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講究好吃好喝，講究迎來送往，這些是年味的一部分，卻也意味著密集繁復的勞動。在傳統家庭，媽媽們正是春節各種服務的提供者，她們在洗碗池邊、在茶水間，忙得筋疲力盡。
50歲的淑榮第一次喊痛，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4點。
把客廳的茶幾和沙發擦凈，臺面上的東西規置整齊後，正蹲下擦電視櫃時，淑榮感覺足根發脹，跟腱處傳來一陣針紮般的疼痛感。淑榮嘀咕了一聲，“腳後跟怎麼這麼疼。”客廳裏，是吵鬧的電視機和麻將聲。
用腳掌承力，忍著疼痛擦完客廳和廚房之間的隔斷置物架，淑榮開始準備年夜飯。年夜飯，姊妹兩家人也要來，“清蒸魚，紅燒肉是必須要有的。嫁到南方的侄女喜歡喝玉米排骨湯，好不容易回來一次得給她煲個湯喝。侄子不吃香菜，上菜前得挑掉。兒子一輩愛吃重油重辣的菜，孫輩小孩要吃軟爛的輔食，還要給男人們拌幾個清爽點的下酒菜。”淑榮在腦中回憶了一遍菜單，擬定炒菜的順序，開始切菜備菜，漸漸忘了腳下的疼痛。
第二次沒有忍住說出痛，是吃過年夜飯後的晚上8點半。
春節聯歡晚會開場的歌舞表演正熱鬧，淑榮洗完碗後小心翼翼地避開家人看電視的視線，拿著拖把拖地。右手腕一拉一推，配合著的左手向下用力。俯身時，她覺得自己脊椎僵硬發麻，稍稍彎曲，疼痛就順著骨頭一直蔓延到耳朵，電視機裏的歌聲聽起來有一些耳鳴。蔓延到眼球，眼前白色的地磚上淺金色的細紋開始盤繞起來。淑榮挺直腰背，頭暈目眩。
“我腰疼得不行。”淑榮說。孩子們關切地問：“姨怎麼啦？”淑榮彎腰，一邊用紙巾把拖出的頭發和臟塵包好，一邊說，“沒事兒，等下休息一下就行。”
淑榮當然知道原因。除夕淩晨5點半，她起床開始剁餃子餡。牛肉是前一天解凍好的，用料理機絞肉餡肉汁和營養會流失，是年夜飯要吃的餃子，她決定親自用刀剁肉末。去筋膜，腌制，調餡兒。7點半，淑榮開始包餃子。包了大概150個餃子後，把孩子們叫起來吃早飯。洗碗收拾幹凈，又要準備午飯。下午親戚們就來了，必須把家再打掃一遍，不能讓人看了笑話。
這一天，淑榮幾乎沒有坐下休息一刻。電視裏，晚會第一個相聲表演剛結束，她扶著腰回屋躺下。2021年的春晚，淑榮沒有看什麼節目。12點，難忘今宵的歌聲如約響起，一朵朵煙花綻放在晉南汾河河谷上空，綻放在淑榮漆黑夢境的窗外。半夢半醒中，後腰背的痛感依舊沒有消失，這種熟悉的疼痛提醒著她：新年已然到來。
圖 | 淑榮為家人準備的年夜飯
與北方的淑榮一樣，需要為全家人準備飯菜的，還有49歲的如芬。
潮汕地區，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兒回娘家的日子。自1995年嫁人後，26年來，初二這天，如芬沒有一次回過自己的娘家。身為長子的媳婦，如芬需要呆在夫家迎接返親的小姑子們。她在廚房和天井間來回忙碌的聲響，是夫家四個姐妹閑談聲和笑聲的背景音。
從在自家不用幹什麼活的小女兒，到作為大兒媳為24口人準備飯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年初一，如芬需要提前準備好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初二早上8點前，帶著大包小包東西，如芬一個人會先趕到揭陽市丈夫老家所在的農村。
潮汕人對食材要求高，擺在如芬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處理公公專門為過年養的活鴨。
幫忙殺鴨，是家中男人們會幫如芬做的事。先用冷水浸濕鴨毛，再燒一大鍋熱水，燒到水面起魚星子後把鴨浸在滾燙的熱水裏。然後開始拔鴨毛，鴨毛不易拔脫，如芬蹲在鐵鍋旁，一拔就是一個小時。
洗菜準備飯菜的間隙，小姑子們會帶著家人陸陸續續地到來。馬蹄糖、束砂、瓜丁這些茶點如芬早就提前擺好，每來一家人，如芬要拿出洗凈的茶杯，為親戚們倒上煮好的茶。
