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蘇楊帆
【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眾，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都因之而改變。20年後，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部自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2001年9月11日，那是一個星期二，紐約天氣晴朗。
“叮！”世界貿易中心一號樓的電梯停在第46層，安娜貝爾·昆特羅（Annabel Quintero）快步走出電梯。
她今天有些遲到了。時年25歲的安娜貝爾昨夜像曼哈頓許多年輕人一樣，外出享受著紐約一周中最活躍的夜晚。已經上了一天班的人們抱著“再來最後一晚”的心態慶祝他們從秩序社會“偷來的狂歡夜”，叛逆地將這個工作日的晚上過得比周末更加精彩。
安娜貝爾
星期二一早，安娜貝爾在起床的時候就意識到有些晚了，“還去上班嗎？”她糾結了一下，還是決定去，“去吧，動作快點就好！”於是她快速收拾好自己，在上班途中還買了報紙和早餐，終於趕在早上八點半前到達她工作的大樓——世界貿易中心一號樓（北塔）。
安娜貝爾推開辦公室的門，裏面空無一人，老板的毛衣掛在椅背上，人卻不知道去了哪裏，她心裏暗道一聲“不好”，老板大概已經發現她今天遲到了。安娜貝爾趕忙打開電腦，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對衝基金，辦公室不大，平時人也不多。她的工作內容是在每天股票市場開盤前打印出最新的投資組合資料，以便於公司後續的基金買賣操作。
與安娜貝爾略顯忙亂的早晨不同，在世界貿易中心二號樓（南塔）73層工作的大衛·裏卡（David Ricca）的星期二已如往常一樣井然有序地開始了。
時年24歲的大衛是國際金融服務公司摩根士丹利的一名金融顧問，該公司在世貿中心二號樓中擁有二十多層樓辦公室。剛剛開始參加工作的大衛意氣風發，充滿鬥誌與熱情，他每天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最後一個才離開。
這一天也不例外，大衛在早上八點十五分就到達了世貿中心。他先在44層買了早餐，而後乘坐電梯來到73層。八點半的摩根士丹利已經充滿工作的氛圍，大衛邊吃早餐邊和同事們討論著最近金融市場的態勢以及他們今天要做的交易。
大衛
在毗鄰世界貿易中心的自由大道上，7歲的克爾斯頓·西爾斯（Kirsten Cills）正牽著媽媽和哥哥的手等紅綠燈，每個工作日，這位年輕的母親都會步行送自己10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去學校。綠燈亮了，“快走快走，我們已經遲到了哦。”媽媽邊說邊拉著一雙兒女的手向馬路對面走去。
一片移動的巨大黑影遮住了克爾斯頓頭頂的陽光，曼哈頓的天瞬間暗了。年幼的克爾斯頓擡起頭，一架飛機正從頭頂低空飛過，直直撞進眼前高聳的世貿中心一號樓。
撞擊引發的巨響，一切靜止。
這一刻，美國東部夏令時間8時46分40秒。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濃煙從世貿中心北塔滾滾而出，15分鐘後第二架聯合航空公司175號航班撞擊世貿中心南塔。從附近的辦公樓可以看到，該航班正以最快的速度飛往世界貿易中心。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撞擊
從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起飛的美國航空11號班機（AA11）被5名劫機者劫持後墜毀在世貿中心一號樓93層和99層之間，這家波音767客機上載有81名乘客和11名機組人員。
安娜貝爾感到什麼東西突然砸到了大樓上，她起身跑到窗戶邊，“是哪棟樓倒在樓上了？”她猜想。窗外沒有什麼異常，安娜貝爾意識到附近的樓沒有比自己身處的大樓還要高的了，那會是什麼落在了一號樓頂上？
但她沒有太多思考的時間，大樓已經開始隆隆作響。她跑回座位，抓起錢包和外套就朝門外跑去。衝出辦公室之後，安娜貝爾卻楞在了原地，她接下來該做什麼？正在此時，一個中年亞裔男子也衝出了隔壁辦公室，他們驚恐地看著對方，互相詢問是否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但沒人知道答案。
