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自拍》第250期真實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請私信我
劉明明/口述
孔寧婧/撰文
呱呱/編輯
我是劉明明（@劉明明），目前在一家跨國公司做高管，我已經70歲了。時代的流變和自我的選擇讓這70年時光雖不安穩，但卻豐盈富足。
上山下鄉、從商、自費出國留學、找工作，從一個翻譯做到跨國公司亞洲區總裁，我從未放慢步伐。現在回頭看，很多人說我的經歷驚人，其實都是我一步一步，用腳丈量出來的長度和厚度。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團中央機關大院裏。父母都是團中央的青年幹部，我母親在《中國青年報》，我父親在中央團校。我是我們家老大，有個比我小兩歲的妹妹，和一個比我小九歲的弟弟。
雖然父母都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但生完我的時候兩個人還年輕，工作又忙，管我比較少。他們把我放在機關大院的全托幼兒園裏，只有周末才接我回家。有的時候抽不出空來，還讓別的孩子家長順帶把我接回去。
上世紀50年代，周末父親從幼兒園把我接回家，在機關大院的後花園給我拍的。
我從小就個子高，也算比較淘氣的，凈跟著男孩子們一塊兒，爬上爬下，帶頭在機關大院的果樹園子裏爬樹、偷摘扁桃。
我爸最開始在團校做哲學教研室主任，後來當副校長，年終總有大家給他提意見的環節，提給他的19條意見裏，有17條都跟我有關，全是我淘氣的事兒，帶著大院裏的孩子到處闖禍。我爸聽到後，一回來，我就挨頓揍。
家裏三個孩子，我爸最喜歡我，對我也最嚴厲。幼兒園的老師也跟我爸反饋說，你這女兒，挺標新立異的，意思是鬼點子多。
上世紀50年代，周末父親把我從幼兒園接回來，在大院裏抱著我拍的合照。
女孩子們都愛打扮的時候，我什麼也不懂，稍微知道點時，就拿著鉛筆畫眉毛，也是挺難看的。小學到初中，女孩都穿裙子。我從來不穿裙子，穿個短褲背心，一到夏天放暑假，就去院子裏的遊泳池遊泳。一個夏天下來，同學們一見我，都說，劉明明怎麼是黑的？只有露出個牙是白的。
我不是乖乖女，性格活潑好動。有時候母親帶著我上街，有人看到我說，你這女兒怎麼不送去學學跳舞，個子高，腿又長。我父母肯定是不願意的。小學五年級，部隊的舞蹈學校上我們學校來挑人，讓學生們在操場上做操，看看哪個學生體形合適，結果把我挑上了。全校被選中的就我和另一個男孩，一男一女。
第一輪考試我通過了，回家後父母就知道了，那個時代對文藝的看法和現在不一樣，總覺得女孩子專門學唱歌跳舞不正經，不同意我去。後來第二輪考試，我是自己偷偷去的。
我就是這麼個特點，沒什麼顧慮，只要你叫我，我就敢去做。還有就是叛逆，就像考舞蹈學校，也不是說我對舞蹈多麼熱愛，只不過是覺得好奇，況且家長不讓去，我非要去試一試，越不讓做的事，越想去做做看，也沒什麼害怕和擔心的。
本來挑選的是民族舞的考生，考官說我的腿偏長，讓我試試芭蕾，我從小就沒學過這些一板一眼的，像個野孩子似的，哪裏會芭蕾，硬著頭皮走了兩步，沒考上。雖然沒考上芭蕾組，舞蹈學校還是派人上我們家去了，說我歲數小，還能培養，又看看我父母的身材胖瘦做參考，就這樣，我們家還是堅決不同意。
1965年剛上初中時，我和妹妹的合照（左邊是我，右邊是我妹妹）。
搞文體活動我擅長，跳高、跳遠、打籃球、乒乓球、參加體操隊，哪樣都還行，但學習很一般。上小學、初中時，家裏妹妹當上中隊長，弟弟當大隊長，唯獨我，什麼“長”都不是，最後老師推薦我當小隊長，為什麼？因為發現我擅長體育，是個“孩子頭”，男孩女孩都願意跟我玩。
1966年，我剛上初二，十年動蕩期就開始了。我報名去內蒙插隊，那一年我16歲。走之前，我去看了我爸一趟，他當時在北京郊區的農場裏幹活，我跟他說，我要上內蒙了，他眼圈就紅了。我從來沒見過我爸哭，這是第一次。他只說了一句話：去那兒一定要小心點。等分開後，我心裏特別難受，實在是憋不住了，坐在路旁的農田裏，嚎啕大哭一頓。
到了內蒙，我們九個女生在一個集體戶裏，絕大部分是高幹子弟，一個女生去了就開始哭，看她一哭，剩下的全哭了，唯獨我沒有。我到了農村，覺得一切都新鮮，讓我幹活就下地幹活，做什麼我都適應得挺快。
1972年，在突泉縣工作組時的合影（第一排右二是我）。
