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者按】由於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2020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在時間和環境上都受到不小的影響。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除了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外，還有哪些考古成果同樣值得關註？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特別邀請9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2020年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突發，改變了人們認知時間的方式。面對嚴峻疫情，忙碌的新石器考古人在周密部署、嚴格防護的情況下推進復工復產，紮根田野，立足大地，取得了大量原創成果，展示了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發展史。
八千年前的文明聖火
距今八千年前後以及更早階段，中華大地群星閃耀，文明聖火競相點燃。本年度，小南山、上山、裴李崗、老官臺、裕民等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田野工作均取得了收獲。
在烏蘇裏江左岸的小南山遺址，萬年前的第一期遺存展示的是斜坡上、鑿基巖、栽木柱、修竈塘的情景，而第二期遺存則出土了精美的玉器。這些發現為東亞地區玉器起源和傳播研究確立了新的基點，也為理解中華文化的早期形成過程開辟了新的路徑和更廣闊的視野。
小南山遺址出土玉器
位於江南水鄉的義烏橋頭遺址，水稻馴化率極高，為了解上山稻作文化發展水平提供了新材料。永康湖西遺址亦是一處上山文化遺址，並且在遺址周圍確認了壕溝的存在。
年代稍晚，作為裴李崗文化的命名地，新鄭裴李崗出土房址、墓葬等遺存。出土遺物經初步微痕觀察及殘留物分析，發現可能有麻纖維，與編繩、制衣等紡織技術發展有關。渭南北劉遺址則出土老官臺文化房址，為我們了解老官臺文化的居住形式提供了信息。
裴李崗遺址出土陶器
近年來，隨著陰山北麓及草原地區裕民文化類遺存的不斷發現，對於草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備受人們的關註。2020年度，錫林郭勒盟鑲黃旗乃仁陶力蓋遺址揭露房址、墓葬等重要遺存。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北方草原地帶發現的面積最大、房址最多的大型新石器時代早期聚落遺址。豐富獨特的文化內涵，填補了裕民文化中的時空及譜系空白。
乃仁陶力蓋遺址出土陶器
在張家口，尚義縣的四臺遺址傳來捷報。7600年前的圓角方形、長方形半地穴房屋，精致的石磨盤、磨棒等工具，為我們管窺當時社群的居住和食物加工方式提供了重要資料。大量石鏟、石鋤等翻土工具以及粟、黍等植物遺存的發現，說明農業生產活動在生業經濟中占有一定地位。各類筒形罐、小罐等與生活方式密切關聯的陶容器，展示了獨特的考古學文化面貌。
在雪域高原，西藏西部最早的史前遺址夏達錯遺址，發現了八千多年前西藏高原最早的磨制石針，對於研究西藏高原早期人類活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沿著八千年文明之火的光亮，距今七千年前後的北辛文化、馬家浜文化的聚落考古獲得了新進展。在黃河下遊的北辛文化，臨沂裏宏遺址確認的環壕平面近圓弧形，壕溝邊緣修建方形房屋。該遺址發現的北辛文化遺存是迄今臨沂地區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環壕的揭露為了解北辛文化早期聚落面貌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
位於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則展示出不同的聚落情景。溧陽東灘頭遺址是馬家浜文化的重要聚落。排列有序的房屋、獨立的甕棺葬區、隨葬品擺放規律的土坑墓墓地，為研究馬家浜文化時期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考古發掘顯示，東灘頭聚落的建築方式從“以密集柱洞為主”演變為“以砌墻為主”，反映了居住方式的變遷。
常熟何村遺址發現的建築遺跡、水井、墓葬等現象，展示出馬家浜文化小型聚落的基本生態。
五千年前的古城舊邦
5300年前的中國史前文明，燦若繁星，各個地區幾乎同步上演著飛躍式的發展。紅山與淩家灘無疑是其中最閃耀的明星。
