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攝影 半島全媒體記者 高芳 穆偉東 鮑福玉（署名除外）
“再多時間消磨只不過是遺忘的角落，這無期消散的劇情在某個時候笑我，多說也不難過，也不用去裝作，坦然去面對這後果……”這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首歌，叫《不如》。
我叫小安，今年26歲，3年前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今的我就像歌裏唱的，不難過、不用裝，坦然面對。再過幾天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所以，我決定借這個機會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給你們。
變天了無數次站在路邊泣不成聲的我，看著地上的積水，映出自己努力抹幹凈眼淚的樣子。
我出生在山東省西部的一個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家裏有兩個孩子：我和大我9歲的姐姐。
父親為了讓我們的生活過得寬裕一些，常年在南方的建築工地上打工，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流轉，一年只在麥收和春節兩個當口回家待幾天。搬磚、做泥瓦工、爬十幾米高的腳手架……性格敦厚的父親從來沒有抱怨，從斷斷續續的只言片語中才能知道他幹過很多雜活。
“什麼掙錢幹什麼，哪輪得上咱挑。”父親總是這樣輕描淡寫地描述著。只是磨穿了肩膀頭的外衣，滿是洞洞的襪子，暴露了他的辛勞，無聲地訴說著他在異鄉的顛沛流離。
父親覺得母親一人在家拉扯孩子，還要兼顧種地，不容易，對母親極為寵溺，在外面掙到的每一分錢，都一分不少交給了母親。每當我跟母親頂嘴，他總是站在母親那一邊，對我怒道：過來，跟你娘道歉！
然而，在我上初三時，這個溫馨的小家突然變天了。
母親在這一年鬼迷心竅地加入了一個傳銷組織，不到一年，家裏的十幾萬元存款被她揮霍一空，還把所有的親戚家都借了個遍，每家從幾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總共也接近十萬元。那段日子，母親時不時地“消失”，跟著這個組織去不同的城市，一“失聯”就好幾個月。
父親沒辦法，只好從外地回來，望著滿目蕭條的家，他經常坐在門檻上抽煙，一抽就是半天。為了挽回母親的心，父親到處打聽著去別的城市尋人。有時候沒有尋到，他一人回來，臉色鐵青，讓人不敢多看一眼；有的時候是兩人一塊兒回來，接下來幾天就是無休止的爭吵。
那一年，我的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坐在教室裏，老師講什麼也聽不進去，耳朵裏全是他們相互埋怨的爭吵，就像一個魔咒將我籠罩，想逃也逃不出去。
終於，我考上了高中，可以住校了，從家裏搬出去的那天，我長舒了一口氣。
那一天，家裏很冷清，鍋竈上只有一個落滿灰的饅頭，紗窗破了，被風一吹，呼啦啦地掀起更大的口子。家裏一個人也沒有，母親不知所蹤，父親又打聽著她的行跡，去外地找她。我一個人背著厚重的行李，坐上村口去縣城的公交車，背後那扇熟悉的門離我越來越遠。我沒有回頭看一眼家的方向。
“終於可以離開這裏了。”我在心裏跟自己說。
資料圖 視覺中國供圖
不可能當你在凝望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回望你。
高中三年過得稀裏糊塗，成績勉強能混個中等。宿舍是幾十個人的大通鋪，晚上大家擠在一起，睡在旁邊的人不時發出的呼嚕聲、磨牙聲常常讓我失眠，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念家裏的床，想念母親夏天給我扇扇子，冬天給我放進被窩的暖水袋，想著想著，我就用被子蒙住頭，眼淚不爭氣地衝出眼角。