我身體壯實，地裏的活，不僅學得快還幹得好，有時候男勞力不夠了，也把我叫去。有一次幹完活洗手，我一擼袖子，婦女隊長看到了說，你胳膊這麼細啊？那你怎麼會這麼能幹？我說，我會使巧勁。
後來當地人都發現我還挺靈的，當地農民也比較喜歡我。大家晚上回去後在屋裏聊聊天，我就跑去關系好的農民家裏，看她踩縫紉機，我也跟著學。學會了縫紉機，我就會自己剪裁了，這就學會了做衣服。
幹活我都拿一等工分，在集體戶裏屬我工分最高，後來被選為婦女隊長。騎馬、趕車我也都會。到了18歲，就從一群知青裏選中了我入黨。
插隊的第三年，我去公社開會時，坐在河邊看看書。
入黨後，我被選拔到縣裏工作，沒過多久又被推薦上學。當時還沒恢復高考，都是推薦優秀的工農兵學員去念書。我22歲，被推薦到長春念中專，在長春電力學校學電器儀表，是個偏工科的專業。
在電校時，我認識了我先生。我們是同學，他也是北京人。我們北京的幾個同學常聚餐，久而久之彼此之間就熟悉了。
他是北京四合院裏長大的孩子。我生長在機關大院，對四合院生活有特別強烈的好奇心。我們經常聊小時候的生活，他還帶我上他們家去，一看四合院裏的大爺們光著膀子，我都傻了，從沒見過，覺得特別有意思。他追求我，我就自然而然跟他在一起了。
我在長春電校讀書時，放暑假和先生去湖邊玩，他給我拍的照片。
1975年中專畢業，我被分配到吉林前郭縣的一個電廠儀表車間，工作了兩年還被提拔成為車間副主任。兩年後，我的父親也平反了，就把我從東北調回北京，安排到了農業部黨校下屬的一個電影制片廠。
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我先生參加了。因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家裏不同意我和他搞對象，結果他發奮考到北京工業學院，就在我工作的電影制片廠對面。我爸一看，這小子有種，也就不反對我倆談戀愛了。
我在電影制片廠幹了三年。說句實話，我在那兒表現得不太好。我在行政部門，實際上沒多少工作，外加結婚了後，又懷孕生孩子，被卷進了家庭瑣事中。而且那時候大家都講樸素，我愛自己做時髦的衣服，在穿著打扮上也就顯得格格不入。要是為人低調點也好，但我偏偏不是這麼個性格，不太符合當時機關裏的氛圍。
1981年，生了我女兒之後，我們一家三口的合影。
我不想以後一直做行政，想做點專業的東西。單位有公費學習的機會，我在計算機軟件學校上了兩年大專。學完後沒過多久，我就從單位裏“逃”出來，自己一個人跑海澱區電子一條街去了。
我去應聘銷售經理。面試時一問到年齡，我說我35歲了，人家說，我們要年輕的，不要你這個歲數的。我立馬給人家擺出來我的條件和優勢。在這裏，要面對的都是成熟的客人，我在城市待過、在農村待過，也在工廠工作過......經歷豐富，各樣的人我都了解，也能接待，這些就是我的底氣。
沒想到，領導正好路過，聽到我這麼說，他立馬拍板，讓我留下，負責做銷售和客戶關系。這家公司是四通，在那條街上也是大公司。只是業務比較單一，沒幹多久我就跳槽到這條街上另一家公司，雖然規模小，但讓我負責更多事務，後來還讓我做了辦公室主任，進貨和客戶安排都要參與，更能鍛煉能力。
在那條街上，我挺出名的。當時還年輕，又高又瘦，又愛時髦。有時候騎車在大街上，有的人看到我穿得好看，就騎著車追著我問：你這衣服在哪買的啊？當時哪裏買得到啊，是我把進口舊地毯拆了，用筷子和毛線，三股擰成一股，織出來的大棒針。
剛生完女兒，我穿著自己織的花針毛衣推著她在外面散步。
在電子一條街幹了兩年多，遇到一個出國念書的機會，我和先生都很想去。但當時留學需要自費，家裏的錢只夠一個人出國。我弟弟已經去德國留學兩年了，我跟我先生說：你也得去。
我先生在北京工業學院讀完本科後，又念了研究生，畢業工作一年後還想繼續讀書，我很支持他。年輕時我讀過馬克思相關的書，把他的夫人燕妮視作榜樣，所以在我的觀念裏，先生做什麼，我就要扶持他。
德國學校不收學費，費用只有書本費，還有在國外吃穿用度、租房子等生活費。我們倆的工資，加上父母的補貼，又找親戚借了些錢，前後湊了人民幣3000塊，大概500馬克，給先生帶著出國了。送走了我先生，我一個人在國內賺錢、帶孩子、還債。
