煉、概括和抽象出來的，這就是：1.在社會系統中，由幾百個或上千個變量所描述的定性定量相結合的系統工程技術，對社會經濟系統的研究和應用；2.在人體系統中，把生理學、 心理學、西醫學、中醫和傳統醫學以及人體潛能等綜合起來的研究；3.在地理系統中，用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以及區域規劃等綜合探討地理科學的工作。”
錢學森終致力於把現代科學技術的理論研究與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特別是面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這樣一個極其復雜、瞬息萬變的問題，他認為光靠經驗方法不行，必須有現代化的組織管理的科學技術，這就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社會系統工程的理論與方法中還包括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和總體設計部。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實行社會系統工程方法的組織形式，是高度智能化的人•機結合體系。
錢學森認為，決策機構之下，不僅有決策執行體系，還有決策支持體系。前者以權力為基礎，力求決策和決策執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後者則以科學為基礎，力求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程序化。兩個體系無論在結構、功能和作用上，還是體制、機制和運作上都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聯系相互協同的。兩者優勢互補，共同為決策機構服務。決策機構則把權力和科學結合起來，形成改造客觀世界的力量和行動。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多數部門把決策執行體系、決策支持體系合二為一了。一個部門既要做決策執行又要作決策支持，結果兩者都可能做不好，而且還助長了部門利益。運用“總體設計部”思想，超越部門利益和短期行為，加快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顯得尤為重要。
早在1979年，錢學森首先提出了建立國民經濟總體設計部的建議；1983年11月16日錢學森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講到：“為了把系統工程用於國民經濟的管理，我國需要建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設計部。現在各方面提出的發展戰略很多，有這個戰略、那個戰略，各說各的，但沒有一個綜合性的總體發展戰略。因此，需要成立總體設計部，作為一個國務院的實體，而不是專家座談會。這個實體要吸收多方面的專家參加，把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和社會科學家結合起來，收集資料，調查研究，進行測算，反復論證，使各種單項的發展戰略協調起來，提出總體設計方案，供領導決策。總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設計部是黨中央、國務院決策的參謀機構，在實施我國計劃體制改革中，千萬不要少了這一著棋”；1988年錢學森在吳玉章的學術座談會上作了題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黨和國家的咨詢服務工作單位》的報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設計部及其體系的思想；之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1991年3月，錢學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專門匯報了建立國家總體設計部體系的建議，該次匯報得到了中央領導同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並要求對總體設計部的應用功能、組織形式、工作方式進一步明確，對組織實施條件方面進行可行性研究，提出一個總體設計部的設計方案。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構想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能夠實現，成為了永遠的“世紀之憾”。
錢學森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近40年的時間概括總結了國外系統科學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獨樹一幟的開放復雜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錢學森卓有遠見地認為，科學技術社會化與社會科學技術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現代科學技術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由此引發的復雜性問題層出不窮，諸如生態危機、金融危機、第五次產業革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成為當前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前沿的、事關人類命運與前途的重大問題。錢學森敏銳地把握時代的新動向，獨創地提出了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把400年來經典科學的研究方法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層次——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
至此，錢學森完成了從科學家到思想家的巨大飛躍；錢學森系統論實現了從處理簡單系統到復雜系統問題的巨大飛躍；開啟了運用系統觀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飛躍。1991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授予中國科學家的最高榮譽，而錢學森是這一榮譽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錢學森在後來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兩彈一星’工程所依據的都是成熟理論，只要國家需要我就應該這樣做，系統工程與總體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錢老一生謙恭，從不自詡，但對系統工程、對總體設計部思想，他十分自豪的稱之為“中國人的發明”、“前無古人的方法”、“是我們的命根子”。