高三那年，父母在無休止的爭吵中離婚了，我考上了外地一所大專院校。那時，家裏已經一點積蓄也沒有了，幸好姐姐已經工作，父親也在縣城的工廠裏找到了一份搬運貨物的活。臨開學前，我的學費才勉強湊齊。
來到一個人也不認識的城市裏，我的性格更加膽小內向，沒有朋友，時常感到孤獨，常常躲在人群中的角落裏，不想說話，也很少說話，有時候一天都在沈默。每當夜裏宿舍的人都睡著了，我會“啊啊”地擠出幾聲，擔心自己長此以往會突然失聲。
孤獨就像是一片籠罩在頭頂的雲，漸漸將我吞噬，我努力向前走也走不出這片陰霾，只能在它無邊的陰影下，挨過每天每夜。
為了排遣孤獨，我開始用交友軟件聊天。網絡是逃避現實最好的方式，在虛擬的世界裏遨遊，和陌生人聊天，可以卸下盔甲和面具，一起打遊戲、聽音樂、聊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輕松。
2019年大學畢業了，我來到了青島，在燈紅酒綠中麻痹自己。工作間隙，我繼續玩著交友軟件。在網絡上和一個陌生人聊得很投機，青春迷茫的躁動下，就貿然約出來見了面，有了一夜的放縱。
然而2019年底，噩夢悄悄降臨。
一個偶然的機會，有朋友帶我來到一家防治艾滋病的公益組織——青島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在這裏可以免費檢測艾滋病。想到自己的經歷，於是就做了艾滋病病毒的檢測。
采血針紮破指尖，一個血珠冒出來，滴在試紙上……結果見分曉的瞬間我驚呆了：血慢慢在試紙上暈開來，竟然出現了HIV陽性反應！那一刻我腦子木了，坐在椅子上好久沒有動彈，直到檢測人員輕輕碰我，我才回過神來。
我仿佛失了魂魄，不斷重復著一句話：不可能、不可能……
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裏擺放著各種防艾宣傳資料。
確診我是不是快死了？無數個夜晚，我熟悉的小村莊總是浮現在夢裏……
我怎麼也不相信自己感染了艾滋。再怎麼說，就一次經歷，怎麼就感染上了？這麼背？怎麼就一下子輪到我身上啊？我當時是抱著僥幸心理的，不會是檢測有問題吧？
公益組織的工作人員帶我去疾控中心做進一步的檢測，結果再一次確診！
醫院的走廊那麼長，我的腿像灌了鉛，每一步都邁得艱難，拿著病歷的手在不斷地發抖。
第一次走進感染科門診，墻上防治艾滋病的宣傳畫格外刺眼，目光所及，我像被燙了一下，趕緊把視線移開，如果被人發現我在看這個防艾資料，他們豈不是知道我感染了艾滋。
在門診，接待我的是位50多歲的醫生，他盯著我的病歷看了許久，輕輕搖了搖頭：“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臨走前，他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的電話，“有不明白的，隨時給我打電話。”
剛開始，我對艾滋病是一知半解，恨不得把自己罩在罩子裏，在公司上完廁所，我會偷偷拿酒精給馬桶消毒；下班後，我會把自己的杯子偷偷藏在抽屜最裏層，生怕有人混了拿去用。後來，公益組織的工作人員給我普及了很多知識，我才知道，艾滋病跟感冒發燒咳嗽不一樣，空氣或者喝水不會傳染。
服藥第二天，我身上出現了很多藥疹，當時害怕極了，心想是不是快死了。
好在公益組織的工作人員24小時在線，一直很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他們是我第一次除親人之外，傾訴那麼多隱私的人，這讓我的心情稍微平復了一些。他們告訴我，你只是感染了一個小小的病毒，按時服藥，體內的病毒數目被控制下來，就會大大減弱傳染性，跟正常人是一樣的。
那段時間，我像一只受傷的流浪貓，到處找尋光亮的溫暖。無數個夜晚，我熟悉的小村莊總是浮現在夢裏：草木葳蕤的春天裏，只要肯暫時放下手頭的忙碌，即便到野地裏站一站，都會覺得體內的血液加快了流動，如果恰巧落下一場雨，轉眼間會看到山野間的樹木起了變化，就像是突然掛上無數盞吉祥的燈籠。夏天的時候，到處是水窪，還有無邊無際、隨風瑟瑟作響的青紗帳……
