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前半程，陳連村沒有多少機會選擇。
1940年，14歲的陳連村被侵華日軍強征到海南保亭縣加茂據點修路架橋，做苦力、遭毒打、忍受輪番蹂躪，先後被抓走至少3次，最後躲進山裏，直到日軍投降。
人生的後半程，陳連村選擇成為勇敢的人。八九十歲時，她出鏡關於“慰安婦”的紀錄電影《二十二》，遠赴北京、上海、南京和韓國首爾參加社會活動，一遍遍流著眼淚用黎族話控訴，要求侵略者謝罪賠償。
現在，她安息在自己挑選的長眠地，周圍的熱帶林木翠綠繁茂，景色在當地最平常不過，但她喜歡，這總歸是自家地。
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消息，2021年6月30日淩晨5時許，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陳連村老人在海南萬寧逝世，享年96歲。至此，海南省公開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僅剩兩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登記在冊的中國大陸地區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為14人。
2020年10月5日，陳連村坐在家門口。海南“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情況調查誌願者陳厚誌供圖
“我已出盡力氣但無濟於事”
2001年元月六日，海南“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情況調查誌願者陳厚誌錄下了陳連村的第一份受害者口述。
在這份口述裏，14歲的陳連村和幾個姐妹一起被日軍強征去修路。因為工效低，日軍經常懲罰她們做“四腳牛”——四肢張開，拇指、食指及大腳趾點撐在地面上，腹底立著鋒利的軍刀，背後有棍棒，一旦頂不住，便會遭到毒打。晚上，她們就睡在勞工棚裏。
日軍逼迫陳連村參與修建的加茂大橋。海南“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情況調查誌願者陳厚誌供圖
一天晚上，陳連村被漢奸叫出工棚，守在外面的日本隊長的親信說要帶她到河邊捉魚。剛到橋下，日本人便將她推倒在沙地，壓住她雙手，捂住她的嘴，陳連村在口述中說，“我已出盡力氣但無濟於事，還是被這個畜生奸汙了。”幾天後，陳連村感到下腹像被火燙一樣疼，全身無力，但日軍仍三天兩頭強迫她，她幾次逃跑，又被抓回毒打，直到遍體鱗傷、面黃肌瘦，才被日軍趕回家。
母親看到女兒回來，抱住她大哭，又托人煎草藥給女兒治療。身體剛見好轉，漢奸又找到陳連村，要把她帶回據點。母親哀求，漢奸威脅說不回去就放火燒村，把村裏人殺光，陳連村只好跟著回去。
這次回去，她如玩物一樣被日軍帶到其他據點，再帶回來，被囚禁在木板房裏任人施暴。陳連村偷偷逃跑，又被抓回，小腹痛得直不起身，但她不敢反抗，直到找機會再溜出去。
這次，陳連村沒敢回家，母親把她藏在距村子一公裏外的小山包上，找人挖草藥治療，一個月左右，聽到沒人進村抓人，陳連村便帶著草藥回家，但不久又被告密。來不及逃跑，母親叫她躲進裝稻谷的竹編筐裏，躲過一劫。日軍走後，陳連村又躲進山裏，再也不敢露臉，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
往後的日子裏，陳連村想起這些就後怕，經常深夜從噩夢中驚醒，傷痛連綿。
2018年3月9日，陳連村在韓國首爾參加控訴日軍暴行的活動。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一生傷痛難愈
“日本兵”成了陳連村的禁忌。
誌願者陳厚誌說，一講到日本，陳連村就緊張起來，不停地眨眼睛、掉眼淚。這份口述斷斷續續做了一個月，大部分時間，陳連村都在哭，甚至哭得很大聲。有時說到敏感處，她就停住直搖頭。
晚年，陳連村與小兒子張先雄一家同住。一次采訪中，張先雄說，陳連村看到電視上的抗戰劇，依然會覺得害怕，他只好把母親臥室的電視搬走。新中國成立後，母親在生產隊幹活，天黑後，她必須有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後來給自家菜地幹活，也必定趕在天黑前回家。