二、時代的呼喚——“堅持系統觀念”應運而起
當年，有人問錢學森，回國以後在武器裝備制造業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麼？錢老回答：我遇到了好的時代，遇到了好的領袖所以才能成就今天的事業。今天，我們也迎來了好時代、新時代。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機遇與挑戰並存、安全與發展共生。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
從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看，當代中國正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建國以來，我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和重塑，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同時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強。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系統工程”的重要性，系統工程思想已經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在2019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程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找動態平衡。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規劃《建議》提出“堅持系統觀念”，將其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一同，列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五項重要原則之一，強調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為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組織管理能力指明了方向。
“真理穿越時空，經典跨越國界”。錢學森系統論，作為系統工程中觀學派的創新理論，歷經實踐檢驗，方顯其生命力和創造力；歷經歲月沈澱，方顯其引領性和前瞻性。錢學森當年說，系統科學的出現，絕對不亞於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將引發一場科學革命。Space X公司為了紀念錢學森而設立“錢學森會議室”；在錢學森誕辰101周年紀念日，其創始人馬斯克曾發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創始人錢學森生日快樂！”正如有人評價：“作為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屬於20世紀；作為偉大的思想家，錢學森屬於21世紀。”
“乘風破浪潮頭立，揚帆起航正當時。”系統院，作為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的重要傳承者，錢學森智庫的第一踐行者，多年來，不斷深化研究錢學森系統論思想理論方法，將錢學森系統論應用於航天事業、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各領域，為推動我國航天強國和國防建設提供決策支持。站在跨越歷史時空的維度上，我們可以堅定地說：錢學森最偉大的貢獻恰恰是找到了開啟治國理政之門的“鑰匙”，為推動社會這個特殊的開放復雜巨系統從“次滿意狀態”走向“更滿意狀態”提供了有利法寶，主要體現在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三個層面。
——認識論：從“還原論思想”到“系統論思想”
堅持系統觀念,需要跳出中國、放眼世界，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坐標軸上，把握系統思想的發展脈絡。近代以前的哲學與科學思想一直停留在思辨層面，古代中國以“整體論”為主流，強調把萬事、萬物看作一個整體，從整體上考慮其最優效果；西方則以“還原論”為主流，德謨克利特認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質微粒，萬物都由原子和虛空構成。無論是早期的整體論還是還原論都停留在哲學思辨層面，這種思維方式是直觀樸素的，是對自然現象的比較籠統的整體把握，沒能建立在對部分的精細了解上，特別是對部分之間相互關系的精確了解上，沒有精密的科學實驗。
歐洲的文藝復興，引發了由“神”到“人”思想解放，使人類走出中世紀的蒙昧，迎來了現代文明的曙光，進而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社會革命。這一系列的發展進步，都是以“還原論”為思想基礎，就是將復雜對象不斷分解為簡單對象，將全局問題不斷分解為局部問題去解決。無論是把物質細分到原子，還是把生物分割成細胞，基本上都圍繞一個“分”字展開。然而，“還原論”遭遇復雜化的世界，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物理學對物質結構的研究已經到了誇克層次，卻無法窺探宇宙的全貌；生物學對生命的研究也到了基因層，但是仍然無法完全攻克癌癥問題。20世紀40年代以來，以“還原論”方法創立的現代科學已經似乎觸碰到了發展的“天花板”，我們不斷遇到材料的極限、動力的窘境、能源的危機、生命的無助、智能的瓶頸。應用科技看似發展迅速，實際上已經快要榨幹基礎科學這個河床的最後一滴水。因此，一種融合整體論、超越還原論的全新思潮應運而生。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指出，對生物在分子層次上了解得越多，對生物整體反而認識得越模糊。為了反對當時的生物學理論和研究中的機械論方法，他強調應當把生物機體當作一個整體或系統來考察，運用定量化、精確化、模型化的方式研究系統，從而創立了“一般系統論”。此後，以一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為代表的“老三論”和以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為代表的“新三論”，將科學研究從“拆分”觀點轉向“整體”觀點。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和哈肯的協同學，解決的都是簡單巨系統的開放性、自組織等問題，是整體論的“升級版”，仍沒有解決復雜系統的復雜性、湧現性問題。因此，對於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特別是社會系統，不是已有理論和方法所能處理的，需要新的理論作為指導，這就是錢學森“系統論”。
