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實習生 代方瑩
【編者按】對許多中國作家而言，無論在文學意義，還是在思想與精神層面上，魯迅都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在“讀魯迅”這個系列中，我們將請作家、研究者們談談他們最喜歡的魯迅作品以及魯迅對其創作的影響，並附上他們欣賞的魯迅作品原文（片段），讓我們一起來讀魯迅。
魯迅先生雕塑。人民視覺 資料圖
當被問起對魯迅哪些話印象比較深刻，學者、魯迅研究專家、北京魯迅博物館前副館長陳漱渝談道：魯迅最早發表的一篇白話短篇小說叫做《狂人日記》，也就是中國現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奠基之作。作品中他借狂人的口對舊的宗法社會和舊的倫理道德提出了質疑。有一句話就是七個字：“從來如此，便對嗎？”
“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後來根據這句話，我編過一本魯迅語錄，現在有一些文化公司根據這句話還做了一些文創產品，比如手袋。這句話體現了一種科學的懷疑精神。科學的懷疑精神是打開一切科學大門的鑰匙。人們在求知的過程當中總是由懷疑到無疑，如果不會懷疑，學業也就不可能有長進。當然這個懷疑不是懷疑一切，而是說要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的過程是漫長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怎麼樣判斷正誤，靠的是事實——歷史上的事實，現實當中的事實。我是相信事實的，是相信真相的，不像西方現在流行的相對主義。它否定一切。當然，真相被人敘述出來，可能有一定的主觀色彩，可能被扭曲，也可能被有選擇性的呈現。但是懷疑精神是我們追求真理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所以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這是一個真理，亙古不變的真理，不僅適合於魯迅的時代，也適合於今天和明天。”陳漱渝談道。
《一個都不寬恕：魯迅和他的論敵》
而除了這些只言片語的話，魯迅的很多文章也讓陳漱渝至今記憶真切，他談道：“我在中學時代，在語文課本當中學過魯迅的兩篇雜文，一篇叫做《記念劉和珍君》，一篇叫做《為了忘卻的記念》。這兩篇文章影響了我的一生，也影響了我的文化性格。現在有一些學術大咖公開講魯迅進行的是仇恨教育，是不可取的，是毒害青少年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夠成立的。”
“在魯迅看來，在舊時代，人可以粗略地分為兩種：一種是壓迫者，一種是被壓迫者。魯迅對人有著一種大愛，無疆的大愛。魯迅愛個體的生命，愛大眾的生命，更愛戰士的生命。所以他自然就痛恨生命的摧殘者，痛恨一切專制制度，痛恨一切的暴君酷吏。所以在《記念劉和珍君》當中，他心中常存著劉和珍君的微笑，痛恨北洋軍閥政府的暴行。《為了忘卻的記念》當中，他熱愛像柔石殷夫這樣的革命青年，所以他痛恨摧殘革命烈士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魯迅有句話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說一個文人不應該隨和，因為隨和只會使你成為一個和事佬。魯迅的很多文章都是論爭性、論辯性的文章，這是魯迅文章當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所以魯迅他自己是愛憎分明的。他的愛是神聖的愛，他的憎也是神聖的憎！這個影響了我的文化性格。所以我在當下面對很多問題，我是敢於站出來的說真話的。我不願意做魯迅筆下的那種‘正人君子’。雖然說真話，可能被誤解或者是被攻擊，我都無怨無悔。當然，一旦有了錯誤，我還是要承認並加以修正。然而，我還是要有明確的是非，要做一個有血性的人，一個真實的人。”
《魯迅評傳》
陳漱渝是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關於魯迅的第一篇研究心得是1961年發表的，到現在已經60年了。開始比較系統地讀魯迅的著作是在1974年左右，到今天已經是47年了。“我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專門從事魯迅研究的工作，也是被人說是‘吃魯迅飯’，前前後後是32年。”陳漱渝說。
雖然很長的一段時間陳漱渝調侃自己是“吃魯迅飯”，但是他談道，自己研究魯迅，以魯迅研究為職業，完全是一種機緣巧合。“因為我當時任教的中學的原址，就是魯迅曾經任教過的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所以學生就老讓我講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的一些事情。當時的首都圖書館有一個書庫，研究北京史，大約叫北京地方史料，所以我就開始研究魯迅在北京時期的生活，從1912年到1926年這14年。後來出了一本書，叫做《魯迅在北京》，那是很早出版的。這本書現在看起來很單薄，也很膚淺，但是提供了魯迅研究的很多的學術生長點。比如魯迅北京時期在教育部的工作，魯迅和北京一些文藝社團的關系，魯迅和北京一些報刊的關系，魯迅在北京住過的地方，乃至於什麼魯迅與北京的公園，等等。但是我後來也都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下去。現在很多人在這個基礎上都有了研究的專著，把我遠遠的拋在後邊。但是我提出這些問題應該比較早。開始的時候我比較關註這些問題，後來因為我接受了撰寫《魯迅傳》的任務，給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魯迅傳，叫做《搏擊暗夜》。這樣一來，我對魯迅生平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了解，不然怎麼能夠寫一部反映魯迅一生的傳記呢？”
