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是我的幸運年。”電影《失孤》主人公原型郭剛堂說道。
從單騎走全國到網絡尋親，苦尋被拐幼子24年後，今年7月11日，51歲的郭剛堂與妻子張文革、被警方找回的兒子郭新振（又名郭振）在認親儀式上抱頭痛哭，億萬網友關註、祝福，也包括曾經“飾演過他”的影帝劉德華。其時，南方都市報、N視頻推出了“《失孤》原型24年尋子路”專題追蹤記錄。
12月中旬，郭剛堂接受南都回訪，以平和之心聊起現下的生活。舉世矚目的團圓之後，故事並沒有“大結局”，突然易轍的生活也未如他期待的那樣歸於簡單。近五個月裏，除了繼續主持尋親誌願者協會的工作，他還擁有了新的公益頭銜，並開始籌劃自家的創業。“馬上過元旦了，再過幾十天又過春節了，我們如果能聚合全社會之力，讓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個失親家庭團聚，這多好啊。”
歲末年終，另一部電影中的尋子故事在現實中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12月6日，在警方的組織下，電影《親愛的》原型之一的孫海洋與失散多年的兒子孫卓在深圳團聚。回憶尋子的14年，孫海洋對南都記者說，“像做夢一樣，好像以前吃了那麼多苦，也就過去了”。
新生活與“老本行”
“郭振找到了！”對郭剛堂一家來說，一切從此不同了。
變化可能在細微之處，比如郭剛堂終於擁有了“深夜關機自由”，有時間學著買菜做飯，並悄悄長胖了好幾斤；妻子張文革變得更愛說話、更活潑愛笑。也有一些場景，今昔對照令所有人感慨，比如今年9月21日是中秋節，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吃了團圓飯，同賞一輪明月，而24年前的9月21日，郭振在山東聊城李太屯村的家門口被神秘女子拐走，為人父母者的時間仿佛被凍結，徒留撕心裂肺的記憶。
“回首過去24年的中秋節，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冷清的家裏，也不敢打開電視看晚會，偶爾路上看到跟著父母回家的孩子，都會情不自禁地想，我的孩子此刻在哪裏？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吃上月餅？”這是郭剛堂寫在微博上的一段話。
如今，他們再也不用擺一套空碗筷了。盡管郭振平時在河南上班，不能天天來聊城陪他們，親子之間仍然可以用手機聊天、視頻，“心是近的”。老郭夫婦已然滿足。
前半生的最大心願得償，原本郭剛堂可以跟其他尋親成功的家庭一樣，主動淡出所有相關場域，正像他自己在7月13日發布的視頻裏說的，“孩子找到了，我也想盡快地回歸生活，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支持和理解。”現實卻是，助人尋親這個大攤子，他丟不下，也不能丟下。“畢竟二十幾年，我就做這一件事情，它現在就是我的職業和專長了。”郭剛堂告訴南都記者，如今他們一家團圓，自己反倒覺得，比找到郭振之前更忙了。
從互助開始的公益
“並不是說我的初衷就是做‘大善人’……”有一次，郭剛堂開直播坦言，“但是因為我經常拉著（尋子）海報全國跑，一路下來也有很多有其他尋親需求的人，現場把他們的信息給我。我後來就想，人都是相互的，我去幫他，他不幫我嗎？就這樣，我收集的信息越來越多了。”
2012年，郭剛堂發起創辦了“天涯尋親網”，初衷就是善用網絡工具，提升信息流通的效率；2014年，在相關部門的建議下，他又依法登記註冊了山東聊城天涯尋親誌願者協會，收集、整理、比對尋親信息，也為失親群體提供幫助，避免“次生悲劇”。