錢學森首次實現了“還原論”與“整體論”辯證統一，提出了“系統論”思想，這一思想具有“湧現性”特征，能夠實現復雜系統從不滿意狀態到滿意狀態的躍升。錢學森系統論既避免了“還原論”思想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矛盾；也避免了“整體論”思想中“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弊端。他已開放性、復雜性為特征，明確區分了簡單系統和復雜系統，是一次對“系統”的再認識、再深化；他提出的方法論是對解決復雜系統湧現性問題的新成果、新動能。
——方法論：從“主客觀分離”到“人機環系統”
一直以來，我們都堅信，科學是絕對客觀的，也就是說科學與人類的存在沒有關系，然而，通過對量子理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錢學森所提出的系統觀註重“觀察者”的重要性，將人與宇宙看為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由於“觀察者”不可避免引入到量子物理中來，量子理論給出了與經典理論完全不同的理論解讀，並體現了以下兩個特征。一是量子理論打破了“客體”與“觀察者”之間的分割性，將其看作一個整體。在量子理論中，客體並不是外在於觀察者就“在那兒”的東西，而是與觀測相關的。惠勒反復強調玻爾的這句話：“在一個基本量子現象被觀測到之前，沒有一個現象是現象。”二是量子理論從物理學層面打破了決定論，揭示了復雜系統的湧現性特征。從量子理論的角度分析，在承認客觀世界存在的第一性和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運動規律這兩個前提下，必須認為萬物是相關聯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量子物理開啟了人類對科學的新認知與新探索，可以說量子科學是20世紀物理學最重要的探索領域。從量子力學的測量理論開始，如果具體到測量客觀世界，就與經典物理學觀點不同。錢學森認為，真正實際的（測量）儀器是人用來認識客觀世界的感覺器官，而感覺器官內部的神經元，以及處理信息的大腦也是微觀的，是量子力學的過程。大腦處理感覺的結果才是人認識到的測量，才是人認識到的客觀世界，所以徹底解決量子力學測量問題必須用人的感覺系統為測量儀器。
認識上的顛覆創新，產生了理論上的巨大革新，也促使實踐上的重大飛躍。根據錢學森的認識，在社會系統中，人、機器與環境是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1979年，錢學森在上海理工大學系統科學與系統工程研究所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系統工程的實踐當中，它總離不開人的因素。可以概念地說，我把人也包括在系統裏面了，但是具體你怎麼辦？人太復雜了，現在還沒有一個通用的理論可以預計人的行為。”為此，他大力推動了“人-機-環境系統工程”的建立和發展。該理論隨著載人航天工程的發展逐漸形成，為解決復雜系統提供了一套嶄新的方法論。1981年，錢學森親自指導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的陳信、龍升照，根據載人航天研究的實踐工程，並且對國外工程進行了深入分析，總結出了一門邊緣技術科學，即人-機-環境系統工程。人-機-環境系統工程綜合運用生理學、心理學、人體測量學、生物力學、計算機科學、系統科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通過測量人體數據，建立人體模型，分析獲取人的信息處理能力、心理特征及作業特征，來研究人、機器及其工作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1985年，錢學森在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的講話中指出：“人-機-環境系統工程的發展，肯定是一次技術革命，不管我們是否認識到這個高度，人-機-環境系統工程研究確實非常重要。”
人-機-環境系統工程以唯物辨證法作指導，特別強調自上而下、由總而細的系統思考方法，遵循系統-還原-再系統-再還原，乃至不斷循環上升的思維，把整體論與還原論有機結合，不斷推動人-機-環境系統工程研究往縱深發展。恩格斯曾強調指出：“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作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必須先研究一個事物是什麼，而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人-機-環境境系統工程正是拋棄以往那種認為單個要素優良，其整體性能就必然優良的形而上學觀點。而是根據唯物辨證法思想，從系統的總體高度，研究人、機、環境三大要素的相互關系和整體變化規律，通過系統觀念連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通過人-機-環境系統工程連接有機世界與無機世界，打通了從微觀到宏觀的通道。
——實踐論：從“人工智能”到“大成智慧工程”
與自然科學相比，對人類社會的研究要困難很多。自然科學可以使用定量的研究方式來測量事情發生的頻率，而在社會科學中則只能更多依靠客觀觀察。同時自然科學的實驗結果常常是具有可重復性，這對幫助理解客觀規律非常重要。但是在社會科學中，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要低得多，也就造成了對規律的認識非常精確是很難的。特別是將國家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優化其結構與環境，增強其功能更是困難重重。在這一方面，錢學森的貢獻恰恰在於提出了“人•機結合、人•網結合、以人為主”的“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為總體設計部提供了抓手，為處理社會復雜問題提供了“撒手鐧”。其核心原則就是“人•機結合、人•網結合、以人為主”原則，這一原則與人工智能發展緊密相關。