一年後，我弟弟回國了，告訴我說，我先生在德國有情況了。我一聽，一下就傻了，特別受打擊，在家消沈了三個月。冷靜下來，才意識到我們倆在生活上雖然是夥伴，但本質是兩個獨立的個體，我不能依賴他，他變好了我不跟著變好，在精神上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想通了之後，我立馬決定，我也要出國長見識。1989年底，我38歲，在月薪普遍幾十塊的年代，底薪和銷售提成加在一起，我一個月能拿到上千塊，我把這些錢都換成美金，報了德語班，學了兩個月德語，飛去了德國。
我先生當時在德國幫教授做課題和項目，在留學生裏收入算高的。他跟我說，你不用出去打工，待在家裏就行。我沒為之前的事跟他吵，我只有一個要求：我一定要註冊念書。念書的同時，我開始在德國打工。我先生提醒我說，這地方是德國，中國人要想生存可不那麼容易，尤其我還是女性，快40歲了，這個歲數更加難找到工作。我什麼都不聽，認準了的事一定要做。
1990年，我和先生在德國卡塞爾市街頭的合影。
我不把精力花在沒用的事情上，只學有用的東西。德國大學裏有些課，我覺得沒有實用性，就不學了，一個星期拿出兩天來，出去打工。一方面是為了掙點生活費，另一個目的就是想學語言，去接觸當地人，了解德國社會。酒店、餐廳、計算機公司......這些地方我都幹過。
德國酒店的房間分不同層次，我能接觸不同的人；後來在藝術展覽會打工，做藝術品的維護和講解，接待各國前來旅遊的人，法國人、奧地利人......為了能跟遊客更好交流，我還學了英語。這個過程也是我接觸不同文化和社會不同層面的過程，積攢了不少社會經驗。
我是個窮學生，還是中國人，算是德國社會的“底層人”，出去打工經常受歧視。在酒店打掃衛生，領班總把最臟、最累的活派給我幹。而且我德語水平不好，洗碗機也不會用，一起打工的人都瞧不起我，比較受欺負。
1991年我父母來德國看我和先生，我穿著自己做的米色風衣，和德國一對醫生夫婦走在街頭，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為了學好語言，我還沒事就上商店去。在買東西的過程中，店員看到我，覺得我想買，就會跟我解釋，顏色、尺寸，這些用詞在這個過程中就熟悉了。去的次數多了，老不買也不合適，最後我就買一雙拖鞋，價格最便宜。
另一個我慣用的辦法是：問路。在問路的過程中，老外會特別友好地跟你講解。有時候我出門采購、看醫生，不認識路了，就用這個辦法，順道練練德語。我在德國的第一個好朋友就是問路認識的。他叫Peter，人特別友好、熱心，是一位小學數學老師。我們成了朋友後，他還帶我去他親戚家做客，幫我融入德國人的生活圈子。
我和德國同學聚會的照片（中間穿紅衣服的是我）。
在德國學習、打工了四年左右，我想找份正式的工作。我念的是計算機軟件專業，這其實不是我的興趣所在，當初選這個專業完全是考慮到，先生喜歡什麼我就學什麼，我得能夠理解他、幫助他，不希望我在他那裏落伍。但要想站穩腳跟，我得幹自己喜歡的事業。
當時好多中國人在德國的公司裏也就做個小助手，畫畫圖、寫寫信。這種工作，不適合我這人，我喜歡啃難啃的骨頭，想闖一闖，做出點像樣的事。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德國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代表處、成立分公司。我德語學得差不多了，又會中文，去這樣的公司，特別是中小企業，肯定有機會。
去了德國之後的兩年，我和先生的收入穩定了，就把女兒接了過來。
那時網絡還不像如今這麼方便，要查哪些德國公司進入了中國市場，必須去找德國政府部門要相關清單。我也顧不了太多，徑直就跑到卡塞爾市政府企業部去了。政府工作人員一聽，我就是個學生，一口就回絕了，說沒有單位的介紹信，這個名單不能隨便給。
跑一趟不行就再跑，直到第三次去，還沒等我開口，這個工作人員看到我就笑了，他說，你又來了。可能是被我的誠意感動了，他給了我一張清單，上面有197個中小企業。
我挨個給上面的企業都發了自薦信，一共發了197封。收到了六封回信。其中有一家是中德合資紅塔蘭鷹公司。他們當時在跟玉溪卷煙廠談合資，需要一個懂中文的翻譯跟著去雲南談判，去完這一趟，我就留在公司做了翻譯。在這個公司還不到一年，我就當總經理了。
1995年，企業家褚時健當時是紅塔集團董事長，他來下屬的合資公司考察開會，我接待了他。
其實也是臨危受命，公司和玉溪卷煙廠的合資廠在雲南建水，一個貧困縣，當時沒有高速，沿著山邊小道要開五六個小時才能到，根本沒人願意去。我幫著談判、落實項目，領導覺得我挺努力、也挺能幹，公司總經理出了問題後，就立馬讓我頂上去了。
