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豬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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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重蓉

牛是一種充滿矛盾性的動物,它既能負重隱忍,富有為中華民族所欣賞的吃苦耐勞特質,成為勤勞品德的象征;又是雄健烈性的,在某些時刻會展現出毛發賁張、氣勢衝天的美感。一提到牛,我們不難想到它的美德,卻容易忽略它的神氣。不過在漢代藝術中,牛的形與神、俯首與高昂、辛勤溫良與雄姿英發不曾偏頗其一,都得到了生動真實的再現。更特別的是,漢代人還為它添上想象的羽翼,升華它的健美不凡,令其變成一種神獸,護佑著人間。

生活日常中的牛

牛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據考古發現,我國早在更新世晚期就有原始牛出現,乃發源於印度的中東亞種之後裔——歐亞亞種,自印度遷入,分布在我國北方與西南少數地方。但這種牛的馴化並不成功,最早馴養牛並用以祭祀、耕種是在商代,這時中原地區牛的主要品種為聖水牛和黃牛。西周以後,隨著環境氣候的變化,黃牛逐漸成為中原牛的代表。牛的品種、用途在漢代得到了繼承,反映它在社會生活中場景的圖像主要有這幾類:農耕、田獵、庖廚以及牛車。而這些場景在今天的鄉村依舊可見,由此可知漢代習俗綿延之久。

(一)農耕圖中的牛

牛耕在西漢時已被大規模推廣,至東漢時期,逐漸從中原地區被推廣到長江、珠江流域。牛耕圖是畫像石、畫像磚乃至壁畫上常見的題材,目前在陜西、山東、江蘇、甘肅與內蒙古等地區皆有發現。畫面多呈現一或兩牛挽犂,農人執犂並趕牛,奮力耕作的情形,其中二牛擡杠式耕種法較為多見。

如國家博物館藏一塊徐州雎寧雙溝地區的畫像石,就反映了東漢江南地區使用二牛擡杠式犁耕的情景。此石的左、右、下三邊各飾一條菱形紋邊帶,主體畫面分作上、中、下三層。最上層是仙人出行圖,中間一層是人物會見圖,最下層則為牛耕圖。牛耕圖的最右端停一輛已卸牛的柴車;中央為耕作圖,並排左行的兩頭牛身裝有向上斜伸的長而直的單轅,轅端裝衡,一左一右駕著二牛,後面一農夫左手執鞭、右手扶犁,農夫身後隨一兒童在撒播種子;不遠處,還有一人執鞭驅趕一牛,後隨一擔夫(圖1)。整幅畫面展示了農家春耕忙的場景,牛是其中的主角,其身負重物、揚蹄賣力向前驅動的身形,仿佛躍然石上的哞哞叫聲,形象詮釋著它們對於人類的莫大幫助。

圖1 國家博物館藏牛耕畫像石拓本

另外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也出土一套彩繪木牛套長轅犂的明器模型(圖2)。

圖2 武威市磨嘴子漢墓出土彩繪木牛拉犁明器

(二)田獵圖中的牛

田獵是漢代的一項重要活動,既能捕獲獵物、滿足基本生存,也帶有政治軍事色彩、能起到軍事訓練的作用,漢畫上的田獵圖繪制出了當時社會勇猛尚力的精神風向。

牛是這類圖像中常見的動物。比如一塊陜西米脂黨家溝墓門楣畫像石,畫面由內外兩層構成,外層為雲氣紋,內層圖像則由仙境和狩獵共同組成。在內層畫面的正中央,有一座雙層樓閣,底層並排端坐兩位帶翼仙人,樓閣外圍繞著蟾蜍、九尾狐、神鳥、搗藥玉兔等;在畫面的左右兩側則為田獵圖,右側有一人騎角獸射鹿,左側有一騎馬者返身回首、拉弓射向後面一頭奔牛,情勢危急,扣人心弦(圖3)。

圖3 米脂黨家溝墓門楣畫像石拓本

又如安徽淮北北山鄉出土一塊畫像石,畫面左方刻一柏樹,樹頂立一鳥,樹下栓一犬,周圍還有飛鳥環繞。右方則刻一株合歡,樹枝上棲有鳥雀,上空有一彩鳳展翼;樹下有一人持弓向上射雀,寓意“射爵”;還有一牛拴在樹幹上,正驚恐望向獵手,揚蹄後退,增加了氣氛的緊張(圖4)。