資料圖 視覺中國供圖
家難回我夢裏的小山村，皓月當空，遠山如墨，氤氳彌漫，蛐蛐在草間歌唱。
2020年春節，我回到家鄉過年，村莊已經變成種植蔬菜大棚的試驗區，一望無際的青紗帳變成了白色的塑料棚，在風中嗚嗚作響。
雖然知道不會通過唾液傳染，但我還是小心翼翼。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時候，我都拿兩雙筷子，用公筷把菜夾到自己的碗裏。我解釋說，這是因為感冒，怕傳染家人。過年期間，不管在外面玩得多嗨，臨近9點我就要回家，因為那是我吃藥的時間。
終於，這一系列反常的舉動引起了姐姐的猜疑。一次父親不在家，姐姐把我拉到臥室，打開我床邊的抽屜，質問道：你吃的什麼藥？
我一下子楞住了，她怎麼突然翻我抽屜。我支吾道：鈣片……
姐姐又問：你吃鈣片，非得吃三種嗎？我在網上搜過了，我看你跟不跟我說實話！
我沒有說實話的勇氣：是一種治病的、輔助型的、類似於維C之類的，提高免疫力的……
姐姐高高揚起手掌，非常生氣地說：你再騙我的話，我真要揍你了！我已經在網上查過了，這是治艾滋病的！
我一聽當時就蒙了，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就跟幹了什麼壞事被別人抓住了一樣。
看到我默認了，姐姐突然衝我大喊：我看著你就覺得惡心，你以後別來我家，也別找你外甥女！
我一直認為，除了父母，姐姐是最能理解我的人。可是聽到她喊出那句話，我整個人被撕開一樣的疼，當時我就哭了。因為染病這個現實，我已經夠崩潰了，現在連親人都嫌我臟。
後來，姐姐還是幫我保守了這個秘密。她也上網查了一些關於艾滋病的知識，我也把我的情況，包括什麼時候去醫院、做過什麼檢查、現在身體情況怎麼樣，都告訴了她。
姐姐對我的態度也慢慢緩和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種錯覺，她現在對我的好，是抱著一種憐憫的心態。之前的時候，我倆經常小打小鬧，有時候我去她家吃飯，她會說，你吃那麼多幹嗎，吃了也不胖，浪費糧食。但她現在跟我說話就很客套，吃飯的時候會說，你吃完了嗎？吃完的話，沒事你就回家吧。
其實我也理解，她可能還是接受不了，這真是一個天塌了的消息。母親的事已經讓我們家千瘡百孔，家裏除了我爸，就我一個男人，整個家庭都在盼著我成家立業，但是我年紀這麼輕，出現了這種情況，她也覺得很崩潰，才會說出那麼狠心的話。
檢測HIV的試劑盒與血樣采集試管。
面具人失眠的夜裏，我到海邊聽浪的聲音，慢慢睡著，再被凍醒。
很多患病的人群都有QQ群和微信群，大家在裏面分享康復心得，互相鼓勵。但是我們這個群體基本沒有互助群，因為一旦建群，個人隱私的保護就太難了。相反，如果真有這樣的互助群，我也不會加入。萬一在聊天相處期間有什麼矛盾，有人把你的個人信息泄露出去，或者拿這些信息要挾你，敲詐勒索，惡意散播，這對艾滋病感染者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
在保護自己隱私的同時，我也背負著自己患病這個天大的秘密，每天都要偽裝，活得像一個面具人。
有一次，辦公室有人拿回一份防艾宣傳單頁，同事們七嘴八舌地議論：得這種病的人就是不幹凈，肯定沒幹什麼好事。人們習慣把艾滋病人和失德關聯起來。雖然很尷尬，但我也只能點頭應和著。如果你這時候躲在一邊不發言，就會很心虛。很多個人細節不能讓別人看出紕漏，要不然就會給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影響：被開除、被攻擊，甚至被傷害。
還有的時候晚上睡不著覺，腦子裏全是解不開的疙瘩：萬一有一天身體出現癥狀了怎麼辦？萬一父親知道了怎麼辦……這些問題就像一萬只螞蟻在我腦袋裏爬來爬去，越想越睡不著。
染上這病，精神壓力是很大的，常常會扛不住，就大哭一場。一個大男人哭，自己也會覺得太懦弱了，但是你不哭，真的沒有合適的人幫你排解。心裏像壓了一塊大石頭，非常壓抑。