一步一個腳印走到現在，“天涯尋親”的關註對象早已不限於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還包括阿爾茲海默癥、智力障礙、精神疾病患者，以及離家出走者、流浪乞討人員、因不可抗因素與家人失聯的各類人員。匯總起來，服務過的尋親家庭數以千計。
“但這件事情，不是你郭剛堂一個人，也不是‘天涯尋親’有多少誌願者去做，而在於我們怎麼用有效的思維，融合有效的資源。”郭剛堂對南都記者說，至今協會裏沒有全職工作人員，線下活動範圍不出聊城，但“編外”愛心人士遍布社會各界。比如出租車司機組成的“城市之眼”群，曾有過17分鐘找到離家少年並送回父母身邊的光榮記錄；今年春天，協會還向街頭的環衛工人們派發口罩、手套等小禮品，請他們做好本職工作之余多幫忙留意，如有線索及時報給救助部門。
兒子找到後，郭剛堂不再是“帶領大家尋親”的苦主，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益人。社交平臺的簡介裏，他曾將自己多年來的堅持概括為“一個父親的救贖”，現在替換成了一句號召：“我的夢圓了，還有許多想圓夢的，他們需要我們！”
郭剛堂說，最近他一直在思考，作為協會除了核實、梳理“找上門來的線索”，還可以在哪些地方發力，與職能部門打好配合。目前相對成型的想法是，請公司開發一款名為“天涯尋親”的App，屆時免費開放使用。
實際上，這個產品已經默默研發了好幾年，做過小範圍的測試。郭剛堂介紹，“這個軟件就是通過人像識別和詞條搜索，完成疑似數據的前期處理和篩選，處理之後的數據，確確實實更有針對性。不過目前它還沒有達到我的要求，所以沒有盲目地推。”
郭剛堂對這個App的期待是簡單易上手，可以作為線上信息填報和智能匹配工具，減輕工作人員的重荷。他笑稱，如果以後尋人的事情交給AI去做，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卸任了。
老騎手做勸導員
除了替人尋親的“老本行”，不久前，郭剛堂的公益事業又添一項新內容。
今年11月，他接過了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的聘書，正式成為聊城文明交通安全勸導員。“一個人只要是從家裏出來，就和交通安全有關系。”他告訴南都記者，正是由於深刻體會到這一點，他希望能做點什麼，引導更多人“從我做起，珍愛生命”。
“履新”之後，郭剛堂參演了倡導安全文明出行的系列短片。11月下旬面世的首條視頻《回家》中，他語重心長地勸住了一對要開“鬥氣車”的夫妻：“我是郭剛堂，比起生命，什麼都不重要，快回家吧！”
這一幕卻又令人想到，年輕時的郭剛堂為了尋找郭振，一次次離家、“賭命”跑長途的身影。2015年上映的電影《失孤》中，劉德華飾演的主人公有句臺詞感人至深：“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覺我是一個父親。”這基本是郭剛堂的原話。
當年，他將兒子的兩歲生日照，印在一張一平方米大小的油布上，上面用大字寫著“兒子，你在哪裏？爸爸找你回家！”綁在摩托車的後座，把文書、地圖和記錄本揣在挎包裏，捆上一編織袋的家當，穿戴好摩托車頭盔和塑料雨衣，就奔著前方不知真假的消息出發了。用他的話說，當時也別無選擇，為了省錢和方便，只能“把‘命運’的‘命’字，寫到自己手心裏”。
一個人，一輛摩托車，車尾豎著獵獵作響的尋子旗，郭剛堂就這樣走過了全國31個省的幾百座城市，行跡近50萬公裏，摩托車報廢10輛。一路上，他目睹過太多慘烈的車禍，自己也曾經翻車遇險，有一次幾乎摔到了懸崖邊。直至2009年摔傷膝蓋後，才逐漸放棄了騎摩托車尋子的做法，越來越熟練地操作互聯網。
許多年後的今天，交通安全勸導員的新身份，意外促成了一次回望。
為拍攝公益廣告，很多年不做騎手的郭剛堂又一次戴上頭盔，跨坐在摩托車上，諦聽尋子旗翻動的聲音。如今在他看來，這是一條無奈的彎路。