我一邊幹，一邊學，將廠裏1400多個工人縮減了一半，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企業發展得非常好，我上任的第三年，被評為雲南十佳優秀企業。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幹到這麼高的位置，可能性是無限的。我下決心要做更多的事，只能繼續往前走，再回不到那種家庭婦女的位置了。
在和其他企業合作的過程中，有公司看上我的能力，想把我挖走，我後來任職的福伊特造紙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96年，我在紅塔蘭鷹公司任總經理時的工作照。
企業發展了，需要擴建，購買進口設備。我立馬帶著團去考察，在德國福伊特公司待了三天，交流參觀。考察結束，我突然接到了福伊特公司副總裁的電話，說想見見我，請我吃飯。
吃飯過程中，對方突然說，如果這次合作成功，就給我2%的返現。這個意思是要收買我，我馬上回絕。他又說，要不送你一個大禮包。我生氣了，我說，要是這樣，這飯我也不吃了，你們請回吧。後面一個多小時，我們聊的都是設備。
吃完飯臨分別，他終於開口說，Miss劉，希望你加入我們，向我拋出了橄欖枝。我才知道，前面那一茬是他們在試探我。
1999年，時任德國巴登弗騰堡州的州長和時任德國中小企業協會主席訪問中國，來福伊特中國辦事處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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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最後因為競價方面的原因，福伊特沒有拿到項目合同，但他們堅持邀請我加入。我認真考慮了，我在紅塔蘭鷹公司的業務已經很成熟了，我的離開不會給公司帶來太大的影響；而這家德國公司福伊特還沒打開中國市場，對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挑戰。我有興趣。
當時辦事處有八個人，首席代理是一個德國人，在他之前是一個奧地利人，從來沒有中國人坐過這個位子。面試時，總部HR提出安排我做副手，我沒有同意。我會兩國語言，了解兩國文化，為了抓緊時間、提高效率，我要全力以赴地幹，就需要決定權。為了公司利益，也要充分發揮我的作用。
1999年，公司和國家發改委境外經貿委合作市場換技術，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合作簽署會議。
這家公司主要生產大型的水電發動機和造紙設備。公司高層裏，男性特別多，基本都是工程師，搞設計研發、畫圖紙，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基本上都是博士，只有我沒個正經的學歷。在他們眼裏，可能我只能做個秘書，所以當時對我而言最大的挑戰，就是獲得認可。
最開始，很多副手都不服氣我，他們在心理上不能接受向一個中國人，還是女人，匯報工作，總想方設法地避開我。沒問題，我不強求，我一心都撲在拿商單上。
我和公司其他高層領導一起，世界各地到處飛，一下飛機立馬就能開會，在體力方面跟男性沒有太大差別。在語言方面，中文、英文、德語我都能說，能拿下他們拿不下的訂單。在討論問題時，往往能站在女性的角度，給到他們不一樣的想法，一來二回，他們服了，樂意跟我配合。
我和同事在做開董事會前的最後準備。
除了性別認同上的困難，在福伊特造紙公司18年，有很多困難期和平臺期，我要一次次去突破自己。我沒讀過商科，當上中國區總裁後，明顯感受到在管理理念和理論上都需要提升。2004年，我53歲，去上海交通大學讀了EMBA，利用周末時間來補課、充電。上課時其他同學都看不出我年齡多大，以為我就40多歲。
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當時在中國市場的很多外資企業覺得情況不好，都開始撤退，整個商界像是世界末日來了似的。
