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9日下午14點左右，一架蘇聯飛機闖入我國黑龍江省領空，整個防空系統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兩架殲－6戰機騰空而起，向發現蘇聯飛機的我國空域飛去。
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中蘇關系當時處於低谷階段，蘇聯飛機闖入我國領空，意欲何為？
防空系統很快就發現，這是一架民航客機，我殲-6戰鬥機飛行員升空後，識別出對方是一架安-24小型螺旋槳民航客機。
盡管基本排除了對方武裝入侵的可能性，但我方飛行員還是保持高度戒備，緊緊跟隨。不一會，安-24發出信號，請求在我東北某機場降落，我方經請示有關部門後，予以拒絕。
因為當時的兩國關系難言友好，另外誰也不敢保證，這架飛機上坐的是什麼人，一旦他們攜帶武器、圖謀不軌，後果將不堪設想。外事無小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方的決定無可厚非。
14點30分，安-24突然迫降在齊齊哈爾市甘南縣長吉崗鄉農場的一塊平坦、狹長的麥茬地裏。
由於安-24是架小型飛機，加上地面被嚴冬凍得很硬實，從平整度和硬度上來說倒也符合降落條件，飛機在滑行了不到400米後，停住了。
飛機降落後，當地的駐軍官兵和公安幹警隨即趕到，將飛機團團包圍。
十分鐘後，一名飛行員高舉雙手走下飛機，打著手勢對駐軍負責人說：
“飛機是我劫持過來的，我要來中國避難。”
通常情況下，劫持飛機的動機不外乎有以下幾種：
一是恐怖或激進分子，想通過劫機釋放被關押的同夥，有政治訴求；二是動機不良分子，想通過劫機到敵對國家或地區享受生活；還有就是想敲詐航空公司或航空公司所在國家一筆巨款，以供自己享受。
這位蘇聯飛行員大概能歸類到第二種情況，他劫機的動機是出於對領導的不滿。
我當地駐軍通過翻譯得知，劫機者名叫阿裏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1952年出生於蘇聯阿塞拜疆巴庫市，出身於高加索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列茲金族。
1970年，阿裏穆拉多夫進入到薩索夫飛行學校學習，兩年後畢業，被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屬的飛行大隊工作。
1976年，阿裏穆拉多夫成為安-24飛機駕駛員，由於他業務能力強，工作踏踏實實，表現突出，四年後獲得“工程師—飛行員” 證。
三十而立那一年，阿裏穆拉多夫認識了心愛的姑娘冬妮婭，對方是一名舞蹈教師，貌美如花，落落大方。阿裏穆拉多夫對她一見鐘情，立馬狂追，冬妮婭也對這個才華橫溢的飛行員情有獨鐘，於是兩人陷入熱戀，不久後走入婚姻殿堂。
結婚不到一年，妻子對阿裏穆拉多夫逐漸冷漠，回家的次數也越來越少。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阿裏穆拉多夫無奈發現，妻子紅杏出墻了，更難過的是，那個插足自己家庭的“第三者”，竟然就是自己的上司伊萬諾夫。
上司是蘇共黨員、領導幹部，整天開會教育同事們要講道德，自己怎麼可以不講武德，破壞下屬的婚姻？阿裏穆拉多夫很是苦惱，有些想不通。
郁悶之下，阿裏穆拉多夫嘗試著整理上司的“黑材料”，不久後，一封舉報伊萬諾夫貪汙和腐化的信件寄到了上級有關部門。
信件寄出後，阿裏穆拉多夫滿懷希望開始等待，他相信伊萬諾夫的好日子不多了，上級肯定會將這樣的害群之馬清除出去。
等啊等，幾天過去了，他不但沒有等來伊萬諾夫被免職的消息，反而等來了上司對他的打擊報復。
伊萬諾夫公然對他說：“你不是要告我嗎？舉報信第二天就到我手上了。結果怎麼樣，我還是我。小樣兒，不服？繼續告呀。”
後來的事可想而知，伊萬諾夫天天發起降維打擊，給他穿小鞋，還把他當成精神分裂癥患者送到精神病醫院，進行了為期兩年的“治療”。阿裏穆拉多夫毫無反手之力，直到伊萬諾夫調任之後，阿裏穆拉多夫才恢復工作，當了副駕駛員。
但就在此時，妻子決然提出要跟他離婚。
這時的阿裏穆拉多夫，心中萬念俱灰，他覺得以蘇聯兩千多萬平方公裏之大，已經沒有了容身之地，不如利用自己的職業便利，到國外去。
與蘇聯親近的東歐或蒙古、朝鮮，肯定是沒法去，去了也會被逮回來，阿裏穆拉多夫不想挑戰這種“一日遊”的經歷。
當時中蘇關系並非友好，蘇聯內部的宣傳機器整天挑東方巨龍的毛病。阿裏穆拉多夫辯證地想：蘇聯本身就是違法者的“天堂”，它宣傳的東西就只能反著看，他們說中國不好，那我偏要到中國去。