大樓又開始發出可怕的轟隆聲，男子轉身跑回了他的辦公室，砰地一聲關上了門。安娜貝爾仍撐著門站在辦公室前，心裏不停想著，“我該怎麼辦？該做什麼？”。雖然整個大樓都在晃動，但沒有火警和通知，安娜貝爾不敢擅自離開工作崗位。
她回頭往辦公室裏看了一眼，那本是一個美麗而陽光明媚的九月天，但透過窗戶，她看到所有的陽光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慘淡的，寂靜的灰色。她意識到，她必須要試著離開這棟大樓。安娜貝爾告訴自己：“我必須要下去，至少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假使沒有什麼大事，我再回來工作。”
下定決心後，安娜貝爾向樓梯間奔去。整個大樓地震一般地晃動著，她像一個玩具屋裏的牽線木偶，腳不著地、跌跌撞撞地經過走廊，來到樓梯間門口。她碰到樓梯間的門把手，因為緊張，她一時間分辨不出門把手是冷是熱。理性告訴她，這非常重要，假使是熱的就說明火勢已經蔓延至樓梯間內，她若推開門就有可能被火苗吞噬。安娜貝爾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深呼吸，呼氣，吸氣，呼氣......”她聲音顫抖著對自己說。
在幾次深呼吸後，安娜貝爾的感官慢慢恢復，她再次將手伸向門把手，是冷的！她打開防火門，樓梯間裏並沒有煙霧，但安娜貝爾可以聞到燃燒的味道，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在燃燒，但她被這種看不見的恐懼掐住了脖子，幾乎無法呼吸。
直覺告訴安娜貝爾必須盡快離開，她開始集中精力向下跑。她手扶著欄桿，大腦一片空白，機械地邁著左腳、右腳、左腳......就這麼兩步一跳地衝下一層一層樓梯。樓梯間裏有很多人都在向下跑，有人歇斯底裏地尖叫著，有人身上有被燒傷的痕跡，但也有人逆流而上——全副武裝的消防員們已到達現場，正逆著人群，向上跑去……
世貿中心二號樓73層，辦公室的燈突然閃爍了幾秒，大衛聽到了一些微弱的聲音，他以為是空調系統出了什麼問題，並未在意。直到坐在靠近一號樓窗邊的同事驚呼著“快撤離！”，一路跑到了大衛所在的區域，他才擡頭看向窗外——空中飄滿了紛紛揚揚的紙張，無數小物件正在墜落。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兩名婦女在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遭到恐怖襲擊後，看著世貿中心被燒毀而抱頭痛哭。 澎湃影像 資料圖
大衛和同事順著人流開始撤離，剛開始的撤離並不緊張，甚至可以說是輕松的。他們一邊開著玩笑一邊向樓梯間走去，大衛對一個還拿著貝果面包的同事說，“至少你還帶了你的貝果面包，我連手機和錢包都沒帶。”大家都以為這只是一次小事故，他們在股市開盤前還會回到辦公室，繼續這一天的工作。
從73樓向下的撤離是緩慢的，每一層都在不停湧入撤離人群。當大衛撤離到62層時，他們得到消息——“一架飛機撞上了一號樓”。大家一邊向下走，一邊討論事故原因，“一架飛機怎麼會撞上大樓？”他們猜測，大概是一架小型的私人飛機不小心撞上了一號樓，畢竟有時也能看到一些小飛機繞著高樓飛行。
大衛隨著人群慢慢走到接近20層，突然，大樓劇烈地震動了一下，他和身邊人都摔倒在樓梯間的地上。
上午9時02分54秒，從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起飛的聯合航空175號班機（UA175）被5名劫機者劫持後墜毀在世貿中心二號樓77層和85層之間，這家波音767客機上載有56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整棟大廈開始大幅地前後晃動，大衛也聞到了燃燒的味道，聽到從上層傳來的可怕的轟隆聲伴隨著金屬扭曲的聲音。恐慌的氛圍迅速在樓梯間內蔓延，人們開始哭泣、祈禱。大衛一邊流淚一邊默念，“天啊，我要死在這裏了。”他的過去一幕幕浮現在他的腦海，他想到了他的家人，“爸媽謝謝你們，我愛你們......”他希望哪怕這裏是他的終點，他的父母也可感知到他最後的感受。
雖然情緒崩潰，人流還是有秩序地向下撤離，在大衛終於到達底層時，他看到消防員們開始向上行進。他不敢相信怎麼會有人在這樣的恐懼氛圍中還有勇氣向上走。
