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前男友送我十條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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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北京前門附近的草廠地區,一條胡同過道兒裏的“微攝影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些影像記錄了老街坊生活中的畫面,親切而生動,喚起人們埋藏在深處的記憶。作品的拍攝者藺鑫元生在胡同長在胡同,在這個已經有600多年歷史的古老街區住了70多年,他用一個老北京的眼光去觀察胡同,定格生活中的瞬間時光。

9月的一天,北京青年報記者來到藺鑫元的家,看他的胡同過道兒攝影展,聽他講述15年來拍攝胡同的故事。拍了這麼多作品,他最想要記錄的,是那些胡同裏的幸福瞬間,那些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的渴望。

看照片,聽故事,過道兒成了“打卡小景”

在蜿蜒曲折的胡同裏找藺鑫元的過道兒攝影展,是需要走心的。雨後的秋天,挨家挨戶地慢慢尋過去,特別能體會到歲月悠長的痕跡,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氣息。

走著走著,忽見一截灰墻上貼著A4大小的白紙,上面是手寫的“前門影像——藺鑫元胡同過道兒微攝影作品展”。邁步走進一個斑駁的老式木門,只見兩側過道兒裏貼滿照片,迎面影壁上,是一張大幅的攝影作品,畫面裏的小孩笑得特別開心。

和氣派的展廳比,小過道兒的磚墻實在有些“寒酸”。但昏暗的光線、墻角堆放的雜物,還有懸掛的老窗框,和攝影作品交織在一起,卻有了一種不同的況味。說來也奇怪,這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私人小展,不但街坊四鄰關心,也吸引了不少遠道而來的路人,其中不乏金發碧眼的外國友人。這個小過道兒,成了越來越多逛胡同的人來“打卡”的一處小景。

提起最初在自家過道兒裏辦展的緣由,藺鑫元笑言是受到前幾年街道辦“鄰裏節”的觸動。當時他提供了幾十張照片,前去觀看時發現,用的鏡框倒是挺大,但“每個鏡框裏頭放了四張六寸的照片”。他感覺不過癮,有點意興闌珊地回家,便開始琢磨著如何讓拍了這麼多年的東西更好地呈現。

前年年底,他和幾個朋友坐在家中的小院聊天,說到想辦個展,不由得突發奇想“不行就在這院裏辦吧”,大家都說好,還一起設想怎麼掛作品。可沒多久疫情一來,這事就擱置了。去年北京規劃展覽館聯系前門街道準備辦繪畫攝影展,當時轄區有一位老先生畫前門,再加上藺鑫元拍前門,“正好湊一塊兒能辦這個展”,於是他精心挑選的幾十張照片有40幅被選用展出。

沒想到開幕式之後,天天有好幾撥人看,藺鑫元每天都不辭辛苦地跑過去一張一張給大家講照片背後的故事,“講一遍一個來小時”,大家都愛聽。這讓他備受鼓舞。

畫展結束後,對辦個展還不死心的藺鑫元一想,在院裏弄不成,“索性把過道兒利用起來,還有點公共空間的意思,大家夥路過時就能看看”。於是,他選了在前門地區拍的50張照片,在過道兒布置出了照片墻。

慢慢地,越來越多的人註意到藺鑫元家過道兒裏的照片,特別是轉胡同的人們,進來不光看,還挺愛聽他講的。於是他就在外墻上寫了個啟事,畫了長長的指示箭頭。後來又拉上一根電線,在過道兒盡頭裝了一個燈泡,便於照明。還給照片起了名字,寫了一些註釋,“我總想拍了這麼多東西,給大家留一個美好的回憶”。

照片裏有故事,有變遷

藺鑫元在草廠胡同住了70多年,他切身感受著幾十年間這裏的變化。有個傳說,他不喜歡:“北京有句老話叫‘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說住前門,有人老會有‘臟亂差’的印象,好像我們饑寒交迫似的。其實歷史上不存在‘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明顯差異,這個說法過去說的是以珠市口大街南北、前門大街東西為分界,現在都以大的城區來分,是被訛傳了。”