圖4 安徽淮北出土畫像石拓本

無論這些田獵圖中的牛是否作為獵物,都體現出了它與人類關系的密切;並且畫面動感飛揚,是那個時代精神側面的寫照。

(三)提供衣食的牛

牛也為漢代人提供衣食。牛奶、牛肉、牛骨、牛皮等,都具有實用價值,今人同樣延續了對牛這些部分的食用習慣。食牛肉、牛奶的飲食習俗常見於漢代庖廚圖。

楊愛國先生將畫像石上的庖廚圖分作屠宰、汲水、炊煮和切菜四類,椎牛圖為屠宰中的一種。椎牛的場面在山東諸城前涼臺、沂南北寨山漢墓出土畫像石上皆有反映。另外,河南方城城關鎮墓的西門下門楣石,上刻牛抵虎圖。畫面左方為一虎,後肢立地,上半身懸空向前撲,尾巴上翹,正昂首怒目、張口吐舌地恫吼;右方刻一牛,三蹄立地、左後蹄高揚,俯首用犄角狠命抵向猛虎,氣勢絲毫不弱;而就在牛揚起後蹄的一剎那,一戴尖頂帽的人趁機用環首小刀閹割牛的生殖器(圖5)。閹牛是為使之便於耕作,也改善牛的肉質,這一習俗流傳至今。另外,陜西榆林橫山孫家園子墓門楣石上刻有擠牛奶圖。

圖5 河南方城城關鎮墓西門下門楣石拓本

至於用牛皮禦寒,有著名的“牛衣對泣”之典。西漢元帝、成帝時期的王章,官至京兆尹,性情耿直、剛正不阿,素為大臣貴戚所敬憚。可他早年做太學生時,也曾經歷過一段窮困潦倒的日子,比如一次生了病,卻連被子也沒有,只能借牛衣取暖。貧病交加讓王章情緒低落,他自以為熬不過這一關了,躺在牛衣中竟感傷得落淚,忍不住向妻子訣別。王妻是古史上少有的留名女子,當然自有一派風範,她並不為丈夫的脆弱所驚慌,相反鎮定自若,喚著丈夫的字“仲卿”訓斥道:“你瞧瞧如今在京師朝廷裏的尊貴者,能力有誰能比得上你呢?可你在生病困厄之時,非但不自我激勵、奮發圖強,反倒哭哭啼啼的,哪有大丈夫的樣?”王妻的見識堅強猶如一柄劍,破開了籠罩的迷霧與烏雲,令王章醍醐灌頂,也倍感溫馨。後來王章幾經波折終於得到外戚王鳳舉薦、為成帝所用,但他並不買王鳳的賬,秉公行事,於是得罪了王鳳,連同妻兒皆下獄。獄中,王章年方十二的小女兒繼承了其母的聰慧,準確預料到其父終會因剛直的性格遭難。隨著王章被殺害,其妻兒被流放合浦,直到王鳳去世後才得以還鄉。這家有慧能的人家後來從事采珠業,勤勞致富,加上時人皆為王章之冤所不平,他們最終在劫後余生中得到了歲月的溫柔庇佑。

(四)交通運輸中的牛

牛還是漢代陸路運輸的重要動力。牛車以車箱上是否裝卷篷,分作篷車與敞車兩種。王子今先生指出牛對飼料的要求低、力強耐久,雖然行速慢,但在秦漢時期逐漸成為最普遍的運輸動力,牛車的普及是東漢交通運輸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不過牛車規格較低,從西漢初年大約至東漢中期,多用於載物,人乘牛車會被尊貴者所不齒,《晉書·輿服誌》曰:“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庶遂以為常乘。”這一風氣的轉變與為生活便利密切相關。孫機先生認為東漢晚期社會上層出行以牛車代馬車,是車制上的重大變化,其原因之一是牛步徐緩,乘牛車的顛簸程度比馬車小、並且可自由坐臥,不用像乘馬車一樣需要坐或立、並保持姿勢的端正。

如一件米脂官莊墓門左立柱畫像石,畫面分作上下幾格,在最下一格刻一帶卷篷的牛車圖像,應為篷車(圖6)。又如甘肅張掖高臺縣駱駝城南出土一輛東漢彩繪木牛輜車明器。輜車制作得機巧,由雙轅、車輿、帷蓋及車輪組成,車輿前後各有兩爿可開合的車門,門框塗褐底黑點,車軸、輪輞及帷蓋塗黑色,頗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之勢;而拉車的牛則被刻出身體輪廓,由黑線勾勒五官、毛皮,俯首而立,長尾支棱(圖7)。