阿裏斯蒂德·伊科諾莫普羅斯（Aristide Economopoulos）是一名攝影記者，時年30歲，他從事新聞行業已有一段時間。他9月11日原定的工作計劃從下午3點開始，於是前一晚他和朋友出去喝了點清酒，睡得也晚了點。這天早上8點多，他被一通電話吵醒，是他媽媽打來的，酒精和睡眠不足讓他有些遲鈍。因為被吵醒，阿裏斯蒂德十分不滿地掛了電話。半小時後，他再次被一通電話吵醒，這次是工作電話——他被指派前往曼哈頓進行攝影。
隨後，阿裏斯蒂德登上了從新澤西開往曼哈頓的渡輪，從渡輪上望去，自由女神像背後，雙子塔正在熊熊燃燒。
在目擊第一架飛機撞毀後，克爾斯頓和哥哥被媽媽送到了學校。因為他們晚到了十五分鐘，其他同學和老師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紛紛過來詢問克爾斯頓。克爾斯頓說不清楚，只覺得發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大事”。只到校半小時，家長們就陸續趕來接走孩子，克爾斯頓的媽媽也帶著她和哥哥離開了學校。
從學校出來後，克爾斯頓發現，整個街道都變了——到處都是白色的灰燼和廢墟，衣服和鞋子散落在地上，每個人都在尖叫和奔跑。更可怕的是，不停有人從世貿中心大樓上落下來，也有人躺在地上，生死不知。媽媽不停地告訴克爾斯頓和哥哥，“不要看，寶貝不要看，把頭低下，看地上……”，但濃濃的哭腔暴露了這位母親崩潰的情緒。
克爾斯頓的繼父在附近一棟商務樓的頂樓工作，媽媽決定先帶著孩子們前往繼父的工作地集合。身後的世貿中心南塔發出可怕刺耳的金屬扭曲聲，墻體彎曲的幅度越來越大，在一聲恐怖的轟鳴聲後，大樓向克爾斯頓一家所在的方向傾塌。大樓的陰影如死神索命般向他們逼近，克爾斯頓的媽媽絕望地哭喊，他們跑不掉了——她沒辦法同時抱著7歲的女兒和10歲的兒子逃命，危急關頭，一位著商務裝的陌生男子背起克爾斯頓，推著背著哥哥的媽媽向前方狂奔。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隨著雙子塔倒塌碎片的襲來，人們奔跑逃生。 視覺中國 資料圖
9時59分04秒，世貿中心南塔在被飛機撞擊56分鐘後倒塌，騰起的灰塵瞬間遮天蔽日，在大約15分鐘的時間內，整個曼哈頓如黑夜降臨，所有人都被包裹在濃稠窒息的煙霧中。
阿裏斯蒂德在南塔倒塌時隨著人群躲到關閉的地鐵口外，人們身上、頭上甚至臉上都被厚厚的灰土覆蓋。這個區域太過狹窄，空氣中全是灰塵，他很快就感到難以呼吸，由於什麼都看不見，他摸著墻慢慢走回街道。終於他發現一個可以容身的大廳，裏面空氣雖然渾濁，但比外面還是好一點，阿裏斯蒂德撐著門向外呼喊，“大家順著我的聲音過來！這裏有避難所！”
大約有6個人順著他的聲音進入了大廳，劫後余生的人們開始擁抱、哭泣，阿裏斯蒂德記者的本能讓他記錄下了這些瞬間。在大廳中短暫停留後，他重新往塔樓的方向走去，途中他遇到了一群紐約警察局的官員，他們正在清洗眼睛中的灰塵。其中一個滿身塵土，鼻梁還在流血的警察不斷對阿裏斯蒂德重復一句話：“這就是戰爭！”
阿裏斯蒂德在教堂街遇到了一個消防員，短暫交流後，消防員前往北塔繼續救援工作，而他則向東邊的千禧酒店走去。大約一分鐘後，阿裏斯蒂德聽到了金屬的“呻吟”聲，他擡起頭，看到北塔的頂部搖搖欲墜，磚瓦碎片開始向他落下。他旋即轉身飛速奔跑，這是他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自由攝影師喬·塔巴卡捕捉到了北塔在阿裏斯蒂德身後倒塌的一瞬間：10時28分31秒。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紐約世貿中心倒塌。 澎湃影像 資料圖
與此同時，克爾斯頓跟著媽媽終於來到繼父工作的地方，那是一棟商務樓的頂樓，隨著世貿中心第二棟大樓的倒塌，頂樓的落地窗應聲破裂，許多人都被炸開的玻璃紮傷。克爾斯頓一家人因躲避及時沒有受傷，但身上也滿是玻璃的碎渣。離開商務樓後，他們試圖尋找離開城市中心的方法，但市裏的交通已經癱瘓，成千上萬的人只得通過地鐵和步行離開曼哈頓。
克爾斯頓一家好不容易擠上了地鐵，為節約空間，克爾斯頓被抱著坐在一個陌生人的肩上，整個車廂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被塞得滿滿當當，每個人都像剛從地裏爬出來，灰頭土臉、意誌消沈。