在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存在兩種認識誤區。一是錯把“智能”當“自動”，貶低人工智能。自動化是建立在確定的模型和流程基礎上的，能自動反饋控制，也具有對環境中確定性參數變化的調整能力。數學家也可以提出判定這些自動化系統調整能力穩定性的判斷依據。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對象則存在模型嚴重的不確定性，即模型未知或知之甚少，模型的結構和參數變動範圍較大。人工智能如果具備對非結構化環境變化系統的適應能力，則就具備了自主性，這是自動化的高級階段。而自主性是基於信息甚至知識驅動的，系統根據任務需求自主完成“感知—判斷—決策—執行”的動態過程，並能夠應對意外情形。
二是錯把“智能”當“智慧”，誇大人工智能。這種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靜態學習和自動化基礎上的動態自主學習目前還大多是“弱智能”。“阿爾法狗”作為第一個擊敗人類的職業圍棋手，讓“機器不如人”、“機器代替人”、“機器戰勝人”的論調相持不下。從“智能到智慧”層面來說，“阿爾法狗”不過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機器的計算優勢，也就是延展了人類的“邏輯思維”，仍然不具備人類的“形象思維”，更不要提“創造性思維”。說到底，人工智能還是“有智商、沒情商；有計算、沒算計；有智能、沒智慧”。因此，機器無法真正取代人的“形象思維”，作出“智慧”決策。在這一方面，錢學森早就有了深刻洞見，並指明了人工智能的前進方向。
一是，人工智能研究不能涵蓋人腦思維研究，而人腦思維研究卻包容著人工智能研究。在錢學森提出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每一個大學科部門都包含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基礎科學是一門學科中最基礎的理論性研究，技術科學是針對工程技術的一般理論和方法，工程技術則是應用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實踐。比如在“思維科學”這一大學科中，以邏輯思維、形象思維為代表的思維學是基礎科學；模式識別、語言學等屬於技術科學；人工智能等應用則是工程技術。這一劃分清晰體現了錢學森的科學思想，即“人工智能研究不能涵蓋人腦思維研究，而人腦思維研究卻包容著人工智能研究”。
二是，人工智能是當前思維科學研究的中心任務，但人工智能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在《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和人的潛力》一文中，錢學森表示發展人工智能的目的應該是將人腦從之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去解決更難、更高一級的題目，從而促使人腦向前發展”，讓人腦進化為更聰明的大腦。另外，“如果我們發展思維科學，那就可能有朝一日我們懂得創造的規律”。在《系統科學、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一文中，錢學森清晰表明了對思維科學的展望：邏輯學是現代電子數值計算機的理論基礎，現在已經看到了電子計算機的重大作用和潛力，“那我們一旦掌握了形象思維學，會不會用它來掀起又一項新的技術革命呢？……那麼如果我們掌握了靈感學呢？那人的創造能力將普遍地極大提高，豈不人人都成了天才。這就更發人深思了”。
因此，探尋人類終極智慧的密碼並非在於“如何讓機器像人一樣思考”，而是“如何讓人更好地思考”。人永遠是核心，也是根本，而機器只是輔助。
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方法，是一種信息、知識和智慧的綜合集成技術，其實質是把機器的邏輯思維優勢、人類的形象思維與創造思維優勢有機結合在一起，把數據、信息、知識、計算機體系有機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智慧大腦”，實現集大成、得智慧。運用這種綜合集成方法所開展的各類實踐活動，可稱為“大成智慧工程”。如果將這一方法運用到社會治理體系中，打造具有高度智能化的“智慧大腦”，決策將變得更加科學、理性、公正、優化，這必將引發一場治理體系的“智慧革命”。
三、改革的利器——“治國理政大腦”應運而勝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觀看“數字杭州”建設情況。習近平總書記說，通過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智能手段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大城市也可以變得更“聰明”。從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設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
2015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紀念錢學森同誌歸國60周年大會”，旨在繼承和發揚錢學森精神，用錢學森思想為時代賦能。此後，系統院一直致力於將錢學森系統論思想實操化，成為系統工程方法解決復雜社會問題的“實現者”，為治國理政打造管理駕駛艙，讓決策者做到“心中有數”“手裏有招”“腳下有路”，能夠“統攬全局”“全域覆蓋”“精準調控”。
——戰略上，以總體設計做到“心中有數”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13個方面勾勒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宏闊格局。每一項制度體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並且包含著諸多要素，涉及到諸多部門。運用“總體設計部”思想，通過頂層設計和宏觀指導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顯得尤為重要。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一方面，要站在國家與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行事，應當避免短期行為，進行系統設計、長遠規劃。