圖6 米脂官莊墓門左立柱畫像石拓本

圖7 張掖高臺出彩繪木牛輜車明器

牛之壯美呈現

漢代人發掘了牛的雄壯之美。

(一)鬥牛與牛燈

最具動感的牛是處於戰鬥狀態時,畫像石上常見鬥牛場景。比如山東鄒城面粉廠出土一塊淺浮雕畫像石,畫面分上下兩層,上層為宴樂和農作圖,下層從左往右的圖像依次為:兩人擊一人;二牛相鬥;駱駝、大象依次向前行;射獵場景。其中的鬥牛圖氛圍激烈,二牛一面揚蹄刨地、一面低頭拼命用犄角抵向對方,觀者似乎能感受到它們的牛氣哄哄,中間有一人似在作裁判,另一人騎在一牛身上也在專註觀戰(圖8)。

圖8 山東鄒城面粉廠出畫像石拓本

漢代人也善於將生活用具塑作動物形狀。江蘇揚州邗江縣甘泉2號漢墓出土一件錯銀銅牛燈,銅燈由燈座、燈盞和煙管三部分組裝而成,這三組組件均可拆卸,便於清洗。其中燈座塑作黃牛形狀,牛腹中空,背負圓形燈盤;燈盤一側設置扁平把手,盤上籠兩片可轉動的燈罩,其中一片鏤空雕刻,便於散熱、擋風和調光;燈罩上扣穹頂形罩蓋,煙管一頭連接蓋頂、一頭與低垂的牛首相接(圖9、10)。當燈盞中點燃時,所產生的煙塵即上升、經由煙管導入盛有清水的燈座腹腔,得以溶解,環保衛生。巧妙運用導煙管保護環境的原理,在漢代多件燈盞上都有所體現,如長信宮燈以小宮女高舉拎燈的那只臂袖作為導煙管;國家博物館藏一件彩繪雁魚青銅釭燈,以大雁修長的脖子作為導煙管(圖11)。

圖9、10 江蘇揚州邗江縣出土錯銀銅牛燈

圖11 國家博物館藏彩繪雁魚青銅釭燈

另外這件銅牛燈的造型美觀,銅牛曲頸低首,瞠目張口,雙角角根相連、角尖上刺、連貫成一彎月牙,線條流暢;四肢立地,尾卷上翹,體型雄渾。燈座、導煙管和燈盞都施以錯銀技法,通體光滑、紋飾精美。錯銀類似於錯金,據史樹青先生考證,錯金技法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是在銅器上用金絲、金片鑲嵌成紋飾、文字,然後用錯石(厝石)在器表磨錯平整,形成隱嵌圖案的視覺效果,生動活潑。比如這件銅牛燈上即以雲氣紋為地,夾有奇禽異獸,圖形飄逸。

(二)滇國藝術中的牛

漢牛被塑造得最為光彩四射的,當屬滇國器物上的造型。滇國畜牧業發達,家養的畜禽中牛的數量最多。滇牛品種也為黃牛,有兩種類型,大約一種的角上翹,另一種的角則下垂。

比如國家博物館藏兩件實物,一件是雲南江川李家山出的西漢青銅枕。青銅枕是滇國特有的器物,在該古墓群中共發掘出土6件,這一件作馬鞍形,枕面中間平整,兩端上翹,如此兩頭連上中部的輪廓形成一個開口寬闊的弓形,又若一彎新月;兩頭頂端各焊鑄一圓雕立牛,枕頭的正面鑄有雙旋紋,背面則以雙旋紋、虎紋為地,並排浮雕三立牛,牛的上半身連帶牛首凸出平面。在枕背面的三牛側立,頭向右偏垂下,犄角上頂,頸項上的肉峰突起,牛的倔強栩栩如生。而在兩端的牛則端立高處,目光前視,雙角上翹,重心朝後、身軀微向後傾,長尾下垂,意態莊嚴(圖12)。