2020年，以發現紅山文化“女神廟”而聞名的牛河梁遺址啟動新一輪考古發掘。細致的發掘對相關建築的修建過程有了詳細把握。其中，2號建築址編號為T3的平臺建築墊土分三層，每層墊土上都發現了可復原的陶器，存在固定組合方式，推測是某種祭祀活動的體現，反映了紅山先民對這一建築修建的重視。馬鞍橋山遺址是一處紅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內涵較豐富，年代延續較長，時間跨度較大，其發掘為進一步認識紅山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安徽淩家灘經過多次發掘，是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標誌性遺址。2020年，淩家灘啟動新一輪發掘工作。新揭露的紅燒土遺跡分布廣、堆積深，對於探究淩家灘的聚落特征提供了重要支撐。
隨著紅山文化、淩家灘遺存的衰落，史前文明出現大範圍的動蕩整合。屈家嶺、良渚、大汶口文化強勢出現，大批城壕聚落拔地而起。
兩湖地區的城壕聚落引人關註。石家河、城河、鳳凰嘴、七星墩、雞叫城等城址，屈家嶺、孫家崗等環壕聚落均開展了系統的發掘或調查工作。
孫家崗遺址出土玉器
華容七星墩遺址“外圓內方”的雙城結構在長江中遊地區屬於首次發現。細致的考古工作揭示了古城的興衰變遷。值得註意的是，出土的銅礦石、玉器等先進技術制作的遺物，與考古地層揭示的聚落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
華容七星墩遺址平面圖
襄陽鳳凰嘴遺址扼守南陽盆地與江漢平原交界的空間區位，是屈家嶺文化北上中原的關鍵隘口和重要基點。2020年度鳳凰嘴遺址的發掘，正式確認史前城垣的存在，並對遺址的歷時性變化有了清晰的認識。
此外，在湖南南縣盧保山遺址調查發現史前城垣，使其成為長江中遊地區的第二十座史前城址，古城網絡體系再次“擴容”。
在黃河下遊，滕州崗上遺址是海岱地區已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2020年度因高等級墓葬的發現及玉器的出土，區域中心地位尤為凸顯。其中的四人合葬大墓，結構較為特殊，大蓋板下為並排聯棺，四人均隨葬象征軍權的玉石鉞，頗有生死與共的意味。類似的墓葬在同時期的屈家嶺、良渚文化都曾發現過，其時代背景和社會需求值得思考。
崗上遺址大型墓M1
與崗上形成鮮明對比，滕州唐村西南遺址是一處大汶口文化的小型聚落。發現的數座墓葬分布零散，未能形成集中的墓地。而且僅有三座墓葬使用葬具，且在隨葬品數量和種類方面都無法與崗上墓葬等同。
良渚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實證。申遺之後良渚文化研究仍在續寫新的篇章。
之前，良渚外圍水利系統刷新了人們對良渚文明的認識。本年度王家園雙壩堵頭的發掘表明，這裏應為水壩出水口。同時發掘者提出，良渚外圍水利系統是一個歷代持續使用和改進的系統，局部沿用到現代。
良渚古城附近的考古工作持續開展。距古城不遠的北村遺址發現有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墓葬，而且早期主要為一般平民使用，晚期出現了最低等級貴族或者最富裕的平民。
玉石加工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手工業門類。良渚古城鐘家村北坡和雉山下兩處臺地，出土一批良渚時期遺物，包括燧石、鉆芯、石鏃、紡輪等，燧石和鉆芯的發現說明此區存在手工業生產活動。德清中初鳴制玉作坊遺址群的考古工作表明，中初鳴遺址群內單個作坊遺址面積不大，可能是小型家庭作坊模式。嘉興西曹墩遺址不僅存在良渚文化石器加工作坊，而且新發現的70余件帶刻劃符號的陶器或陶片標本，拓展了良渚刻劃符號的研究領域。
常州寺墩遺址群是良渚古城之外、良渚文明的重要聚落群，曾以貴族大墓、祭壇等重要遺存的揭露而被學界所熟知。2020年度寺墩發掘顯示，良渚人的“草包泥”工藝被用於墩體基礎的修建之中，並且在北坡下方“挖槽堆石”，“墩”上還修建有大型建築。遺址出土的“日月山”、“鹿角形”和“三叉戟形”等刻劃符號和精美彩陶，為我們觀察寺墩先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信息。
相距不遠的象墩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另一處聚落群，在規格上可能不及寺墩遺址群。發掘表明，象墩墩體也是良渚先民人工堆築而成，並且一圈有環壕圍繞。環壕南北兩面封閉，在東南部有一缺口向東南延伸，與河流相通。寺墩和象墩的考古收獲，為我們展示了良渚文明在太湖西北部的基本架構，為探討良渚文化不同等級聚落的內部結構和功能區劃提供了新線索。