阿裏穆拉多夫產生了去往中國“避難”的想法，並將這個想法付諸實施，在一次正常飛行中，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利器，逼迫駕駛員改變航向，飛往中國。
得知這名蘇聯飛行員的劫機目的後，我當地駐軍犯了難，他們沒有處置權限，就向上級火速匯報。
當時中蘇關系處於微妙時期，對待這種緊急情況只能謹慎處理，幾個部門磋商後，重任就落在了外交部身上。
當日子夜，外交部的一位副司長緊急出發，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當時正是寒冬臘月，黑龍江氣溫達到了零下幾十度，這架飛機迫降之後，機上的38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出於謹慎，也可能有一些對東道主的不信任感，待在飛機上，不想下來。
這要是將他們凍出個好歹來，將會影響我們的國際聲譽，帶來不必要的外交糾紛。
副司長從北京出發的時候，公安部以及民航局的負責人早已先期達到，機場上一架軍用運輸機已經啟動，其他部門的同誌一同登機，緊急飛往哈爾濱。
此時，黑龍江省外事辦公室主任王耀臣帶隊的工作組，正在現場對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進行苦口婆心地勸說。
兩個曾經親如兄弟的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關系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20多個年頭，“積怨”太深，導致“談判”很難一下子進入到推心置腹的友好模式。
這些蘇聯公民得知飛機被劫持到中國後，本來心情高度緊張，不知道中國人將會如何處置自己，無不忐忑不安。
我方人員很貼心地給他們送上了棉被、食品和飲用水，對方猶豫片刻，接受了。因為安-24是小型飛機，此次航線是從雅庫斯克飛伊爾庫斯克，是蘇聯遠東地區的短途支線，機上儲存的食品和油料不足，我方此舉屬於雪中送炭，仁至義盡。
但是王耀臣勸他們下飛機到附近的農場招待所休息時，卻遇到了麻煩，請了半天，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
因為在他們看來，按照國際法，待在飛機上就形同於待在自己的國土上，沒有人敢奈何他們，下了飛機就是離開了自己的國土，似乎就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有一定的危險性。半夜時分，隨著飛機上燃油的不斷消耗，溫度開始降低，就這樣，他們也忍住了，沒挪窩。王耀臣見大家不願意下飛機，只好將兩臺車輛開到飛機旁，開足暖氣往飛機裏“強行”送溫暖。
可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問題一天不解決，你飛機肯定不能走，乘客滯留在飛機裏屬於自縛手腳，自己找不自在。
於是王耀臣再次走進機艙，用俄語向乘客向大家解釋。他誠懇表示，我方會保證你們的人身安全，更重視你們的生命健康，只有配合我們，你們才能平安回家。
經過努力工作，乘客的情緒緩和下來，敵意慢慢降低。
淩晨5點之後，豐盛的食品到來了，面包、牛奶、當地的農場乳品廠專門加工的奶酪以及魚罐頭和肉罐頭等，被送上了飛機。吃著熱氣騰騰的飯菜，蘇聯乘客感受到了我方濃濃的暖意，不知不覺中緩和了情緒。
到了中午9點多鐘，副司長等乘坐的直升機降落在事發機場。在聽取王耀臣同誌的匯報後，副司長和大家進行討論，商議下一步工作。
然後，副司長也登上了飛機，再次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表示慰問，並重申對他們身體的關切：“這裏太冷，條件也有限，把大家凍壞了，怎麼回家啊？”
吃飽喝足的蘇聯乘客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一個人帶頭下飛機，大家照樣不為所動。
機長這時候來了一句：“我們在等我國的大使，聽他的安排，在他來之前，你們說什麼也沒用。”
11點多鐘，蘇聯大使館人員乘坐的直升機降落，為首的是領事部主任格裏山。
格裏山一臉怒氣，顯然對劫機者非常不滿，他見面之後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見劫機者。
我方副司長不卑不亢地說：劫機者已經被我們安排到了一個安全的地點，他違反了我國法律，正在接受處理，你暫時不適合和他見面。”
格裏山碰了個軟釘子，神情有點尷尬，他悻悻地說：“那我和乘客見個面吧。”隨即來到客艙，他沒有安慰大家，而是先問責道：“誰是機長，這是怎麼回事?”
