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花椒樹死了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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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個受害家庭裏,申請民事賠償數額最多的一個家庭,索賠數額超過了1000萬。此外,索賠金額最少的是57萬元,比較普遍的數額是在一百多萬。

7月18日,“白銀連環殺人案”在白銀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文|新京報記者羅婷 王巍 實習生黃孝光

編輯|蘇曉明 校對|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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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夜裏,白冶幾乎一夜沒睡。瞇了會兒,便做了夢,夢見有人從窗戶進來,拿了把刀。他驚醒,大喊了好幾聲。

他妻子睡到淩晨三點,夢見29年前小姑子白傑在平房裏死去的場景,“太真實了,心裏不得勁兒,再也睡不著了。”

六點起床,家裏養的鳥已經在叫了,夫妻倆喝了碗粥,八點半到了法院。

法官、檢察官、受害者家屬都陸續到了。被告人高承勇到得更早,八點他便被三輛警車從看守所押送到了法院,並從地下車庫進到法院內部。沒有人拍到他的照片。

7月17日,央視新聞中,民警押解高承勇的畫面。央視新聞截圖

昨天,是“白銀連環殺人案”一審開庭的日子。1988年5月,23歲的白傑在白銀市永豐街被殺。此後的14年裏,又有10名女性遭入室殺害。

2016年8月,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在工業學校被警方控制,他承認了11起案件的犯罪事實。11個月後,他站上了被告席。

昨天,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共審理了11起案件中的前7起。被告人高承勇被訴涉嫌故意殺人、強奸、搶劫及侮辱屍體四宗罪名。

根據高承勇的辯護律師朱愛軍介紹,高承勇對犯罪事實悉數認可,沒有翻供。“由於高承勇的認罪態度比較好,庭審程序進行得很順利,預計7月19日案件庭審程序就會完畢。”

4個受害者家庭沒有家屬出席

早上九點,合議庭三位法官在法庭落座,公訴人與律師也悉數就位。據了解,該案的審判長是白銀中院負責刑事審判的副院長,公訴人是檢察院負責公訴的副檢察長。

在昨日庭審中,該案的11位受害者,每個家庭都有代理律師到場,發生在內蒙古包頭那起案子的律師也來了。

兩位受害者家屬稱,他們之前收到法院通知,每個受害者家庭,只能有一位直系親屬出席庭審。但有4個家庭,昨天並沒有家屬出席。

7月18日上午,受害者家屬接受安檢,進入法庭。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出席庭審的一名家屬向新京報記者回憶,高承勇剃了平頭,白短袖、牛仔褲、黑布鞋,沒有穿看守所的黃馬甲。他戴著腳鐐手銬,低著頭,神色平靜。看到高承勇,有家屬“騰”地站了起來,有人甚至差點罵了出來。又被法警摁了回去。

據了解,11個代理律師在庭審中宣讀各家的《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白冶家是第一個,他們的訴訟請求是:依法從重追究被告人高承勇的刑事責任;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死亡賠償金47萬余元、喪葬費2萬余元、精神撫慰金50萬元,以上費用合計100萬余元。

出庭律師以及家屬證實,11個家庭裏,申請民事賠償數額最多的一個家庭,索賠數額超過了1000萬。此外,索賠金額最少的是57萬元,比較普遍的數額是在一百多萬。

但實際上,律師們早就給這些家屬打了預防針——鑒於高承勇的經濟條件,他也許沒辦法給予他們任何賠償。

而在庭上,對於這些訴求,高承勇和他的律師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旁聽席上,高承勇的妻子張清鳳和兩個兒子都沒有出現。

在得知丈夫被帶走將近一年後,張清鳳依然無法接受他殺人的事實——她在電話裏告訴辯護律師朱愛軍,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高承勇沒有對她動過手,她無法理解“他會在外面做出這樣的事情”。

沒辦法面對這些家屬,是她不來旁聽庭審的原因。電話裏,她還叮囑朱愛軍,如果查明案件都為高承勇所為,她想對被害人家屬表示歉意。

2016年8月29日,"白銀連環殺人案"第一起案件受害人白傑父親的家中,白傑當年親手制作的一件刺繡門

庭審時,他說累,想坐下

由於案件不公開審理,白冶介紹,上午10點,其他家屬退場,法庭裏只剩下了他和律師、3位法官、4位檢察官、高承勇及其律師。

他坐在高承勇的左邊,他們離得很近,“兩米多,不到三米”。法庭旁邊的大屏幕亮了。檢察官把所有材料傳了上去,命案現場白傑的照片、法醫出示的驗屍報告……

檢察官陳述完後,法官問高承勇有沒有不實之處,高承勇陳述了一些作案細節。

根據朱愛軍律師介紹,“檢方以訊問的形式進行法庭調查,高承勇的發言比較少,對今天審理的7項犯罪事實,他都認可,沒有翻供的情況。”朱律師介紹說,明天,法庭將對剩下的4起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審理。

作為辯護人,朱愛軍並沒有對高承勇進行罪輕辯護。“他被指控每一項犯罪事實情節和手段都很惡劣,在這部分我們沒辦法進行罪輕辯護。”朱愛軍說,他的工作是仔細核對檢方提供的證據,比如甄別檢方提供的證據與高承勇的供述是否可以相互印證,檢方的證據之間是否可以相互印證等,進而確認高承勇在每一項犯罪事實中,具體行為構成哪幾項犯罪。

白冶回憶,在整個庭審過程中,高承勇一直低著頭,沒有看過場上的任何一個人。唯一與場上的互動,是提出想要把椅子。最初他是站著的,後來他說累了,想坐下。

從法庭出來,白冶抽出一支煙,狠狠吸了好幾口,又重重嘆了兩口氣。

2016年8月29日,受害人白傑父親的家中

創痛、分離與重聚

白傑去世29年了,兜兜轉轉,白家人又在永豐街的屋子裏團聚了。

院子裏開著紅的白的蜀葵,種著花椒樹、向日葵、豆角、藏紅花。屋裏有一條叫“布丁”的小狗。

1988年,白傑在永豐街的平房裏被殺,後來平房被推倒,建了新樓。她父親在此獨居。

此後這些年,她的父母因為互相責怪,離婚、分居。她的弟弟多年抑郁,在她去世七周年前一天自殺,年僅25歲。她的哥哥白冶,多年來為她的事情奔走。

白家一家人分崩離析,再沒在一起過過春節。

今年6月,白冶夫婦決定照顧78歲的老父親,搬回了埋藏他們痛苦記憶的永豐街。

這個案子讓他們都憋著一股勁兒。

開庭前,曾出了一場風波。上周五,律師突然通知白冶,案子不公開審理,可能家屬也進不去。他當場就急眼了,班也不上了,跑到街道和派出所去開證明,最終把旁聽證給辦下來了,“無論如何也要爭這個”。

昨天早上夫妻倆出門時,78歲的老父親也穿好鞋,作勢要走。他耳朵不好,白冶扯著嗓子跟他講,“你幹啥去啊,人家只讓去一個,你在家呆著。”

他眼神黯淡下來,沈默地坐了回去,鞋子也忘了脫。摸了摸頭皮,朝兒子兒媳甩了甩手。

在整個早晨,他只有一個神采奕奕的時刻。就是拉著記者走到沙發邊上,那裏貼了一排照片。他指著最左邊一張,一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大眼睛,瓜子臉,在鏡頭前跳舞。

那是他唯一的女兒,三歲的白傑。

(應采訪對象要求,白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