新時代我國國家治理總體設計部的實踐形式主要是服務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策的國家高端智庫。由跨領域、多學科的專業人才、具有決策支撐經驗的高級顧問及領導者共同構成，是以總體設計、民主集中制為根本原則，以系統從不滿意狀態提升到滿意狀態為目標，運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和從原型到模型的跨越式綜合提升為方法，以自上而下的統一領導和自下而上的分級篩選方案、分類融合、模擬實踐、循環疊代和集中決策為流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生態環境系統、黨建系統、人文系統等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的實體機構。通過對這些系統進行功能分析、系統論證、總體設計、頂層規劃和總體協調，提出具有科學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各種配套的方針政策、發展戰略和規劃、計劃等，為決策者和利益相關決策部門提供決策支持，同時豐富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進行系統分析、系統論證、總體設計，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系統提升方案。
以國家治理總體設計部為基礎，設立黨政兩條指揮線，明晰職責劃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要完善形成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有效落實。政——以推進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為著力點，健全部門協調配合機制，統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打破部門利益的藩籬和信息壁壘，防止政出多門、政策效應相互抵消。“一個總體部、兩條指揮線”確保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國家制度統一、政令統一，形成了對國家總體運行“統攬全局”的指導和監督機制。
——戰役上，以精益達成做到“手裏有招”
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化發展，明確提出數字中國戰略。2000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誌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重要部署，提出了“實現數字化、網絡化、可視化、智能化”目標願景。20年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並對此作出了系統部署。這是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學把握發展規律，著眼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系列決策和系統部署，既有對歷史與現實的觀照，又有理論上的戰略考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華民族初心使命相統一的結晶。
當前，國家治理迫切需要統籌部門權力，防止管理碎片化，促進政府治理向有序化、一體化、現代化發展。但作為基礎的數據資源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孤島”現象，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治理的質量和效能，迫切需要運用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加強頂層設計。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思想。瞄準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碎片化治理難題，數字中國不僅可以掀起政府部門科學化精準化的效能革命，還能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等方面發揮更多作用，對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結構、運行機制、行為模式及資源配置等帶來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有力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數字中國是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抓手，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數字中國是偉大工程與偉大事業的數字化，亦即共產黨員先鋒隊與國家治理高質量的數字化。數字中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數字中國建設要堅持系統觀，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穿墻破洞，打通信息壁壘”，開展總體設計、總體協調、總體調度，統籌運用數字化技術、思維、認知，把數字化、一體化和現代化貫穿到黨的領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全過程各方面，對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組織架構、方式流程、工具手段進行全方位系統性重塑的過程。