失眠的夜裏，我經常一個人到海邊溜達，聽海浪翻上岸的聲音。有時候風很大，狂潮拍岸，鼓噪著、吶喊著，衝上沙灘。如果天上下著細雨就更好了，雨點就像小皮鞭一樣，抽打在我的臉上，肉體上的疼痛可以緩解心靈上的壓抑，這會讓我覺得舒暢一點。
活著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感染艾滋病之前，我是個很內向、很膽小的人，不怎麼和人交流。我一般不是很喜歡找人幫忙，因為我覺得別人幫了你，你就欠了一份人情。然而現在，我反倒看得開了，想得開了。
以前別人如果撞到我，我會不敢說話，也不敢提異議。現在我能說出口了：你碰到我了。
以前我很膽小，看別人坐過山車之類的，也很羨慕，但是自己不敢嘗試。現在就喜歡玩一些很刺激的項目，經常去坐過山車，因為我覺得這種刺激的過山車起伏比較大，就跟人生一樣，起起落落的。最近我還想去體驗蹦極，我想站上去的時候肯定是害怕的，但是人生短暫，你不試試怎麼知道自己行不行？
剛得病那會兒，我常想，活著真沒意思，不如死了算了。現在我覺得活著真好，真的。半年前，我姥姥去世了，當時我沒有回去。她去世之前的五一假期我回去過一次，去看望她。姥姥癱在床上已經三五年了，我去的時候她已經看不見了，但是我剛走進她的屋門，她就說：小安來了，我看不見你，我能聽出聲音來。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特別傷感，一個人在這個世上，不是單獨的一個人，你有很多的角色。如果躺在這個臨死邊界線上的人是我，那麼我的父親該是多麼難過。
我現在覺得，能夠活著跟家裏人一塊兒，能給他們分享一些不管是開心的、不開心的事情，日子都是值得的。這就是我對自己生活的一個新的定義。
資料圖 視覺中國供圖
小目標我想找個伴侶，還有攢錢給父親換房。
我現在的月收入差不多是5000多塊錢吧，跟別人合租，房租每月1100塊，水電費每月一二百塊錢。我吃得很簡單，早飯就買個稀飯油條，不到10塊錢，中午飯最多花二十幾塊錢，晚飯常常湊合，饅頭加鹹菜。平常買點日用品，差不多花掉三五百塊錢。這樣下來，一個月的花銷也就一千來塊錢。
治艾滋病的藥是免費的，國家對艾滋病感染者的關懷真的非常好，兩三個月體檢一次，花幾百塊。一個月總體下來有不少剩余，能攢下工資的三分之一多點兒吧。
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沒那麼高了。像我的同齡人，都熱衷於經常換新款的手機，或者買名牌。我就覺得太貴了，就算我有那個錢，也不舍得花冤枉錢。
去年我們同事都去排隊買蘋果12的時候，我當時用的還是蘋果7，我就想再等等，什麼時候降價了再買。很多東西我首先考慮的是，只要它不影響使用，就可以先湊合著用。我也經常逛鹹魚，二手的多便宜啊，可以省很多錢。
偶爾跟父親視頻，感覺這幾年他蒼老了很多，身體也大不如從前了，經常腰疼腿疼。為了還債，父親還堅持在工廠搬東西。我跟他說，我可以掙錢養活你，他也不聽，每次視頻完了我就很著急。我只能定期給姐姐轉一兩千塊錢的紅包，然後囑咐她給爸買點吃的喝的，送過去。不要直接給他錢，給錢他自己也不舍得買。
我給自己定的小目標是，攢下三萬塊錢，給父親換一個離姐姐家近的房子，這樣方便姐姐照顧他。
一個人漂在異鄉，特別想有個伴，我也很認真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處一個對象，我的這種情況是要說呢，還是不說呢？
如果我不跟她說的話，後面被她發現，首先重要的不是誠實不誠實的問題，她會覺得你這個人的人品有問題。還有一方面的顧慮就是怕自己的個人隱私暴露，萬一她不接納我，再把我的病情說出去怎麼辦？可能最合適我的，是找一個同樣的艾滋病感染者，兩個人在生活上作為病友聯系溝通，反而更方便一些，更合得來一些，因為我們沒有什麼避諱的，不需要遮遮掩掩。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馬上到年尾了，我的年假快到期了，我一直想去雲南大理旅遊，疫情的影響一直斷斷續續，終究是沒有成行。