民以食為天。水稻種植是良渚文化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余姚施嶴遺址發現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大型水稻田。其中，良渚文化稻田呈“井”字形，由路網（阡陌）和灌溉系統組成，呈現了比較完善的稻田系統。
施嶴遺址南部古稻田道路系統
四千年前的“英雄時代”
四千年前的龍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時代”，是歷史文獻和史前考古存在可能關聯最多的時代。從中原大地到黃淮下遊，從陜晉高原到洞庭湖畔，從北方草原到雪域高原，都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獲。
著名的襄汾陶寺遺址確認了宮城內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宮殿基址，並在該建築基址之上發現了2座主殿、東側附屬建築、中部庭院、東部疑似廊廡、南部門址等主要遺跡現象。其結構復雜，布局規整，是迄今為止史前時期最大的夯土建築基址。
“禹會諸侯”激發了人們對英雄時代的神往和遐思。2020年度，考古工作者在塗山角下的禹會遺址確認一座龍山文化城址，整體規模超過18萬平方米，是迄今考古發現淮河中遊地區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城址。該城址的確認對於理解之前發現的“祭祀臺”，為探究江淮地區文明化進程、古史傳說時代的考古學研究提供新資料和新視角。
“禹征三苗”常常被用來解釋石家河文化衰落、肖家屋脊文化形成的原因。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是洞庭湖地區目前可確認的唯一一處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積為主體，相對單純的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遺址，且規模較大。2020年度，孫家崗遺址田野工作重心轉移至環壕範圍之內的居址生活區，重要的一項成果便是揭示出一座肖家屋脊文化時期的大型連間式建築遺跡，為探究當時人群的建築理念和技術提供了物質支撐。
與夏文化關系密切的中原地區發現了多座史前城址，甚至存在擁有專門功能的“城邑”。
黃河中遊的孟州禹寺遺址發現有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盡管早期大規模取土活動使得聚落遭到了嚴重破壞，但仍出土房址、窖穴、壕溝等重要設施。由於壕溝內側保存有殘存的夯土基槽，而且夯層明顯，所以發掘者認為當時應該有城垣與壕溝配套，而且存在大、小兩座城址。該遺址恰好位於晉南盆地和洛陽盆地之間，地理位置重要。
河南周口時莊遺址發現一處糧倉城邑，年代距今3700-4000年，相當於文獻記載的夏代早期。不僅有夯土圍墻，而且28座倉儲建築遺跡中，堆積中檢測出粟、黍類作物的穎殼。該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糧倉城邑，布局清晰，功能明確，對研究中原地區早期國家的糧食管理等具有重要價值。
時莊遺址發掘現場
平頂山余莊遺址新發現的龍山文化M10，是迄今河南境內已發現的隨葬器物數量最豐富、等級規格最高、禮制色彩最明確的龍山文化墓葬。規整的葬具、顱骨上的朱砂、二層臺上排列有序的陶質食器和酒器，給人以強烈的“禮制”印象。墓內除棺內的人骨之外，棺外北側亦發現一具人骨，值得思考。
余莊遺址M10
新砦遺址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關鍵性遺址。多年持續的發掘大致廓清了遺址的聚落結構。近年在核心區發現有不同時期的大型夯土基址，有的保存面積近兩千平方米。同時，還出土有板瓦、陶水管高等級建築材料，以及與禮樂相關的遺物，如玉圭、玉璜、石磬等。其中，出土的板瓦是鄭洛地區首次發現史前陶瓦，對於探究早期陶瓦的使用和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北方的石城遺址近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諸多收獲。
2020年底，由美國考古學會（AIA）評選的近十年（2011-2020）世界十大考古發現揭曉，石峁遺址榜上有名。規模宏大的城垣、高拔聳立的皇城臺、震撼神秘的石雕，時刻訴說著她的偉大。
石峁是中心都邑，是神聖空間，在她之外，還有若幹小城或村落眾星捧月般將她圍繞，共同構成石峁王國的控制網絡。府谷寨山遺址就是石峁都邑下的次級（抑或三級）中心聚落，也是石馬川流域的中心聚落。在這座城址中，考古揭示出等級區分明確的四類墓葬，應該對應不同身份等級的人群。而且大型墓葬中還發現了女性殉人的現象。寨山考古成果，彌補了石峁遺址大型墓地被嚴重盜掘的重大缺憾，為豐富石峁文化和研究石峁政體（石峁王國）提供了寶貴的墓葬考古材料。
府谷寨山M2