小姑子們邊喝茶邊吹水，聊著村裏的八卦，誰家又發了財，誰家的女人換了丈夫給買的新車，時不時爆發出笑聲。孩子們拿著糕點，玩著“魚蝦蟹”遊戲，骰子聲和大呼小叫聲此起彼伏。如芬的辛勞，是所有人能愉快享受新年的理由。但這種勞動，隱匿在節日火紅祥和的光景中，被同樣的笑鬧聲輕易遮蔽。
當丈夫們流連在一場又一場的飯桌酒席，兒女們輾轉於與不同親友的聚會，如芬和淑榮，還有更多的母親，正被堆積如山的節日家務所包圍。在“快樂新年”的祝福聲後，是媽媽們並不輕松的節日，她們承擔著繁重的節日後勤工作，甚至因此遭受身體疼痛。她們是一個家庭的節日生活的“導演”，是隱藏在每一份快樂幕後的英雄。
大年初二是款待出嫁女兒們的節日。小姑子們頂著新燙的發型，穿著黑色過膝長靴，光鮮亮麗地回娘家。相比之下，如芬顯得樸素，但見親戚們總不能太寒酸，如芬也會稍微打扮，塗個口紅，穿上平時不穿的小短靴。
蹬著小短靴幹活更加不便，如芬從廁所提一大桶水，歪斜著身子嘩啦啦地把水倒在天井角落的大鋁盆子裏。燒熱水麻煩，被別人看見了還要說矯情。在冰水裏，如芬蹲著洗完所有的菜，再起身墊著腳尖避開水漬，把菜端去廚房。這頓飯，如芬要準備至少4個小時。飯後洗碗，又要收拾兩個小時。
如芬唯一一次在春節落淚，是在2019年。母親去世，如芬的父親一個人住在老房子裏，每年初二，他都會搬個凳子坐在門口，等著女兒們回家。2019年春節，日頭升起又西斜，鄰居們的後輩們吵鬧著來了又離開，父親始終像他腳下的影子一樣沈默。那天，父親沒有等回任何一個女兒。
2021年的春節，淑榮大家庭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們都回到了山西。姐妹們相約著逛街，買新衣服、燙頭發、做美甲，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男孩則飯局不斷，通常帶著一身酒氣在淩晨才回到家。在學校工作的丈夫假期開始得更早，放假後，他和朋友一起去東北自駕遊，直到年根才回來。
小年掃塵日一到，淑榮的“忙年”便正式開始了。當家人們在農村鄉下聚會，戶外烤肉放煙火時，淑芬在院子裏支起竈臺，炸麻花、炸油糕、炸饊子、炸丸子。山西傳統炸物滿滿當當堆了一盆，因為長久站在油鍋邊，淑榮的腰痛也隨之被喚醒。家務勞動是如此單調乏味、支離破碎，一遍遍重復相同動作的快節奏中，淑榮不可避免地感到厭倦，沮喪。
即便家務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它所創造的價值註定是不可見的，被貶低的。就像沒有人理解淑榮身體的疼痛一樣，初二的聚會，沒有一個人會對如芬說一句辛苦。
今年春節相較往年溫暖，小姑子們坐在院子裏曬著太陽喝茶聊天。如芬就在一旁的角落來來回回地穿梭在廁所、天井，廚房之間。如同一個被隱身的人。太陽的陰影分開界限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幹燥暖烘，笑聲不斷；一邊濕水橫流，安靜陰冷。大姑子想去幫忙，被小姑子勸住，“嫂子一個人做就好啦，我們繼續聊。”
丈夫有時也會想幫忙，但當著親戚的面，一個大男人幫老婆幹活面子上總有些掛不住。他支使著女兒幫如芬洗菜，婆婆又把她拉回來，“你要陪弟弟妹妹們玩遊戲呀！”
親戚們上桌吃飯，如芬站在一旁負責上菜。上完最後一道菜，飯局已到尾聲，魚蝦海鮮已被一掃而空。親戚們招呼著如芬擠一擠坐下。如芬找來蒙塵的塑料凳子，擦拭幹凈後坐在人群外圍，在離自己最近的菜裏夾一大筷子，扒拉著米飯。白切鴨有一點絨毛沒有煺凈，如芬聽到公公嫌棄地高聲說，“連個鴨毛都弄不幹凈。”
見如芬只吃一道菜，孩子們問，“舅媽怎麼不吃？”如芬通常會回答，“沒事兒沒事兒，我等下吃。”婆婆也會迎合著，“她胃口不好，不愛吃東西啦。”“她不吃，是因為她不想吃。”大人們心知肚明但自我欺騙，孩子們信以為真。同一種心安理得中，如芬始終離飯菜很遠，潦草地吃著手上的這碗白飯。
