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這本來是個好字眼兒。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這是東坡翁老來還縈繞心頭的初戀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難忘。”
但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於廣大翻身農民來說，“還鄉”再加一個字，不管是叫“還鄉團”，還是叫“還鄉隊”的那些人，都絕對是刷新人類底線的邪惡與毀滅的化身。
一、
1947年4月，河北正定縣北孫村解放。
群眾抓獲了原還鄉隊隊長仝堂。在其指認下，偽大鄉舊址附近，連續挖出死屍四十余具，屍體脖頸上都系著麻繩，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臟俱空，有的男屍還被割掉了生殖器。
他們的身份既有解放軍軍屬、進步群眾、貧協成員，也有大量的無辜群眾。
仝堂被抓住的時候，氣焰依舊囂張，說自己還沒殺夠：
“可惜八路軍來了，不然再給我半個月，我再殺你們四五十個，湊夠一百個也保不住牌！”
群眾問他：
“四、五個月就殺了那麼多人，心眼裏就忍下去了嗎？”
仝堂面露輕蔑地回答：
“這樣幹，上級還老是說我草包哪！去年這個大鄉還沒有下手的時候，人家叩村大鄉就已經殺掉十來個了，上級便說我們這個大鄉無能。”
仝堂真的“無能”嗎？
仝堂自己就說了：“你們找到的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來的，現在還放著十幾對，是留著做苜蓿湯吃的，摘下心來是喝酒當菜的，生殖器割下來賣到城裏醫院。”
醫院當然不會收這玩意，不過這的確符合國民黨反動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國後新中國準備自己制造原子彈的時候，他們還是用這套來造謠，說我們要“割蛋蛋造原子彈”。
老鄉們跟他算了筆賬，不算北孫還鄉隊，僅這家夥自己手裏的人命，兩個月裏就有47條。要知道，這些沒人性的家夥可不是光殺共產黨——他看哪個無辜群眾不順眼，就要殺誰。
有人跟著群眾遊行隊伍從他家和他主子門口過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殺了。
還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說說玩笑話，也給滅門了。
長工仝小堂兒子老傻，才十幾歲，因為營養不良，個子長得不滿二尺高，在村外拾過柴禾，就被這家夥堂捉去，硬說是給八路軍當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腦漿迸裂，不問死活，順手踹溝裏就給埋了，說起來，跟這個殺人魔王還是沒出五服的親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罵這個還鄉隊長：“六親不認，簡直還不如一條狗，常說好人護二村，好狗還護二鄰裏呢？！”
（仝堂，《北孫還鄉隊長仝堂的罪惡》，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孫村的這一幕，並非解放戰爭中的孤例。在距離這裏東南方向五百公裏外的山東濰北（今屬濰坊），還鄉團們肆虐荼毒的花樣更加翻新，更加滅絕人性。
1948年4月11日，華野九縱收到了濰北縣委寫給全體指戰員的一封信，詳細列舉了還鄉團在當地的累累罪行。
“兩年多來，濰北縣人民被殘害者已有千余。
單是紙房區李家營村一帶即被害數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據點周圍的死難同胞，仍曝屍曠野，無人收拾。
殘殺方式更令人聞之毛發聳然。鍘刀鍘、活埋已成為匪徒們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頭，然後活埋；有的被拔去頭發而後鍘死；有的被割開腿後加油燒死；有的被丟在水裏眼睜睜淹死；有的婦女被裸體綁在樹上輪奸，然後用火燒的槍條插入陰部活活攪死；有的被剝光衣服，用開水澆，把全身燙起水泡，再用竹掃帚把皮掃去，名為‘掃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為‘剪刺猬’；敵人還把待哺的嬰兒的兩腿劈開，丟在燒紅的鍋裏，叫做‘窮小子翻身’
被“還鄉團”燒死的解文卿
紙房區邢家東莊，蔣匪在街口安下3面鍘刀，竟然按戶抓人去鍘。這個村先後被殺害21人。婦救會長的孩子被鍘成兩段，青婦小隊長的妹妹徐單被敵人用槍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懷孕的兒媳相繼被活埋。紙房村貧農韓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韓的老母，哭求給她留下一個人種而不得。她眼看著自己的子孫被殺光，悲痛欲絕，也上吊而死。
高裏區一次被殺被鍘12人。軍屬於傳弟之妻被敵人用鉗子先拔去頭發，又割開腿肚子加上鹽，活活折磨死。
固堤區東小官莊一家貧農3口人全被殺死，其妻懷孕6個月，死後小孩的兩腿露了出來。
當時的濰北，被害同胞屍橫遍野，任野狗撕食。斷骨碎肉比比皆是，難屬四處認屍，小孩嚎哭尋母，其慘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淚。
這是濰北人民永世難忘的血海深仇！”
二、
所謂“還鄉團”，就是在國內革命戰爭中，返回家鄉向共產黨和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復的地主武裝，並不局限於解放戰爭。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戰，蘇區和解放區、根據地的敵我拉鋸戰中，還鄉團一直存在。
如果我們把還鄉團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站在整部中國革命史的角度來看待，不難發現這背後，中國革命所具有的時代特征可以用“艱苦卓絕”四個字來簡單概括。說得再通俗點，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後的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核心問題在農村。不把億萬農民從落後的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把落後的農村建成先進的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共產黨就無法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砸碎一個舊世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使農業國向工業化轉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盡量爭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積累，走向民族復興的強國之路。
而農村革命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也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解決土地歸誰所有。
外國資本大舉入侵之下，社會財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買辦階層所鯨吞，地主和佃戶能夠分配的，只有他們牙縫裏漏下的殘羹冷炙。佃戶原本用於彌補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業，在洋貨傾銷浪潮中基本破產，已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更無法負擔地主的地租，老實繳租就可能餓死。而地主階層在洋貨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標準大為提高，維持消費就需要加緊剝削。