言外之意是，你們真無能，讓人把飛機劫持到中國，丟臉！
機長知道他是大使館來的幹部，立即耷拉下腦袋，準備乖乖聽訓。接著，格裏山拉著機長往曠野走去，他們避開中方懂俄語的人，開始說起悄悄話，一說就是半個小時，沒人知道他們聊了些啥。
談話結束後，格裏山仍然不許乘客下飛機，說要等大使館下令。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下午，眼看白天又要過去，夜晚即將來臨，乘客又要面臨嚴寒考驗，意外隨時都會發生。
兩國外交部門其實也一直在保持聯系，就有關事宜不停進行溝通，我駐蘇大使館李則望大使火速會見蘇外交部官員，通報最新情況，提醒對方，應該配合我方，將機上人員送到齊齊哈爾的賓館，否則對方人員身體健康出現問題，我們概不承擔後果。
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漢學家，賈丕才是中文名字，俄語名字是米哈伊爾·斯捷帕諾維奇·卡皮查）聽說機上人員不願下飛機到賓館，表態說：“怎麼可以這樣呢，應該服從中方的安排嘛。”
他一放話，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下午17點30分，我方派去11輛空調車來到了現場。
蘇方人員不再執拗，而是積極配合轉移行動，又是整理行李，又是暫時封存飛機，還擬定了交接文書。
不久，滿載蘇聯人員的車隊出發了。
不得不說蘇聯人的政治覺悟極高，組織紀律性也很強，在沒有見到大使館外交官之前，面對突發事件，他們堅持不下飛機，哪怕挨凍也不妥協，確實是表現出來了難得的“硬氣”。
到達齊齊哈爾的接待賓館後，已是深夜23點多鐘。賓館早就準備了兩個樓面的客房，還準備了熱水，讓客人們痛痛快快洗了個熱水澡，然後美美吃了頓冒著熱氣的晚餐。
次日淩晨時分，蘇聯大使館回電告知我方，決定派飛機到哈爾濱機場迎接乘客回國。
21日天剛蒙蒙亮，齊齊哈爾的地方官員就趕到了，他們給每位蘇聯乘客送了一件羽絨服。要知道當時的羽絨服在我國尚屬奢侈品，普通工人一兩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件，倒爺把羽絨服倒到莫斯科黑市上，更成為了蘇聯國內的緊俏商品、是純粹的硬通貨。
我方行事頗為周全，帶來的羽絨服什麼尺碼、什麼顏色的都很齊全，可以任君挑選。還向兒童發放了一些玩具和糖果，一時間對方的大人小孩都十分開心，驚喜連連，交口稱贊，大有一種“你們早跟我們來這一套不就早下飛機了嘛”的感慨。
吃過豐盛的早餐，黑龍江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來到蘇聯乘客下榻的賓館，歡送他們離開齊齊哈爾。蘇聯客人依依不舍揮手告別，趕向哈爾濱機場，在那裏，蘇聯人派去的一架圖-134客機早已經落地等待。
傍晚5點40分，蘇聯飛機要起飛了，我方人員送到舷梯旁，向他們揮手致意。不少蘇聯乘客動情地流下熱淚，依依不舍地揮手告別，用他們剛學會的中國話說：“謝謝!”“再見!”
飛機起飛後，格裏山鄭重地對我方官員說：“我代表大使館，對中方當局表示衷心感謝!”
乘客離開了，劫機者後來怎麼樣了？當時我國跟蘇聯關系沒有正常化，兩國也沒有簽署罪犯引渡條例，劫機者只能在中國接受審判。
劫機事件發生兩個多月後的1986年3月4日，我國司法機關依據有關法律，判處劫機者阿裏穆拉多夫有期徒刑八年。
判決書指出，阿裏穆拉多夫劫持飛機的行為，嚴重危害航空安全，是國際上公認的刑事犯罪，我國政府對此歷來持反對態度。對劫機者無論以何種理由和何種借口，也無論其基於何種動機和目的，都要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責任。
至此，發生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劫機事件”宣布告一段落。
按照判決，阿裏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的刑期本該到1994年才期滿。但計劃不如變化快，1991年，蘇聯就不復存在了。
既然蘇聯都成這樣了，再關押阿裏穆拉多夫，也就失去了太大的意義。從人道主義出發，我方在1991年釋放了阿裏穆拉多夫。
直到此刻，阿裏穆拉多夫才知道，自己當年矢誌不渝要離開的“祖國”蘇聯，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性名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