聽說大理的天特別藍，雲特別美，變幻莫測，坐在洱海邊看雲的形狀，就可以看一整天。我特別向往這樣清幽的地方，每天生活在城市裏，人來人往、車水馬龍，感覺自己活得沒有靈魂。我想坐在洱海的岸上發發呆，允許自己有片刻的臆想：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多麼想做回一個普通人，結婚生子，陪在親人身邊……
資料圖 視覺中國供圖
防艾鬥士剛剛獲得了2021年度貝利·馬丁獎，虎子忍不住喜極而泣，這是對他8年防艾服務最大的褒獎。這個獎是國際公益基金為表彰在中國為艾滋病教育、預防、治療和關懷做出突出貢獻的醫務工作者或醫療機構頒發的。
2013年10月，虎子貸款創立青島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2015年成為山東省首家獲政府支持、地市級民政部門批準直接登記的防艾類社會服務機構。在這場和艾滋病曠日持久的戰爭中，虎子和夥伴們無畏地衝在預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最前沿，一次次挽起孤立無援的艾滋病人，攜手並肩，和艾滋病進行著“鬥爭”。他們是很多人印在心底的“防艾鬥士”。
“就當我開了個小賣部”剛從膠州的辦公室回到市北區辦公室樓下，打開車門的虎子卻下不了車，彎曲的腿一時伸不開，腰間盤突出又犯了，兩側各有8毫米的突出，算是“工傷”。8年前，33歲的虎子創立了一個民間公益組織——青島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從事艾滋檢測和服務後，他長時間坐著，接待咨詢、寫報告、做記錄，硬生生坐出了腰椎病。
虎子（前中）和他的同事們。（受訪者供圖）
“媽媽有時候盯著我說，你為什麼那麼拼命，活不是一天兩天能幹完的。我說，當有一份事業需要你做，你一定是要玩命的，你就當我開了個小賣部。”
2013年，為了組建一個艾滋病檢測和服務患者的公益組織，虎子在各大銀行間奔走，想貸款租一個房子，銀行的回答卻很一致，“貸不了”。
“終於，我從黃島的一家銀行拿到3.4萬元貸款，到第二年我才慢慢回過神來，其實這並不是貸款，而是一款保險產品。每月還兩千元，要在兩年內還款6.4萬元。”這筆貸款需要親人擔保，虎子的父母都是農民，思想保守，聽說他要幹的事情，死活不同意，“當時我急得都哭了，就差給他們跪下了。”
辦公室收拾好不久，虎子邀請疾控中心的領導來參觀，簡陋的布置，顯然讓對方很是驚訝：這處房子很舊，裏面只剩一臺大屁股電視，還是房東不想要的“破爛”。然而他沒想到，就連這臺電視機也是用了兩年之後，虎子才舍得賣掉，一共賣了25元錢。
租用了多年的老辦公室和那臺大屁股電視。（受訪者供圖）
花兩天收拾完廚房，就成了後來接待過近千人次的檢測室。這裏只有4平方米，僅容兩人側身同行，虎子還是鼓起勇氣在門口貼上了“VCT檢測室”的標簽。
“很多人聽說我要成立防艾公益組織，第一句話是：你是不是吃飽了撐得沒事幹？養老、助殘，幹啥不好，你幹個艾滋病。”朋友們都不理解，“就連租我房子當辦公室的隔壁大爺，也覺得我有問題。老大爺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麼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進進出出，於是頻繁地找物業，說我擾民。”現在回憶起這些往事，虎子已經釋然，報之一笑。
“後來，有誌願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時，把象征著關愛的小紅絲帶貼到了門外的LOGO上。物業一看，這還了得，急忙跑來讓我寫承諾書，保證不會給小區帶來不好的影響。”當虎子把“青島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在民政局登記的復印資料交給物業時，對方這才松了一口氣，“原來你們是個正規單位，不是幹傳銷的。”
舊辦公室裏用廚房改造的簡易VCT室（自願咨詢檢測室）。（受訪者供圖）