以河南南陽為例，這裏的佃耕主要有兩種：一種叫大佃，耕牛和大小農具都是佃戶的，收獲的糧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種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農具全是地主的，收獲的糧食，小麥二八分，秋糧三七分，地主占大頭。
（李靜之：《耄耋之年話平生》，河南省政協：《河南文史資料》第26輯，P97）
傳統產業中的農民，是最沒有風險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災人禍，水旱湯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階級也分化嚴重，隨著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趨明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土豪劣紳成為農村的統治階層。他們架設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體制”，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卻無可化解。
於是，革命來解套了，舊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階級作為農村封建勢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當其衝。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當然為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所仇恨，而為廣大貧苦農民階級所衷心擁護，敵我雙方的鬥爭是長期、復雜、艱巨的，鬥爭雙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此消彼長。
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逃亡地主、惡霸土豪，憎恨一切終結他們萬年江山的“僭越者”，為重新奪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在反革命勢力的支持下，組織隊伍回鄉報復。
三、
“各位父老鄉親們，沒想到吧？我胡漢三回來了！正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若是誰拿了我的什麼，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的什麼，給我吐出來。有人欠我的帳，那得一筆一筆慢慢算。”
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胡漢三
這是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反派臺詞，卻是二十二年中國革命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對立和鬥爭反復性的寫照。
解放戰爭初期，敵我對比懸殊，國民黨軍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資”就不說了，完全是叫花子跟龍王爺比寶，國共之間軍隊員額的差距也高達4:1，國民黨狂妄叫囂：“三個月消滅共軍”，所以解放軍只能放棄一部分根據地，大踏步向北撤退。
這是保存有生力量進行戰略決戰的不得已之策，但對這些地區的黨員幹部、進步群眾，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卻意味著一場災難。
相較此前，解放戰爭時期的還鄉團的成分更為復雜，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紳和當地土匪外，還集結起了以往和解放區軍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為職業的日偽漢奸和國民黨頑固派、特務分子。如果說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於追租追田，而過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漢奸及為非作惡的特務分子，在求財之外更求“命”——為保自己的命，去要別人的命，土豪劣紳和土匪則是他們的積極追隨者和幫兇。所以，這部分“政治還鄉團”，對根據地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和階級報復的瘋狂程度，性情之兇狠和手段之殘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線。
因為這是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並不因為你說不說這些，人家就不這麼幹。
關於這點，國民黨內部也有認識，蔣介石就有特別訓令，要求：
“至對奸匪政訓工作與情報宣傳等工作，更應特加研究，積極增強，以加速軍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亂，必須軍事與政治互相配合，收復區內之地方行政工作尤為重要。”
怎麼抓政治工作，怎麼收復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區軍民打生打死，完全沒有和解可能的漢奸和特務，他們知根知底，更“堅決堅定”啊！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英烈，這就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烈士。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縣當地的“奮鬥復仇自衛隊”。光是聽聽名字，就能感受到“還鄉團”們身上濃重的血腥氣。
這支“復仇隊”的隊長呂德芳，是惡霸地主，他的哥哥呂善卿，時任文水縣三青團書記長，是“三料特務”、“三朝元老”—抗戰前是閻錫山的特務，後來跟了鬼子，光復後又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整個文水縣，針對我軍民開展的“復仇”行動，基本都是這兄弟倆為主，勾結閻錫山所部駐紮該縣的72師所為。
別以為犯下這些罪行的只有“還鄉團”們，國民黨軍隊虐殺我軍民的“興趣”，並不比還鄉團差。72師師長艾子謙就專門訓令配合“復仇隊”行動的215團1營：
“該營此次開展工作進行松懈，做法太軟。今後做法要硬，去掉書生習氣，勿存婦人之仁，速將陳德照、劉胡蘭等扣獲歸案法辦！”
不獨“山西王”閻錫山的軍隊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軍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對還鄉團也完全是縱容的態度。隨該部行動的魯南還鄉團，在當地大開殺戒，手段極其殘忍，以致中央社的隨軍記者翁鮮豪都看不下去了，規勸幾個還鄉團團長無效後，將虐殺現場拍了照片，找張靈甫告狀。希望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名將”，能夠出於愛護“黨國”聲譽，更好更快懷柔地方的需要，約束下這些家夥，總不能學著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時候民心喪盡，地方上怎麼長治久安？
結果卻遭到了張靈甫的譏笑：
“他們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樣，人家當然要出出氣呀！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記者真是書呆子啊!”