圖 | 正月初二，如芬做的午飯
“就是個家庭主婦，活兒都幹不好。”這是每年如芬都會聽到的話。貶低家務勞動，使之碎屑化，在我們的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於這種觀念在不經意間以某種形式灌輸給所有人。
春節期間，賈玲出演的小品引發網友們的熱議。在小品中，賈玲飾演一位擔憂自己患病的母親。合唱隊的老友問她，“你仔細想想，最近一段時間有沒有感覺身體哪塊疼？”賈玲情緒崩潰地回復，“我一看見沒洗的碗筷呀，我就頭疼。這是怎麼回事兒啊！”男性老友確定地說，“懶的，啥毛病沒有，還挺會享福的！”
這樣的“寬慰”依然默認女性是家務勞動的承擔者。刷碗是女性的職責，不能愉快地享受家務反而因刷碗頭疼，則會被諷刺為“會享福”。同樣地，在歌曲《親戚》中，“二姑媽織完毛衣織棉襪，外婆炒雞蛋香椿芽”，女性在春節時的勞動，被刻畫為家庭團聚中溫情的註腳。
諸如“小夥帶女神回農村老家過年，女友不幹活遭差評”這樣的新聞，時常見諸報端，這種“家務勞動是女性領域”的信念，出現在不同的創作文本中，又經大眾媒體的傳播被廣泛地接納。
晉南地區文化底蘊深厚，在山西臨汾，淑榮的家人每年都會去堯廟或洪洞大槐樹參加廟會。這本是屬於所有家庭成員的春節活動，可淑榮通常是那個缺席者。無論是看高臺花鼓、威風鑼鼓等民俗活動，還是放風箏、抓魚，這些與大自然親近的遊玩，淑榮不是不想參與，但活動一般都在下午，準備了一上午飯菜，又把殘羹剩菜收好，碗筷和茶杯洗好後，她已經疲憊不堪。淑榮最需要的，是趕在家人回來吃晚飯前躺一會兒，哪怕是短暫打個盹兒。
正月初七，潮汕男性參加的民俗祭祀文化活動“火把節”，晚上男人們舉著火把，在鑼鼓的引導下有節奏地跳動，吶喊，沿著村莊的要道行進，形成黑夜中一條火的河流。跳火墻，跨火堆，“取吉祥去晦氣”，這是潮汕地區特有的春節祝福方式。如芬的女兒會好奇又羨慕地看著自己的父親和哥哥遊火巷，在村裏的廣場上燒火龍，這樣熱鬧壯觀的景象，多年以來，如芬只在家裏遙遙地看過。
但另一方面，家務勞動也總會被冠以“神聖”之名以得到救贖。淑榮提到愛，提到孩子們的理解和丈夫偶爾流露出的贊揚和感激。“我愛我的孩子們呀，他們學習和工作已經很累了，春節時好不容易能休息。那些活我幹就好。”淑榮說。
不可避免地，如芬把“家務勞動執掌者”這個角色內化了。“要老公和孩子們幹點活，他們也收拾不幹凈，幹不麻利，還是得我自己來。”如芬補充道，“而且都是一家人。”有時叫丈夫洗碗，他就只是洗碗，碗池旁和桌上的汙漬，擺在餐桌上的剩菜，廚房裏有味道的廚余垃圾，仍原封不動地擺著。多數情況下，如芬把丈夫刷過一遍的碗又重新刷一遍。想著，算了算了，心甘情願地重復著以愛為名的家務勞動。
除了烹飪、清潔，購物這一類的身體勞動，每年春節，如芬和淑榮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勞動。維系家庭情感，被認為是春節最重要的功用。
從親戚們進門的那一刻起，淑榮就需要保持情緒高漲的狀態。給大孩子們送祝福，給小孩子們發紅包，招呼著大家坐下喝茶吃水果，講些逗樂的笑話。渲染春節必不可少的歡樂氛圍，同樣是淑榮的責任。有時，小孩因為玩具爭執，尖叫哭鬧聲不止。為了不影響打麻將的侄女侄子，淑榮要放下手頭的工作，哄著更小的孫輩們，調節他們的矛盾，安慰著哭泣的孩子們安靜下來。
初二以後，丈夫在家一波一波地招待朋友，如芬則縮在廚房，準備隨時為男人們的需求服務。打完牌後男人們要喝酒，丈夫走到廚房大聲喚如芬，“快收拾下準備下酒菜啊！”如芬心裏憋氣，但還是帶著笑容，收好桌上的棋牌，把瓜子皮和煙灰缸清理幹凈。等丈夫們的朋友酒足飯飽離開後，如芬才敢發泄自己的情緒，把鋁盤扔在地上摔得叮咣響。
事後，如芬還是要幫喝醉的丈夫清理，把他擡上床。即使發火時留心著避開瓷碗，那些摔在地上的碗筷，終究還是要自己撿起收好。