除了怕黑，陳連村還恐高、怕聲音大。有時陳厚誌帶著陳連村參加活動，需要走樓梯，如果不攙扶，陳連村就邁不開步；周圍一旦聲音太大，陳連村還會跳起來大喊一聲。
照片裏，陳連村總是裹著圍巾或是戴著帽子。陳厚誌說，這是因為老人總感覺頭暈，她還總是幹咳，這都是年輕時落下的病根。
2018年3月9日，陳連村在韓國首爾。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員劉廣建自2016年起，每年都會帶隊探望老人。有時還沒等他們問起，陳連村就會主動講起往事，但在日常生活中，陳連村從不主動談論自己的經歷。
去世前一天清晨，陳連村對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兒媳伍海珠說，自己肚子有點兒硬，很痛，小時候被日本兵打過，伍海珠這才真正知道陳連村的遭遇，也明白了為什麼婆婆身體一向很好，但總是腳痛、腰痛、後背痛。
就連兒女們，也是陳厚誌找上門來之後才知道的實情。
初次聽聞母親的遭遇，小兒子很同情，大兒子卻有些接受不了。陳厚誌不斷解釋，“阿婆是被逼迫的，我們應該理解阿婆，幫她把痛苦釋放掉，不然阿婆就更難受了”，家人們才慢慢接受。
在陳連村的出生地保亭縣，跟她有相同遭遇的，都被稱作“日本的女人”，很多人覺得這事兒“不光彩”。
陳連村在自述中提到，“本地人都知道我的往事，覺得被日本人強奸過的人下賤，不敢正眼看我。”陳連村的侄女陳雯（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小時候她一出家門，村裏人都會因為“阿爸的姐姐”取笑她，“我連去學校都不敢說話，讀書回來也是關門在家搞家務，不敢跟人家玩”，家裏人也很少再提起。
這是老人們公開的秘密，僥幸活下來的人要麼背井離鄉，或者幹脆埋在心裏。1953年，陳連村與老家在萬寧的漢族人結婚；5年後，夫妻倆搬到萬寧居住。近幾年，陳連村在保亭的弟弟去世，她的身體也不太靈便，很少再回老家了。
“多虧了政策和政府媒體的宣傳，現在大家都不會議論了。”陳雯說。但據陳厚誌統計，自陳連村逝世後，保亭縣公開身份的受害老人已無人在世。
2016年10月，陳連村（右）與韓國“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李容洙出席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開館儀式。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站出來向公眾展示苦難：“報道日本人做的事，我生活才會舒暢”
海南是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重災區。陳厚誌從事當地“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調查已有25年，僅他掌握的海南省公開身份的受害幸存者就有50多位。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以恢復她們的名譽。但直至2017年，8人中的最後一位黃有良去世，也沒能等到勝訴的消息。而此後接替她們不斷申訴的，正是陳連村。
一直推動此事的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將陳連村看作是第二批申訴者的代表。她身體結實、講話清楚、事實清晰，子女也配合，最重要的是，老人有勇氣站出來，向公眾展示苦難。
2016年10月22日，90歲的陳連村作為受害幸存者代表，出席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的開館儀式，並為坐落在上海師範大學校園內的中韓“慰安婦”和平少女像揭幕；同年12月13日，出席了首部慰安婦題材電視連續劇《地獄中的女人》的拍攝啟動儀式；2017年12月18日，包括陳連村在內的17人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外交保護請求書，請求中國政府行使外交保護權，為民間戰爭受害者討還公道，要求日本政府盡快公開向受害者及其遺屬謝罪、賠償。
