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王洪喆與00後學生在北大校園
30年前，
五線小城漢中的第一間遊戲廳人氣火爆，
裝下一批又一批年輕人的迷惘；
20年前，
從小村莊去深圳的流水線女工，
為結交到四海好友而感到快樂……
這是一群北大00後學生記錄的父輩故事。
去年開始，
300多位北京大學的00後學生，
將視角對準自己的家庭，
用口述史、媒介考古的方式，
記錄下這些具體而微的父輩往事。
2021年10月，
展覽《噢！孩子們，千禧一代的家庭史》
在北京舉辦。
00後學生丁芷寧父母的大學畢業照 1994
展覽現場，具有年代感的煙標收藏品
承載著時代記憶的舊刊物
這是現實版《我和我的父輩》，
沒有電影詩篇的恢弘巨制，
卻有普通生命的酸甜苦辣。
父輩們在生命中經歷的
勇氣與無奈，取舍與決絕，
超乎了年輕一代的預料，
繼而成為他們在未來路途中的供養。
編輯 錢雨朦 責編 陳子文
初秋的北大校園
“你們知道，人類是什麼時候登上月球的嗎？”
“老師，人類登上過月球嗎？”
“老師，是20世紀80年代、90年代……60年代嗎？”
這是發生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大學課堂裏的對話，提問者是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老師王洪喆，回答者是一群00後的北大學生。
王洪喆對一條，講述了這樣一個“荒誕”卻真實發生在中國一流高等學府的故事。
王洪喆接受一條采訪
為什麼如今的00後，對距離人類最近的20世紀如此陌生？
作為一個80後東北人，王洪喆親身經歷改革開放、東北下崗潮、教育改變命運……他覺得自己這一代的成長自帶歷史感。同時作為一個學者、老師，他一直都關心20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
王洪喆認為，比較之下，千禧一代年輕人，仿佛處於一個被“熨平了”的世界裏，經濟高速發展，所有人的生活都在變好，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最平穩的階段。
但事實上，線性繁榮的社會並不常見。比如，眼前這兩年，疫情籠罩世界，隔離成為關鍵詞。暗流湧動之下，如何讓這一代年輕人，在獲得個人成長的同時，培養起歷史感，更好地面對未來世界的不穩定？
接受一條采訪的5位北大00後
一個可能的做法是，回到社會的最小單元——家庭，去發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過去。
在這項家庭史寫作課程作業裏，有人回顧自己所處的移民家庭的往事，有人回到母親的前半生，去記錄平凡女性的獨立之路……這群00後不僅僅是客觀的記錄者，更是參與者與反思者。
以下是5位北大學生的講述。
我來自普通工薪家庭，幾代人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陜西漢中這個五線城市裏，總感覺沒什麼家庭史可寫。
直到聽聞我的任務後，一向不太擅長表達的父親，從地下室找出超級任天堂、索尼PS1遊戲機和遊戲光盤，我才知道，我的父親，一名體制內公務員，曾是小城第一家遊戲廳的老板。
時間回到上世紀90年代初，父親從陜西省商業學校畢業，到市物資貿易中心工作。那時的物資局還是計劃經濟體制，物資買賣都需經過這裏，有體制內外的差價，穩賺不賠。1992年國企改革後，一切都變了，父親響應號召，“身先士卒”下了崗。
迫於生計，父親尋找新經濟體制下的可能。從小就玩街機遊戲的經歷，給了他啟發。他去省城西安考察，看到了日本引進的超級任天堂和索尼PS光碟遊戲機。
超級任天堂、索尼PS1遊戲機和光盤
當年，這類磁卡或光盤導入的遊戲機價格高，家庭購買的人極少，但足夠新鮮，比如超級任天堂就有一千多種遊戲，可玩性高的也有一百多種。
何不開一家新型遊戲廳呢？父親花四萬多元，置辦了8臺全新遊戲機，還改裝連接數據線，把操作應用到了大屏幕的街機上。
這些嘗試太新了，以至於父親找公安備案之時，對方也是第一次接觸。父親還需反復解釋，即將開業的遊戲廳沒有賭博性質，選址會距離學校500米以上。
1995年7月，緊鄰漢中最大夜市的“超人遊戲廳”開業。人均月薪200元左右的當年，遊戲廳每小時收費4元，並不便宜，但生意興旺。最好的時候，從中午到晚上十點多都是滿機狀態，每個位置旁都有等待的人圍觀。
遊戲廳裏，從不缺年輕面孔，但熟客是“奢侈”。經濟改革的大浪下，年輕人不得不面對本地急劇減少的工作機會，陷入迷茫。父親見過不少待業青年來打遊戲，情緒發泄到按鍵和虛擬角色中，關系好的還能幫忙看店。但他們往往今天開著玩笑，明天就此消失。