然而，情況並沒有因為離開曼哈頓而變好，要想離開紐約市，只有通過連接紐約和別的城市的大橋。幸存的人們湧在橋邊，卻沒有人敢上去。“倘若又來一次爆炸呢？假使有人襲擊大橋了呢？”類似的恐懼籠罩著紐約每一個人，從這個早晨開始，所有“不可能”都變成“可能”，所有“喪心病狂”都不再是“天方夜譚”。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在遭受恐怖襲擊後倒塌，灰燼覆蓋了紐約市中心的一條街道。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創傷
除了撞向世貿中心雙子塔的兩架飛機外，還有兩架飛機被恐怖分子劫持，第3架飛機撞向了位於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縣的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第4架飛機原定將襲擊華盛頓特區，但由於機組人員和部分乘客試圖奪回飛機控制權，最終這架飛機於賓夕法尼亞州索美賽特縣的鄉村地區墜毀。4架飛機上均無人生還。
這就是改變了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或失蹤，其中包括19名“基地組織”成員。在紐約世貿中心襲擊現場，包括劫機者在內共有2749人在這次襲擊中死亡或失蹤。事後，時任美國總統布什誓言要消滅全球恐怖主義，要求當時在阿富汗執政的塔利班交出藏匿於阿富汗的“基地組織”成員，包括其頭目奧薩馬·本·拉登。
2001年9月18日，在塔利班拒絕交出本·拉登後，布什簽署了一項聯合決議，授權對參與、策劃“9·11”恐怖襲擊的人使用武力。這項聯合決議後來被布什政府反復引用，作為其決定采取全面措施打擊恐怖主義的法律依據。
當地時間2007年9月11日，美國時任總統布什在華盛頓特區白宮南草坪上低頭默哀。當日是“9·11”事件六周年紀念日。 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01年10月7日，美國軍方在英國的支持下，開始對塔利班部隊進行空中轟炸，“持久自由行動”正式啟動。
與此同時，安娜貝爾已經把自己關在公寓中27天了，因為不敢出門，她無法上班，遂失去了在華爾街的工作。襲擊發生前，她一直認為自己活在夢想的生活裏。安娜貝爾是一個來自西雅圖的拉丁裔女性，可在男性主導的華爾街裏擁有一席之地讓她十分為自己感到自豪。閑暇時，她會跳霹靂舞，還兼職模特，在紐約她遇到了很多嘻哈傳奇人物，跟他們一起跳舞也是安娜貝爾最美好的回憶。
然而，“9·11”之後原本五彩斑斕的生活中的一切都變成了灰色，所有“我的人生由我做主”的論調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都變得無力。安娜貝爾不明白，她沒有做錯什麼，沒有傷害任何人，她努力生活、積極向上、樂觀勇敢，但有那麼一群人，他們與你素未謀面，卻願意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只為把你一同拖下深淵。
安娜貝爾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災難發生那天她遇到的人：在樓梯間跟她擦肩而過的消防員，被燒傷的陌生人，還有隔壁辦公室的亞裔男人，他們還活著嗎？與那個亞裔男子對視的一眼成了她心裏的一道傷疤，她這輩子都不會忘記那個驚恐不安的眼神。在知道前幾批進入世貿中心的消防員幾乎全軍覆沒後，安娜貝爾覺得自己的心被愧疚之情狠狠地揪住，難以呼吸。一回想起消防員們逆流而上的背影，她就控制不住地想：“為什麼我活下來了？”
“9·11”幸存者的身份一點都沒有讓她覺得幸運，相反，深深的內疚讓她無法承受。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消防隊員正在廢墟中行進。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安娜貝爾最終在那年11月離開了紐約，回到了她的家鄉西雅圖。為了緩解抑郁的心情，朋友推薦她參加了一個十天的冥想活動，在這十天裏，安娜貝爾嘗試著和腳下的大地產生連接，把那些負面的情緒推出自己的身體。她重新審視了種族、人類、國家、歷史等種種宏大的概念，感受著人與人之間意識上的連結。那時，安娜貝爾並不知道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是什麼，她是出於求生的本能修補著自己的精神世界。