（溫靖邦：《大崩潰》）
張靈甫
部隊長官都是這種態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張靈甫的整編74師進入解放區後，論殘害老百姓的花樣和力度，並不比還鄉團差。在臨沂張官村（今屬山東莒南），發現了幾雙繡有紅五星的鞋墊，整74師就將做鞋墊的9名婦女全部槍殺。在孟良崮被解放軍包圍時，他們將附近許多村莊燒毀焚平不算，還把來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槍殺。尤其令人發指的是，張靈甫為了解決糧食的困難，下令“就地補給”，縱兵搶掠百姓的糧食，對敢於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槍殺。
隔壁李天霞的整編83師更沒書呆子氣，不但沒有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還帶著還鄉團幹各種壞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羅炳輝烈士的墳墓，把忠骸拖出來，百般淩辱。
如果說國民黨軍隊是 “虎”的話，還鄉團就是為虎作倀的“倀”。在還鄉團的配合下，國民黨政權確實在不少新占領地區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舊有的“秩序”。以華中地區為例，我各級留守黨組織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從1946年秋至1947年3月，華中第一、第二地委的黨支部就由1641個銳減為989個，黨員由84498名減少到71206名。從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華中第九地委的黨員由37907名減少到13715名。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P211）
四、
熟悉歷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國在南越搞了個“鳳凰計劃（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陣，幫著南越偽政權版的還鄉團，對越共進行“整肅”。
從賬面來看，越共組織受到了極大傷害，然而同樣肆無忌憚的暴力虐殺，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死亡，導致了越南南部群眾對美偽政權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偽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一樣腐朽墮落，戰術層面的勝利，對戰略決戰並無太大幫助，反而讓更多的群眾看清了美帝的反動本質和偽政權的走狗底色，選擇支持“抗美救國戰爭”，抵制美國侵略，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
而當年在中國，美帝國主義也曾積極支持國民黨方面的類似行動。1946年8月，“蘇中七戰七捷”中的五戰丁堰、林梓，在殲滅軍統武裝交警總隊後，在丁堰（今屬江蘇如臯）繳獲幾屋子數不盡的鐫刻有USA字樣的腳鐐手銬，這些東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這一地區的還鄉團，也的確對得起美國人和軍統。泰縣（今屬江蘇泰州）姜南區三太鄉的還鄉團，在一夜之間，抓捕了該區108名鄉、村幹部及土改積極分子，當夜就活埋了28人。黃橋地區浩堡鄉的還鄉團，一次就燒掉61戶民宅，將6戶人家無論男女老少，悉數滅門。
（陳丕顯：《蘇中解放區十年》，P360）
蘇中的老百姓說：
“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還比鬼子壞，燒殺搶掠勝‘二黃（偽軍）’！”
這樣的還鄉團，與其說是竭澤而漁，不如說是為淵驅魚。還鄉團所過之處，就連原先對我黨我軍持中立態度、甚至可以說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國民黨卷土重來的一般士紳、地主和富農，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黨。他們固然不喜歡我黨的土地政策，但兩害擇輕，還鄉團和國民黨軍的倒行逆施，更讓人難以容忍—善財難舍，但還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給我黨的幹部寫信，說還鄉團是狼入雞群、胡作非為，必然難以長久，雖然你們收回了土地，但我們還是希望你們趕快打回來，不然這日子沒法過啊！
海安、高郵和寶應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類似的民歌：
“蠶豆開花，幹部回家；蠶豆排掛，新四軍要來；蠶豆結英兒，還鄉團翹殼兒。”
應當承認，因為某些地方的執行有問題，一開始部分群眾對我黨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還鄉團”們來了之後，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給大家上了一課，於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了。無數的農民團結起來集結在我黨的領導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國民黨，憋足了勁也要找還鄉團報仇。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進行，我軍各個戰場陸續發起大反攻，國民黨正規軍大批被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還鄉團，自然也隨之土崩瓦解。
五、
那些曾經橫行鄉裏的武裝的“還鄉團”，他們已經被人民子弟兵永遠地從這塊土地上消滅了。但這些年，有一些“還鄉團”，手裏面沒有拿著滴血的刀槍，但卻借助媒體的力量殺了回來。他們又做了些什麼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就在身邊，就在眼前。
濰北縣委寫給華野九縱的那封信裏，還有一句說：“濰北縣廣大人民把復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軍隊身上。”
我們如今要戰勝新時代的“還鄉團”，戰勝歷史虛無主義，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時不我待，舍我其誰，這是持久戰，是人民戰爭，是我們自己的戰爭！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黨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