“這事我願意做，值得做”“創立這樣一個公益組織，初衷其實很簡單，我有一個朋友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天天失眠，又不好意思去醫院或者疾控中心檢測，快要崩潰了。”
2013年時，虎子還在醫療系統工作，之前做過防艾誌願者，操作過采血和使用檢測試紙，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創立之初，他還只是兼職做公益，“白天上班，下了班就趕緊往租的房子裏跑，中午累得窩在破沙發上睡覺，整整兩個小時，屋子裏都是我的呼嚕聲。”
曉穎為咨詢者解答問題。
40多歲的曉穎，是中心的老員工之一。“10年防艾誌願者，8年半全職。”曉穎回憶起自己的經歷：那時他還在一家餐飲公司做主管，旺季工資8000多元，淡季工資6000多元。“2011年就認識了虎子，後來就跟他來做公益組織了。來了以後，工資是原來的三分之一。”曉穎做出辭職的決定很幹脆，他的記憶裏沒有糾結，當時就覺得這事“我願意做，值得做”。
曉穎家也是農村的，用錢的地方多，做防艾誌願者的同時，他要兼職打3份工以維持生計：淩晨3點半到早餐店上班，忙到8點，然後到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工作，下午5點到10點，在大商超裏兼職理貨員，幹4個小時後再去酒吧賣酒，一直幹到淩晨兩三點鐘。每天騎著電動車在這幾個點之間穿梭，持續了3年時間。
“2018年的冬天下小雪，從酒吧趕往早餐店的路上，拐彎處有積雪，我直接摔了一跤，當時就坐在地上開始哇哇大哭。”那一刻，異鄉奔波的艱辛和心酸一股腦湧上心頭。
“不過換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我覺得很值。”中心初創的時候，微信還不常用，逢年過節虎子和曉穎會收到很多短信，陌生的號碼，都是曾經受到幫助和鼓勵過的艾滋病感染者發來的祝福。
“我們在幫助艾滋病感染者的同時，也在感受著他們回饋我們的溫暖。”虎子接待過一位七十八歲的老大爺，感染了艾滋病。老人當時身體裏免疫細胞的指數特別低，虎子就跟醫生商量，先預防機會性感染，於是讓老人服用復方新諾明。沒想到兩個月後，老大爺坐了半小時公交車，又步行十幾分鐘來找虎子，就為了把剩下的復方新諾明送過來，讓他可以免費提供給其他有需要的人。“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復方新諾明才十幾塊錢一瓶，可以吃兩個多月！”
曉穎正在工作。
2018年冬天，曉穎接待了一位檢測者，隔了5天後他收到一份包裹，裏面是皮卡丘的棉拖鞋和手捂，然而包裹上沒有寄件人的信息。曉穎發了個朋友圈後，有人悄悄私信他：“是我買的，你們辦公室沒有暖氣，我坐了幾分鐘都覺得冷，你坐一天應該更冷。”
接待過很多檢測者，誌願者們經常收到暖心的小禮物，有時候是一張賀卡，上面寫著：冬天很冷，但是這裏很溫暖。有時候是一個電子音箱，郵寄人留言：寂寞的時候讓它陪你……
“人活在世上要實現價值，為社會做貢獻，幫助別人的成就感不是金錢能衡量的。”虎子這樣認為。
辦公室小黑板上清楚記錄著工作計劃。
“幸虧遇到你……”對虎子和夥伴們來說，沒有上下班的概念，他們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傾訴的“樹洞”，24小時“在線”。
虎子接待的第一位檢測艾滋的人是自己的一個朋友。當虎子用采血針把朋友的血滴到試紙板上，兩人一開始都沒當回事。不到5分鐘，試紙上出現兩條線——陽性！虎子的眼淚奪眶而出。
“你咋還哭了？我都沒哭。”朋友是一個話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漢子。
“他很善良，對艾滋病一點也不了解的他害怕會傷害別人，所以不願回宿舍，要跟我擠在一起。”或許在朋友的認知中，虎子既然能檢測艾滋，一定知道怎麼保護好自己。
那時虎子也很窮，租住在一個20平方米的小房裏，只有一張床，一床被子。兩人就擠在一個被窩，倚偎著取暖。“我們整整擠著睡了三個月。”