精益達成是建設數字中國的理論方法。精益達成就是持續精益求精，按照需求導向、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和可視成果導向的總要求，立足數據思維，探索以數據為核心驅動的國家級精益管理模式，基於OKR（目標與關鍵結果）、NQI（國家質量基準）、MII（星融工程體系），打造統一的治國理政管理駕駛艙、指揮棒，舉國一盤棋，實現一網統管，一目了然，一屏觀天下，真正做到治國理政權責明確，胸中有數。（1）構建全域、全級次、全流程OKR體系。運用錢學森總體設計部思想，建立OKR運行總體設計部，承擔OKR體系的構建和運行工作；建立橫向集成、縱向貫通的協同工作模式；應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來制定OKR運行流程；構建OKR評價量化指標體系，對執行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評價匯總，基於OKR評價結果，開展分級分類的量化考核。最終通過建立治國理政OKR體系，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體化為我們的奮鬥目標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滿意度，具體化為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成果，具體化為信息主導、體系效能現代化的體制機制法制成果，具體化為實時在線“工程/項目”達成率。（2）基於NQI基準建立可量化的評價指標體系。基於國家NQI基準對每個業務模塊定義標準化，可衡量、可驗收的指標體系，實現“目標倒逼”、“責任在線”。（3）建立“五位一體”數據地圖。基於系統院提出的天地一體、萬物互聯“星融工程”網絡體系，開展對國家治理體系全域、全系統、全級次、全流程開展準確、詳盡、實時的數據采集、數據治理、數據分析，基於自然語言的數據查詢技術、基於機器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的數據生產技術、全鏈條數據生產過程可回溯追蹤技術、基於知識圖譜和語義理解的數據指標可視化技術，構建交互智能、數據生產智能、數據回溯智能、可視化智能體系，形成全方位、多維度、可視化的數據脈絡，建成數字中國管理信息“一張圖”，輔助黨政管理決策部門實時掌握國家“五位一體”發展動態，保障達成在線。
數字中國精益達成示意
精益達成，本質是實現高質量、先鋒隊、達成率三位一體。靈魂是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三性”與壓實責任、提升要求、抓實考核“三實”的有機融合，具體來說就是對黨員幹部先鋒隊壓實責任，對具體工作部署提實要求，對每項任務達成率抓實考核。精益達成最終將形成質量更高、效率更優、公平更佳、持續更久的管理成果；形成基於信息主導、體系效能現代化的“黨政企學研民”共建共治共享共用體制機制和法制成果；形成綜合目標達成率和管控合規率的實時在線展示，通過曬態勢、曬差距，持續推動數字中國建設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無限逼近。
——戰術上，以綜合集成做到“腳下有路”
數據是治國理政體系和治國理政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資源，無論是激發經濟活力、重構社會形態、再造企業範式、創新政府治理，都需要掌控和處理規模龐大、標準不同、結構復雜、類型眾多、層次繁復的數據資源。此外，系統之間、層次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存在復雜的數據交互和關聯關系，加之“人”的因素的介入，使這一系統更為復雜，是典型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只有掌握“數據治理”的科學方法和有效手段，在“人•機結合、人•網結合、以人為主”的基礎上，進一步打造“人•機融合、人•網融合、以人為主”的“智慧大腦”，才能真正實現全面感知、科學決策、實時反應、綜合協調、指揮控制，實現從“物理-數字-網絡-智能-智慧”的梯級湧現，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做到集大成、得智慧。
構建“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決策提供強大決策支撐。系統院在“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框架的基礎上，打造形成了“六大體系、兩個平臺”，即“思想庫體系、大數據及情報體系、網信體系、模型體系、專家體系、溝通交互體系，以及機器平臺、指揮控制平臺。”這套體系使得“跨軍民、跨地域、跨層級、跨系統、跨部門、跨行業”的綜合集成與統籌設計成為可能，將在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決策中將發揮了重要作用，能夠實現政策、工程、社會、軍事、人文、生態、黨建等系統從“不滿意狀態”到“滿意狀態”的綜合提升。思想庫體系——“靈魂”，實現“登高望遠”，為重大問題分析提供哲學思想及理論指導，集古今中外、天地四方之思想大成；大數據及情報體系——“五官”，實現“撥雲見日”，為重大決策提供最大化的情報價值，提供不同渠道的“快、新、精、準、全”的信息輸入；網信體系——“神經”，實現“耳聰目明”。通過建立賽博空間信息“高速公路”，為治國理政決策落地的仿真推演提供基礎支撐。模型體系——“左腦”，實現“料事如神”，提供建模方法與模型庫，並通過仿真推演，實現精準預測與評估。專家體系——“右腦”，實現“博古通今”，集成跨領域、跨行業、跨系統、跨層級、跨地域專家的經驗，形成強大的智慧支撐。溝通交互體系——“肌肉”，搭建 “虛擬”與“現實”、“總預演”和“總導演”之間的橋梁，實現“人機融合、人網融合、以人為主”的精準決策支持。
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
打造“一目了然、一屏觀天下”的治國理政駕駛艙，實時在線反映重大工程、重大計劃和重大決策落地的運行態勢和目標達成情況。用系統思維、系統科學、系統工程，打造統一的治國理政駕駛艙、指揮棒，對治國理政數據進行動態監控和展示，並能穿透查詢到各類數據，用圖形化的方式，直觀展示目標和關鍵結果（OKR）、綜合目標達成率（戰略目標、經濟目標、技術目標等）、綜合管控合規率（事前、事中、事後）、節點達成率、計劃完成率等情況，通過曬差距，監控重大工程、重大計劃和重大決策的實施情況，及時發現問題，為管理決策提供信息和數據支撐，持續推動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
結語
走進新時代，擘畫新藍圖。2021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之年，是“十四五”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開局決定全局，起步決定後勢，系統院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支撐航天、服務國家為己任，傳承和發揚錢學森系統論思想，為治國理政打造管理駕駛艙，為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凝聚更多力量、貢獻更多智慧，努力成為系統工程理論方法的“實現者”，為建黨一百周年獻禮！
來源： 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