離開安逸小城，去發達的沿海地帶尋求生計，這是那個年代很多人的最終選擇。
而遊戲廳裏，新的年輕人又湧入……
甘鵬褀父親最喜歡《街頭霸王》遊戲中 精通中國功夫的春麗角色 截圖來自Capcom《街頭霸王5》
當然，超人遊戲廳的命運是可以預見的。後來，網吧普及，電腦進入千家萬戶，遊戲機變得老舊。父親轉了行，並在2004年關閉了遊戲廳。
如今想來，可能是“基因”作祟，我5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電腦遊戲，也在小學經歷過因為遊戲，小小耽誤學習的時光。那時的父親，早已褪去了遊戲廳老板的身份，成為了一個下班回家檢查電腦是否發燙的嚴厲中年人。
前不久，父親翻出老遊戲機時，想試著連接電源，看能不能再玩一盤《街頭霸王》。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間，他遲滯的手指，一下子靈活起來。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宿州市靈璧縣靈固村。我的父輩們有著鮮明的共同點：務農與做工。對於前者，我並不陌生，但對於輾轉各地的打工故事，一直了解不深。
我想講述的是母親人生中兩段做工的經歷。
1997年到2001年，母親在熟人介紹下，到深圳一家中外合資的快餐供應鏈企業，做雞肉分割工人。碩大的工作車間裏，有7條流水線，母親所在的流水線上，近30名工人整齊排列。他們穿著統一的制服靴子，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負責分割雞的不同身體部位。
我下意識會覺得這是一種高度被管理的生活，但母親卻告訴我：“二十年了，最合理的待遇居然是在深圳那個時候。”
相比較落後的皖北村莊，她去到的是改革開放下蒸蒸日上的深圳。雖然工作重復枯燥，但下了生產線，她有許多和她一樣從中部地區出來的工友，母親和她們一起參加廠慶團建，逛世界之窗。即使工資不高，還需省吃儉用寄錢回家，母親消費不起自己參與加工的洋快餐，但公司常有雞肉福利，讓大家解饞。
上：在深圳，張懿母親（前排中間）和女工們一起團建 下：在員工宿舍
見世面是一方面，深圳打工，更讓只有高中學歷的母親，意識到提升自我的重要性。進廠培訓的考試中，她得了滿分。母親還讀了半年夜校，雖然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沒考成人大專，但學習的過程，已讓她收獲許多。
在我的認知中，如果沒有後來的返鄉結婚與生育，母親可能會一直在深圳待下去，活得更好。但她從未在我面前表露過遺憾。
回到家鄉後，母親一邊照顧年幼的我與弟弟，一邊尋找更多的做工機會。2010年開始，在表哥的幫助下，她嘗試做起小飾品代加工。發箍、發卡、珠串等小飾品，通常需要手工來制成成品，農閑時節，母親去義烏找單子，發動起村裏的婦女老人打零工。
從義烏運來的手鏈半成品和村裏婦女制作的發箍成品 制作過程並不復雜，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時間
從一開始的兩三百串，到後來的十幾二十萬份，母親憑借在外打工的經驗和在村裏的好人脈，逐漸將小事業做起來。
也許是東南亞或者更遠的非洲，這些小飾品的去向，母親沒有特意去詢問過。我在電商平臺看到過類似的飾品，它們被標上“韓式”的字眼，價格也比村裏的勞動者們所獲收益高出許多。
這些僅僅是母親前半生中的做工片段，父母漂零生活的真切感受我無法準確捕捉，但無論是一只雞翅還是一串飾品，無論是遠走他鄉還是回歸故土，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和才智，與這個巨大的充滿變化的世界，在發生著關聯。
今年，在我進入大學的第二年，母親也在尋覓著再考成人大專的機會，她可能會為學習英語而頭疼，但我相信，這一次，她一定可以完成她的目標。
北京去新疆阿克蘇的飛機，需要經停烏魯木齊，前後差不多要7個小時。
今年五月，借著放假間隙，我回了趟阿克蘇。
和2021年的飛行不同，1981年的7月，來自四川省安嶽縣的一群人，要用腳步丈量這趟未知的長途旅程。
徒步從安嶽走向成都，再買上人生的第一張火車票，去往4000公裏外的南疆。他們是教科書上書寫的躊躇滿誌、自覺投入邊疆建設的有為青年，但更加是為了不挨餓與活下去的普通人。這群人中，便有著我的外公、二外公、小姨婆和二舅公。
一直以來，我都知道他們到新疆的不易，卻不清楚這條路上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趟火車因為四川盆地一場極為罕見的持續暴雨，而停在了陜南的荒野中。外公一行人，沿路靠著救濟，睡橋下涵洞，暴走四五天，去向最近的甘肅天水站。