在藺鑫元記憶裏,他小時候前門的大雜院不多,“很多都是一家一戶”,以前窮苦人都住在珠市口大街以南,包括金魚池、龍須溝、天橋附近。過去崇文門是稅門,前門這一帶做生意的人比較多,包括開銀號的、開當鋪的和一些大商人都在這塊兒住。前門地區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會館?除了進京趕考的住,當時的漢官也有住的。比如紀曉嵐大學士,包括皇上的老師。具體到草廠一帶居住的,以小商人、手工業者居多,比如打磨廠,鐵匠和做磨的人多;珠寶市、瓷器口、花市,也都是以工匠工種沿襲下來的地名;小市口呢,一聽就是做買賣的市場。

藺鑫元曾經拍過一張照片,他給取名叫《一家人半條胡同》,拍了三代同堂,特別能反映胡同居民的歷史風貌。照片中的主家老先生是一位做中式服裝的裁縫,十幾歲到北京學徒,三年徒滿因為手藝好被掌櫃的留下,做一件衣服掙的錢兩人對半分。他先是租房,後來在胡同裏一個小院裏娶了媳婦,生了孩子,再後來他買下了這個小三合院,憑自己的本事安了家,一輩子在這條胡同裏生活,曾經給好多首長做中式棉襖,電視臺都來給他拍過片子。為什麼拍那張全家福?除了這位老人奮鬥的人生,讓藺鑫元覺得有意思的是,“老先生生了四個女兒,最後一個老五是男孩,他四個女兒又生了四個閨女,等於老先生有四個女兒,四個外孫女,再加上兒子一家,全家17口人,真是個大家庭。”

草廠胡同裏除了開小買賣的,還有特別有錢的商人。藺鑫元記得胡同頂頭的院裏曾經住的是當年長春堂藥店的老板,他家的“避瘟散”很有名,“我還記得不大的一個八角錫盒,盒裏裝著朱砂顏色的粉末,可以抹鼻子底下聞,還可以吃,頭疼腦熱的什麼都治。這個長春堂的老板特別會做生意,早年間經常坐著轎子在前門大街一帶吹吹打打發廣告,還送一小盒避瘟散試用,買賣越來越火,鼎盛時期在全國開了好多分店。日本人來的時候,長春堂的藥廠著過一次火,連帶燒了旁邊一個戲園子,不但賠了錢,還因為一把火燒得滿街奇香無比,日本人以熬大煙的罪名給老板抓了,後來花了200兩黃金才渡過一難。老板放出來時,通過認識的日本翻譯提了一個要求:正月十五想在正陽樓放花。那時候的箭樓上是電影院,一放花炮,特別熱鬧,老百姓全都知道了,以至於當時還鬧出一個傳言,說他們家把前門樓子買下來了。清末民初時長春堂開了好多買賣,賣馬燈、棺材鋪,以及前門有名的億兆百貨商場,都是他們家的。現在三裏河公園口有個叫長春別墅的地方,就是長春堂藥鋪的遺址。”

從照片中還能看到四合院的歷史變遷。曾經有一段時間老說北京胡同裏的四合院沒廁所,不方便,藺鑫元有切身的經歷,“其實過去每個院子裏各家用的都是旱廁,把一個水缸埋在地裏頭,上邊用兩塊木板或是石板一搭,再放兩塊磚頭墊腳,就是廁所。城裏還有淘糞的,在糞場晾曬完了運到郊外賣給農民。挨著草廠十條有條奮章胡同,實際上以前叫糞場胡同,過去就是曬大糞的地方。據說上世紀三十年代京劇有位名家在此購地建了個四合院,他對房子十分滿意,但一說自己住‘糞場胡同’,就感到不快,於是致信當時的北平市長,改名為‘奮章胡同’,沿用至今。新中國成立後,淘糞工人不再受壓迫,時傳祥還成為勞模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為什麼能成勞模?人家那工作確實做得好,淘糞工人斜挎著一個木桶,來了以後把木桶撂下來,拿特別長的一個勺,把糞淘了。淘完了還把廁所打掃幹凈,甚至拿水涮幹凈,還給撒點石灰消毒。時傳祥就淘過我們這片胡同裏頭各家各戶的糞。”