圖12 雲南江川李家山出青銅枕

另一件是晉寧石寨山出土的西漢七牛虎耳青銅貯貝器。此貯貝器由器蓋和器身組成,器蓋呈上寬下窄的矮筒狀,頂上鑄七牛;器身作上窄下寬的長筒形,中束腰,腰部有一對虎形耳,底部有三足。兩只猛虎凝神上望,開口露牙,身軀壓低,緩步上前,正緊盯前方器蓋上的獵物牛群,準備狩獵。而七牛身形健壯,頸項上皆有突出的肉峰,其中六頭環繞於器蓋邊緣,相連前行,或犄角上揚或雙角內卷朝下,或側視或下望;獨有一牛佇立中央圓臺上、高出其余六牛的脊背,聳然鶴立,昂首仰天而鳴,雙角碩大朝上卷翹,儼然為眾牛之王,威武無雙。在這裏,每只動物都造型鮮活、形神兼備,更難得的是虎的狡詐詭譎與牛的威嚴莊重形成戲劇性效果,具有類似古希臘雕塑人物的藝術魅力,於靜默的虛空中蘊含著一觸即發的情感與力量(圖13)。

圖13 晉寧石寨山出七牛虎耳青銅貯貝器

神話中的牛

牛在漢代也被神化,在圖像表現上主要有兩類。

(一)牛首人身神

第一種是以牛首人身神的形象出現,常與雞首人身神相組合,多見於山東、江蘇徐州和陜北的畫像石上。關於牛首神圖像的定名,學界有多種觀點,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是認為他代表西王母,或者炎帝;相應的雞首神則代表東王公,或者寶雞神。而據陳根遠、李凇先生的相關研究,漢代牛首、雞首神圖像的來源是魯南、蘇北,陜北包括晉西北皆受山東圖像的影響。在山東的此類圖像中,這兩類神多是作為西王母、東王公的侍者存在,因此我們認為畫像石上的牛首、雞首神,可能是主神的侍從。

比如陜西神木大保當出土一塊門楣石,畫面以夾帶飛鳥的雲氣紋為地,從左右兩端到中間的圖像相對稱,分別為帶蟾蜍的月輪、帶金烏的日輪,帶翼牛首神、帶翼雞首神,直到正中央為一張牙舞爪的野熊(圖14)。更具代表性的是山西離石馬茂莊西二號墓前室東壁左、右側畫像石,兩側畫像的兩邊皆為勾連卷雲紋,中間一欄均分作上下兩格,上格分別為西王母、東王公,下格分別為執符節的牛首神、雞首神(圖15)。在這對圖像組合上,牛首神作為西王母侍從的身份很明顯。

圖14 陜西神木大保當出門楣石拓本

圖15 山西離石墓前室東壁左、右側畫像石拓本

(二)執法神獬豸

第二種神牛形象是獬豸。獬豸是傳說中公正執法的神獸,從漢晉時期起,它就被視作具有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常出現在執法公堂或執法者的衣帽上。關於獬豸的原型,文獻中有三種記載,分別是:羊、鹿和牛,其共同點是皆有一角,如《異物誌》曰:“東邊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鬥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而圖像資料中的獬豸大多是以牛作為原型,並且它主要是憑借有特色、穩定的姿勢保持辨識度,因此與其拘泥於用某種動物形象,不如用其姿態特征來作為判斷獬豸形象的依據。圖像上的它一般以低頭俯身、頭頂獨角往前抵刺、背部高聳、四蹄觸地偶有一兩蹄翻躍、長尾揚起的姿態為其特征。陜北、南陽地區的畫像石上常見獬豸圖像,在組合形式上又各有特點:陜北的獬豸圖像被程式化、多成對出現,而南陽的則沒有固定組合對象。

陜北畫像石墓墓門有一程式,即石面從上往下依次刻朱雀、鋪首和神獸圖像,其中最下方的神獸多為青龍、白虎,也可能是獬豸。墓門為一對,於是左右圖像相對稱,形成組合,氣勢十足,米脂、榆林、神木、綏德等地多見這類畫像石。如綏德楊孟元墓的左右門扉,畫面正中各有一只鋪首銜環圖像,瞋目開口,頭頂雙耳豎立、中央豎一肉柱;鋪首上方各有一朱雀,一足輕立於鋪首頭頂的肉柱上,一足擡起,昂首挺胸,展翅揚尾,富麗雍容;鋪首下方則各有一獬豸,俯首前抵,長尾高揚,兩蹄立地兩蹄刨動,兇猛暴烈的氣場與上方朱雀形成對照(圖16)。