黃河左岸的天峰坪遺址，地處關河入黃河口處附近，是一座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小型石砌臺城。其選址於兩河交匯的關隘地帶，形成三面環河臨溝的防禦態勢，揭示了早期石城的一般構築模式和興起的重要動因。
內蒙古後城咀城址是新近開展工作的石城遺址。其甕城結構與已發掘的石峁等同期石城存在明顯差異，卻與中原夏商時期同類建築相似，為研究河套地區龍山時代與中原夏商時期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提供了考古學材料。
後城咀石城發掘場景
住窯洞、吃小米是陜晉高原的文化符號。其實，這些生活方式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位於離石的信義遺址就發現了大量的窯洞式建築。先民們充分利用山梁斷崖，在土梁邊緣地帶挖掘了底平面為圓角方形、上部為穹窿式結構的窯洞，並且依自然地形成排、層級分布。每座窯洞前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活動空間，以及將它們串聯起來的路面。2019年，距離信義不遠的德崗遺址，曾發現過五座五邊形半地穴大房址。德崗早於信義遺址一千多年，二者建築風格迥異，足見文化和環境變遷巨大。
離石信義遺址窯洞式建築分布
在黃河下遊，淄博胥家村南遺址則發現了數座龍山早期墓葬，隨葬品較多，器型多樣，為魯北地區龍山文化葬儀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與之不同，濱州北營遺址出土的龍山墓葬中普遍沒有隨葬品。
“堌堆遺址”是黃河故道地區的特殊聚落現象，延續時間長，文化內涵豐富。菏澤孫大園堌堆遺址本年度清理龍山文化遺跡多處，而且在發掘過程中發現有北辛文化遺存的線索。
在西南地區，三星堆遺址埋藏坑的發現，再度掀起了全民關註考古的熱潮。其實，三星堆之前的成都平原有著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文化格局十分復雜。廣漢聯合遺址不僅出土了相當於三星堆一期，即寶墩文化的遺存，而且還發現了早於寶墩文化的的因素，堪稱“成都平原通史型”遺址。
2020年，西藏考古取得了多項收獲。位於日喀則康馬縣的瑪不錯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和石器組合。這裏不僅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還有海拔最高的湖濱“打漁人”。近30年前發掘的拉薩曲貢遺址是西藏腹心地帶最為著名的史前遺址，在西藏考古中具有標尺性意義。新一輪發掘采用的動植物考古、植矽體、土壤微形態等分析手段，為重建該遺址的復雜生業形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研究材料。
從仰韶村走來的中國考古學
仰韶村遺址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歷程，是中國考古學人心目中的聖地。考古學需要“回家”看看。
1921年，國家積貧積弱之際，仰韶村第一次發掘出土的精美文物，首次證實了中國境內有著發達的新石器文化，讓世人聽到了“中華遠古之文化”的吶喊聲，對於提升民族自信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1951年，新中國百廢待興之時，仰韶村第二次發掘成為新中國成立後較早開展的考古工作之一，足以體現學界對仰韶村遺址和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視。類型多樣的遺跡、造型豐富的遺物也使人們認識到仰韶村遺址的復雜性。新的發掘也為組建時間不長的新中國考古隊伍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1980、1981年，改革開放之初，仰韶村第三次發掘進一步廓清了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年代序列。而這一廓清正是得益於之前數十年的田野積累和學術爭鳴。
2020年，考古百年即將到來，仰韶村遺址迎來了第四次考古發掘，聚落考古、多學科研究成為主要理念和手段。壕溝、房址、窖穴、道路等遺存的發掘搭建了聚落布局基本框架。墓葬、灰坑葬等則展示了仰韶先民的葬儀信息。類似“水泥”混凝土墻壁地面等房屋建築材料，刷新了對仰韶村遺址及豫西地區仰韶文化房屋建築類別和建造技術等方面的認識。
仰韶村遺址從最初新石器遺存的發現和揭露，到文化內涵和年代序列的研究關照，到第四次發掘中采用的聚落考古、社會考古和多學科合作實踐，是中國考古學人不斷攀登的生動案例，是考古學發展和轉型的真實寫照，也與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息息相關。