藺鑫元記得,胡同裏上廁所難,又臟又臭,蒼蠅蚊子到處飛,實際上是後來出現“大雜院”後才出現的景象。“後來地震的時候,各單位發建築材料搭防震棚,這一蓋不要緊,有的人就惦記上了廁所的位置,因為地震時候胡同裏開始建公廁,淘糞工也取消了,自家的旱廁也不用了,院裏的空地慢慢全蓋了房子。好在,現如今比過去條件好多了,公廁越修越好,冬天還有暖氣,方便、幹凈多了。”

走進老街坊的家捕捉“幸福感”

真正聚焦生活在前門的人,藺鑫元坦言是源於2013年居委會的一次活動。當他提出想拍“100幅老人笑臉”的想法時,社區領導很支持,還出面幫他協調。那時候他挨家挨戶拍了一百多位老人的照片,捕捉到不少“幸福的感覺”。

走進老街坊的家,藺鑫元收獲最多的是感動。有一位老人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次去拍老兩口時,老太太主動地摟著她先生,跟我說我們結婚60年了,她特強調60年,那種幸福的感覺我很感動,禁不住眼睛濕潤了”。第二年,當他再去給那老兩口拍照時,老伴去世了。老太太告訴藺鑫元,她老伴年輕時就得了腸梗阻,她每天晚上都給他揉肚子,揉得渾身是汗才能見效,幾十年如一日,老太太最後一句話說,“我沒伺候夠他”,這句話讓藺鑫元當時就感動得淚流不止。

藺鑫元覺得,胡同就是他的家,是寄托鄉愁的地方,在他看來,如果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能讓更多的人受到啟發,讓大家去關愛自己身邊的人,比得了獎、掙了出版費更有意義。用他的話說:“我就想把生活在這兒的人們的生活面貌展現出來,過去或者現在,我覺得生活在四合院裏的北京人,特局氣、特開朗、特包容,這是北京胡同文化裏培養出來的精神面貌。”

“文化會餐”,比侃大山強多了

藺鑫元中學就在這一片兒的匯文中學上的,那段時光讓他難忘,也是從那時起,他接受了攝影的啟蒙。至今讓他感念的是,上中學時他們老師有一臺珍貴的相機,“我們經常借老師的相機出去玩”,後來去陜北插隊時有個同學帶了一個135的膠片機,令他更加癡迷拍照,還自己做放大機,沒有電就拿手電筒照著,躲在木頭櫃子裏自己洗相片。後來他留在陜北一所中學教書時,還鼓動學校買了一臺相機,他帶著學生練習拍照。

藺鑫元坦言這輩子做過好多工作,最喜歡的職業就是當老師,他就像當年自己的老師一樣,去寬容對待自己的學生。當年一節初三的語文課他記憶猶新:那是第四節課,又餓又困最沒精神頭的時候,大家都不時去看看窗戶上畫的一個印,因為太陽的光影到了那兒,就會打鈴下課。他印象特深,那天班裏有八個住校的男生齊刷刷剃了光頭,田老師一進門頭一句話是“呦,今兒真亮堂啊”,第二句話是“禿哥們兒們,上來吧”,“結果那八個禿哥們兒在上面齊刷刷地站一溜,拿著書分角色讀契科夫的《變色龍》,他們邊讀我們邊笑,笑了半節課”。

藺鑫元對匯文中學還有著別樣的感情,因為當時在學生會,他和肖復興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們是同屆學生會骨幹,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他負責學習、宣傳、出壁報,我負責文體活動”。他印象很深,上學時肖復興的作文就特別好,“《中學生作文選》裏邊都有他的文章。”

藺鑫元初一時就在學校階梯教室裏給大家朗讀小說《紅巖》,“當時學校只有兩本《紅巖》,一本在我這兒,一本圖書館存檔,每天中午讀,讀了好幾個月。”到了學生會,藺鑫元便跟幾個同學在學校辦了一個廣播站,每天中午播音。