《搏擊暗夜》
“但是現在我也老了，我覺得研究魯迅的重點是應該研究他上海時期的活動。魯迅在上海雖然只生活了10年，但是他的創作的數量超過了以前的20年，是魯迅思想成熟的階段。所以，不研究上海時期的魯迅就可以說是不懂得魯迅。這是我需要補課的地方。但是上帝能不能再給我時間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已經過了80了。”陳漱渝說。
長期浸淫於魯迅的作品中，陳漱渝常常覺得魯迅的價值不止於文學，而常常能為自己的人生提出指引：“1966年，那個時候我才25歲，剛工作三年，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這種世面。自己的性格有弱點，既自尊但是又脆弱，不想茍且偷生，所以曾經有過了斷自己這一生的想法。在這個時候魯迅的書就成了我的救命書。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魯迅散文詩集《野草》當中的一篇，篇名叫做《秋夜》。作品當中有兩株棗樹。棗樹葉子已經落盡，棗子也被打盡，只剩下了遍體鱗傷的樹幹。然而在那個暗夜當中，光禿禿的棗樹，依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但是棗樹不僅只是這樣倔強地活著，而且還跟小粉紅花一樣在做著夢。在陰冷的夜氣當中還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因為秋雖然來了，冬雖然來了，但是此後接著的是春天。這篇散文雖然短，可是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情境當中，我感受到了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自己應該承受一種生命之重。魯迅這篇文章使我從絕望當中看到了希望，在暗夜裏看到了微芒的曙光，所以我就頑強地活下來了。從那個時候到今天，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要成為一個魯迅研究者或者是魯迅研究專家。當時把魯迅的書當做一種精神支柱的，不只我一個，很多人都是。”
《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
而對於“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閱讀魯迅的精神有哪些現實意義？”這個問題，陳漱渝回答：“很好，很尖銳，很敏感，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這個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說出來還可能挨罵。這個我是經受過的。但是我可以講，魯迅作品的現實意義是方方面面的，是有多重的意義。比如現在社會比較的功利，而魯迅提倡的一種精神，用四個字概括叫做‘損己利人’：就是犧牲自己，為國家為民族做奉獻。他說，‘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剝削者的道德損人利己，這個是不可取的。‘人我兩利’是五四時期的道德觀，這是很難絕對做到的。因為在‘人’、‘我’天平的兩端，你很難把它絕對擺正，有的時候會向‘我’這一邊傾斜，有的時候會向‘人’這一邊傾斜。這只是我舉的兩個例子，此外的還有很多。”
附：魯迅《秋夜》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䀹著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著，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著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著。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著，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䀹眼；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仿佛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䀹著許多蠱惑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遊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著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著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折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蔥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罩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