仰韶村之外，仰韶文化的田野考古也取得了諸多收獲。山西夏縣師村遺址是目前大規模發掘的距離鹽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本年度出土的石雕蠶蛹，距今約有6000年歷史，意味著仰韶早期的先民們很可能已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
師村遺址出土石雕蠶蛹
連續發掘多年的雙槐樹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核心聚落。三重環壕構成的防護體系、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規模宏大的版築夯土遺跡、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和祭祀臺，向我們揭示出河洛文明的發展高度。
雙槐樹遺址功能布局
上世紀90年代，棗陽雕龍碑出土的紅燒土房屋給人以深刻印象。近年來，在南陽黃山遺址再次發現了保存極好的紅燒土房屋，推拉門、套間、光滑的地面，絲毫不輸現代家居理念。江河之間的特殊區位，南來北往的文化互動，使得黃山遺址不僅有仰韶文化的遺存，而且還有屈家嶺文化的遺跡。新發現的屈家嶺文化墓葬中，精美的玉鉞、象牙握飾的長弓、三捆骨鏃箭桿、四百多件豬下頜骨，展示了墓主的英雄形象和王者力量。
二十多年前，鑄鼎原的“拉網式”調查豐富了關於仰韶文化宏觀聚落的認識，北陽平遺址以龐大的聚落規模和豐富的遺存堆積備受關註。本年度，遺址獲批立項“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重大考古項目，未來可期。靈寶城煙遺址則是一處仰韶時期的小型聚落遺址，顯示出與仰韶村、北陽平不同的聚落信息。
與仰韶彩陶齊名的馬家窯文化也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寺窪山遺址的發掘繼續開展，不僅發掘寺窪文化的房址、灰坑、墓葬，而且還發現了大量馬家窯文化的遺存，對於廓清寺窪山遺址的使用年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支撐。曾出土“雙人擡物”彩陶盆的宗日遺址被再次發掘，出土史前墓葬、竈等遺存，有助於對宗日遺址聚落布局、功能劃分及演變過程開展深入研究。
宗日遺址出土陶器
面向海洋的史前考古
面向海洋，是沿海地區史前人類與自然界良性互動的必然路徑。
余姚井頭山遺址是迄今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型貝丘遺址。出土的大量動植物遺存，各類陶、石、骨、貝、木器和編織物等，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國沿海地區環境變遷與人類發展相互關系，以及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的文化淵源等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獨特視角。同時，井頭山遺址的考古發掘，不僅在工作方法上為同類遺址提供了借鑒，而且對於今後“面向海洋”的考古學起到了推動作用。
井頭山遺址發掘現場
井頭山遺址出土的木質工具
嵊泗黃家臺遺址是我國境內目前所見新石器時代晚期最東北端的沙丘遺址，主體堆積為良渚文化晚期。遺址不僅出土了錛、刀、耕田器、紡輪等成品生產工具，而且還發現了鉆芯等生產廢料，說明聚落內部能夠開展獨立的工具加工活動。
在平潭島，祠堂後山遺址為當時的一處居址營地。從采集炭樣進行測年的結果看，遺址年代為距今6500-6800年，是福建沿海地區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繁盛的海南史前文明逐漸展露容顏。2020年度，灣仔頭、內角等遺址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海南東南部的史前文化序列，展示了海島先民的生活印記。
除了沿海地區，廣州金蘭寺遺址則發現了史前貝丘堆積，為研究珠三角人地關系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上述發現僅僅是我們從網絡上了解到的有限信息，很多重要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之中而沒有詳細公布，相信這些發掘成果將會帶給我們新的驚喜和思考。
（文字資料引自“文博中國”公眾號、中國考古網、新華網、新浪網、騰訊網等多家媒體的網絡資源以及陜西、浙江、江蘇、山西、河北、湖南、河南、遼寧等省市考古的官方網站，圖片資料引自“文博中國”公眾號、中國考古網，特此說明。）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