他多次呼籲尋親家庭，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機關，善用已有的尋親快車道和社會資源，不要做“孤膽英雄”，試圖在茫茫人海中撈一根針。
尋親的“彎路”和“捷徑”
郭振拐賣案告破之後，做父親的才發現，自己曾騎車經過兒子所在的地方，只是沿途打聽的方式太過粗疏，能作為尋人依憑的“顯著特征”，只不過是兒子左腳腳面與小腳趾之間的一塊燙疤、十指指紋都呈開口“簸箕”狀。與之相對的是，這些年裏，警方在打拐方面已有長足進步。
今年公安部部署開展“團圓”行動以來，因為缺少郭振的DNA信息，在打拐基因數據庫裏始終沒有比中的情況，又有了一種破解之法，乍聽上去，讓郭剛堂都有些難以置信——警方克服了兒童被拐時的體貌特征與長大後差別較大的障礙，根據失蹤兒童小時候的照片，在數據庫進行比對，從而在河南發現了疑似郭振的線索。後來，警方采集了河南林州一名本地居民的血樣，在打拐DNA系統中成功與郭剛堂夫婦比中，從而最終確認了郭振的身份。
循著這條線索，辦案人員鎖定了現年56歲的河南男子呼某為拐賣案嫌疑人，又在他曾經居住的老房子裏發現了1997年前後與他有關聯的女子唐某，並通過照片比對技術確認了唐某的身份。唐某到案後，供述了當年夥同呼某拐賣郭新振的犯罪事實，原本拒不交代的呼某只能認罪。
從接到公安部的指令出發，到確認郭振的身份，再到抓獲呼某、唐某，專案組一共只用了9天時間。除了為郭剛堂夫婦找到郭振，還帶破了嫌疑人犯下的另兩起拐賣案件。郭剛堂對南都記者感慨：“我找了24年，孩子不是我找到的，是公安機關給我找到的。我的24年和他們9天的工作之間，畫了一個小於號。”
他多次呼籲懷疑自己身世的孩子，盡快前往全國各地的“團圓”行動采血點，接受免費的DNA采集，也反復提示向他求助的尋親者，找到高度疑似的孩子後，向當地公安提出進行DNA比對。“采血入庫，就是尋親的捷徑。”
此外，他也建議尋親尋家者們建立自己的信息管道，“現在我們有一些短視頻App，包括其他的社交平臺，都可以在上面做自己的賬號，這樣收集來的信息是最直接的；再對這些信息做細致的梳理、甄別，該給職能部門的，給職能部門。”
願天下無拐賣
今年是個“團圓”年。
據公安部披露的數字，截至2021年11月30日，“團圓”行動已成功偵破拐賣兒童積案290余起，抓獲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690余名，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失蹤被拐人員與親人分離時間最長達74年。
但是郭剛堂心裏仍沒有放松，因為他知道還有很多家庭在找孩子，還在期盼著苦盡甘來的那天。
“拐賣就是超越謀殺的罪惡。”郭剛堂對南都記者談道。當下很多討論集中在收買被拐賣兒童者的法律責任，但郭剛堂強調，整個拐賣鏈條的每一個環節都重要，每一個環節都不應該再有人參與。
他認為，一條拐賣鏈上有五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偷、拐、騙、搶；第二個是販運，孩子得到以後要運出去吧，但是販運者不見得是偷孩子的人；第三個是中介，介紹人吃了好處，他們有沒有被追責？第四個是‘買家’；第五個是合法化，‘黑戶’漂白過程中，很多人要參與，能不能提高警惕、及時發現？”
如今，我國的相關法律已經明確，現實中收買被拐賣兒童的空間越來越小，比起新發生的盜搶拐賣兒童案件，更多的是等待線索解開的陳年積案。
郭剛堂希望“買家”和更多知情者能夠站出來，提供有效信息，幫更多家庭早日實現團圓。他也相信，“通過融合社會上的更多資源，和我們的公安機關、相關部門共同促進，在這個時代實現‘天下無拐’不是一句虛言。”