上：童玥外公外婆的結婚照 下：外公（前排右1）等人在四川老家時的合影
一個月後，他們抵達目的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一師十四團。
兵團，是我生長的地方，卻較少被外界了解。它承擔著軍農合一的歷史使命，有著師、團場、連隊的層級劃分，和省市縣鄉的地方體制類似。
之後的幾年間，我的外婆、母親等人陸續來到新疆。這種相聚並非是圓滿的完成時，而是團結在一起，去開墾拓荒，維持生計的進行時。
在四川老家，外公外婆已育有我母親和二姨兩個女兒，計劃生育的年代，他們靠著人情關系免受巨額罰款。而80年代初的新疆，因為人口不足，甚至允許生育三胎，後來，外公外婆在新疆生下了我的舅舅。
現實比我想象的更復雜。其實，哪怕新疆當年政策允許，考慮到生活的負擔，外公外婆也不打算留下孩子，最後被團部醫生攔住了。對方站在團場建設缺人和未來按人頭分發物資的角度，勸服了外公。
回憶起當年，外公笑了。他們並不像我預設的那樣，以自我憐憫的視角看待一切，抱怨運氣不好或埋怨他人。取而代之，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踏實勞作，去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讓孩子吃飽飯，住進還算可以的土房子之中。
童玥外公（右1）與舅公們在新疆的合影
後來，外公取得正式職工的位置，生活也隨之變得優渥。我的母親在讀高中前，已經換過三輛自行車，後來他們姐弟三人，都到內地讀大學，受到好的教育。
通過這次家庭史的書寫，我似乎第一次坐下來，放下年輕人自恃掌握話語權的傲氣，以平視的角度來與祖輩對話。
他們用自己的踏實努力，為後代去爭取了更多遠行的機會，但這種主動選擇的躍升與他們當年的被迫離鄉，已然不同。
我出生在巴西聖保羅的一個華僑家庭，8歲那年，父母回國發展，我跟著他們的腳步，第一次回到故鄉：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
那時的我，中文講不利索，更何談難懂的青田方言。阿太（外曾祖母，方言讀作e tá，也可以用來稱呼男性）就是這樣一個講著方言忽然出現在我生活中的老人。
季俊豪阿太（右）和她母親的合影
阿太一個人住，非常節儉，她跟著天光作息，不願意開燈，總是坐在窗戶邊的木椅上念著“阿彌陀佛”，給菩薩納小小的繡花鞋。
我下意識不喜歡去阿太家，聽不懂她說話，也聽不懂電視上放著的越劇和收音機裏播的佛經。她的房間裏總有著很重的味道，也許是老式木頭櫃的味道，也許就是“老人味”。
上：季俊豪阿太納的繡花鞋 下：手織的麻布
當我接到家庭史的作業之時，自覺素材頗豐。我的祖輩是中國第一代移民，家族成員遍布歐洲、南美洲各國。母親也會在日常生活中和我聊祖輩，包括這位她成長中最親密的阿太的故事。
“苦，她這一生太苦了。”母親這樣概況阿太的一生，這也是我想要書寫她的原因。
阿太1928年生於青田縣方山鄉，是家中的獨女，她一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改嫁。阿太就與她的外婆清苦過活，抗日戰爭時，日軍闖入家門，阿太就躲在她外婆的圍裙下面，她說：“看日本軍一眼就能被嚇死。”
我查閱家族誌，能夠清晰地看到家中祖輩男性，經過長距離的跋涉抵達海外，並通過“提包挈賣”（該詞也來自方言，指初代青田華僑在海外的營生：扛著中國特色的裝有日用物品的大編織袋，一家一戶敲門兜售）生存置業，再對故鄉做出貢獻的歷程。
比如阿太的繼父是三下南洋從事販賣石刻生意的商人，還在菲律賓創辦上海書局，編印抗日救國材料，獲得政府的嘉獎。但歷史文獻，卻對於男性出走後、留在家中的女性少有描述。
季俊豪阿太生活過的老屋
阿太在23歲那年，被迫嫁給了並不喜歡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結婚生子後，受到歷史風波的影響，外曾祖父成了跑路海外的一員，輾轉到巴西討生活。阿太就留在了村裏，照顧老人孩子，成了頂梁柱。
後來，外曾祖父在巴西定居，並娶了新的太太，有了另一個家庭。經濟上，他照應著國內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也相繼去到巴西發展，除了母親在國內跟著阿太長大，我的舅舅們直接出生在海外。
阿太也曾在1994年到1998年間去巴西生活過一段時間，但對於這個守著老宅過了一輩子的老人而言，那裏始終過於陌生。
季俊豪外曾祖父和阿太在巴西的合影
2011年，阿太走到了她生命的終點，彌留之際，她對我母親說：“你們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丟下不管。”
