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14日電(樊建川)5月14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民族復興，“膨脹”了“館奴”樊建川的心》的報道。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館奴”。
我出生於1957年。1967年我10歲，已經懂事了。如果那個時候有人說：“樊建川，你好好成長，努力幹，你這輩子有可能建一個博物館。”我一定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又過了10年，1977年我20歲。如果有人跟我說：“樊建川，你好好幹，也許在有生之年能建一個博物館。”我仍然會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樊建川。建川博物館供圖
30歲的時候，就到了1987年，我剛從部隊轉業。如果有人告訴我：“樊建川，你努力幹，你不是喜歡收藏嗎？這輩子有可能建個博物館。”我還是認為他是個“神經病”。
1997年我40歲，如果有人說：“樊建川，你收藏這麼多東西，建博物館有可能了，建一個吧。”我動心了。1999年，我向政府申請，創辦建川博物館。
為什麼在我10歲、20歲、30歲時，如果有人跟我說建博物館，我會覺得是在騙我、安慰我、諷刺我、打擊我、笑話我？為什麼40歲時突然覺得可以了？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給了“窗口”。果然到42歲，1999年9月9日，我拿到了建川博物館的批文。
想建博物館的地產商
我一直很醉心收藏，感覺是為收藏而生的一個人。我6歲時把幼兒園成績單收藏起來，覺得很驕傲、很幸福，因為同學們都沒有這個想法。我從小學到初高中的證書、照片，一整套，包括從高中開始每天寫的日記，都保存了。後來開始收藏傳單、小報，也撿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語錄。
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一名遊人拍攝屋頂上展出的毛澤東像章。新華社資料片
當時我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房地產商，但建博物館，選擇館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的第一個想法，大多數人想都想不到，就是在售樓部建一個博物館，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不多了。
然而我靜下心來，突然有了一個天方夜譚的想法，一次性建30個館，而且要500畝地。晚上想到這個事，自己把自己嚇一跳，一下就坐起來了。後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很多朋友，他們全都笑話我：“樊建川你怎麼可能建30個館，你把售樓部改一個館就可以了嘛。”
現在想起來，幸好沒有只建一個館。
2000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博物館，花了20萬元租展廳，辦了個免費的抗戰臨展。沒有講解員，我從自己的房地產公司調派人手，搞現場接待。盡管這樣，這個展覽仍然大獲成功，看的人特別多，留言鼓勵也很多。
我記得很多老八路、老川軍在展廳裏看哭了，拄著拐杖痛哭流涕，久久不願離去。一位川軍老兵，開展一個月內，至少來了4次，看得熱淚盈眶。還有人當場給我們捐文物，其中一位老人叫李幼霞，讓家人擡來一個梳妝臺，梳妝臺上有日軍飛機轟炸成都的彈痕。她告訴我，那一次“成都大轟炸”，她家死了3個人，最慘的是她14歲的小姐姐，一條腿被炸沒了。父親趕緊把女兒送醫院，到醫院一看哀鴻遍野。排隊等手術時，小姐姐因為失血過多去世了。她爸爸哭著說：“我女兒才十幾歲，她不是還要投胎嗎，肢體殘缺怎麼投胎？”醫生就說，房間裏有很多截下來的腿，選一個白一點的、年輕姑娘的腿給她縫上去吧。她爸真找了一條腿，把它洗幹凈縫了上去。
這樣的文物捐給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很感動，說拿過來還有運費呢，就給了老人200元錢。後來老人又來了，說：“樊館長，我糊塗啊！這個梳妝臺背後是我家3條人命，怎麼能收你的錢。”說完就把200元錢退給我了，還把這件文物背後的來龍去脈寫了幾頁文字給我。這次展覽的成功給了我很大鼓舞。
這是建川博物館中流砥柱館內展出的八路軍雕塑（2006年1月10日攝）。新華社記者陳凱攝
四川省博物館的人說，你這些抗戰文物比省博的還好。我很高興，但是放在全國，我還是沒信心。
沒想到開展時，來了一位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副館長，他說：“你這文物很精彩，很有特色，我們軍博也沒這麼多抗戰文物。到北京來展出吧。”他回京後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講了。2001年，我帶了400多件文物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覽。