假如24年前，那對年輕男女沒有將郭振拐上長途汽車賣到河南，或許郭剛堂會給家人帶來完全不同的生活。1997年，他只有27歲，已經靠著拖拉機運輸生意攢下幾萬元，還打算開個旱冰場，當地幾乎聞所未聞。一切美好的藍圖都因為拐賣案的發生化為泡影。其後的24年，郭剛堂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耗在了尋子路上，難以經營事業，也疏於照看老人和妻兒,妻子張文革任勞任怨地補貼家用。就算全家人的生活已經十分儉省，也欠下了數十萬的外債。
被凍結的時間終於在2021年7月11日正向而行。郭振的歸來如同幸福的起點，讓年過半百的郭剛堂，對今後的生活有了向往。他告訴南都記者，接下來想做一點小生意，具體是什麼還在籌劃中。自己的年齡也不算大，還有時間彌補這些年對家人的虧欠，也還有機會讓妻子過得好一點。
郭剛堂對生活的期待很簡單，“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平平淡淡地、安安穩穩地、整整齊齊地去過日子就行。”
繼續上演的團圓故事
不久前，另一部電影中的尋子故事在現實中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12月6日，電影《親愛的》原型之一孫海洋，在深圳與走丟了14年的兒子孫卓相見。隨後兩天裏，他帶著孩子一路向北，先返回湖北老家與親友團聚，又連夜趕到山東陽谷送孩子讀書，這幾天，孫海洋夫婦又把孩子從山東接回了深圳。時隔十四年，孫卓重新回到了親生父母身邊。
孫海洋的故事在電影《親愛的》播出之後為更多人所知。演員張譯飾演的角色“韓德忠”，是以孫海洋為原型。
2007年，孫海洋帶著妻子和快四歲的兒子孫卓來到廣東深圳，開了一家包子鋪。店鋪開張不過一個星期，10月9日，忙碌了一天的孫海洋在屋內打了個盹兒，在外玩耍的孫卓便不見蹤影。一旁的補鞋匠看到了孩子被拐的一幕，但以為是鄰居的親友，也沒有在意。自此，孫卓再無音訊。
尋找孫卓，占據了孫海洋人生大部分時間。
起初，他四處張貼尋人啟事，懸賞金額從5萬變成10萬，再提高到20萬。後來，他直接將自家包子鋪改成“尋子店”，拆下招牌替換成懸賞廣告。
在深圳舉目無親，孫海洋不得已打電話回家求助，奶奶爺爺也立刻從老家趕來尋人。他回憶，懷疑孩子可能在潮州，識字不多的奶奶就找到當地的幼兒園，挨個查看，找過一家就登記一家。她想孩子即使被拐走，也一定要上幼兒園的。
一路尋子的還有許多家長，孫海洋漸漸意識到，這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他收集了約3000名被拐兒童信息，希望被拐兒童能引起社會關註。他不再孤身一人尋子，與其他尋子家長擰成一股繩，相互支撐。
2014年，由陳可辛導演的打拐題材電影《親愛的》上映，孫海洋的故事被搬上大銀幕。孫海洋向導演提出請求，希望在電影中留下他尋子的電話號碼。
電影上映讓孫海洋又看到了希望，手機每天能接到上千條信息。他常驅車數百公裏，核查線索，也幫其他家庭解救被拐的孩子。
令孫海洋沒有想到的是，14年後回家的孫卓對小時候的事已毫無印象。
失落過後，孫海洋又覺得慶幸，也許不知道也是一種“福氣”，“我想來想去，這樣也好，雖然人販子把他偷去，但他沒有心理陰影，他過得很知足。”
12月23日淩晨，孫海洋發了條微博：“我們已接到孫卓，謝謝大家！”這次，他和妻子再次開車從深圳出發前往山東陽谷，返深時，車後座已經多了個走丟14年終於回家的“寶貝”。
回想起這些年，孫海洋說，“像做夢一樣，好像以前吃了那麼多苦，也就過去了”。
出品：南都即時
統籌：南都記者 向雪妮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敖銀雪
設計：尹潔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