走過大半生,藺鑫元也沒離開過胡同,今後也不打算離開。他熟悉胡同的味道,留戀街坊四鄰的親情。這個夏天,他老想能為街坊四鄰做點啥,於是就有了放小電影的想法。

晚風吹拂的傍晚,走過草廠胡同的人們,大概會被一處熱情洋溢的納涼情景所吸引:有時是用小投影放電影,更多時候是一群多才多藝的老人吹拉彈跳。有一次街坊老翟看到了,過來說:咱這叫文化會餐,比侃大山強多了!藺鑫元抑揚頓挫的朗誦,常常吸引不少人圍觀,前兩天他還聲情並茂讀了一段肖復興寫橋灣的文章,“大家都喜歡肖復興,因為他也是從前門出來的文化名人。”

藺鑫元還特別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每當有小學生來參觀、座談,他好幾天都沈浸在和孩子們在一起的幸福之中,“他們的朝氣和活力感染著我。”

這裏的日子,有滋味,有念想

前兩天有一個快遞小哥給藺鑫元送件,等他在西屋聽見急忙穿過小院去開門,小哥在院門外笑著跟他說,“我不著急,在過道兒裏看半天照片了。”像這樣來自陌生人的美意,讓藺鑫元特別欣慰,他覺得同一張照片每個人看了有不同的體會,“那才是好照片、好作品”。而且,他特別想傳達的一種情感——生活在前門的人,大家喜歡這個地方,對生活是熱愛的,他特別想通過自己的作品讓人們看到生活在這裏的人,“日子過得有滋味,有念想。”

在胡同裏住了幾十年,很多看著他長大的老人都已離去。兒時的玩伴有的也不知去向,可藺鑫元還是常常想起他們。

他記得特別清楚,原先住胡同北口廣東韶州會館西屋的,是曹大爺,曹大爺有五個女兒,全靠他在胡同口擺個小幹果攤維持生活。“他的小攤除了幹貨,還賣些小玩具、棒棒糖和汽水。我小時候是常客,洋畫、玻璃球、萬花筒……好多玩具是用攢的零花錢在小攤上買的。”

當年住在湖北黃岡會館東屋的侯大爺家,安了整條胡同裏唯一一部電話,要是誰家有事來了電話,侯大爺會撂下電話趕緊跑去通知,要是在街上看見他們家正在玩的孩子會大喊一聲,“三兒,回家叫你媽接電話!”三兒家來電話的消息會傳遍整條胡同。

往事歷歷,藺鑫元也格外動情,“寶子住在我家對門,他和我同歲,寶子家是梨園行的世家,父母都是唱青衣的,在解放初期去了內蒙古。寶子和爺爺奶奶住在一起,他的爺爺是唱花臉的,我經常看見寶子爺爺教他練功,我也經常湊到跟前從他家架上拿起棍棒耍上幾下,後來寶子真的考上了戲校。”

直到現在,藺鑫元還記得胡同南口高高的大門裏住著他最要好的夥伴國慶,“我們是小學同班,中學同校,十幾年裏我倆常一起約著上學,國慶他父親是一得閣的掌櫃,我小學寫大字的墨都是他家的,他家的書架上擺滿了書。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厚厚的《康熙字典》。”

老街坊們經常邊看照片邊感嘆,“這不是誰誰誰家的二子嘛,那會兒才多大,現在都上大學了!”還有人跟藺鑫元說,“我在這兒也生活好幾年了,看你照片才覺得,原來胡同裏這麼熱鬧呀!”街上碰見時,有年輕人向他表示感激,“您給我媽拍的那張照片,是最後一張我媽笑的照片。”藺鑫元說,“他們感激我,我也很有成就感,只要有一個人看了有點感覺我都高興。”

藺鑫元直言就想當一個“住在胡同裏的快樂北京人”,他覺得生活在前門地區的人,“即便日子再難,他們也充滿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的渴望”。

文/本報記者 李喆 供圖/藺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