又是大獲成功，展期一個月，天天人山人海。國家文物局有人來看了以後說：“沒想到一個民間收藏，東西這麼漂亮，這麼精彩。”當時展出了我收藏的《飛虎圖》，還有通過拍賣買到的豐子愷《勝利之夜》，以及其他很多文物。估計他有點疑慮，問我：“東西是不是真的？我把專家們請來給你看一看。”我永遠記得，專家們當場鑒定評出13件國家一級文物。
當時真把我嚇到了，感覺不可思議。因為當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都沒有13件一級文物。我一個邊遠地方來的私人收藏家，還不是“傾巢出動”，就被評了13件一級文物，當時信心倍增，有了個大想法：建30個博物館。
我一直很欽佩自己20年前就有這個想法。如果當時我再敢想一點，拿1000畝地建100個館，肯定又不一樣了。
但當時不敢想，我知道我的膽量到頂就是建30個博物館。在當時這個思路也是驚天動地的了，今天拿500畝地建博物館沒什麼稀奇，但當年這在全中國是沒有的，不敢想象的。
然後我就開始在全國找地。在北京、上海、重慶都失敗了，最後我在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找到了地，最後拿到500畝地建博物館。後來又在重慶建了新館，今年即將要在全國建成第54個了。現在廣東又簽了100多個分館，南昌可能還要建分館，總共已經有一百六七十個館了，將來有可能達到200個館，我想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
建川博物館大門。建川博物館供圖
去年底，建川博物館被評定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我想首要因素是規模大。藏品數量約有800萬件，其中有4790件是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確定的級別文物，一級文物上千件。四川加上重慶分館，在2019年總的遊客量達360萬人次。展廳面積近7萬平方米。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館全部看完需要3天，重慶建川博物館需要1天。從博物館的規模和內容來講，大多數觀眾會覺得，原來中國還有這麼一個好玩的地方。
為誰當“奴隸”
我覺得“館奴”這個定義特別好，是個“打工人”。“館奴”是給誰當“奴隸”呢？
第一，為歷史文物當“奴隸”。為什麼收集這麼多藏品？一件物品，就是一個像素。一千萬件物品，就是一千萬個像素。
幾百萬件票證、100噸老報紙、100噸舊文字檔案、幾噸毛主席像章、100多萬封家書、幾萬本日記、幾百萬張黑白照片……這就是像素，歷史的像素。我覺得為文物當“奴隸”的目的是增加歷史的像素，讓歷史由模糊變得清晰。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為民族的文化傳承增加像素。
樊建川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館內的地震墻前介紹地震墻的設計與陳列。新華社資料片
第二，為歷史人物當“奴隸”。挖掘歷史上豪傑、壯士、英雄們的故事，傳承民族精神。比如烈士梁伯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我們把梁伯隆的家書找出來了。梁伯隆寧死不願當劉湘的教育廳廳長。家書裏提到他上刑場穿西裝，鋪紅地毯，臨刑前演講了一個小時。還有很多失蹤八路軍的家書、犧牲烈士的花名冊……這些人物有的被歷史埋沒了、隱藏了，但我希望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活著”。
第三，為觀眾當“奴隸”。讓觀眾看到的不再是幹巴巴的、抽象的歷史，而是有血有肉、用不同語言講述的歷史。觀眾能看到援華美軍館的文物，看到他們用英文講話；看到川軍館的文物，他們是在用四川方言講話……
正在建設的農民工博物館，收集了很多重慶農民工用的“棒棒”。向觀眾傳遞一種形象的時代歷程：很多農民工含辛茹苦用自己的肩膀，不僅把孩子送進大學，也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
博物館應成為必需品
在北京評了13件一級文物後，我有了信心，但緊接著問題就來了。我是一個企業家，我會從一個商人的角度來想問題。博物館在社會意義上是個“巨人”，但在經濟上是個“侏儒”，不能養活自己。
我當時對自己說，樊建川，你下決心“生出”30個經濟上的“侏儒”，它們怎麼活下去？你不能不負責任。
我想，一定要讓博物館和旅遊合作，把博物館做成文旅項目。實際做的時候，周圍全是反對的聲音，沒有一個人支持。但我還是比較堅持，“館奴”的堅持，就是犟。
他們說，誰會掏錢看博物館？20年前，是沒人掏錢看博物館。以前出門旅遊，看山、看水、看廟、看海灘、逛遊樂園，誰把博物館當作旅遊項目？