阿裏斯蒂德在“9·11”那天拍到的第一手照片是他事業上的一個小高峰，很多人來采訪他，想知道他作為親歷者的故事，然而，阿裏斯蒂德一邊接受采訪，一邊又忍不住感到愧疚——他做了他該做的工作，為報道“9·11”，他的雙眼都受了傷，右眼因為灰塵侵入而嚴重發炎，而左眼角膜的第一層都被磨掉了。盡管他自己因為努力工作得到了該得的獎勵，也並沒有傷害任何人，但如此痛苦的經歷講到底仍是一個悲劇，這可能就是作為記者經常會遇到的兩難困境。阿裏斯蒂德覺得他好像因為別人的痛苦而得到獎賞，雖然理智告訴他並不是這樣的。
雖然阿裏斯蒂德在“9·11”後盡快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創傷後應激障礙開始困擾他。他接到了警察葬禮的拍攝任務，可去之前他卻忘記把儲存卡裏前一個任務的照片保存下來，好在當時有同事在做類似的報道，拍到可用的照片，不過這已證明阿裏斯蒂德無法進行多任務的工作了。
因而在2001年11月，阿裏斯蒂德和同事一起去了古巴休假，當地人知道他們來自美國之後都表示同情，當一位當地人得知阿裏斯蒂德來自紐約之後，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阿裏斯蒂德很感動，在他的認知裏，雖然美國跟古巴的關系有時候有些緊張，但是在大災大難面前，人性的關懷遠遠高於政治的博弈，這種人性的光輝讓他再次堅定了他當初選擇從事媒體行業的原因。
6個月後，阿裏斯蒂德被派往以色列及約旦河西岸報道，在那裏他報道了一起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類似這樣的事業上的成功，對他而言卻成了“精神毒品”——雖然報道頭條新聞時分泌的腎上腺素讓他感到興奮，但他又忍不住隱隱感到愧疚，盡管的這不是出自於阿裏斯蒂德本意，但是正因為那些傷害自己與他人的人的存在，他才有機會傳遞這些故事，並以此為生。
阿裏斯蒂德開始學會控制大腦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不代表他治愈了自己，而是他學會控制那些負面情緒。在他做報道或者回顧那些創傷的時候，他會有選擇性地把負面情緒的開關關掉，這樣負面情緒就不會侵擾他。
至於一路狂奔逃出生天的克爾斯頓，“9·11”那天，她跟著家人步行了4到5個小時之久，終於到了爸媽在紐約郊外的朋友家。她記得自己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只覺得昨天的瘋狂像一場噩夢，是那麼的不真實。從電視上，克爾斯頓看到世貿中心轟然坍塌時倒在了他們住的大樓上，她意識到，自己的家沒了。接下來兩個多月，他們都住在酒店裏，衣服、鞋子、生活用品……一切都被埋在了那片廢墟下，所有都要從頭再來。
為幫助兩個孩子治愈創傷後應激障礙，克爾斯頓的父母帶他們搬出了紐約，在費城開始了新的生活。然而，“9·11”給克爾斯頓帶來的創傷是持久的，只要飛機飛得離地面稍微近一點她就會恐慌發作，巨大的聲響、擁擠的人群、甚至慶祝的煙花都讓她感到非常不適。
2003年3月20日，繼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又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
當地時間2001年9月12日，美國紐約，紐約市時任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安慰安妮塔·德布拉斯，她的兒子詹姆斯·德布拉斯，44歲，在世貿中心災難現場失蹤。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彼時9歲的克爾斯頓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新聞，一想到又一場戰爭將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發生，她感到極端的害怕和生理性的不適。也就是這一年，克爾斯頓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加重了，她必須定時接受心理治療來維持內心的秩序，她意識到自己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和憤怒，平常人眼裏的小事都有可能是她眼裏的定時炸彈。
恐懼
2006年7月，在美國控制下在民主軌道上發展的阿富汗又爆發了武裝衝突，阿富汗全國各地尤其是南部的暴力事件激增，而南部正是塔利班的策源地。當年阿全國自殺式襲擊的數量比2004年翻了五倍，遠程控制的爆炸次數達到1677次。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紮伊 人民視覺 資料圖