如今，我和父母還有姐姐弟弟都長久在國內生活，每次踏入家門，我脫口而出的，是一句句和阿太一樣的青田話。母親叮囑我們，回家了，就要說家鄉話。
我的母親很普通。在家裏，父親喜歡講自己的過去，對時事侃侃而談，她卻很少談論自己，發表觀點。工作上，她是勤懇認真但有些無聊的辦公室文員。
就是這樣一個普通女性，成了我家庭史寫作中的主角，透過泛黃的家書、老照片、日記、同學錄，我第一次跳出了“女兒-母親”的單一視角，看到了一個從家族獨立出來、自由追求愛情的不平凡的女性。
母親1973年出生於天津薊縣（如今的薊州區）的一個幹部家庭，作為家裏最受疼愛的小女兒，她本可以一直在舒適圈中長大。
但母親不想這樣，她希望努力考學，離開薊縣這樣一個閉塞的小縣城，去到她心中真正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這在如今看來不奇怪，但在那個子承父業，關系勝於能力的年代，多了一些叛逆與自由的色彩。
母親是文藝青年，她愛看書寫作，考到天津城市建設學院上學後，進入到一個叫“藍宇文學社”的校園社團，還做了學院院報的編輯。
上世紀末天津村莊裏，丁芷寧父母的婚禮
通過細膩的文字和表達，母親留下了許多那個年代女性對自己人生境遇的深刻思考。
在一封母親寫給父親（他們是大學同學）的信件中，已是父親女友的母親，毫不避諱地聊起自己無疾而終的高中初戀。她認為被帥氣外表吸引是短暫的，真正意義上相互理解的愛情才是她想要的。而當她規劃起和父親的未來，字裏行間有青澀的悸動，也有現實與理想交織矛盾的復雜情緒。
有意思的是，母親還寫下了當年風靡全國的電視劇《渴望》的觀後感，她被其中人物的做法震撼，也反省自我，需要多讀書，提升思想境界。
上：丁芷寧母親中學同學錄 下：詳實的育兒摘抄、日記和剪報
其實一開始，姥姥姥爺並不贊成父母的婚姻，父親來自農村，但同樣獨立的他也是早早離開原生家庭，跑各地闖天下，在私企拿著豐厚的待遇，見多識廣。母親努力說服老人克服門第觀念，認下了這只“潛力股”。
在她看來，兩個獨立個體的結合，有利於實現她在城市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目標。
說白了，她不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公婆指手畫腳，或與大家族有太多牽連，她要在自己的小家說了算。2001年，父母依靠自己的積蓄加上東拼西湊的5萬元付完首付，成為天津第7個貸款買房的家庭。
年輕時的丁芷寧父母
我問過母親：“如果沒有結婚，你的人生會不會有更多的可能？”母親答：“我們當初就是很自然地想要結婚生子，覺得這是人生必經之路。”
這句話放在如今，可能一點也不“酷”。但在我看來，母親勇敢地從縣城出走，靠努力在城市紮根、建立家庭，並過上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獨立的生活。
這就是我心中最酷的人。
編輯後記：
在采訪的過程中，我始終在思考，如何建立“歷史感”？
在這裏，它可能是打開宏大歷史的另一面，去最日常的家庭生活裏，尋找更多細膩的敘事。正如王洪喆所說，“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中間’的，他們既關註時代發生了什麼，也關心個體的生計，而個體與時代的牽連是復雜的。”
不善表達的甘鵬褀父親，在兒子關於遊戲廳的問題拋出後，洋洋灑灑寫下了3000字的前半生總結，字裏行間，道不完青年下海的豪邁，也有往事翻篇的唏噓。
張懿記得，母親百分之七十的照片，都攝於世紀之交的深圳。她依然惦念著合影裏的那些工友，期待可以從社交媒體上找到聯系方式。
回想展覽一開始的介紹視頻裏，這群00後大學生，用五湖四海的方言說出一句：噢，孩子們。無數家庭、地域、文化交織在一起，匯成時代的聲音。
這一句詞“噢，孩子們”，來自NickCave的《O Children》。它曾作為配樂，出現在《哈利·波特與死亡聖器》中：主人公長大成人，開始直面且改變世界，他們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時，收音機裏傳來了這首歌曲。
北京大學秋景
也許能夠讓千禧一代真正記住的，就是父輩祖輩們在各種考驗面前，所展現的勇氣與無奈，取舍與決絕。
而當他們在未來的路途中，面對疑惑迷茫時，更需要回頭看看，過去的人是怎樣活過來的。
感謝王雅婷、申彤、薇薇安及北京大學“中國當代藝術檔案”專館對采訪提供的幫助。
攝影：曹雪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