我是學經濟的，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哪怕一年只增長一個百分點，中國每年要多出多少人對博物館感興趣？
幸而言中，博物館正逐漸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必需品，這種生活方式越來越被大家接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中國人一輩子沒跟博物館打過交道。現在哪個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不進博物館、陳列館、紀念館？
2016年，一名參觀者在展覽上參觀。新華社記者薛玉斌攝
人格要健全，就得知道過去和未來。人吃飽穿暖以後，需要知道前世今生，知道我為什麼活著，我為社會做什麼，社會為我做什麼？我們應該還原歷史上的什麼東西，應該吸取歷史上的什麼經驗、什麼教訓？我們的未來會是什麼樣？
看美術館、展覽館、陳列館，現在不是已經作為旅遊項目了嗎？再過20年，我相信80%以上的中國人，會把博物館作為第二課堂，作為廣受認可的旅遊目的地。博物館變得和森林、大海、遊樂場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作為一個“館奴”，我相信博物館會成為生活必需品，但不是奢侈品。像四川建川博物館，成人參觀，每館不到2元錢，孩子不到1元錢。2005年開館時，票價60元，過了16年仍然是60元。當時四川建川博物館7個館，現在僅安仁鎮就有32個館，即將在當地建成第33個館，增加了很大的投入。但我一直保持低票價，提供平價的文化旅遊消費。靠什麼？靠人流量的增加，靠中國人對博物館的熱情。
“館奴”前面加個“大”字
2005年四川建川博物館第一批7個場館開館，我開始有點陶醉了，但思路又在前進。記得在某一個既有領導也有專家的場合，我說要建一個中國最好的博物館，馬上就有人打擊我。但我堅信能建中國最好的博物館，我的自信來自我的文物，來自我對題材的選擇，對服務的提升等。
現在“館奴”又膨脹了，我要建世界最好的，世界第一方陣的博物館。什麼是世界最好的？規模達到世界前列。所謂世界前列，我認為就是前十名，藏品數量、館舍、管理水平、遊客數量、遊客美譽度統統達到第一方陣。目前規模達到前十名已指日可待了。2019年成渝兩館遊客總量達到360多萬人次，廣州100個分館、南昌18個分館如果都建好，我相信今後每年遊客量可達1000萬人次。
建川博物館航拍。建川博物館供圖
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辦博物館，就該在中國產生。能幹成今天的事情，不是我個人能幹，是應運而生，是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把這件事辦成了。
我今年還要建研究院，研究也要做到第一，文物修復也要做到第一。甚至今後我還想拿考古資質，不去爭取什麼歷史時期考古，我要申請革命文物考古、抗戰戰場考古、三線建設考古。
總結起來，我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在“館奴”前面加個“大”字，“大館奴”。
疫情期間逆勢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建川博物館已經連續4年保持每年30%的盈利增長。遇到疫情，一般企業是保現金流，找個避風港躲起來，然後再求發展。去年1月23日，建川博物館閉館了。我想了兩天，突然想到這是個機會，要化危為機，我想逆勢投入，大興土木，加快建設，提升服務。
疫情期間我做了四件事。第一，利用人少的階段，對7個館進行了閉館升級。第二，完善服務配套設施。重新裝修館內民宿、餐廳，重新打造水景，重新打造公園式的博物館景觀，擴建停車場，擴大文創商店面積。第三，堅持建設新館，包括成都新建一個展廳面積為15000平方米的綜合大館，重慶的驅逐艦海軍博物館、農民工博物館。第四，沒有勸退一個員工，沒讓一個員工下崗輪崗，沒有降薪扣錢，後來我們拿到了成都市穩崗就業的先進單位獎狀。
建川博物館俯瞰。建川博物館供圖
總的來說，去年疫情期間，我們沒有逃避，沒有畏縮，反而逆勢狂奔，推石上山。總投入大概有3個億，還新增了1.3億元的貸款，從來沒這麼投過。因為我相信2021年一定會比2020年好很多，到了2022年一定能夠恢復常態。
新館從挖第一鍬土到對外開放，只花了10個月時間。修房子，寫大綱，排版，畫面，展陳，要精選文物，要裝空調、衛生間、消防、電子監控……有上百道工序，土建還有幾十道工序。這在我們建館史上創造了安仁速度、成都速度。
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的博物館人為之震撼。作為“大館奴”，我大膽設想，要創造一個中國特色的博物館發展之路，不僅要走通，而且要做到最好，建川博物館要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裏的博物館排頭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