這種情感勞動相比於實際的付出，也更難以被看見。美國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著作《被管理的心臟》中提出“情感勞動”一詞，其定義是在工作中為了迎合別人而抑制自我情感的一種勞動形式。亞莉說，“情感勞動是需要支付報酬的工作，諸如為度過一個完美的聖誕假期女性要面對的壓力，處理瑣事的焦慮，就是一種情感勞動。”
國外女性要面臨的聖誕節焦慮，在中國，變成媽媽們的春節焦慮。每年年末，小年一過，淑榮心裏開始積團著說不出的緊張和恐慌。“怎麼能不害怕過年呢，一到那會兒，女人的家務活永遠也做不完。”淑榮說。
委屈、憤怒、焦躁，無論壓力有多大，這些情緒在春節時都不被允許。淑榮一遍一遍回想著春節時的那些快樂記憶，“孩子們都回來了，大家都穿著嶄新的衣服，誰都樂呵，誰都沒有煩惱。”這些快樂回憶鼓舞著淑榮，鼓舞著如芬，鼓舞著所有的母親，把自己的需求堅定地放在一旁。春節時的家務工作是女性與自己訂立的秘密合同，隱蔽在每一扇屋門之後。她們必須為所有人期待中的美好新年負責，哪怕犧牲的是她們自己。
圖 | 全家出門去公園放風箏，淑榮沒有參與
或許慶幸或許悲哀，陪伴著母親一起進入家務鏈條中的，是她們的女兒。
今年春節，淑榮25歲的女兒一揚回到山西老家。在家裏，一揚積極地承擔著家務。初三親戚們來家裏，淑榮做飯，一揚負責善後洗碗。16個盤子，21個碗，洗碗碗後按形狀大小摞好放進碗櫃。用清潔球沾洗潔精擦一遍抽油煙機和竈臺，再用幹凈的濕抹布擦兩遍，最後是擦桌子，把廚房的地拖一遍。一套流程下來，一揚花了將近一小時。
吃晚餐時，淑榮又是最後一個上桌。桌上杯盤狼藉，看大夥吃得不錯菜都快光盤了，她又起身炒了一個菜。上完最後一個菜，淑榮疲憊地縮在角落，懨懨地喝著米湯，卻還提起語調問親戚們，“夠吃嗎？不夠咱們再切塊牛肉吧！”
看著母親和推杯換盞的哥哥們，一揚心裏堵氣，口無遮攔地問，“怎麼都是媽媽做飯，怎麼都是媽媽們最後一個上桌？”這樣的情緒明顯不適宜節日氛圍。一位哥哥端著酒杯，“這你就不懂了吧，做飯的人聞著香味就飽啦。”大家哄堂而笑，淑榮面色尷尬地朝女兒使眼色，暗示她不要多說。
16個盤子，21個碗，一揚數著，邊洗邊忍住眼裏泛起的蒙蒙淚水。廚房就這麼小的一點地方，母親在這兒付出了、又將要付出多少時間呢。如果她不做，這一個小時內，母親的腰痛和腳痛該怎麼辦呢。
每年過年回到山西洪洞老家農村，蕊蕊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和哥哥的不同。當自己踩著凳子在竈臺前有模有樣地做菜時，哥哥已經會學著父親說，“廚房是女生的地方，我可不能進去。”記得有一年春節，蕊蕊和母親一起做飯時，要求哥哥去小賣部買塊抹布，多買幾雙筷子。奶奶攔住她，“叔伯都在呢，讓你哥和大人聊天。你去吧。”
那句話帶來的傷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蕊蕊從此抗拒廚房。即使看著母親辛苦，她也只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擦拭整理的工作，再也不會踏入廚房半步。她害怕像母親一樣，主動進入廚房，在節日裏忙進忙出，然後成為家庭中那個隱沒的付出者。
2021年的春節，一揚發現，這種家務觀念的形成遠早於女性在“成為家庭主婦”之前。春節裏，家裏面要給子侄輩的孩子們準備禮物，大家給男孩子們準備玩具槍，給女孩子們的禮物，則多是芭比娃娃，或者是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機、炊具、簸箕和拖把的組合。
看著小侄女頭戴著公主皇冠，認真地把迷你漢堡和迷你蛋糕擺放在玩具鍋盤內時，一揚疑惑：長大後，她會從真實的洗衣機、炊具、簸箕和拖把那裏獲得快樂嗎？
- END -
撰文 | 楊柳
編輯 | 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