圖16 綏德楊孟元墓左右門扉拓本

而南陽畫像石上的獬豸雖也與猛獸相組合,但對象不固定。如南陽宛城軍帳營出土一件墓門左門楣石,畫面橫向,從左往右依次為:獬豸與虎相鬥,羽人戲二龍,方士,背景飾以繚繞的雲氣紋。其中虎後肢立地,上半身騰空,昂首怒吼,威嚇面前的挑釁者;但對面的獬豸絲毫不為其所動,俯首聳背,身軀前傾,以其獨角挑戰王者,氣吞如虎(圖17)。

圖17 南陽宛城出墓門左門楣石拓本

漢代獬豸還有三維立體雕塑形式,也塑作低頭、獨角前刺的戰時狀態,相關資料多出土於甘肅地區。如張掖高臺駱駝城墓群、武威市磨嘴子漢墓等都出土過木獬豸。又如一件出土於嘉峪關新城鄉的青銅獨角獸,關於其制作年代,有東漢和魏晉兩說。此獸頭首低垂,開口露齒,雙耳豎立,頭頂獨角筆直向前衝刺、幾乎與地面平行;頸背部一長條鬃毛飛揚,身軀飾有彎曲陽刻細線、代表毛發,背部凹下,前肢挺立、後肢略曲,尾巴寬而扁、高高揚起,整體造型極具動感(圖18)。

圖18 嘉峪關出青銅獨角獸

漢代牛的文化內涵

在古代,牛與人類社會的運作息息相關,漢代人不僅需要它以滿足生活和生產之用,還將它納入禮制文化的範疇,賦予它精神信仰上的含義,對其產生敬畏之情。

比如“太牢”,這是源自先秦的祭祀、待客的最高規格禮儀,備全牛羊豬三牲。《史記·項羽本紀》載楚漢相爭時期,陳平為劉邦設計去除項羽的臂膀範增,故意安排在接待西楚使者時,裝模作樣地“為太牢具,舉欲進之”,得知來者並非亞父而是項王派來的後,故意撤換了盛宴,代以低劣的食物,以此使驕傲簡單的項羽生疑。古人極重禮,以禮規範等級與秩序,而牛作為大禮中的三牲之首,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又比如漢家天子有賜“牛酒”的傳統。顧名思義,牛酒即牛與酒,每當皇帝赦天下、登基或者行冠禮等儀式性時刻,皇帝會面向大臣乃至社會基層人民,賞賜食物,其中的牛可能以整頭計,也可能只是牛肉若幹。這時牛不僅是單純的食物,而代表政治殊榮,體現了帝制時期對於天下承平的願望。

至於漢代人神化牛,可能源於對它超高實用性的認同,還有對其力量的崇拜。我們不難發現,以漢畫中的牛首神、獬豸為代表,神牛相較於其他神獸,樸實無華得如同隨處可見的黃土,並無傳奇與浪漫可言。它之所以能夠在漢代龐大的神靈隊伍中煥發出獨特的光芒,一是因為它的體態展示出為中華民族所欣賞的健壯陽剛之美。漢畫上的神牛,戰鬥時最具爆發力的那一瞬間被捕捉、描摹得活靈活現,仿佛天地之混沌元氣就要破繭而出,那是華夏民族遙遠而悠長的血脈在激蕩。

二則是它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它是含辛茹苦、腳踏實地的精神象征,又是陽剛勇猛、驅魔辟邪的正氣代表,還是公正嚴明、威武決斷的正義守護者。它的這些特質,體現出漢代人對於公平正直的心理訴求,而這一心理日漸凝結成民族性的一部分,成為優秀的文化傳統,滋養著代代國人。

牛憑借它的力量與忠厚,成為人類最密不可分的夥伴,也成為我們民族悠遠不斷的精神圖騰之一。

誰不向往生命中的輕盈與飛揚呢?然而山河歲月,人世百年,總有那麼一些難以承受的渡口與關卡,是徘徊退縮,還是哪怕擠在逼仄的流口也要艱難吐絲?都是選擇。而牛俯下首來默默承受、耐心耕耘,定要搏得春回大地的韌性,富於啟示;危難關頭,它又能賁張昂揚、迎難而上,充滿感染力。

回首青山依如舊,幾度夕陽紅。在漢代牛那一俯首、一昂頭的中間,不經意兩千余年的時光悠悠而過,牛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怦然相撞。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