可能因為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少事，面對大危機時，我可以很快冷靜下來，提出了不退而進，亞洲布局。低價收購了幾個工廠，建立起銷售點。我到處考察，亞洲區板塊被快速建立起來了，2009年，我被任命為亞洲區總裁。
在德國開完董事會後的合照，我是董事會裏唯一一位女性，還是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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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上打拼多年，我幾乎處於一個忘我的狀態，有時候身體也置之度外了。2010年，我59歲，去山東談項目，晚上在酒店外夜跑的時候，腦子裏想的都是招標競價的事，結果一腳踩空，右腳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左腿整個韌帶撕裂。
都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我沒時間靜養，有事做，我心情才能開朗。為了拿下大單子，我坐著輪椅去開會，拄著拐杖坐飛機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在一個項目的山東成立典禮上，我發言和合照的時候，就把拐杖扔了，業內評價我：這女同誌，鐵打的。
在福伊特公司工作的最後兩年，我兼任芬蘭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我過生日時，董事長給我送花。
這麼拼下去，鐵打的身體也有出問題的一天。2012年，我的身體終於開始抗議了。2012年8月，我在上海瑞金醫院做身體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說有患婦科腫瘤的可能，12月照完彩超，醫生說情況不好，立馬給我安排了取樣手術，做切片分析。
做完手術第三天我就飛去德國開會了。檢查結果出來了，我當時心思都在開會匯報上，助理聯系不上我，直到女兒往我手機上打電話，我才接。電話剛接起來，女兒就在那頭哭，含含糊糊地聽見她說：媽媽，你得癌癥了，中期了。我當時聽完其實沒想太多，雖然匯報結束了，但我還有個結束語要說，我還記掛著這個。
當天晚上，我單獨跟領導匯報請假，說晚宴我就不參加了，因為檢查出癌癥了，需要盡快回國接受治療。我領導一聽，馬上安排，讓我直接在德國把手術做了。腫瘤切除手術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手術，在德國做完後，不能立馬坐飛機。我休息了兩周，就飛回中國。德國的大夫要求我至少在家休息半年，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就從線下轉移到線上，有時候召集公司的人來我家裏開會，有時就公司電話會議。
我在福伊特時，和同事們開會，講解年度指標。
好在手術做得比較幹凈，不需要做化療，比較幸運。事後我也仔細考慮我的身體健康，更年期的時候，理應是好好休息、自我調整的階段，而我的事業正處於爬坡期，心裏總記掛著事，情緒波動也大，這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身體健康。
有時候還會不自覺將職場上的情緒和雷厲風行的性格帶到生活中，這也直接導致了有段時間，我和先生之間關系緊張。他在德國邊工作邊帶孩子，我在國內闖天地，彼此之間情感上的交流和連結一度非常少。直到他也回國自己開公司，從零起步，體會到我的不容易後，開始慢慢理解和體諒我。
有兩次，我偶然聽見他和朋友們聊天時提起我，說我肯吃苦，敢想敢幹，對我很尊重，也很認可。聽他這麼說，我從心底裏高興，這說明他接受我做事方式、支持我的事業，甚至還透露著點對自己妻子自豪。尊重肯定是互相的，我也提醒自己，不把工作中的情緒帶回家裏。
現在我倆關系特別好，離不開，除了上班，周末休息的時間，我們都得待在一起，我和朋友吃飯也得帶著他，我們倆現在是朋友圈子裏出了名的感情好的夫妻。
女兒在德國讀完大學後，就留在德國工作成家，從小我在她身邊的時間少，造就了她特別獨立的性格。現在我還有了兩個混血的外孫，特別可愛，一休假了，我就迫不及待飛去德國看他們。