辦公室一角
每天都和艾滋感染者接觸，虎子會耐心傾聽他們的經歷，為他們聯系醫院就診，幫他們保護好隱私。“他們跟我們一樣是各種各樣的普通人。特別在發現自己‘中標’後，第一時間想到的幾乎都是：我還能活多久？我還要照顧我爸媽，不能走在他們前面。”
虎子還記得2017年7月，一個剛參加完高考的高三學生來檢測。
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的男孩，母親打工拉扯他長大。他連著復讀了兩年，第三次高考，感覺再一次發揮失常，心情壓抑到極點，不知道怎麼面對母親。高考結束的第二天晚上，被一個網友邀請去“放松心情”。幾天後，男孩出現了發熱、淋巴結腫大、腹瀉等癥狀，他從網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虎子的手機號。
“我給他使用了兩種試紙快檢，特別希望這個孩子不會‘中標’。但當兩個試紙的第二條線都出現的時候，我的手開始哆嗦，舌頭開始打結。”那天，虎子陪這個剛滿18歲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緒在虎子的寬慰下慢慢平復，“他答應我，要好好服藥治療，給媽媽養老送終”。
就在拿到確診HIV陽性報告後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國內某985重點高校的錄取通知書。“這幾年，我從不主動聯系他，希望他能回歸平靜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給我拜年。他現在生活得很好，正在準備考研。”
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宣傳用的調查問卷。
2017年，曉穎曾經接待了一名大學生，檢測結果陽性，“他直接從椅子上癱到了地上”。曉穎把他從地上抱起來，抱到沙發上，“那時候他需要的可能就僅僅是一個擁抱，我不斷地安慰他，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病毒感染了你……”
曉穎記得很清楚，整整45天，這名感染者每天晚上都找自己聊天，“那段時間他可能需要一個燈塔給他一個方向，後來等他走出來，就慢慢放開了我這棵救命稻草。”
2019年夏天，曉穎接待的一名公職人員檢測出陽性，這名感染者頓時感覺“天塌了”，天天借酒消愁，經常搖搖晃晃走進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左手一個二鍋頭，右手一個二鍋頭，一口幹掉一瓶，把酒精當飲料喝”，他不斷重復著一句話：沒有陽光了，生活沒有希望了……
直到有一天，他到海邊拿刀紮破了自己的血管，錄下視頻發給曉穎。曉穎根據視頻的地標建築，找到了他的位置，從太陽偏西一直陪到他天黑。後來，這名感染者的父母親自來到曉穎面前表達感激。結果讓人欣慰，這名感染者最終走出了心理陰影，辭去公職，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開始了新生活。
工作人員對指尖紮血進行檢測。
北海是畢業才一年的“95後”，剛剛入職青同防艾誌願服務中心。因為需要每個月召集誌願者，為他們培訓艾滋病預防的知識，北海每天都會整理資料、備課，最近一次接待感染者才過去沒幾天。
“有一天晚上我快睡覺了，有人用微信電話找我，問能不能跟我聊聊天，自己可能有問題。”這是一名年輕人，晚上11點多，他急匆匆地趕到服務中心做了檢測。當第二次檢測顯示還是陽性時，年輕人再也控制不住了，拿著一次性采血針不斷紮自己的手指頭，口中喊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那時他已經感覺不到疼了，手指頭上全是血。”北海一直陪他到淩晨3點，也了解了他的可憐身世：從小父母就拋棄了他，他口中的媽媽其實是姑姑。後來的幾天裏，北海一有空就陪他聊天，過了一段時間後他情緒終於穩定了，給北海留言：“幸虧遇到你……”