2016年10月22日，陳連村與來自韓國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李容洙出席“慰安婦”少女像揭幕儀式。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誌願者記述，此時的陳連村因為肺炎，已住過三次醫院，手上的皮膚也有些脆弱，10根手指都塗上了黃色的藥膏。
2018年3月，92歲的陳連村在蘇智良、陳厚誌等人的陪同下，作為中國受害者代表，出席在韓國首爾舉辦的國際活動。蘇智良明白，讓陳連村一遍遍回憶過去很痛苦，他也在呼籲關註的同時盡量照顧老人的感受。但他能感覺到，陳連村很剛強，一直抱著要日本政府認錯的基本立場，希望永久的和平，不要讓悲劇再重演。
陳厚誌知道，陳連村並非一直勇敢，他曾絞盡腦汁讓老人再多吐露一點，反復勸她，“你是親歷者，只有說出來，才能讓你們受到的欺辱給社會知道。”在鏡頭前，她用紙巾抹著眼淚哭訴，“報道日本人做的事，我生活才會舒暢，不然我就難受，日子沒法過。”
但陳連村的仇恨並不指向現在日本人。她曾跟陳厚誌說，他們沒參加以前的戰爭，現在不打我們了，也不欺負我了，我不仇恨他們。
2017年12月21日，陳連村在北京控訴日軍暴行。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有人記得，她就高興
丈夫是陳連村苦難生活的暫停鍵。
解放後，陳連村的丈夫從萬寧來到保亭，宣傳黨的新政策，吸納年輕人加入。在這裏，陳連村認識了他、與他結為夫妻，但直到很久之後才敢坦白遭遇。男人從沒“嫌棄”陳連村，她總是和陳厚誌說，“這個人很好，我以前受過那麼多苦，就是這個男人才能包容我。”
陳連村的孫女也曾對慰問的誌願者說，爺爺活著的時候，跟奶奶之間的感情特別好，從來沒有吵過架，一次也沒有紅過臉，從來沒問過奶奶過去的事情。兩人結婚後，常往來萬寧和保亭做些小生意，有時會在老家擺個早餐攤賣油條、糯米糍和涼茶，輪流招呼客人。
丈夫去世後，晚年的陳連村常常一個人坐在屋裏粉色的塑料座椅上，或是躺在床上，天氣炎熱，就慢慢扇蒲扇解暑。兒子兒媳白天務工不在家，她就餵餵雞、餵餵鴨，身體好的時候還能劈柴、削番薯，煮好飯等著家人回來吃。每年有三四次，陳連村會帶上特產胡椒，搭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搖搖晃晃坐到保亭看望弟弟一家。
熟悉陳連村的人都知道，老人格外愛幹凈，床墊、枕頭、被褥一定要疊得整整齊齊，每晚都要衝涼，即使生病臥床也不例外。
不論是家人還是誌願者，都認為陳連村溫柔善良好脾氣。不過大多數時候，陳連村都很沈默，只有別人問話時才回上兩句。伍海珠說，婆婆基本不去村裏走動，偶爾有其他老人路過，才會扯著嗓子胡亂拉拉家常。
2009年，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右）、誌願者陳厚誌（左）與陳連村合影。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供圖
但誌願者到訪時，陳連村總是很高興，經常拄著棍子到大門口迎接。聽不懂普通話，她就笑著等待“翻譯”把陌生的音節變成能聽懂的祝福。剛見到陳連村的時候，陳厚誌總覺得她悶悶不樂，直到近幾年看望她的人多了，老人臉上的笑容也多起來。
認識陳連村至今的20多年，蘇智良每年都會請一兩位誌願者來探望老人，定期送來援助，隨時為老人報銷醫藥費。“我們自詡代表民眾關愛她，她就能夠得到一些溫暖，我們希望通過援助計劃，不是加重她們的痛苦，而是改善她們的生活。”
劉廣建希望她們能得到更多人的關註，“只要有人經常去看看她們，讓她們感覺到關心，她們就很滿足了。”不僅如此，劉廣建認為國內對於“慰安婦”制度的研究也少之又少，受害幸存者人數日漸減少，很難再將研究推進。
2020年10月5日，誌願者陳厚誌（左）最後一次見到陳連村。海南“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情況調查誌願者陳厚誌供圖
6月30日一早，伍海珠照例端早飯給陳連村吃，她看到婆婆躺在床上不說話，眼睛緊閉，眼淚從眼角一直流，叫她也沒法應答。這天，她珍愛的親人回來了，同村鄉親、陳厚誌和兩位上海來的誌願者也趕來送她一程。
除了她應得的道歉。
新京報記者 左琳
編輯 劉倩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