2018年，我去德國開會後休假，和先生去看外孫，和女兒一家去奧地利玩。
我經常到處開會，歐洲、北美都去。每到一個地方，工作允許的話，我肯定會去周邊的小攤轉一轉，去有風土人情的地方看一看，觀察當地人怎麼生活，了解他們的習俗。一休假，我就會出去旅遊，充裕的休假時間一兩年才有一次，但反而因為機會少，所以幸福感超強。
運動習慣我近些年一直保持著，好身體是工作的本錢。為了保持身材、保持狀態，遊泳、騎自行車、跑步，都是我常做的運動，最近還愛上了瑜伽。
每天早上上班前，練一個小時瑜伽，這是固定的，到這個歲數了，我也不挑戰高難度，能起到鍛煉身體的作用就行。再一個是，我喜歡購物，喜歡自己設計衣服。從一些年輕人愛逛的商店裏淘來衣服，找裁縫改成我想要的樣式，我老這麼幹。
喜歡唱歌、喜歡跳迪斯科、喜歡運動、喜歡購物、喜歡臭美......現在的我和小時候真是沒怎麼變。
這是我和其他奶奶一起參加旗袍走秀時的照片（左二是我）。
我經常被問到什麼時候退休？這得看我的狀態。現在還在跨國公司上班，工作時間朝九晚六。我每天的時間安排很規律：早上6:30起床，做瑜伽，然後出門上班。因為路途較遠，要在車上吃早飯、化淡妝，打電話，到了公司開會、處理郵件等；傍晚6點下班，回家吃完晚飯後，出門走路，至少6000步，11點準備休息。
到今年九月，我一直負責市場研究和戰略這一塊，事情特別多，大項目我還是得親自抓。好在出差頻率低了，身體上的壓力減少了一些。以前天南海北地跑，海外、亞洲、國內，倒時差的時間都沒有，現在受疫情影響，基本都改成了網絡會議。
目前我還不覺得累，越困難的事，我渾身幹勁越足。我覺得職場是門藝術，很有意思，像是有些人退休了覺得跳廣場舞有意思一樣，我的興趣就在做事。
人生七十載，一路走來看著挺風光，吃的那些苦沒人看見。當時倒也不覺得苦，我也不願意說。現在正兒八經地回憶，才能記起來摔傷了、失敗了、留學被人歧視了那些事。
對未來的規劃，我向來不做得太長遠。就像幾十年前、甚至十幾年前，我也想不到今天能走到這裏。這個行業需要人，我就來，來了就得好好做，就這麼簡單。踏踏實實是我人生的信條，以後也會如此。
今年五月，我和朋友聚會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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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70歲了，步入人生中另一個很重要的年齡段——老年，這意味著要開啟人生的一個新篇章。全球已步入老齡化階段了，老年人群體占比越來越高，我希望自己能展現出這個群體的自強自立，活得有價值，人生不受限。
註冊自己的抖音號，在網絡上發視頻也是跟年輕人學的。我這些年在職場，是實體工業，網絡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東西，過去接觸較少，但現在已經是互聯網時代了，我不能落伍啊，同時我也喜歡在更大的舞臺上繼續成長。
我就想，我能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呢？職場上的事我有些經驗，可以通過錄視頻的方式，把自己的職場經歷和經驗講給年輕人聽，希望能對他們有所啟發和幫助，也給他們前進的正能量。
今年五月，我在拍攝抖音視頻，給年輕人分享我的職場經驗。
沒想到真有這麼多年輕人關註我，上次逛街時還被粉絲認出來了，我挺開心，這對我來說是種贊同的聲音。
現在出門也得稍微註意下形象了。平日在公司裏，我是高管，幹什麼都得端著，受著束縛，一到放假我就想大聲說話，把腿翹起來，使勁釋放一把。現在休假逛街，我也不敢太釋放了，得稍微註意下行為舉止。
相比於外在，內在才是真金。我還得多學習、多提高，有意識地去看更多東西。大家開始對我有期望值，我不能讓大家失望，這不是壓力，是前進的動力。
人生行之至此，眼前能想到的，就是人在職場，盡心盡力，同時進入全新互聯網賽，把視頻拍好、做好。我把拍視頻，傳播正能量，當作我人生的第二賽道，這麼一想，我不是退休，而是開啟第二賽道了，還是幹勁滿滿、精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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