北海說：“我們常告訴這些艾滋病感染者一句話：不管你遇到什麼困難，來到這裏不要有任何偽裝，不要客氣，這裏是你第二個家。”
工作人員對指尖紮血進行檢測。
＞＞創作者手記＜＜給出自己的答案半島全媒體記者 高芳
即便是在今天，艾滋也是一個敏感話題。采訪中，不止一個人跟記者提到，太多人喜歡給艾滋病感染者貼上“道德低下”的標簽，“其實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就是普通人，只是因為缺乏自我保護的認識”。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即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ey Virus，簡稱HIV）侵入人體後破壞人體免疫功能，使人體發生多種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腫瘤，最後導致被感染者死亡的一種傳染病。它對艾滋病感染者從生理到心理的震蕩是空前的。為喚起全球對艾滋病流行的關註，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了世界艾滋病日，以推動世界各國對艾滋病的重視，並幫助不幸感染艾滋病的人們。
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防治艾滋病日。每到這段時間，也成了防艾誌願者最忙的日子。
11月28日，虎子和團隊成員在嶗山區組織防艾日主題活動。（受訪者供圖）
11月28日一早，記者看到虎子發了一條朋友圈動態：嶗山區艾滋病日活動走一波。他和團隊在嶗山區參與組織了防艾日主題徒步活動，誌願者們在現場還搭建起各種宣傳背景板，背景板上有誌願者的“防艾表情包”：消除歧視，共享健康。還有一個特別顯眼的背景板，做成了一張“防艾誌願者”證書的樣子，號召更多的人加入防艾誌願者，了解防艾知識，關愛有“艾”人士。
虎子坦言，他也沒想到，自己能一直奔走在幫助艾滋病群體的路上，沒回過頭，“很多人在我這裏都是首檢，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檢測，已經覺得很多了。誰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兩千……”至今，虎子帶領公益組織累計為超過兩萬人次進行了艾滋病檢測。
越來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開始浮出生活的“水面”，從最開始的一年幾十個新發陽性，到後來的一年近百個、近兩百個，早發現早治療，虎子的公益組織成了疾控部門有力的助手。如今在“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項目”的經費支持下，也逐步有了更多業務技能上的指導，虎子被朋友們半開玩笑地稱為“華麗轉身”。
記者采訪的這幾天裏，虎子和夥伴們還在張羅著收拾新辦公室，以便接待更多的人群進行檢測。進出搬運辦公用品時，隔壁的房東大爺來“串門”了。他看著墻上做艾滋檢測和服務的宣傳照片，沒有顯露一絲擔憂，反而伸出大拇指——“你們真偉大。”
11月28日，虎子和團隊成員在嶗山區組織防艾日主題活動。
對這個誇贊，虎子向記者謙遜地回應：“這只是我熱愛的事業。”
前不久，一個來檢測的年輕人問虎子：“我的生活還有希望嗎？”虎子一楞，於是把自己這8年多的人生，從迷茫到堅持，從貸款建立一個中心再到不間斷地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服務，差不多講了一遍，“當你迷茫的時候，你就只管低頭趕路，也許在哪個路口你會找到一盞明燈的指引。”
“我雖然無法回答人生的難題，但已經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參訪結束前，虎子如是說道。