也正是同年，大衛辭去了他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放棄了豐厚的物質條件和他在世人眼裏閃閃發光的精英身份。“9·11”帶給他的恐懼和抑郁在這一年達到了頂峰，外部世界的成功已填補不了大衛內心的洞——第二架飛機撞上他工作的南塔時，那個洞就留在了他心裏。
大衛花了一年的時間調整自己的狀態，他去了阿根廷度假，進行精神上的療愈，重新開始踢足球。回到美國後，大衛開始從事跟足球有關的行業，他成了一名球探。由於創傷後應激障礙並不能被完全治愈，因而雖然他已經脫離了谷底，回歸正常生活，但巨大的聲響還是會引發他的恐慌癥，大衛選擇接受了現實——恐懼已經是他生活脫離不掉的一部分。
然而，僅是做到和恐懼共存，不讓負面情緒過度消耗自己這一步，他已經用了五年。
大衛
2011年12月18日，美軍全部撤出伊拉克，而美方最終未能覓得伊拉克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
盡管2003年時從電視上看著美軍入侵伊拉克的克爾斯頓現在是高中生了，但她的生活註定與其他高中生不一樣，2011年是“9·11”事件十周年，作為幸存者的她接受了相關采訪，經過十年的敏感度訓練，她已經可以冷靜地敘述那段經歷。雖說如此，但這也不是令人愉悅的體驗，她常常感覺不可思議，那件恐怖的事竟然已經過去十年了。不過，對克爾斯頓來說，那仍是動不動困擾她的夢魘。
克爾斯頓常聽到人們說，“9·11”讓他們覺得沒有辦法相信別人，這種信任危機不是對外的，而是人們懷疑是美國內部有人發動了無差別攻擊。有一段時間美國盛傳有關“9·11”的陰謀論，流傳最廣的版本是美國政府高層已預先了解到紐約當年會有襲擊發生，但有意不作為，此舉旨在推進美國地緣戰略利益。由於這種陰謀論在年輕人的圈子裏傳播度很高，因而克爾斯頓也曾懷疑過“9·11”事件的調查結果。比起遠在天邊、素未謀面的恐怖分子，將憤怒直接傾瀉在眼前的聯邦政府身上成了不少人的選擇。
克爾斯頓
盡管克爾斯頓不相信、也不願相信這種陰謀論，不過她仍然為此感到悲傷。“9·11”給她留下了永恒的傷痛，但她並未因此對任何人失去信任。相反，她依然記得在那棟大樓朝她一家傾斜時，是一位陌生人扛起7歲的她逃出生天。克爾斯頓記得在往紐約城外撤離的過程中，許多人看著她小，都會把自己的水和食物給她。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克爾斯頓感到人性的善遠遠高於人性的惡。
原點
2021年9月11日，“9·11”事件已經過去了整整五分之一個世紀，美軍也於今年8月31日全面撤軍阿富汗。
新冠疫情的暴發與持續讓阿裏斯蒂德重新感到恐慌，因為“9·11”那天他吸入了很多有毒煙塵，這使得他至今不敢冒任何一點可能會讓自己的呼吸系統再受創傷的風險。美國有一部分人認為強制佩戴口罩侵犯了他們的自由，阿裏斯蒂德對這種行為表示很無奈，只有慶幸自己住在進步人士居多的美國東北部。假使說新冠疫情就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那麼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就是真實的戰鬥了，阿裏斯蒂德認為這代表美國國內恐怖主義的擡頭，而這種恐怖主義的氛圍正是前任總統特朗普一手制造的。
安娜貝爾
安娜貝爾在這年出版了自己的書《兩步一跳》，書中她回憶了“9·11”那天的經歷和她療愈自己的過程，她想分享這些心得給其他正在困境中掙紮的人。安娜貝爾有時會反思，自己的國家到底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麼？戰爭真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嗎？亂世中最容易受傷的是女人和孩子，就像現在的阿富汗。若人性都難以保全，又談何女性和兒童的權利？
《兩步一跳》的封面
克爾斯頓眼下成為了一名脫口秀演員，她會在段子裏加入一些自己作為幸存者的經歷，用喜劇的手法將那些黑暗的畫面幽默化。她知道既然二十年撫平不了她的傷痛，那麼一輩子可能也不行，她這一生大概都難以逃脫“9·11”的陰影，不過她已經慢慢學會怎麼和恐懼共存。最近阿富汗的新聞還是讓她感到不適，戰爭讓她聯想到尖叫、痛苦、血腥和爆炸，她知道經歷這些是一種什麼體驗。雖然對已撤軍的美國而言，如今阿富汗戰爭結束了，但克爾斯頓看到的卻還是喀布爾機場爆炸後的屍山血海和阿富汗人的悲戚哀嚎，克爾斯頓感到十分沮喪。
“這個世界糟糕透了。”她說。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威廉·加爾斯頓於2021年8月27日發表了《美國對“9·11”事件的反應如何導致國家衰落》一文，他在文中指出，“9·11”事件發生後，布什對恐怖分子的有力回應贏得了兩黨的贊揚，他防止部分美國公民將美國穆斯林妖魔化的努力也被證明非常有效。有一段時間，美國國會以罕見的跨黨派合作協調度一致通過了很多法案。
然而，隨著各界關於美軍入侵伊拉克的辯論升級，美國國內團結不再，紛爭又起，這加劇了美國人對政府的不信任，並削弱了公眾對外交政策、國防和情報專業知識作用的信心。美國國內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移民的黨派分歧不斷擴大，這些正為特朗普政府上任幾周內實施的針對穆斯林的限制措施奠定了基礎。“9·11”給美國人留下了恐懼——對右派來說更多是對恐怖襲擊的恐懼，對左派來說則是擔心政府在預防恐怖襲擊的過程中會侵犯公民自由，並助長更多歧視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行為產生。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指出，“9·11”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對美國抱有同情，俄羅斯、朝鮮都致電布什表達慰問，聯合國安理會也賦予了美國出兵阿富汗的正當性，各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形成了共同打擊展現，這增加了國家之間合作的亮點。沈丁立強調，盡管美國在“9·11”後的軍事行動在反恐層面已經達到了預期目標，但阿富汗戰爭後期美國的目標卻變成了“建立阿富汗民主政府”，“這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切悲劇的源頭。”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驅使美國進入阿富汗的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恐懼。當美國在2001年參戰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不作為的風險太大了，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都在增加，必須認真地來解決這些問題。
皮尤研究中心在“9·11”事件發生一年後的民意調查結果也顯示，超過60%的美國人擔心會再次遭到恐怖襲擊，更有40%的人預計恐怖分子將在未來使用生化武器。報道指出，雖然事實上“反恐戰爭”已經取得了成功，但在“9·11”事件剛發生後的五年間，美國人的普遍看法是：美國不僅會遭受其他恐怖襲擊，而且會有更加嚴重的後果。
可如今許多美國人越來越相信自己那些早先的看法是錯誤的，甚至那些看法的“根據”可能是被捏造出來的。於是更多反思的論調出現了，人們的焦點轉移到持續的阿富汗戰爭浪費了美國多少財政支出，多少美國人在阿富汗戰場上喪生以及美國是否要為生靈塗炭的阿富汗負責任等議題上。
當地時間2021年9月8日，阿富汗喀布爾，探訪當地民眾生活狀況，民眾街頭販售塔利班旗幟。 人民視覺 圖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美國人主觀態度上的改變，如今許多出生於千禧年代的年輕人對“9·11”並沒有切身體驗。凱伊·法艾茲出生於2000年，如今21歲的他是個土生土長的“紐約客”，但他對“9·11”事件並沒有任何印象。在華盛頓特區攻讀政治學、追求平等的凱伊認為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悲劇，但他也直言那些不曾作惡的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也在承受同樣甚至更長時間的痛苦。
“沒有人的痛苦比別人的高級。”凱伊以共情的方式回顧這20年的歷史後得出了結論。
責任編輯：胡甄卿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